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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阅读
我正好发了一篇文章，才买了一本《中国周刊》；正好在火车上没事，才把这期杂志的其它部分信手翻了翻。
但当我看完杂志上面的一组文章之后，却立下决心，一定要把这组文章的稿子拿到，发给你们看。
我跟编辑催要了三次，到最后他很惊讶，说想不到你这么喜欢我们这组文章。
我说，我要给学生看，他们很需要。
这组文章叫做“稳一代”，讲这一代年轻人找工作的选择。
名字已经很清楚，不解释。
内容也很有趣，分为两组：
一组是采访了几个年轻人的亲身经历和心路历程，有的跟你们一样大，有的大你们一两岁；另一组是6个名人写的回忆，从50年代毕业的作家王蒙，到最近2000s年前后毕业的王兴（人人网的创始人。
您好！
我这儿说您好呢）。
大概每十年一个人，回忆他们找工作的时代风潮和个体经历。
你们从进大学开始就在担心自己的职业选择，并为此感到迷茫。
我认为你们迷茫的主因是过于关注眼前，就像一株浮萍，在时代的风浪中摇摆，目光短浅，没有根基。
我不是批评你们，我也是这样。
也正因为我们一样，所以你们叫我精神导师。
其实成功的人生不是掌控，而是理解。
先是理解自己，然后是理解这个世界。
不要总听你们哪个成功的师姐怎么说，也不要总听某个精神病倒霉老师怎么说——这些人其实都在这个时代里飘摇。
去听听50年代的年轻人怎么说，听听80年代的年轻人怎么说，听听10年前的年轻人怎么说，你能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你会有历史的智慧，你会感受到某种东西叫做“变化”，你能更好地理解人生。
当然，最后的最后，不要忘了，听听你自己的内心怎么说。
找一个安静的上午，读完下面这组文章，跟你蒙蔽已久的内心对话。
目录
用公务员捍卫爱情
在中国移动的日子
回家的诱惑
再见，18年工龄
一个工科生的选择题
镀金的八十年代
过度求稳可能抑制才智释放
王蒙：
青春激情高选择余地小
金中一：
只想户口前面加个“非”
朱学东：
幸运儿
蔡骏：
幸好，我没成为“橡皮人”
潘采夫：
这里什么都有，但没有我的梦想
王兴：
纵情向前
用公务员捍卫爱情的人
工作一年后，王艾寒和同学谈起大家毕业后的发展，唏嘘一番，得出了一致结论：
“差异在逐渐拉大，考上公务员的过得都比较好。
”
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北京报道
两年半时间，大大小小十六次公务员考试，王艾寒笑称自己的公务员之路一直很有进取心。
“实际上更多的是时代帮我们做出了选择，年轻人只不过顺应了这个潮流而已。
”不过，他还有点额外的原因，要用公务员捍卫自己的爱情。
“羡慕嫉妒恨”
王艾寒第一次感受到“公务员热”是在大四上半学期。
“身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讨论公务员，宿舍里一共八个人，除了一个决心考研的，其余七个人手一册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
你枕头边不放上一本，都觉得不好意思。
”
2004年夏天，王艾寒从吉林来到济南，进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专业是新闻学。
开学初期，院里找大四的师哥师姐来做讲座，主题是如何成为一名“铁肩担道义”的记者。
他当时并没有一个明晰的职业规划。
什么是好工作，他也没有明确的概念：
“能挣钱，能轻松一点就可以了。
”
所以，他是在一种“比较懵懂”的状态下报考公务员的：
“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试试”。
后来他才知道，2007年国考，有60万人报名，比他入学的2004年翻了接近5倍。
这意味着当年全国近五百万大学毕业生中，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而他所在的文学院，作为这所文史见长的百年老校的头牌院系，超过95%的同学都报名参加国考，其余5%的绝大多数是已经取得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
他的舍友朱俊华是其中一位。
不同的是，王艾寒把国考当做一个可以试试的机会，朱俊华则视其为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大机会。
朱俊华来自陕西宝鸡一个普通农村家庭。
