国际形势错综复杂.docx
《国际形势错综复杂.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国际形势错综复杂.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教案
授课时间
2013年月日星期第节课
章节名称
第十章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教学目的
通过本讲教学，使学生理解新兴大国是如何影响加深加速世界多极化进程的，知道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全球的具体表现，理解合作依然是大国关系的主旋律。
教学重点
1.新兴大国影响加深加速世界多极化进程
2.合作依然是大国关系的主旋律
3.局部动荡与热点事件频发
教学难点
1.合作依然是大国关系的主旋律
2.局部动荡与热点事件频发
教学方法
讲授、讨论、专题分析
课程资源准备
教材、多媒体、PPT
教学内容
一、新兴大国影响加深加速世界多极化进程
（一）新兴大国的地位与影响力显著上升
国际形势总是瞬息万变，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纷繁复杂的全球性事务的映衬下，新兴大国已日益成为影响国际格局调整的一股关键性力量，在推动世界发展、维护全球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所谓新兴大国，包括两方面的成员：
一是从发展中大国产生的，如中国、印度、巴西；一是发达大国瓦解之后重新起步与转型的大国，如俄罗斯。
近年来的种种事态表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内外处境变得更为困难，社会生产和消费能力被削弱，虽然采取了大幅度“刺激”政策，但是经济仍然持续低迷，对内急需修复经济运转、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一些系统性故障，对外则需要应对自身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相对下降的挑战。
相形之下，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国家综合国力持续上升，表现出较强的韧性，经过短暂混乱，重新回到增长轨道。
2012年10月以来，中国经济指标显著向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重回50%以上，结束了连续两个月处于收缩区间的状态；出口同比增长回到两位数，达到11.6%，外贸顺差连续3个月扩大，并超过年内单月最大值，表明出口形势也在变好。
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势头将有利于金砖国家经济的增长。
与此同时，印度和俄罗斯制造业也保持增长，巴西则结束了下降趋势。
新兴大国参与、影响国际和地区事务的能力在增强。
国际力量分布更为均衡化，已成为当前国际形势发展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在国际关系的结构变化中，新兴大国地位和作用的凸显是一个显著趋势。
这一趋势一方面表现为新兴大国活跃于各种多边合作平台，以机制化的方式不断增大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它们各自以积极的外交为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发挥独特的影响。
从多边合作的角度讲，新兴大国除了在G20这个平台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共议全球重要问题之外，它们还强化了相互间的合作机制，组成了自己的俱乐部，从而为大国关系的结构增添了新要素。
这些合作机制主要有金砖国家和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
金砖国家受到世界广泛关注，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它们在领土、人口、资源与市场方面都具有重要地位。
金砖国家领土面积占世界的27%，人口占全球的43%，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已占到25%，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经济机制中的投票权也有很大提升，对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变革有着显著影响。
尽管金砖国家之间在地理上相距遥远，还有着巨大的制度和文化差异，双边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启动于2009年的金砖国家首脑峰会还维持在一个十分松散的对话平台状态，但不可忽视其在塑造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制度和规范上的潜力。
有了这样的前提，金砖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导致它们的国际地位与影响迅速上升。
除经济上的原因外，金砖国家加强合作还在于它们对于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及国际规范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看法。
它们都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以对话与协商等政治与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以人权为幌子对他国内政进行粗暴干涉；反对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主张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主张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高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投票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等。
这些共同点，成为金砖国家彼此合作的重要纽带。
从金砖国家的峰会看，其合作已取得了效果。
金砖国家正在试图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G20和G8，金砖国家已经站在了全球决策的中心。
金砖国家峰会的逐步机制化，不仅展现了这一新兴大国协调机制的魅力与活力，也意味着在全球治理的政治版图上，新兴大国的地位将日趋重要。
目前，金砖国家除了首脑峰会外，还有外长、财长和央行行长的定期会晤机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常驻多边组织使节会议，以及在卫生、科技、农业、经贸等具体事务领域的务实合作与交流，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新兴大国协调机制。
正是金砖国家的紧密配合与积极推动，在2009年的20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上，欧美国家同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的投票权和世界银行3%的投票权重新分配给新兴经济体。
在金砖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在2010年4月举行的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世界银行兑现了投票权改革承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3%以上的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
