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建筑批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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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筑批判

北京建筑批判

北京建筑批判作者：

佚名

时间：

20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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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筑批判北京五大争议建筑

毛主席纪念堂:

长官意志的幽默范例

选址是否草率?

当初曾有几个提议:

.天安门城楼。

因为北京是中国的心脏,天安门是北京的心脏,心脏的心脏,喻示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2.香山。

南京中山陵般有着长长甬道的陵墓。

天安门广场明显给人以尴尬的联想。

这是明代大明门的旧址,在封建王朝的“国门”上建陵,略有历史常识的人都将啼笑皆非。

另外,为建陵墓,原广场南侧环境幽雅的绿草古树被毁,令人心痛。

今天的广场上,绿化不足仍被视为缺憾。

设计方案荒唐,毛主席纪念堂的基本造型与美国林肯纪念堂极为相似。

东方广场:

权力与利益的完美结合

投资20亿美元,号称亚洲最大的商业建筑群。

距天安门仅1200米,东长安街,王府井南口,可能是中国最具“商业价值”的一个地块,在1992年归李嘉诚。

近500米长、200米宽,有78米之高,超限高一倍。

极大威胁古都风貌,势压故宫,也让米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变成小可怜。

当时北京市长陈希同亲自批准了由投资方提出的方案。

东方广场还隐含的观念之争是:

究竟什么是现代化?

陈希同:

专家们没有跟上北京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步伐。

现代化不只是高楼大厦的排列组合。

恰恰因为现代建筑已很难做出民族特色,古城才愈显其珍贵。

1995年陈希同离职。

东方广场工程暂停进行方案修改。

1997年8月重新开工。

修改后的方案仅靠近故宫一侧减了两层,以示尊重规划要求:

“旧城要保持舒缓开阔的空间格局:

由内向外局部提高建筑层数”。

1999年7月的北京晚报已称其“将为北京添一道亮丽的风景”,更有一家周刊说它是“长安街上的一颗明珠”。

北京西客站:

失败的复古

建筑面积130万m2,京九铁路终点站,号称亚洲最大的铁路客运工程。

小亭子造价是8000万元。

西客站的另一个争议之处:

任务书的提出是否先天不足?

超规模设点是大忌,交通建筑首先应保证让人流迅速抵离。

“最大”并不值得骄傲,“好用”才是真的。

北京站设计时期,就有专家提出:

太大,宜分散。

而今天而西客站是北京站的7倍!

为突出“门”的造型,追求对称、堂皇,站内除已有的庞大复杂的流线,还设置了许多不相干的内容以撑大站房体量,还有吸引人流的大型商场。

建成后让人拎着行李晕头转向。

施工质量也有问题。

华而不实、大而无当、费而不惠,三条,它都占全了。

凯旋大厦:

新殖民主义

凯旋大厦自称“中国的凡尔赛宫”。

挤占了动物园绿地。

一:

这是不是欧式建筑?

西方古典建筑有严格的法式,对整体和局部的尺度、比例、形状等都有严格规定,偏离了,反不美。

这是西方古典建筑的基本常识。

二:

为什么做欧式建筑?

用小亭子和大屋顶夺回古都风貌幼稚,但至少还意识到北京作为古都的特殊性,而今天的洋古典,连这点幼稚都没有。

许多年前,很多租界模仿欧美,大量建造这样的“欧洲古典式”建筑,梁思成先生曾感“痛心”,因为其背景是“中国文化屡次屈辱于西方坚船利炮之后”。

如今的“欧式建筑”意味着什么?

“难以根除的殖民主义的奴性。

”建筑评论家陈志华说。

香山饭店:

朴实的奢华

选址:

建筑师终于选定了幽雅的香山。

批评者认为:

.景旅游区不适宜建旅馆。

在完整的旅游区内划出禁区,少数人霸景。

2.香山客源:

游北京住香山不方便;若看香山,一天足矣,无须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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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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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规划:

建筑师精心布局,尽量保存利用风景园林。

批评者说:

毕竟还是拆了金代的花园,砍了176棵300多岁的老松树。

建筑:

大胆探索现代建筑与民族传统结合之路,借鉴步移景易的江南园林的平面布局与以往总在立面屋顶戴帽子的“民族形式”迥然不同。

批评者说:

平面铺得太大,不适合旅馆建筑。

客人出来拐两个弯就迷路。

装饰:

青砖贴面、卵石铺地,朴实的建筑细腻优美。

批评者说:

磨砖对缝的青砖每块十元。

观赏石从云南石林弄来。

到山东长岛挑选的颜色、直径都一样铺地卵石,运到北京后,一个的价钱相当于一个鸡蛋。

劳伦斯哈普林在台北演讲前的一段话:

我不希望你们记笔记,因为我所说的与我所做的都发生在另外一个与你们经济社会结构完全不同的世界,根本就没有抄袭与模仿的价值。

关于贝大师,还有这样一件事:

20年前,贝提议不要在紫禁城附近修建高层建筑,为此,他特地选在香山盖饭店;20年后,他亲手设计了一座靠近故宫的高层写字楼。

北京建筑批判限高和城市规划

50年前,北京城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的中世纪都城,按照《考工记》规划建设。

北京在“世界着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间挣扎。

结果,古都风貌逐渐遭高楼大厦凌迟,“历史文化名城”变成“历史文化名块”。

恰恰是在近年制订了详细保护规划之后,古都反而遭受了大规模的拆改。

北京市最早出台保护旧城的规定是在1985年:

确定旧城区的建筑高度控制,对景观走廊和传统风貌街区进行保护。

在这个方案中,王府井地区的建筑高度控制在24米。

1991年—2010年总体规划再次明确了“保护”要求,提出“以故宫、皇城为中心,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

旧城要保持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由内向外逐步提高建筑层数”。

如果照此实施,尽管经历了1949年后拆牌楼、城墙、古建筑等磨难,旧城的基本格局还保存得相当完整。

除了50年代的十大建筑和长安街和几个部委的办公楼,旧城里基本没建大房子。

紫禁城外仍舒缓开阔。

1990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危旧房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相结合”,房地产开发商参与政府的“安危解困”。

各区提高建筑容积率去争取开发商投资。

最需要改造的房子没人理睬,首先被拆掉的倒有王府和保存较好的四合院,因为它们地段好、人口少、拆迁费用低。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顺成郡王府拆掉了,最具规模、最豪华的清代私宅“那家花园”拆掉了。

旧城建筑高度控制几乎全线突破。

距故宫仅500米处,东方广场还是盖起来了,同时流传下来的是当时北京市负责人的那句名言:

谁反对,谁退休。

王府井路口东南角,“光彩大厦”将比东方广场还高。

古都风貌的消逝只是一方面。

过高的容积率又给城市交通、环境和防灾留下了难以克服的后遗症。

拆房建高楼,楼高车必多,车多再修路、路边又盖楼,旧城陷入了“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恶性循环。

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的控制本来是政府对市场经济实行宏观控制的重要手段,现在为了眼前的利益把它放弃了,一味迎合开发商的利益,这样的实际受开发商控制、为开发商利润服务的旧城改造,其结果不仅不能缓解原有的矛盾,反而只能使环境和交通等状况恶化的大城市病更为加重。

一条街道:

混乱的表达

如果以丧失古都风貌为代价,真能收获优美的现代化环境,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首先不可思议的做法是一边“拆”着一边“夺”。

新的形式主义流行病是:

洋古典。

看看旧城内北京的两大建筑群。

东长安街:

交通部紫铜色的办公楼,在“夺回古都风貌”时期出现的伪古典,大屋顶,戏语是“交通部盖大庙”。

淡绿色的全国妇联办公楼倒是曲线玲珑,顶着同样不小的屋顶,依偎在交通部雄浑身影西侧。

恒基中心是夺风之后的新时髦:

洋风建筑。

从北京站一直铺陈到长安街的体量臃肿如恐龙,方锥型顶部用意不明。

现代派的国际饭店名列80年代十大建筑,如今身处尴尬所在,令人同情。

西城金融街,金融街上黑色的建设银行、青色的投资广场、五花的通泰大厦、银色的工商银行……它们虽然拥挤在一起,但各说各话的杂乱程度令人目瞪口呆,似乎每栋楼都在大喊:

向我看!

而我们看到的只是业主们“露露脸儿、摆摆谱儿”的浮躁心态。

“这是北京建筑形象不佳的重要因素。

建筑首先应与总体的环境气氛协调。

走在街上,尤其是现在有汽车,人们看的是整条街而不是单体建筑。

”绝大部分房子还是平凡中又很耐看,细部很精心的建筑,才能获得城市的整体美感。

经常被专家提及的例子是巴黎的香榭里榭大街,街旁的建筑外观、比例、颜色都差不多,单独看某座建筑可能并不精彩,整个街道却是丰富、严整而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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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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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内平安大街经过了城市设计。

与长安街相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在专家的建议下有关部门作出“平安大街沿线不搞房地产开发”的承诺,然而几公里长的街道两侧,匆匆草就的仿古小房子如电影布景般惊人相似,只能令人想到一个词:

众蚁排衙。

人们只能看路牌而无法从街景辨别所处方位。

一座建筑:

多数建筑师对观众评选的“十佳”之类不以为意:

这是儿戏。

因为如何评论建筑,多数人不得要领。

这叫“外行领导内行”。

儿童剧场,大门紧贴着车流繁忙的大街。

每到演出散场,孩子们都很兴奋,到此时,带队的老师紧张。

当初建筑师是在大门和大街之间留了一段隔离带的。

审图时,公安部门坚决反对:

万一有首长到剧场来,走这一段隔离带,谁保证安全?