这个依靠助学贷款完成的平民子弟，希望当上公务员，进入体制内，进行人生中第二次“鱼跃龙门”，前一次是考入大学。
备考期间，朱俊华几乎是要抱着《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睡了。
此前，他的睡前读物是一周三期的《体坛周报》。
朱俊华还做出了一个颇让宿舍人吃惊的选择：
报考新疆塔城海关。
塔城，位于中国的西北角，中国离海洋最远的城市，语意为“旱獭出没的地方”。
宿舍人都觉得他疯了，朱俊华不为所动：
“你们都不愿意去，我去，你们都不愿意报，我自己一个人报更好。
”
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
通过分数线之后，他面对的最终竞争者，其学校背景与个人能力均落后于他。
最终，朱实现了人生中第二次“鱼跃龙门”。
完成目标后，宿舍人熟悉的朱俊华又回来了。
他开始疯狂下载足球比赛，甚至为此买了一个硬盘，“万一那边看不到球怎么办？
”
朱俊华的成功在文学院引起不小的震动。
王艾寒说大家的感受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羡慕嫉妒恨”。
不过，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鼓励和榜样”：
他考了120多分，可最终还是没有进入面试，原因是报考的职位太热门，竞争太激烈。
“感觉挺沮丧的”，他说，“要是也报一个偏一点的职位，会不会就成了呢？
”
与他的沮丧不同，他的舍友李政则正陷入两难：
一方面是高分入围某中央部委的面试，在首轮面试后取得了综合成绩的第二名；另一方面则是其第二专业对外汉语的专业课程已经顺利完成，公派出国做一年对外汉语老师的机会摆在眼前。
赌博
如何选择，舍友李政感到痛苦：
继续中央部委的面试，则要彻底放弃第二专业，意味要放弃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中级）、海外教学经历和教育学学位证书；
如果选择出国，则要放弃一个近在眼前的进入国家部委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风险颇大：
面试八人录取四人，笔试第二的他，也有可能最终被淘汰。
李政的爷爷是山东半岛一个小县城法院的副院长，整个家族中唯一的“国家干部”，年轻时参军，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九死一生，复原回乡，从入伍前的一个农民子弟成为一名基层法官。
“要想改变命运，我们那辈人就是参军，你这辈人差不多就是考公务员了。
”爷爷和李政开玩笑：
“你要是成功，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咱们家祖坟得长多高的一根草啊！
”
李政做出了最终决定：
放弃公派出国，选择公务员最终面试。
他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家人、同学和朋友的支持。
李政去院办公室办理放弃对外汉语专业的手续。
他本以为会遭到院办领导的埋怨，可是听了他的解释后，院办领导非常赞成他的选择，热情地为他办理了相关手续。
未了，院办领导还鼓励他：
“机会难得，进去不易，好好把握啊！
”
李政最终没有实现农家子弟的“一步登天”，录取前四名，他排名第五。
王艾寒曾听到过睡对铺的李政压抑的哭泣。
毕业前夕的一次喝酒，喝醉了的李政对他说，几乎所有人都说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尽管自己清楚知道那是一次赌博，可是还要赌。
毕业后，王艾寒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留在济南，或者是去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去了山东枣庄，做了一名区电视台记者。
他是为了追随女朋友才到枣庄去的。
王艾寒与女朋友大学相识，同是文学院传播学专业。
女朋友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们希望女儿和未来的女婿都能成为公务员，这甚至成为他们认可王艾寒的重要条件之一。
区电视台记者一个“杂活儿”：
摄像、编排、文稿都要弄。
王艾寒曾经有一个周每天早上7点出门，一直在外面忙到晚上8点回家，中间几乎片刻不得闲。
