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近代汉语研究概说方一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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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近代汉语研究概说方一新

20世纪近代汉语研究概说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

一、近代汉语以及它的分期问题

“近代汉语”是语言学界近些年来兴起的一个术语，通行的辞书如《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都没有收入。

“近代汉语”并不等于“近代史时期的汉语”，而是指从晚唐五代至清初的汉语，“近代汉语”是语言学上的范畴，不是历史学上的范畴。

古代白话语汇历来是汉语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从历史上看，历代训诂学家、注释学家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先秦两汉，放在高文典册的雅诂旧义上，而对于唐宋以下的俚俗语言及用这种语言写成的作品往往不屑一顾。

训诂学兴旺发达的清代乾嘉时期是如此，清末民国初年也是这样。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曾说过：

“古书的训诂，我们能够浴于清代学者的馀泽中，是很幸运的。

然至近世俗语文学之训诂，则还在赤贫如洗的状态。

”我国学者也早已有类似的论述，如黎锦熙曾指出：

“五代北宋之词，金元之北曲，明清之白话小说，均系运用当时当地之俗语言创制之新文学作品，只因向来视为文人馀事，音释阙如。

语词句法，今多不解。

近来青年读物既多取材于此，训诂不明，何从欣赏？

一查字书，则绝不提及；欲加注释，则考证无从。

故宜各就专书，分别归纳，随事旁证，得其确诂，以阐奇文，以惠学子。

”吕叔湘也说：

“汉语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

个别词语的考释，古代和现代学者都做了不少，但是在全部汉语语汇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很微小的。

”近代汉语研究正是在以往学者“音释阙如”“绝不提及”的情况下开始走上它那并不平坦的研究道路的。

从语言学史的角度看，近代汉语是20世纪崛起的新兴的研究领域，是汉语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延伸。

近代汉语研究的崛起，丰富了汉语史的内涵，弥补了该领域存在的空白，是本世纪语言学界极具深远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近代汉语研究已经开展了半个多世纪，但在汉语史及近代汉语分期问题上，目前学界尚有不同意见。

就汉语史分期而言，较有影响的有以下几家：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把汉语史分为五期，即：

太古汉语、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老官话。

（20—21页）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提出了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四阶段说。

吕叔湘先后提出过两说：

一说认为“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

”（《近代汉语指代词序》）另一说又指出：

“以语法和词汇而论，秦汉以前的是古代汉语，宋元以后的是近代汉语，这是没有问题的。

”考虑到长时期的言文分离，又建议把汉语史分为语音史、文言史、白话史三个部分。

（《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序》）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把汉语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和现代五期。

（2页）

上述各家对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有不同看法，但都主张应该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有一个“近代汉语”时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具体到近代汉语的上下限，也是众说纷纭：

杨耐思提出近代汉语大致上是“晚唐五代到清代的一千余年”；胡明杨则认为近代汉语的上限不晚于隋末唐初，下限不晚于《红楼梦》以前；蒋绍愚建议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唐初，下限定在清初；蒋冀骋主张把晚唐五代到明末清初划为近代。

目前学术界比较倾向于晚唐五代是“近代汉语”的开始，其下限则为清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近代汉语”下一个大致的定义：

所谓“近代汉语”是指晚唐五代以至清初的汉民族使用的书面文献（主要指以比较接近口语的语汇写成的作品）语言，它的上延可以到初唐、中唐，下延可以到清代中期。

“近代汉语”上承上古、中古汉语，下启现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

二、20世纪初至80年代以前的近代汉语研究

（一）近代汉语研究的发端

近代汉语的提出是20世纪的事，但这方面的研究却很早就开始了。

唐代以来的注释、唐宋以还的笔记、明清的俗语专书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近代汉语语词。

清初刘淇的《助字辨略》，清代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郝懿行的《证俗文》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这些著作打破了传统训诂学著作必守“九经三传”的做法，把研究视野扩大到唐宋以来作品，较以前的学者前进了一步。

当然，《通俗编》、《恒言录》等著作大多满足于寻找出处，存在着挖掘不深，考辨不精的毛病。

受《通俗编》等著作的影响，民国初年，陆续有几种性质相近的著作出现。

例如：

胡朴安《俗语典》，该书1922年由上海广益书局印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出版）。

