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思想部分复习笔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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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思想部分复习笔记
汉代关于屈原的争论
汉代关于屈原的争论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刘安：
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
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絜，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突出屈原作品“怨刺”的特点，赞扬屈原的高洁精神，推崇屈原作品中寄托深远的比兴方法。
第二阶段：
扬雄：
《汉书·扬雄传》：
“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
何必湛身哉！
”主张明哲保身，反对屈原投江，并作《反离骚》以示已意。
班固：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兢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
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
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纵容。
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秒才者也。
（《离骚序》）
不明哲保身，多虚妄之语。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班固对屈原虽有评价，但评价不低。
第三阶段：
王逸：
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
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
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
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耉，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况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
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者，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
且诗人怨主刺上曰：
“呜呼小子，未知臧否。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风谏之语，于斯为切。
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
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
而率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阙中矣。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
“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原”也。
“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
“夕揽州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
“驷玉虬而乘鷖”，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
“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
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
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
屈原之词，诚博远矣。
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
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楚辞章句序》）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
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肯定屈原对楚王的忠诚，认为屈原作品依托五经立义，肯定作品中浪漫主义特征。
总之，汉代对屈原的评价总体来说经历肯定——否定——肯定，同时反映了汉代文艺思想的发展变化。
《诗大序》的文学观念
《毛诗序》阐说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可以看作是前秦儒家诗论的总结。
首先，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的言志抒情的特征，也说明诗歌与音乐、舞蹈的关系。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志，偏于社会伦理道德；情，属于个体性的。
志要形成诗，中介就是情。
这样的诗歌内容既能传达政教内容，又能打动人心，从而使政教内容为天下人所接受。
《毛诗序》把志与情结合起来谈，更加清楚地说明诗歌的特征。
其次，《毛诗序》指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情况往往在音乐和诗歌的内容里反映出来。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这显然是受到季札观乐的启示，进一步指出政治、道德、风俗与音乐诗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三，在诗歌的分类与表现手法方面，《毛诗序》提出六义说。
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孔颖达《毛诗正义》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
”基本概括了风雅颂是《诗》之体，而赋比兴是《诗》之用即表现手法。
最后，《毛诗序》对诗歌的特征、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诗的分类和表现手法的论述，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
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
因此，在谈到诗歌的言情特点时，又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义”，导致后来文人以“温柔敦厚”论诗的模式。
说到诗的政治作用时，又强调“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它把这种思想集中突出地表现在关于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论述里：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种理论在政治上表达了统治阶级对诗歌的要求，对诗歌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孟子的诗学主张