而中国、南非、巴西、印度等四国2009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及会议期间的协调配合，有效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捍卫了“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原则，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与金砖国家并存的另一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是成立于2003年的“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
这一论坛的主要宗旨是推动南南合作。
由于印度、南非和巴西分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国，有重要的地区影响，具有特别的代表性和象征意义，且都是G20成员，因此它们的合作机制必然给大国关系的结构带来重要的影响。
除了开展机制化的国际合作之外，一些新兴大国还以独特的外交活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巴西。
近年来，巴西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正以活跃的外交日益增多地出现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近年来，巴西经济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与此同时军事力量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巴西获得2014年世界杯举办权和2016年奥运会主办权，也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大国形象。
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使巴西逐渐成为一个有重要地位的新兴国家，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互动中作为发展中国家领导者扮演重量级角色。
巴西利用国际格局演进的机遇，不断扩大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在地区层面上，巴西同样发挥着领导者的作用，积极推动着南美地区的一体化；在全球层面上，巴西推行与新兴大国联合之策，在各个平台上都表现为一个活跃的角色。
人们注意到，巴西总统向德国迟迟不肯挽救希腊进行指责，为解决巴以冲突进行斡旋，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归属与石油问题上支持阿根廷反对英国。
特别是与土耳其一起对解决伊朗核问题进行斡旋，这些都显示出巴西作为大国已开始发挥其独立的作用。
从近年看，新兴大国对加强相互间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多数有着清楚的认识，并将此作为一项坚定的战略选择。
无论是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G20戛纳峰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等多边场合上，还是在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内，新兴大国围绕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全球治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气候变化、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等全球性议题都进行了有效的协调配合，在西亚北非、伊核等热点问题上也保持了良好合作，而且还向外界释放出新兴大国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合理权益的积极信息。
从更长远角度看，新兴大国如果能够在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道路，将是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创新，有助于打破所谓“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等保守主义理论。
（二）世界格局新变化
在国际政治中，“极”指的是能够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和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多极”指的是世界上同时并存的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这种力量，而“多极化”则是用来描述国际格局从单极或两极向多极演化的态势。
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在经历了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苏联解体后短暂出现的单极主导或“一超多强”格局后，眼下正朝着世界多极的方向加速演进。
新世纪以来，以中国、巴西、印度等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版图巨变，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化和多极化的方向演进。
从权力政治的视角看，尽管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保持着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支配世界事务的能力却呈下降趋势。
“9·11”事件之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使得美国对外政策的实施力不从心，而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
2010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将把外交作为战略重点，把外交接触、经济政策与军事力量结合起来，而战争只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
这种调整体现了美国战略力量的收缩。
美国已于2011年年底从伊拉克完全撤军。
从美国的对外政策行为看，虽然并未放弃强硬的一面，军费继续大幅增长，在世界各地的军事活动极为活跃，但只要它不能摆脱两场战争的泥潭和金融危机，不能找到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反恐不能取得根本性进展，在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不能起主导作用，它就不能改变掌控世界事务力不从心的现状。
这一点构成了年度大国关系变化这一基本事实。
从国际机制的演进看，2010年G20地位凸显，正式取代G8，构成了大国互动结构变化的另一个重要事实。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G7和后来的G8作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论坛，一直是大国外交的俱乐部。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各种全球问题的凸显，仅限于西方大国的小圈子开会，对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已没有多少意义。