此书系汇集历代笔记中有关“俗语”的条目而成。

从全书的词目看，胡氏收集的有词、词组、成语、熟语等，实际上是一部“俗词、俗语”典。

清末学者孙锦标著有《通俗常言疏证》，该书1925年由江苏省南通县翰墨林石印问世（中华书局2000年标点出版）。

《疏证》始于“天文”，终于“动物”，凡四十类，搜罗繁复，例证较丰，基本上来自宋元以来的笔记和作品，包括《通俗编》等，注明出处。

除了这两部书外，还有罗振玉的《俗说》。

上述三书基本上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只列例证出处，不作解释，不加考证，溯源也不理想。

因此，充其量它们只是清代《通俗编》、《恒言录》之类的新编而已，还不能算是真正语言学意义上的近代汉语研究。

大约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有一些学者开始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近代汉语的语音、语法和词汇。

语音研究始于三十年代，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赵荫棠的《中原音韵研究》以及四十年代陆志韦关于近代汉语语音的系列论文都是这一领域的开路先锋，影响相当深远。

语法研究始于吕叔湘，他在四十年代撰写的系列研究论文开了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

海外学者中，日本的太田辰夫也是近代汉语研究的先驱，他的现代汉语、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也有很高的成就。

词汇研究始于徐嘉瑞和张相，他们都从四十年代开始了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

其中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成就尤为突出，影响极其深远。

（二）近代汉语的提出和确立

类似于“近代汉语”的提法，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

较早提出要开拓近代汉语研究的有黎锦熙。

他在1928年发表了《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1929年发表了《中国近代语研究法》，1934年发表了《近代国语文学之训诂研究示例》。

黎锦熙所说的“近代语”，就是后来的“近代汉语”，可以说黎氏吹响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号角。

但此后一段时期内，除了徐嘉瑞、张相等人外，真正响应并致力于此的学者很少，黎氏的倡议未能完全付诸实施，本应产生的近代汉语研究热并未掀起。

虽然国内外的学者都为汉语史划出了“近代”一段，但近代汉语真正成为一个研究阶段，则主要应归功于老一辈学者的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如吕叔湘、朱德熙等，特别是吕老。

吕叔湘早在四十年代就有志于从事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作了开创性的尝试，收在《汉语语法论文集》中的一组论文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就是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

可惜后来应和者寥寥，《近代汉语指代词》也是在四十年以后才得以出版。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吕叔湘先后为《近代汉语读本》、《近代汉语指代词》和《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作序，三篇序都谈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热烈讨论。

近代汉语研究在最近二十年间最为兴盛，群星璀璨，成果叠出，真正走上了中兴之路，饮水思源，吕叔湘功不可没。

朱德熙在80年代初就邀请美籍学者梅祖麟到北京大学作近代汉语方面的讲座，他还建议蒋绍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对国内的近代汉语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近代汉语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

20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即：

发端期（20世纪上半叶）、继起期（解放后至70年代后期）、发展期（70年代末、80年代至世纪末）。

⑴20世纪上半叶属于近代汉语研究的发端期。

这里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30年代之前，只有诸如《俗说》、《俗语典》、《通俗常言疏证》等著作和近代汉语有关，但如前所述，它们大多是述而不作，有创见有价值的研究很少，还不能算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近代汉语研究。

真正的近代汉语研究发轫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

从语法方面看，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始于吕叔湘的系列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后来收入吕氏《汉语语法论文集》。

其中作者把有关代词的那部分加以拓展，就写成了《近代汉语指代词》（初稿）。

从词汇方面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始于诗词曲的语辞考释。

最早问世的是诠释宋元戏曲语词的专著、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

但成绩卓著、影响最大的还是稍晚一些的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

⑵解放后至70年代后期是近代汉语研究的继起期。

这里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49年到66年。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撰于40年代中期，但正式出版却已经是1953年。

此外还有撰写于五、六十年代的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和《戏曲词语汇释》等。

最值得称道的是初版于1959年的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专著，曾被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誉为“是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的指路明灯”。

第二阶段是“文革”十年（66—76），其时黑白颠倒，学术凋零，没有什么成果可言。

第三阶段是1976年拨乱反正以后，学术研究重新成为学者的工作，众多学者迸发出了空前的热情，厚积薄发，出现了一批有一定质量的学术论著。

⑶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世纪末属于近代汉语研究的发展期。

这二十年是学术研究的中兴时期，近代汉语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队伍不断增加，中青年学者迅速成长。

召开了多届近代汉语学术讨论会，有专门的刊物和发表成果的园地。

近代汉语的课程在高校开设，出版了专门的教材，为普及近代汉语知识、扩大影响做了许多工作。

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强调研究的科学性，提倡综合研究、交叉研究，把近代汉语研究和中古汉语、现代汉语以及现代方言联系起来。