孟子的诗学主张大体可分三部分：
知言养气、以意逆志、知人论世。
一、知言养气
（公孙丑）“敢问夫子恶乎长？
”（孟子）曰：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
“难言也。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何谓知言？
”曰：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公孙丑》上）
孟子讲的知言，是指对于诐、淫、邪、遁等言辞，能看出它所蔽、所陷、所离、所穷之处。
他讲的养气，是强调人的内心修养。
他认为只要“配义与道”，即加强儒家的伦理道德的思想修养，就是养“浩然之气”。
养气强调内省，知言强调言辞与内在心灵的统一。
二、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理解作品的方法。
他主张，分析诗的人不能因为个别的辞和句去曲解整篇的意思，而应该用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分析作品内容。
孟子为学生咸丘蒙解释《小雅·北山》《大雅·云汉》的诗句，就是运用“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这一方法。
此处的辞，指未经文饰的表达。
志，不是一般的志，是善的，强调作者的主体地位，主张将作者之志作为旨归。
三、知人论世
孟子提倡在读诗时，要善于领会其内在精神，但同时这种理解不是主观臆断，而是通过“知人论世”的总体把握的方式去领会。
孟子谓万章曰：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万章》下）
文学是作者思想情感与时代环境相结合的精神作品，因而要了解作者的思想性格，当然必须要读他们的书，考察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孟子在与公孙丑讨论《小弁》之怨、《凯风》之不怨时，就是从不同作者及其诗歌的不同背景出发，来评价这两首诗，这就是对“知人论世”方法的运用。
王国维认为，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可以相互参照。
他在《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中指出：
“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
”可见，孟子的诗学主张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但我们应注意，作品能否表达作者真正的意志，如果作者在创作时没有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那么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就不能起到作用，所以二者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典论·论文》的文学观念
《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论，它对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都有涉及。
虽然曹丕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对后代的影响很大。
首先，关于文学的价值。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作者本着文以致用的精神，把文学提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并鼓励作家们去努力从事文学活动。
这对魏晋以后文学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
其次，关于文气。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文章中的“气”，是由作家不同的个性所形成，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情感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
曹丕认为，气有清浊之分。
我们可以把“清”理解是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是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
曹丕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
因此，各有所长，难可兼擅。
其三，对于文学体裁的区分。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所谓“本”，大致是指基本的规则而言，这是一切文章共同的；所谓“末”，是各种不同文体的特点。
奏议、书论，晋以后人所谓无韵之笔；铭诔、诗赋，晋以后人所谓有韵之文。
因文章具体的功能不同，而体裁和表现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雅、理、实、丽，各具特点。
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是曹丕首先提出的，它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
其四，关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
曹丕指出了两种错误态度：
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一是“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前者斥责了尊古卑今的观点，前人已有阐述。
后者对“文人相轻”的斥责，则是作者的新论。
作者根据对不同的文气、文体的认识，说明各个作家作品各有短长。
“暗于自见”的人，不可能产生正确的文学批评。
《文赋》的文学思想
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篇名作，它着重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问题一，陆机提出了“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
陆机这里所说的“意”是指构思过程中的意，亦即构思中所形成的具体内容，而不是指文章中已经表达出来的意。
“物”指人的思维活动对象，“文”指用语言文字写成的文章。
“意不称物”是指构思内容不能正确反映思维活动对象，“文不逮意”指文章不能充分表现思维过程中所构成的具体内容。
它们分别指创作过程中两个重要问题，陆机认为二者“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故《文赋》重在解决“能”的问题，重在讲文学创作的构思和技巧问题。
问题二，如何进行艺术构思。
首先，陆机论述了作家在构思前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才能使艺术构思得以顺利进行。
他着重强调了玄览、虚静的精神境界和知识学问的丰富积累两方面内容。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
”玄览，是指老庄那种虚静的精神状态，它可以使人不受外物和各种杂念干扰，烛照万物，心神专一，这是针对“意不称物”而提出的。
典坟，泛指各种有价值的优秀文章与著作，这就是要求作家广泛地学习前人，吸取其丰富的创作经验，这是针对“文不逮意”提出的。