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标志着由单一“富人俱乐部”主导世界经济时代的结束。
与美国、欧洲身陷危机形成对照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走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台，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这种格局的变化推动着更多新生力量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订之中。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给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深远影响，新兴大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多哈回合谈判、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等多边机制中，与守成大国围绕责任、权益的合作与竞争同步增长，力图在世界秩序重构中占据主动，表明国际社会机制改革正在朝正确的方向迈进，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新兴大国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日益增强，这意味着他们的话语权在提高，或许他们内部还存在冲突的风险，但美国及其盟国必须面对现实、顺应潮流。
国际权力体系平衡被打破，国际政治格局正从西方垄断国际事务向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方向转变。
新兴大国正从国际权力的边缘走向中心，从主流国际体系的外围走向内部，成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
世界多极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可逆转。
它否定了一种或两种力量独领风骚、主宰世界的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意义深远。
首先，世界多极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由于多极化，世界力量对比趋于平衡，而在多种力量相互制衡下的世界，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比起为所欲为的单极世界或剧烈对抗的两极世界，将会大大降低，从而为和平与发展长期成为时代的主题创造了必要条件。
二战后，区域战争时有发生，但未再爆发世界大战，与世界多极化密切相关。
其次，世界多极化为人类的文化多样化和繁荣提供了沃土。
在单极或两极世界下，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容易失去互相竞争和促进的动力，丧失向前推进的活力。
多极化的世界恰恰有利于多样性的文明存在与发展，因为在世界多极化时代，任何一种或两种力量都无法将自身的文明强加于其他文明，从而保持了文明的多样性。
多样性的文明之间可相互学习和借鉴，取长补短，从而展现出勃勃生机，孕育出新的创造力，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再次，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相辅相成。
在力量失衡的单极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强加自身意志，毫不顾及他国意愿。
在多极化的世界，任何力量都会受到其他力量的制约，国际规则、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反映出各国的诉求。
在越来越民主化的国际社会，需要遵守多数国家通过民主程序建立的国际秩序。
因此，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是良性循环的关系。
最后，世界多极化反过来亦有利于地区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
在单极或两极世界，主导世界的一种或两种力量会限制其他国家和地区按照自身利益和国情发展经济。
而在多极化趋势不断加深的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获得了更多发展空间的条件下，能够更加自主地决定经济发展道路和推进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从而进一步加快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世界多极化仍处于形成期，但随着其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之间相互作用的加深，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的。
二、合作依然是大国关系的主旋律
在世界政治领域，大国关系决定着世界的战争与和平。
冷战结束至今，在世界战略格局变化和共同利益增多的情况下，竞争性合作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与走向。
大国关系是牵动世界局势发展和国际格局变动的决定性因素。
冷战结束至今，在国际安全体系和平转型、安全威胁多元化和复杂化，以及随着新兴大国崛起所产生的国际安全结构变化等背景下，大国安全关系进行着全面调整，共同安全威胁增加和共同安全利益的扩大，使得大国间进行着广泛而密切的安全协调与合作，而且合作的制度化不断加强，但安全目标的差异与战略互信的匮乏又使得大国间的安全合作具有明显的竞争性。
同时，随着全球治理理念的发展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大国关系将逐步向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迈进。
冷战结束至今，在大国关系中，一方面冷战时期的西方大国间联盟关系整体性延续并发生转型，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种既非对抗又非结盟、以协调与合作为基点的大国战略伙伴关系。
在传统西方大国的安全联盟中，北约和美国的亚太联盟，作为冷战时期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联盟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联盟的性质、目标和任务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着调整。
2010年的北约新战略概念提出要以“新能力”、“新伙伴”应对新威胁，宣称要更高程度、更大范围地建设与其他国家或组织的伙伴关系，将“寻求与俄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日同盟也从一个双边军事关系的组织向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支柱转变，从而弱化同盟的目标针对性，增强其集体安全性以维护共同安全目标。
与此同时，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间，以及新兴大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普遍建立并发展，如中美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俄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俄从“和平伙伴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中法从“全面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英“全面的伙伴关系”，俄法“优先伙伴关系”，日俄“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俄印“战略伙伴关系”，日印“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等等。