注重语料的发掘和整理，在资料收集及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基础研究提供有利条件。

善于总结经验，编撰出版了一批概论性的著作和专书、断代及通代词典。

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近二十年间的近代汉语研究

1976年拨乱反正以后，中国历史上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迅速发展生产力的新时期，目的是极大地丰富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带领人民奔小康。

进入90年代来，顺利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这段时期也是建国以来学术最繁荣的时期，学术研究真正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

与此同步，我国的语言学研究也在不断走向繁荣。

近代汉语研究也不例外，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

下面，就以20世纪早、中期为学术背景，分别谈谈近二十年来近代汉语研究、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

（一）近代汉语语音研究（从略）

（二）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近代汉语语法学的兴起，是自马建忠以来我国语法学史上的又一次革命。

众所周知，马建忠《马氏文通》是近代语言学意义上的第一部语法学专著，但《文通》研究的重点是先秦两汉，对后世的语法现象未加措意。

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始于吕叔湘，他撰于四十年代（正式出版是1984年）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对六朝以来的代词系列作了系统研究。

此后近代汉语语法学研究一直是近代汉语的重要部门，成果十分卓著。

老一辈学者有高名凯、王力、潘允中、孙良明等，中青年学者有刘坚、向熹、祝敏彻、孙锡信、江蓝生、白维国、冯春田、曹广顺、唐钰明、吴福祥等；国外学者有日本的太田辰夫、香坂顺一、志村良治，华裔美籍的梅祖麟等，都有比较好的研究。

先看词法方面。

代词研究。

人称、指事、疑问三类代词都有学者作研究，大家关注的往往是和现代汉语有关的那些代词。

诸如人称代词“你”的来源，“他”作第三人称用的年代，指示代词“这”“那”的来源，疑问代词“什么”、“怎么”的来源等，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对三身（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一些代词的来源谈了自己的看法，如“你”、“他”的来源、“什么”的前身、复数“们”的早期形式等。

虽然有些问题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指代词》的草创之功不可没。

卢烈红《<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则对南宋禅宗语录《古尊宿语要》中的代词系统作了比较详尽的描写。

助词研究。

近代汉语动态助词主要有“却”、“了”、“着”、“过”、“将”、“取”、“得”等，事态助词主要有“了”、“来”、“去”等；结构助词有“底”、“地”、“个”，元代以后“底”、“地”变成了“的”；语气助词有“聻”、“那”、“在”、“里”等，这四类助词基本上都产生于唐五代。

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研究》对近代汉语的助词系统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总结，卢烈红《<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对《古尊宿语要》中的动态、事态、结构和语气四类助词作了系统研究；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则对这一时期的语气词作了全面细致的研究。

介词、连词研究。

近代汉语的介词、连词主要有“和”、“共”、“连”等。

这几个词原本都是动词，六朝以后逐渐产生了介词、连词的用法，刘坚、马贝加等人有专文讨论。

此外，马贝加的“近代汉语介词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研究课题，其最终成果《近代汉语介词研究》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副词研究。

副词是介于实词和虚词之间的一类词，近代汉语副词较之上古、中古汉语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如表示疑问的有“颇”、“可”（岂、宁、敢）、“还”等，表示测度的有“莫”（莫不、莫非，莫是），表示禁止的有“别”，等等。

199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杨荣祥博士以“近代汉语副词研究”为题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该博士论文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词缀研究。

汉语和印欧语系的语言不同，它很少有形态变化，像印欧语系那样发达的词缀在汉语中不太找得到。

中古汉语有前缀“阿”，唐宋之间又有了前缀“老”，近代汉语又新产生了前缀“是”，可分别加在疑问代词、三身代词等前面。

中古汉语还有副词、助词的后附成份“～自”、“～复”、“～当”、“～尔”等，是否属于词缀，尚有不同意见。

近代汉语还有后缀“~生”，使用相当广泛，有人认为其来源于魏晋南北朝的“馨”（形），但还缺乏有力的证据，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再看句法方面。