有了这两方面的准备，还必须到现实生活中去体验：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文以情生，情因物感，这样构思活动就能顺利展开。
随着“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构思活动逐渐展开。
首先要进行丰富的艺术想象，“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在此过程中，作家的思维活动始终是与现实中的客观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情感的逐渐鲜明与艺术形象的逐渐构成是同步进行的。
“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
当艺术意象在作家的思维过程中形成之后，就需要用语言文字作为物质手段，使它具体地呈现出来。
就要“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寻找最好的表达，使其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即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
在论艺术构思过程中，陆机十分强调灵感的作用，他称之为“应感之会”。
他认为文思之通塞决定于灵感之有无。
当灵感涌现时，“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
”而当灵感枯竭时，“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而灵感的来去非常微妙，“来不可遏，去不可止。
藏若景灭，行犹响起。
”不是作家自己能够控制的。
他对灵感的如实描绘，是对文学理论的一大贡献。
问题三，各类文体的特征及其艺术风格。
陆机在曹丕《典论·论文》提出的“四科八体”后，把文体分为十种，并具体概括了其风格特征。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
对这十种文体风格特征的论述，既有内容方面的特点，也有形式方面的特点，这比曹丕要深入细致很多。
尤其是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突破了经学对诗歌的控制，重视诗歌语言艺术美，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
陆机不仅研究了各种文体的风格特色，而且还从理论上总结了风格多样化形成的原因。
首先，他认为风格多样化是因为作为文学作品描写对象的“物”本身就是纷繁复杂的。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
纷纭挥霍，形难为状。
”其次，风格多样化与作家的个性、爱好有紧密联系。
“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
”第三，风格多样化与文体的特点有关。
不同的文体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特定的要求，因此，表现在风格上就有明显的差异。
问题四，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技巧。
在结构和布局方面，他强调必须恰如其分地安排好意和辞，即“选义按部，考辞就班”。
从而使“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结构应该根据内容的需要，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
“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
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
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
”在部署意和辞的过程中，陆机十分重视意的主导作用。
即“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
”同时，他也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情貌一致。
在艺术技巧方面，陆机还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原则：
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
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即强调文学作品要构思巧妙、词藻华美、抑扬顿挫三个方面，而此三者要符合“达变识次”的原则。
此外，陆机还提出定去留、立警策、戒雷同、济庸音等具体写作方法，还指出了偏孤、粗拙、理虚、媚俗、质木这五种文病。
对文学作品的艺术美，陆机还提出了五条标准：
应、和、悲、雅、艳。
应指文学创作上的丰赡之美，和指文学创作上丰赡之美与刚健骨气的配合，悲指文学创作要能体现鲜明强烈的爱憎情感，雅指比较广泛意义上的纯正之美，艳指文学作品要有很高的艺术美。
《文心雕龙·物色》的理解
刘勰的《物色》主要论述了情景关系、如何恰当地描写景物等。
其一，情景关系。
刘勰的《物色》开篇就说明了外界景物对文学创造的关系。
他提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外界景物影响人的情感，再由情感发为文辞。
刘勰认为，情和景是密切结合的，所以要“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
“随物以宛转”是指人的主观作为必须符合事物内在的“势”，即客观事物内在的规律性。
“与心而徘徊”是指创造过程中客体的描写必须符合表达主体情感的需要。
所以刘勰强调，文学创作一方面要贴切地描写景物情状，一方面也要表达出作者对景物的情感，达到“情貌无遗”，即情景交融。
与陆机相比，刘勰不仅提到了物色的感人，还强调人的情感的用意，着实是一种超越。
其二，如何恰当地描写景物。
刘勰认为《诗经》中的写景可作为标准。
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々”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
“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
既写了物貌，又写了心情。
同时，刘勰也指出了《楚辞》的景物描写，“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
”虽然二者或简或详，各有特点，但他认为“《诗》、《骚》所标，并据要害”。
刘勰又指出“功在密附”，要写得贴切，才能显示景物特点。
“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想要把景物写得各具特色，就要做到情景相生。
这就需要从景物的触发中引出自己独特的感受，化为情思，如此才能做到“物色尽而情有馀”。
刘勰又指出“晓会通”。
讲会通，要借鉴前人的描写，这又跟通变相应，所以提到“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
因袭的是前人怎样触景生情、缘情写景的方法，革新的是根据自己的情景相生，写出独特的感受。
以上所说的“情貌无遗”，都是给景物着上情感色彩。
而刘勰又指出一种情况，即“窥情风景之上”，此处的“情”是窥测到的，是景物本身所具有的各种情态，不是作者的情感加上去的。
而这样的描写又有它的特色。
《文心雕龙·宗经》的观念
“三极彝训，其书曰经。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宗经就是宗法经书，写作以儒家的经书为标准，效法五经来作文。