国家大剧院,至今有建筑师对国家大剧院的任务书存疑:

是否一定要投资个亿,盖个包容四个剧场的大房子?

以目前中央歌剧舞剧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每年在京演出总共不超过50场的现状,将来拿什么来充实四个剧场每年300场的演出任务?

会不会是“外面金煌、内里空空荡荡”?

将来文化事业巨大发展、四个剧场演出空前繁忙,到时停车场600辆车又该如何疏导?

评价一座建筑是否成功首先看项目提得合理不合理,适用不适用。

盖房子就象做衣裳,要量体裁衣。

老板用形式包装商品,长官用形式包装政绩。

“我连建筑的颜色都确定不了。

”长安街边一栋着名银行的设计者说。

这类事情不奇怪。

即使图纸完成,施工时都可能再被添加削减。

在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上,有几个中国建筑师能象美国Som事务所那样,在被问及“若有机会是否会设计东方广场”时义正辞严地答一句“No”?

建筑是社会的编年史,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水平就有什么样的建筑。

从好大喜功的西客站,到急功近利的东方广场,再有比富竞奢的“中国凡尔赛宫”,无不在提醒:

我们没有健全的法制程序,没有尊重知识的习惯,没有起码的美学基础——我们欠缺的太多。

北京建筑批判北京建筑50年回顾

立国之初:

落败的梁陈方案:

1953年因交通问题引发牌楼拆迁论战,周恩来总理亲自做梁思成的工作,梁以诗意的语言描述夕阳西下西山景色中历代帝王庙前的一对牌楼,总理答: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50年代两次批判与十大建筑:

经济水平所限,50年代初的建筑特点是重视功能、朴实无华,砖木结构居多。

有些重点建筑物,由有经验的建筑师设计,在风格上有所追求,一类是复古主义,另一类采用现代派的手法和样式,如和平宾馆。

952年,批判开始,重视实用和功能、不加装饰的建筑都被认为是受资本主义影响的“结构主义”作品。

为追随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复古之风逐渐加强。

甚至出现了大屋顶的仓库和监狱、琉璃瓦的洗衣间和厨房。

1955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

建筑界开始针对“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大屋顶成为浪费的典型。

前两年建成的几栋“大屋顶”式建筑如友谊宾馆成了反面活证,西郊三里河一带盖到大半的“四部一会”办公楼由此成了一半是大屋顶、一半是平顶的样子,保持至今。

之后出现过于节俭的倾向使公共建筑内部设备和外部装修被减至最低。

新住宅的标准“窄、小、低、薄”。

一批中小学没有屋檐,也不做女儿墙,被称做“削鼻子”、“削耳朵”。

竹筋混凝土和芦苇拱被当作先进技术推广。

三年后大跃进放出的卫星使决策者认为:

“鸡蛋吃不完、牛奶喝不完、人人穿狐皮袍子过冬的共产主义”指日可待。

十周年国庆工程决定上马。

十年大庆,将邀请数千名外宾和华侨参加,不但社会主义国家要来人,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来人。

“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吗?

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

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作出回答!

”这是在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当时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讲话。

反对浪费的大屋顶的框框取消了,政治批判后噤若寒蝉的建筑师们又被鼓励“讲究美观、大胆创新、不拘一格”、“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

仅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竞赛,全国1000多名建筑师、艺术家和年轻大学生参加。

十大建筑风格一般很浮夸,为追求体量可以随意增多面积,多采用对称格局、威严壮丽、气势高傲。

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采用了欧洲古典式立柱,但内部和外部装饰采用的是民族建筑手法。

民族文化宫、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干脆直接顶上了几年前还被批判的中式屋顶。

十大建筑从设计到施工仅仅用了十个月,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明显违反设计和施工的科学规律,设计、施工的粗糙在所难免。

必须提及的是:

为支持北京耗资巨大的十大建筑,全国基本建设延缓。

包括国家大剧院在内的四座科技文化类建筑最终还是因为缺乏资金而停建。

随后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

建筑界的绚烂也转瞬即逝。

60年代,干打垒与拆城墙文革时期:

北京市规划部门被撤消,设计部门被打散,设计人员被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改造思想。

大型公共建筑基本停止,胡同里的变化悄然开始,贯彻“干打垒”精神的简易楼越来越多。

——所谓简易楼,就是由破平房改建成的既不适用、又不安全更谈不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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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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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二、三层楼房低标准楼房。

由于没有规划,不少地方的简易楼建得横七竖八,堵胡同、断交通,进不来车、排不出水。

现在数十万平方米的简易楼已普遍成为各区的包袱。

拆城墙和修地铁是那时唯一的大型工程。

城墙的命运早在50年代就被决定了,激烈的城墙存废之争,梁思成“城墙花园”的构想没能阻止有关部门1958年作出“城墙、坛墙一律拆除”的决定。

60年代拆城墙付诸行动后有了二环路和环线地铁。

所幸周总理的关照下,正阳门和前门箭楼得以保留,文革结束尚未及拆除的德胜门箭楼也幸免于难。

出于战备考虑而修建的地铁,今天成了北京交通的大动脉。

当时考虑不周之处也已显现:

由于地铁埋深太浅,给今天的市政管线铺设带来诸多困难。

70年代,住宅楼与大杂院:

70年代的北京建筑是大量住宅,他们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见缝插针地存在,城市的底色变得有些含混。

今天这些清水砖墙的单元楼和大板楼还随处可见。

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城市人口激增。

背景是三个“返回”:

被下放至农村“五七”干校改造思想的大批干部返回,为备战而外迁至三线的大批企事业单位和科研单位返回,70年代末携家带口涌回城的则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

“允许各单位在自己的用地内挖潜建楼,以解住宅紧张之困”,1974年开始一直实行到80年代的这项政策今天看来过于轻率:

城市布局被搞乱,中小学操场被挤占,煤球场里也建了住宅,旧城的空地被挖光用尽,密度较稀的王府、好四合院开始遭到破坏;生活服务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无人投资;旧城平缓开阔的空间、绿树成荫的环境被大量出现的楼房分割包围。

70年代末在前三门大街修建的一长川串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让许多人一下子有了置身于水泥森林中的陌生感。

民间评语是:

拆了小城墙、盖起大城墙。

70年代后期的另一项政策则给四合院带来了灾难。

“允许在四合院住宅内推出一点、接长一点、扩大一点以解燃眉之急”,本来在50年代急于改造旧城思想的支配下,就已导致房屋失修失养,这次无节制的“推、接、扩”终于使旧城本来还规矩的四合院普遍变成了大杂院。

两项政策执行的结果:

好房有人拆、破房无人改,城市越改越破败。

80年代,大酒店与写字楼:

80年代值得一提的首先是这样两件事:

一是对北京旧城的态度,从50年代的“改”,变为80年代的“保”。

北京市总体规划确定了旧城区的建筑高度控制,提出了对景观走廊和传统风貌街区的保护。

另一件事是《城市规划法》实施。

建筑与经济的兴衰密不可分,与50年代注重“庄严宏伟”的纪念性风格不同,这个时期的北京建筑开始有了商业气息。

由于外商、华侨来华投资、旅游、探亲人数的增多,80年代国内开始出现大量的星级酒店。

国内第一座广州的白天鹅酒店被誉为创举,轻松拿了那年建筑设计的大奖。

北京的第一家外资酒店是建国饭店,参考美国一家汽车旅馆设计。

随着外企的增多,北京又出现了写字楼。

建国门东边棕色塔楼的中信大厦出现较早,被戏称“巧克力冰棍”。

随后长富宫、赛特,旧城外出现了一个商务化的时尚所在。

几代的国际建筑文化同时涌进了中国,在中国建筑师特别是中青年建筑师间引起了混杂的反响,建筑创作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性和多样性,也免不了出现饥不择食和生搬硬套的早期痕迹。

1988年,一次北京市民投票活动选出了80年代十大建筑,借鉴了民族形式的北京图书馆新馆名列榜首,另外入选的建筑风格各异。

旧城外长城饭店、国际展览中心等现代派建筑热烈地表达着一个历经沧桑的古老民族走向世界的渴望。

80年代末的亚运会工程再次挑起了北京人昂扬的热情,在北郊修建的这座庞大的体育城,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新北京的标志。

90年代,在尴尬与混乱中前行:

1990年,北京市政府做出了“危旧房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相结合”的决定。

在房地产开发中,旧城建筑高度控制几乎全线突破。

古都风貌如何保护?

北京城,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