工作中有很多机会和政府人员打交道，慢慢地，他对于公务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以前，经常听到人们对于公务员的负面评价，认为‘事难办、脸难看、门难进’，也有‘蛀虫’这样的激烈说法，可是我接触了很多基层公务员，觉得其实绝大多数政府部门确实是有想法、有思路为群众办好事的，只是在工作效率和工作手段上还有待改进。
”
当然，这并非是他对于“公务员”的全部认识：
有一次，他跟纪委去拍公务员上班不守时，到了九点半，有一些科室根本就没人来，打电话询问，都说在下面走访，而当天那些科室并没有出行安排。
大约毕业半年后，王艾寒接到了远在新疆塔城的大学舍友朱俊华的电话：
赶快准备红包，我要结婚了。
朱俊华成为成宿舍中首个结婚者。
他描绘了一种让王艾寒羡慕的塔城生活：
未婚妻是乌鲁木齐人，教师，工作稳定；自己在市中心位置买了一套房子，因为单位有补贴，价格至少比市场价低了三分之一；每天按时上下班，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在办公室里上上网，喝喝茶；把父母接了过来，帮他们开了一家卖蔬菜水果的小店，还帮学护士的妹妹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一家人其乐融融。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段，王艾寒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同事，考上了福建某林业调查队。
同事把房子和车子都卖掉，举家迁往福建。
临走前，同事说，有了公务员的身份一切都好办。
毕业半年多的王艾寒开始真正决定“从内心里决定要从事这个职业（公务员）”：
“来自社会的影响，来自周围人的选择，来自长辈的压力，让我觉得还是考公务员吧。
”
“逢试必考”
到2009年夏天，王艾寒粗略算了一下，自己参加了国考、山东省省考和河北省公考，再加上青岛、枣庄和日照等山东省内地级市的事业单位考试，不下十次。
其中，枣庄和日照的事业单位进过两次面试，最终都没有考上。
公考从未进过面试，最少一次差0.2分。
“一直在努力，从来未到达，几乎逢考必考。
”他如此总结自己毕业一周年内的公考之路。
2009年10月，王艾寒和女朋友一起到济南参加公务员考试。
从大四毕业至今，他和女朋友一直结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考试。
“相互鼓励、互相帮助，爱情是一种动力。
”
考试结束，他们俩去看一对大学同学。
这次见面让王艾寒五味杂陈：
“男的在一家医院的办公室工作，打杂；女的在一家网站，工资一千挂零。
我觉得他俩的状态应该不会攒下多少钱，租的房子好像是450一个月，两个人订婚了，房子还没着落。
”
告别的时候，男同学告诉王艾寒，他也正在准备参加一个事业单位的考试。
“看得出来，他真下了决心。
”
回枣庄的路上，说起了大学同学毕业后的发展，两人唏嘘一番，得出了一致结论：
“差异在逐渐拉大，考上公务员的过得都比较好。
”
后来，王艾寒的女朋友率先突围，考取了日照市一个事业单位。
为了爱情，王艾寒辞去电视台的工作，追随女朋友，加入山东一家都市报的日照记者站。
王艾寒迅速感受到了市场化媒体的压力：
企业化运营，每月都有考核任务，至少多少篇好稿，至少多少分……当然，他最不能接受的是“没有时间复习公考”。
到了2010年夏天，王艾寒又分别参加了国考、山东省省考和一次日照市事业单位考试，分数一般，都没有进面试。
他总结失败的原因：
工作忙，长时间没有考上也有点松懈，自己也有点心灰意冷，有时甚至会想，我就知道考不上……
他接到了又一大学舍友通知婚讯的电话。
毕业后，这位舍友回了老家广东的一个县城，其父是当地政府公务员。
舍友在广告公司呆了一段时间后，进入体制内，成为一个政府实权部门的公务员。
舍友曾经向宿舍里的兄弟们感叹：
花了好多钱的哇！
电话中，舍友说自己两年做的都是抄抄写写的工作，就是一个“高级打字员”，就像大家熟知的那样，机关单位没有太多的光明，没有太多的理想，仅存的一点点激情都会慢慢消磨掉。
不过，舍友也说自己现在也想通了，心里也坦然了许多，不再那么愤青，自己尽心尽力就好。
最后，他们在“公务员的魅力是什么”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第一，如果真的想做点实事、好事，处在公务员的位置上，有很大的空间能够发挥；其次，公务员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至少现在很多人找对象都希望找公务员；第三，不管怎么说，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不错，虽然没有企业挣钱多，但是其他方面比如退休后要比企业更有保障。