首先，刘勰指出“五经”的文章各有特点：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
《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
《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攡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
《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
《春秋》辨理，一字见义。
其次，刘勰认为“文源五经”：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
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第三，刘勰又说明效法经书来写作的好处，这是概括地提出他的创作标准：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刘勰提出这六点，要求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引证确切，反对诡诞、浮夸、芜杂等。
第四，刘勰提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这六种实际上是为了救弊而发。
所以宗经好像是复古，实际上是革新，以复古为革新，这是他论文的一个特点。
他提倡的文章，情深、义贞跟文丽相结合，就是在作品的形式上，要讲究辞藻、对偶、声律，不同于五经文字的质朴，也可以说明宗经是借复古为革新。
《文心雕龙·体性》
《体性》是《文心雕龙》第二十七篇，是讨论风格问题的一篇专论。
刘勰认为“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文章既有内在的情理，又有表现于外在的体貌。
体貌各不相同，则由于作者才能和气质的不齐，学养与习染之殊异，因此文章又有形成其体貌的性，性即内在的实质。
刘勰所谓“体性”，是“因内而符外”的统一体。
刘勰此处所论之体，是指文章的风格，他把各种不同的文章，概括成八体：
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
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曲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
八体之中，有的是就修辞方法而言的，有的是就表现方法而言的。
八体又分为四组：
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
刘勰认识到风格的多样化，所谓正反，不一定有高下之分，但又不是无所褒贬的，故对“新奇”“轻靡”二体，颇有微词。
这是针对当时的文风，有的放矢的。
至于形成八体之故，刘勰认为是由于作者的才、气、学、习四者的综合。
四者之中，才和气指先天的，故云“性情所烁”。
学和习指后天的，故云“陶冶所凝”。
在这个问题上，刘勰并未片面地强调作者的才能，而忽视创作的实践。
同时，也不是抽象地论述文辞的气韵，使气成为不可捉摸的概念。
刘勰的论风格是比较切实的，篇中讲到“才有天资”问题，也是有分寸的。
他认识到作者个性与文章风格的关系，故云“吐纳英华，莫非性情”。
但是风格的行成，则主要依靠学习，故云“八体屡迁，功以学成”。
“才有天资，学慎始习”，主张把才与学结合起来，“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
不过他的所谓“学”与“习”，主要是就取法上的“体式雅郑”而言的，而没有认识到社会实践的决定作用，这又是他的思想局限性所在。
刘勰关于“才”和“学”关系的论述
刘勰认为，“才有庸俊”，“学有浅深”（《体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
才自内发，学以外成”（《事类》）。
才，指作家的才能，是先天的，因各人的禀赋不同而不同；学，指作家的努力，是后天的。
一方面，刘勰重视“才”。
认为“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事类》）。
另一方面。
他也指出“学”的重要性。
刘勰在《神思》中提到两种人，即“骏发之士”、“覃思之人”。
前者作文主才，后者作文主学。
刘勰认为此二者“难易虽殊，并资博练”，都是值得肯定的。
刘勰认为作家的才，虽有先天条件好坏的差别，但又可以受到学的影响而有所发展，并逐渐定型。
他说“才由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
”（《体性》）他既认为“才力居中，肇自血气”（《体性》），又强调“功以学成”（《体性》）。
比如木材和生丝，虽然质地有高下之别，但是，能工巧妇仍可以把质量较差的木材做成漂亮实用的器具，把质量较差的生丝织成美丽而精致的绸缎。
反之，木材和生丝的质量虽然很好，如果放到笨工拙妇手里，就只能做出劣等的器具和绸缎。
他在《体性》篇赞语中说：
“习亦凝真，功沿渐靡。
”范文澜注说：
“上文说：
‘陶染所凝’，此云‘习亦凝真’，真者才气之谓，言陶染学习之功，亦可凝积而补成才气也。
”这个看法是符合刘勰本意的。
刘勰主张才与学相结合，缺一不可。
他指出“主佐（指才与学）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
”（《事类》）他也主张“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体性》）。
从根本上说，作家的才性虽有“情性所铄”的一面，然亦有“陶染所凝”的结果。
刘勰这种重视后天作用的思想，与他重视社会生活实践对作家及作品影响这一点是一致的。
这一方面，刘勰比曹丕只强调先天作用，认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要大大前进了一步。
对《诗经》六义的解释
《毛诗序》总结了《诗经》的艺术经验，把《周礼·春官·大师》中的“六诗”说发展为“六义”说，其云“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风雅颂是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现手法的归纳。
为什么在排列次序上，赋比兴放在风的后面。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这样解释：
“六义次第如此者，以诗之四始，以风为先，故曰风。
风之所用，以赋比兴为之辞，故于风之下即次赋比兴，然后次以雅颂。
雅颂亦以赋比兴为之，既见赋比兴于风之下，明雅颂亦同之。
”
对于赋比兴的表现方法特点，《毛诗序》没有作具体分析。
后来汉代的郑众和郑玄曾对之作过解释。
孔颖达引郑众所说，谓“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又引郑玄注《周礼》中释“六诗”时说的：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郑众的解释是就表现手法来说的，比较符合比兴的原意。
郑玄则以美刺解比兴，显然是牵强附会的。
刘勰认为“比显而兴隐”，“比者，附也；兴者，起也”。
宋代朱熹认为“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毛诗序》对风雅颂是作了具体解释的，其云“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
从这段分析中可以看出《毛诗序》是按《诗经》作品内容地域等的特点来区别风雅颂的。
风，从地域上来讲是属于某一个诸侯国的；而雅，则是属于整个周王朝的。
风，在内容上是以某个人的事来表现其所属国家的风尚的；雅，则是讲整个周王朝王政兴废的，不过政有大小，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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