不论是在传统联盟关系还是在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下，协调与合作成为大国安全关系的总体特征与走向。
导致大国间安全合作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共同安全威胁的增加和共同利益的扩大。
全球化的全面而深入发展加深了大国间的相互依存，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大国间相互依存度的不断增强也使得武力解决争端越来越不可行，协商与合作成为必然选择。
全球化广泛而深入发展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不断显现，像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问题增加了大国的共同威胁，也提高了大国合作安全的共识。
在全球性问题面前，大国认识到只有通过协调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利益。
由此，国际安全体系中大国之间协调合作的空间变得更大，合作意愿更迫切，从而使得合作共赢的思想、合作协调的机制、全球治理的理念有时强于或压倒了传统大国间的权力争夺。
第二，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趋势增加了大国间战略需求的必要性，促进了大国间的战略合作。
冷战后，以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力量中心为支点的世界政治格局继续向多极化方向演变。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迅速崛起，俄罗斯加速复兴，以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政治领域中的这些新变化加速了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趋势。
在具有多极化趋势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单独行事，都离不开其他大国的支持与协作，尤其是在安全领域。
多极化趋势增强了大国相互间的战略需求预期，从而有助于促进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
第三，核威慑造就了“共存亡”局面，制约大国间发生冲突乃至战争。
冷战时期核威慑在制约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冷战后尽管军事因素在大国关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它仍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核武器的威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这使得军事关系中的“零和”关系法则在冷战后大国关系中仍发挥着“观念性”的作用。
核武器的发展及扩散虽然对世界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但其毁灭性的后果也客观上形成了核国家的“共存亡”状态，从而成为制约大国关系发生冲突乃至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各大国虽然战略取向和政策目标不同，但都有避免对抗、加强合作的愿望。
俄罗斯奉行“国家利益至上、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的务实外交路线，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伙伴、互利、非对抗关系”，把为俄罗斯经济复兴和实现国家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
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发展与各国的友好伙伴关系，并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机制建设和国际事务的处理，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力争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欧盟在谋求欧洲和平与发展的同时，努力争取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
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的道路上，虽然有军国主义因素掺杂其中，但因其生存环境和国际政治地位的脆弱性，在全力维持世界强国地位的同时也不太可能出现与其他大国全面对抗的局面。
就连超级大国美国也已深刻认识到，自身已无法单独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必须加强与其他大国的伙伴关系。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提出，要强化美国的传统联盟，同时培植与新兴影响力中心的伙伴关系，在互利和相互尊重基础上深化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的合作。
因此，大国合作是有内在基础的。
尽管合作安全是世界主要大国的共识，但大国因在战略目标、安全利益和安全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其合作具有明显的竞争性。
在地区安全关系的整合过程中，各大国为了实现构建对己有利的安全环境，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以及力争地区安全主导权，加紧协调与争夺。
比如，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美、欧、俄极力争取扩大各自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甚至主导欧洲安全事务。
美国通过推动北约东扩谋求维持其对欧洲的控制，防范俄罗斯的崛起，主导欧洲安全，并力图进一步将俄罗斯纳入美国支配下的欧洲多边安全框架，建立起一个不分裂的、民主与和平的欧洲；俄罗斯力主以欧安组织作为全欧安全的基本框架，阻缓北约东扩，在欧安组织的职能和作用被北约和欧盟边缘化的情况下，俄罗斯还力争挤入北约，成为北约中的一员，争取成为北约的平等参与者与决策者，坚决维护独联体的军事一体化和安全边界；欧盟一方面支持北约东扩，以便为欧盟东扩开辟道路，同时也注重在欧安组织问题上与俄罗斯的协调，以巩固中东欧的“西化”成果，并企图借助俄罗斯平衡美国的力量，保持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美、欧、俄围绕欧洲地区安全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协调和角逐。
在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上，区域内大国之间和区域内与区域外大国之间围绕东北亚和东南亚安全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的同时，也进行了激烈的竞争。