当然，对于王艾寒来说，公务员的魅力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能够更好的捍卫和保护自己的爱情。
2010年年底，他再次报考了国家公务员。
成功“突围”
王艾寒在临考前约一个月开始着手复习：
每天晚上做题，一共做了十套真题和几套模试卷，然后就到济南考试了。
他说，这绝非不重视，一是因为报社的工作很忙，二是《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加起来400多页纸，确实已经翻来覆去看过很多遍了。
成绩出来之后，他第一时间用手机发短信查询成绩：
进面试了！
他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他打电话报名参加某著名公务员辅导机构的面试辅导班，地点在北京，为期一周，学费4280。
其实，他本来想报名的是为期两周、学费一万的特训班。
校方承诺，参加特训班，如果面试失败，退款八千，而学费4280的这个班是不退钱的。
特训班针对考生要面试的某一职位特别设立，王艾寒报名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职位已经有人报名了。
面试辅导班学习结束，王艾寒回日照，照常上班，静候面试的到来。
他比面试时间提前一天来到北京，选了一个离面试地点只需步行十分钟的宾馆住下。
面试前一晚，他承认自己“无比的紧张”，晚上一直不停给朋友同学打电话聊天放松，看电视没心情，翻了会儿书看不下去，十点不到就躺下睡觉，但是睡不着。
面试当天晚上，他接到了面试通过的通知。
本来说是第二天电话通知结果，他就把手机放在宾馆充电，自己出去闲逛了。
结果刚回房间就听到电话响，拿起来一看号码是北京的，心顿时一通狂跳，然后，他被告之：
面试通过了。
几乎没有时间激动，他接连拨通了女朋友和家人的电话报喜。
他永远记得面试通过电话打来的时间：
19点10分。
当天，在北京的大学舍友请他吃饭。
这么大的喜事，俩人没喝一口酒，害怕影响了王艾寒第二天的体检。
体检结束，王艾寒坐火车回日照，一路上还是一直打电话聊天。
尽管知道体检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他还是没敢吹牛说自己过了，在期盼已久、触手可及的成功面前，他一再告诫自己要“低调、再低调”。
回日照半个月后，王艾寒辞掉了报社的工作。
单位的人都知道了，自己也没有心思再干了。
辞职后，他每天上网，看书，因为将来要从事文秘工作，他开始特意关注国家政策和相关文件。
他已经开始进入角色。
可是，对于即将在北京开始的生活，他坦言并不喜欢如此快节奏的生活，蚂蚁一样的人群，还有永远灰蒙蒙的天，甚至开玩笑说日照厕所的空气都比北京大街的好。
他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练出挤地铁的本领，也希望自己的肺能够尽快适应北京的空气。
进入体制内，王艾寒也没有旁人所认为的特殊的成就感：
“考上公务员不代表任何成就，每个人只要努力都有机会。
只是，与其毫无意义地宣泄对体制的不满，还不如真正地进入体制，尽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点什么。
”
不过，他还要面临一个新问题：
女友在日照当公务员，他在北京。
他用考上公务员捍卫的爱情，还要继续破题。
在中国移动的日子
他把这里当做极具魅力的城堡，消磨着曾经的热情，但并不后悔留下。
中国周刊记者余芳倩北京报道
接连着两周，王林（化名）没有一天能在晚上十一点之前离开办公室。
周末也总被加班占据。
生活像一辆赛满了货物的桑塔纳，踏实地奔跑着，“司机”王林觉得有点失落。
刚步入社会时，他期待登上的是一辆沃尔沃。
“从小到大，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那百分之十。
但工作三年，越来越现实，觉得之前很多想法都不可能实现。
现在就想着房子、车子，实际的问题。
你要问我还有什么理想，其实挺可悲的，没有了。
”他低头看着桌上的杯子，沉默了一会儿，“当然，我并不后悔进入中移动。
”
选择国企
2008年，清华硕士毕业生王林手头放着几份offer。
毕业之前，他对人生的自我控制力都表现得比同龄人更出色一些。
他中学就开始学习大学的物理课程，大学学习的是英语物理课程，从来没有在学习上有过挫败感。
他是学生干部，会出色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但绝不会费心去主动策划一个活动。
总之，他承认自己是传统的好学生，不太喜欢冒险。