动补式。

动补结构（“动词+结果补语”）王力称之为“使成式”。

有些动补结构的萌芽已早见于汉魏六朝，但动补结构的普遍使用是在唐代以后。

蒋绍愚（1994）把动补结构分为“动结式”和“带‘得’的动补结构”两种。

处置式。

或称之为“把字句”，“就是用助动词‘把’（或‘将’）字，把目的语提到叙述语的前面。

”（王力，1944）祝敏彻、王力研究认为，处置式是由“将”、“把”的虚化而来，大约产生在第七世纪到第八世纪之间，即唐代初期和中期。

梅祖麟（1990）曾撰写专文对唐宋处置式的来源作了全面的考察。

梅文认为，就结构而言，处置式的产生并非只在唐代才产生，南北朝和隋代已经出现了不少用“将”字的处置式。

钱学烈（1992）利用计算机统计了《全唐诗》中的“把”字句，共得表处置的“把”字句14句，其中以单纯动词充当谓语的7句，以复杂形式充当谓语的7句。

被动式。

先秦两汉时期的被动式有“于”字句、“为”字句、“见”字句、“为…所…”、“见…于…”等句式，东汉魏晋以后又产生出“为…所见”、“被”字句等句式。

近代汉语表示被动的句式由上述句式完成了向“被”字句的归并，并产生了新型的被动式表示法。

唐钰明等对中古、近代汉语被动句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介词“被”是从动词“被”的蒙受、遭受意义发展而来的，“被”字后带有关系语，才算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被动句，大约产生于汉末。

除了“被”字句外，还有其他形式的被动句，主要有“教”字句、“吃”字句、“给”字句。

用“教”表示被动，是因为当它作为使役动词时，词汇意义很弱，故表示甲使得乙发出某一动作的语法意义得到凸现，成为被动式的标志。

“教”表被动始于唐代。

“吃”表示被动源于其动词意义的虚化：

“吃”在唐五代时有蒙受、遭受义，由此虚化，变成了表示被动的助词。

“给”表被动，学者有不同解释，其来源待考。

（三）近汉语词汇研究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始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至解放前后一段时间为止，其研究领域集中在诗词曲的特殊语词方面，张相、徐嘉瑞等都是这方面的先驱。

其中，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是四十年代问世的第一部考释宋元戏曲方言口语词的专著。

建国以来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条平行而又互有交叉的发展道路。

一条是宏观研究之路，以综论性著作为代表。

早期有王力的《汉语史稿》等通论汉语发展的著作，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了词汇的发展。

向熹《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1993）是继《汉语史稿》之后在汉语通史方面的新成果。

该书取材广泛，研究博洽深入，尤其在中古、近代两个阶段用力最勤，重视运用口语材料来说明汉语词汇的发展。

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华东师大，1989）第五章用两节的篇幅分别谈到了“隋唐宋时代的词汇特点”、“元明清时代的词汇特点”，当然尚属粗线条性的。

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共分八章论述了汉语词汇史问题，其中第一章论述了“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第二章论述了“近代至现代构词法的发展”，第六章论述了“近代时期的借词”等，都涉及近代汉语词汇。

除此之外，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1991），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国内第一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专著，填补了空白。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1994），系统介绍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在近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研究近代汉语的入门书；他的《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1989）也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

袁宾《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1992）、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1997），都对包括词汇在内的近代汉语研究的诸多方面作了论述，《纲要》所论尤详。

此外，程湘清主编《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宋元明汉语研究》（山东教育，1992）等许多单篇论文也值得重视。

另一条是微观研究之路，以考释性著作为代表。

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两部著作。

张相的书虽然定稿于1945年，但正式出版却在1954年。

随着敦煌文献的刊布，敦煌学也逐渐成为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领域，于1959年初版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就是考释敦煌变文语词的开山之作。

其实，在《汇释》、《通释》前后，已经有一批性质相近的研究著作，如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1948初版，1956商务修订本）、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商务，1956）、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上海古籍，1964初版，1979新1版）、《戏曲词语汇释》（上海古籍，1981）等，都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作出了贡献。

但就总体上看，这几部书例证较为单薄，有些考辨不够精当，学术价值较《汇释》、《通释》为逊色。

此外，戴望舒著、吴晓铃编《小说戏曲论集》（作家，1958）、孙楷第《沧州集》（中华，1965）、王季思《玉轮轩曲论》（中华，1980）、钱南扬《汉上宧文存》（上海文艺，1980）、许政扬《许政扬文存》（中华，1984）等著作也都有解释宋元明口语词的内容。

“文革”结束后，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开辟、研究工作的日益深入，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呈现出多维化、广泛性的特点，如就国内学者而言，研究白话语汇的有刘坚、江蓝生等，诗词曲及笔记的有王锳、顾学颉、王学奇、王贞珉、蒋绍愚等，禅宗语录的有袁宾、董志翘等，敦煌口语俗字的有项楚、郭在贻、刘凯鸣、刘瑞明、张涌泉、黄征、王继如等，明清小说的有胡竹安、王利器、白维国、李申、周志锋等。