美国一方面继续将美日联盟作为其亚太战略的基石，另一方面根据其“新太平洋共同体”设想，谋求建立起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日本则力图在保持日美安全合作机制的同时，建立以日本为核心和主要倡议国的亚太地区安全保障机构，增大其在本地区事务上的发言权；俄罗斯则谋求建立利益和影响力平衡的地区安全结构，加大与中国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问题上的磋商与合作，以制约美日对该地区安全事务的操控，争取自己在该地区安全利益的最大化。
进入21世纪以来，由朝鲜核问题引发的大国关系互动和利益博弈，凸显了大国关系的复杂局面和大国的外交智慧。
在国际核裁军与防扩散领域，大国在保持总体合作态势下争夺对己有利的国际制度安排。
美俄作为世界主要核大国，在冷战后经过多年的裁军谈判，已签署通过了《美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战略武器条约》，以及多项裁军协议和限制实验条约，但这些条约充其量只是稳定了美俄之间“相互确保摧毁”基础上的战略稳定，而并没有真正对它们的军备和核力量的发展起到实质性的限制作用，更没有妨碍它们之间战略核力量的均衡地位。
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方面，大国间虽然签订了《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各自出于自身利益，对核扩散问题存在重大分歧。
美国等西方大国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美国违反国际条约的一意孤行，导致了核扩散有恶化的趋势。
此外，在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核不扩散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虽然大国合作是共识，合作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但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大国间因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的不同，在总体合作的框架下仍然围绕着“权”与“利”在进行激烈争夺。
因此，竞争成为大国合作主题下的利益博弈。
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全球
发展、和平、合作是当今时代的潮流，但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
一方面，传统的安全问题仍然是各国关注的焦点，各主要国家高度重视军事安全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国际军事竞争进一步加剧。
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突出，国际金融风险加大，资源能源争夺加剧，因民族、种族、宗教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尤为突出。
所谓非传统，便是相对于传统而言。
传统安全是指国家安全，国家的政治及军事安全是其主要内容；非传统安全是指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的、直接影响本国和别国乃至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种新安全观，指的是“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一切生存性威胁”。
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人口爆炸、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排法移民、海盗、洗钱等。
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人类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安全威胁造成的损失。
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殃及全球，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陡然下滑；粮食问题使数以亿计的人面临饥饿的威胁；恐怖主义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威胁着国际社会，并有向全球各个角落蔓延的趋势。
世界上至少有1/3以上的国家进行过或正在进行反恐或与反恐有关的斗争。
在没有国界的太空，合法跨越国界的网络，一种特殊的战争形态正在酝酿，一旦形成必将对全球安全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和生态恶化引起自然灾害频发，对全人类所造成的危害影响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如2011年因大地震造成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件等。
据不完全统计，仅近十余年来，全球发生的较大规模的恐怖事件就导致约11.5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8000亿美元；而全球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至少70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3万亿美元。
在大规模战争已经很久没有光顾地球的时期，人们不由自主地把关注点放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由此可见，尽管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看上去不像世界大战那样硝烟弥漫，但其危害程度有时并不亚于一场战争，甚至已经构成对世界发展和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
与传统安全威胁相比，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分布范围和危害样式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特点。
（一）非传统安全威胁超越了传统安全以各国疆界为主的地理空间，具有突出的跨国性
非传统安全威胁普遍具有跨国性的突出特点。
首先，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本身就属于“全球性问题”。
如地球臭氧层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等，都不是针对某个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的安全威胁，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整体利益。
其次，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明显的扩散效应。
如在东亚、拉美先后爆发过的金融危机，始于一个国家，而最终波及整个地区，而且随着其不断扩散，其危害性也逐渐积聚、递增，以致酿成更大危机。
再次，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呈“网络化”分散于各国。
如以“基地”为核心的国际恐怖组织就分散在全球60多个国家，其结构呈网络状，彼此并无隶属关系，但联系紧密、行动灵活。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跨国性非常突出，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
（二）非传统安全威胁超越了传统安全主要限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