中学时，他想当个物理学家。
但在大学毕业前夕，他明白如果在中国当一个学者，恐怕缺乏一个好的环境和待遇。
毕业时，他还曾一闪念想到过自己去创造一个伟大的公司，某天甚至可以上市。
可是他最后承认，他很优秀，但和李彦宏、张朝阳这些人相比，他的简历上缺点什么，还是进入企业得好。
2007年11月份，水木清华论坛上一个招聘信息受到热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要来清华校园宣讲招聘了。
他投了简历，随后收到面试的通知。
国企招聘一般时间偏晚，早在中移动面试通知来寄来之前，NEC中国研究院和浪潮电脑等公司的要约已经整齐地摆在王林的桌台上。
前者是名列财富世界500强的日企，后者是国内新锐的电脑公司。
王林并没有左右为难，他迅速上网查资料。
谈起当初的选择，他像答考卷一样，逻辑严密。
“中国有在国企里工作四十年的例子，但是还没有在外企里待那么长的人。
外企在中国的发展，不确定性太多，晋升层级也太慢。
如果是去外企的公司总部，我还愿意考虑，但是如果是中国分公司，no。
”第一步，他把外企淘汰了。
任何民营企业，比起中移动公司的规模来，都显得苍白。
中移动公司上市香港，2007年利润达870亿元人民币，在电信领域，即便是当时四个垄断国企中，也是规模最大的企业。
更让王林心动的是，“中移动从电信局分拆而来，肯分拆来的，很多都是胆子大的年轻人，这样的企业相对老国企负担轻，应该更有冲劲。
”
后来，国家开发银行也看中了他，他抱歉地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有了选择。
2007年春天，年轻的毕业生学生王林寻找到了一棵大树，他不想只是来乘凉的，他想和和这棵大树一起成长，做一番事业。
优越感
2007年夏天，北京的知了叫个没完，王林脱下了牛仔裤，换上商务休闲裤和新买的衬衣开始来中移动上班。
上班的第二天，领导把部门的新员工集合在一起，介绍部门情况。
幻灯片写了70页。
“当时震撼了，念书时觉得20页的幻灯片已经够长了，没想到在国企里，这么庞大。
”
位于复兴门的中移动大厦，由两栋楼组成。
初入职，他根本分不清谁是中移动的员工。
总部五六百人之外，还有和中移动有业务关系的厂商直接派驻的人员。
他惊讶的发现，所在的一层楼，百分之六十的工位是留给“外援”。
只要有新项目，总有合作厂商收费或者免费上门来为他们服务。
有些人和他朝夕相处了一年。
国企的“大”，“众星捧月”的感觉，在他工作的第一年，感受颇深。
工作后第一次出差，王林和部门领导飞到了南方某城市。
刚入公司，第一次出差，新奇之外难免有些紧张。
飞机落地后，当地市公司的领导，省会公司的领导，和省级分公司的领导都出现在机场。
他和领导被专车接走，整个出差过程被照顾得很好。
国企系统有时会发出电磁炉一般的温度，你可以感觉到“组织”强大带来的温暖。
后来，王林发现，其实系统内平级接待，根本算不上兴师动众。
如果你是部门领导级别，会有厂商去机场接送，全程接待。
如果是市场部出差，接送的可能是公关公司；如果是财务部接待的可能是咨询公司。
中移动作为行业领域内的老大，总能让员工感受到大公司的威仪。
更多时候，王林待在总部。
每天早上，一顿免费的丰盛早餐在中移动的食堂等着他。
中午花2元钱品尝自助餐厅的美食。
现在他已经习惯了，但工作第一年觉得吃得不错。
工作之余，国企也为员工提供了多彩的娱乐活动。
工会，这个在各大企业已经萎缩的名词已经偏向装饰作用。
但是在中移动这样的国企，它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每个职工给工会一年缴纳两三百元的会费。
工会成立了若干个组织，如乒乓球协会、羽毛球协会、游泳协会……定期组织活动，提供场地、器材。
还有不少相关厂商等着赞助他们的活动。
比如冠名一个他们内部的篮球赛。
每月发工资的时候，那张长长的工资条上，基本工资“不好意思说”，但还好，收入在他手上的，有补贴：
每个月除住房公积金外，还2000元的房补，还有车补，劳保，等等，年收入十多万元。
大企业里的小职员
2010年，距离王林进入中移动已经三年。
三年中，中移动利润翻倍。
“中国最赚钱的中央企业”、“财富全球500强”等名号，王林早就烂熟于耳。
中移动公司总部分为各大部门，大部门里面各下辖着各处。
王林还处于中移动生物链的较低端，作为一名普通员工，渐渐感觉到大公司的微妙。
他要写一份材料，需要部门几个处之间的互相协作。
关系好的部门，材料两天就能给你。
关系不好的，陪上笑脸，一个礼拜也给不了你。
“你能怎么办呢？
不能生气，只能找你的领导，让他找他的领导。
”有一次，一个简单的任务，由于别的部门之间不配合，从处长之间的沟通上升到了部门主管之间的沟通。
王林很费解，也很沉默。