除了考释性的著作外，此时对近代汉语词汇所作的总结性、概论性成果也日益增多。

80年代中期郭在贻曾撰写《俗语词研究概论》一文，发表在《语文导报》1985年第9、10期上；王锳在《文史》第12辑（1986）上发表《试论古代白话词汇研究的意义与作用》一文，结合具体的研究实例，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意义作了阐述；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则从研究概况、研究语料等方面对包括近代汉语词汇在内的研究情况作了评述。

（四）近代汉语文字研究

这里所说的“文字”就是指“俗字”，近代汉语文字以六朝隋唐写本、敦煌遗书、宋元以后刻本中的俗字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汉语文字学的新领域。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文化生活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经常要用到文字，对其书写的要求也提高了：

速度要快捷、书写要方便。

从甲骨文、金文演化为小篆，又演化为隶书，再演化为行草、楷书，都证明了这一点。

汉魏以来，隶书取代了小篆，成为公文及日常生活用字，并由此衍变出草书、行书和楷书。

这为俗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汉代的碑刻中就出现了俗字，北魏的墓志铭中则俗字甚密集，《碑别字新编》一书集其要。

六朝佛典中，俗字也非常多，可视为近代俗字的滥觞。

近代汉语文献中，俗字更是多到惊人的程度。

如敦煌遗书，绝大多数是写本，俗字满纸，不识俗字，根本无法阅读，当然也就谈不上研究了。

近代刻本中，也有不少俗字，如《清平山堂话本》等。

明清小说中多见俗字，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考虑到俗字研究和近代汉语的密切关系，对写本和刻本俗字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

唐宋以来笔记、字书对汉语俗字都有零星的考证或辑为专书，后者如《干禄字书》、《九经字样》、《龙龛手鉴》等。

清人赵之谦撰有《六朝别字记》，近代罗振鋆、罗振玉撰有《增订碑别字》、近代刘复、李家瑞编有《宋元以来俗字谱》，都是这方面的著作。

现代台湾学者潘重规撰有《敦煌俗字谱》（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78）、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撰有《唐宋俗字譜》（祖堂集之部）（汲古書院，1982）、秦公编有《碑别字新编》等，都对六朝唐宋俗字作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

在近代汉语俗字研究方面，蒋礼鸿是较早呼吁展开研究的学者。

他60年代就撰写了《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载《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对俗字及其研究的意义、方法等作了深入的论述，可谓独具慧眼。

在蒋氏自己的研究中（如《通释》），也经常运用俗字研究的成果来训释口语词，纠正误释、误校。

但对俗字的系统研究则是近一、二十年的事了。

自90年代以来，有关近代汉语文字（俗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并且发展的势头还相当好。

研究大体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俗字理论、俗字演变规律、历代俗字著作评述等方面的研究，以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两书为代表。

此外还有李荣《文字问题》、陈五云《从新视角看汉字：

俗文字学》等。

第二是有关具体俗字的考释研究，除了一批单篇论文外，有周志锋《<汉语大字典>论稿》、张涌泉《敦煌俗字丛考》等。

（五）近代汉语通论研究

近代汉语研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无论是音韵、词汇、语法，还是文字，都取得了比较多的成果，是到了进行总结的时候了。

故近几年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还分别出版了向熹《简明汉语史》、袁宾《近代汉语概论》、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等著作。

这些概论性、通论性著作的出版，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情况，对今后的近代汉语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这是应该肯定的。

此外，有关分支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纷纷问世，如：

音韵、词汇方面有蒋冀骋《近代汉语音韵研究》和《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语法方面有赵克诚《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文字方面有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等，都对相应的研究领域作了总结，提出新见，有利于推动近代汉语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兹按通史性和概论性的著作评述、介绍如下：

追本溯源，我们不能不提到王力《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1957）。

这是汉语史领域的第一部通史性专著，是汉语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文革”后王力对此书进行了修订增补，改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词汇史》三卷分别出版。

书中对汉语语音、语法和词汇的描写、分析经常涉及近代汉语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作了垦荒性的研究。

向熹《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本书是继王力《汉语史稿》之后的第二部汉语史研究的力作。

全书由《绪论》和上、中、下三编组成，分别论述了汉语语音史、词汇史和语法史。

其中对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发展史的论述翔实系统，颇见功力。

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本书对近代汉语各个方面作了系统全面的研究，是一部厚实而有分量的学术专著。

书名《纲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