这似乎是成长到一定规模公司的通病。
华为在其内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华为十大内耗问题浅析》，列举了“本位主义”、“各自为政”、“站队”等内耗的问题。
王林和同事们一边看一边笑，把“华为”换成“中移动”就行，里面描写的问题，“简直一摸一样”。
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半个月朝九晚十一的工作就是为了写汇报。
通通都按照70页以上的标准来写。
“国企里，部门多，层级多，比较多。
大家做的事情非常相似，你怎么能突出你的成绩来呢？
只有拼命往里面填细节，事无巨细地写。
其实挺烦人的。
没什么价值。
但就要这样。
”
汇报用的幻灯片，一个主题，王林最多改过50次。
翻来覆去的改，斟酌每一个用词。
每一次都被领导打回来再改。
直到把每一条成绩说得更具体，把每一个牢骚写得更委婉，“你不用那么直白，领导都是聪明人，一看就知道有什么问题。
”
王林曾是个理想主义的青年。
他的朋友说，在学校时，王林喜欢谈论的是人生和理想，工作以后也会谈，“但渐渐认识到现实，有些无可奈何。
”
王林现在已经不大谈理想，“只要在中国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什么好谈的。
”
他会和朋友讨论整个公司的战略和方向。
有的理解，有的不解。
作为普通的员工，赞同与质疑，其实都不重要。
“你最好改”
王林曾很有激情，很执着。
三年前，他面试的时候，对方问他性格有什么缺点。
他说，他太执着，认准的事情非要做下去。
上大学期间，导师明明告诉他一个研究方向行不通，但是他还是要试错。
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样的性格有好有坏，但是在国企，你最好改。
”对方说。
刚进入国企的时候，他雄心壮志地想“升官”。
按照规定，进入公司五年就有提拔为副处的机会。
三年后他说，“和我一样工作了五年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做管理工作，结果很难量化，如何能分出谁做得更好一些呢？
”
他内心仍有希望，但现在看起来更平和。
“有个刚提拔的副处长，听说，他的爸爸是某中央媒体的总编辑。
”他喝了口水，慢慢说，“中国有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
这是有道理的，家庭背景从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子女的未来。
当然，这些二代很优秀，即使但看简历也不输给任何人。
”
渐渐地，很多东西，他之前厌恶或者批判的，他开始接受。
“可能是因为我的立场不同了，也确实是看到了新的东西。
”
“念书时，所有替运营商说好话的观点，我都能找到一一反驳的理由。
但是现在，我又能逐一反驳我以前的观点。
中移动的成本为什么这么高？
比如美国，在乡野和隧道可能没有信号，对美国运营商而言，这是不具备商业价值的投入。
但是对中移动而言，尽可能的覆盖，这是国企责任问题。
”
三年来，王林回头来看，进入国企确实是运气。
但是这样的运气并不能帮助他完全规避生活中的压力。
他眼下最紧要的就是房子问题。
在单位附近，他看了好几处房子，价格逼近四万。
如果没有家人帮助，他无论如何也付不了首付。
王林觉得委屈，中移动号称是最赚钱的公司，但是收入并不是最好的。
“因为中移动直接从百姓口袋里收费，社会上的情绪很大。
金融行业的利润不如中移动，但是他们收入是我们的数倍。
这公平吗？
”
他这样看问题的根源，普通百姓难以从国有企业的巨额利润中分享收益，这是体制问题。
但作为普通员工，承担这样的后果，王林想不通。
由于“社会议论”太多，2007年以后，新入职的中移动员工收入和老员工拉开了距离。
他在等待和老员工同等的收入水平。
现在看来，形势并不明朗。
他靠个人收入轻松买房，已经越来越遥远。
这几年，中移动总公司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开始有人员外流。
那些等不到升职加薪的年轻人，开始失去耐心。
“每年有十几人辞职去那些收入更高的公司。
我认识一个人，工作四年，每年都比别人做更多工作。
但是升不了职，走了。
”
但更多的人留下来，“挤破头想进来”。
每年各省公司翘首以盼的就是总部的一个机会。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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