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发展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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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发展研究

我国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发展研究

　　内容摘要：

城市发展转型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本文从政府干预、金融中心聚集效应、动态产业结构以及整体定位规划等视角，以国际大都市转型的影响因素为基础，对引领世界国际大都市转型发展的相关过程进行回顾性分析。

同时对我国国内城市快速发展与“市场与政府”双驱动机制相关联进行审视，使我国从传统的城市发展形势向科学、合理、包容、平等的现代化城市发展进行彻底转变，并由此探讨了适合我国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建设发展的具体方式及路径。

　　关键词：

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国际大都市发展转型建设路径

　　当前我国很多的大中型城市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成效，全国将近160个城市根据“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都将其城市的未来发展提升到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设想上。

然而，我国的各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难循环、高排放、低消费及大投入等突出问题，此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依然还是没有得到实质性转变。

即便是北京、天津、深圳、重庆、广州及上海等国家中心城市，其与巴黎、东京及伦敦等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相比，依旧还存在着诸多差距。

因此，针对我国国内的各级城市建设来看，其在建设过程中既要承担着兼顾“国际化”及“城市群”战略发展的要求，也要对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产生直接影响，以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国城市建设发展现状分析

（一）以服务业为支撑且商品交易比较发达

　　沿海城市自古以来都是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地，比如：

广州、上海、天津等地均为我国的商业中心城市，而其产业当中最大的优势自然是商贸流通产业，主要包含着物流、电子商务、零售及餐饮等行业。

与此同时，作为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最早的沿海城市，其还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特征。

这些城市与我国内陆城市相比，在商品进出口方面存在着流动量大的优势，从广东省的统计数据可知，广州在2010年的商品进出口总额为766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为411亿美元，出口总额为355亿美元。

由此可见，我国沿海城市相对于内陆城市而言，其城市自身的交通运输更加便利，其商品交易更加发达。

（二）会展经济快速发展且品牌效应更为突出

　　我国各级城市的会展经济快速发展，而且对于我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来讲，更是以“广交互利通天下”为其最为根本的传统，从我国的各类会展诞生以来，其已经发展成为对中外商旅均给予紧密联结的重要纽带，并且已经成为我国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城市名片。

比如：

珠江三角洲会展经济区域、长江三角洲会展经济区域、环渤海会展经济区域、东北会展经济区域、中西部会展经济区域等均是我国著名的会展发展区。

另外，各类会展期间客商云集，成为各国客商在全球中实现经济复苏的重要平台及选择，并且还实现了对城市会展相应影响力及辐射力的更大规模扩展，比如：

广州、上海、北京、大连等均利用会展平台，实现了我国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更加突出了各级城市的品牌效应，达到了提升我国城市知名度的作用。

　　（三）传统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并存

　　作为我国城市化建设领军发展的北上广深来讲，在我国“去工业化”发展进程当中，以其发展现代服务业为城市未来的重要方向，但是，却形成了现代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并存的新格局，并且在此基础上还出现了一批小型化和微型化的企业形式，这一新格局实现了我国大中型城市以服务业为导向、以传统制造业为基础的发展新态势，不仅促进了城市建设及经济发展，而且是对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有益补充。

　　（四）交通运输体系空前发展

　　受到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实施影响，我国“一路一带”周边的大中小城市交通运输体系空前发展。

尤其是我国沿海城市均形成了十分发达的海陆空运输网络，在航空运输、高速公路枢纽、港口及铁路枢纽方面也比较完善，特别是在港口运输及航空运输方面，我国沿海城市的运输条件更为优越，为全国乃至“一路一带”辐射的全球各国均可提供优质的、便捷的运输服务。

　　我国城市建设发展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世界城市出现了以服务业为导向的新型竞争方式，在这一新型方式的格局支撑下来看我国的城市发展，可以看出，我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与其他类型城市相比较，其优势并不明显。

（一）我国城市的金融保险行业相对落后

　　我国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金融保险融资能力低及服务质量弱。

以我国四大城市北上广深来说，从整体上来看，其服务业比较发达，但是其所存在的低端服务业占据较大份额，而诸如保险、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则存在相对落后的现状。

我国这四大城市的商务服务业，如与纽约、巴黎和伦敦等国际型城市相比，其发展速度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并且在从业人员素质方面也存在素质不高的状况，而且企业自身规模也偏小。

另外，对于在商贸行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金融保险行业来讲，其发展存在比较滞后的现状，且对商贸流通及融资功能的实现产生了严重影响。

（二）综合商贸服务体系的功能仍旧缺乏

　　我国商贸中心城市的建设当中，普遍存在商贸活动层次低的实际状况，而且在商贸的产业链方面也存在短板，其在具体构成上主要以轻工业商品批发为主，在专业市场方面依旧没有形成相应的品牌影响力。

另外，针对我国的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来讲，其应该以大货币流量为主要形式，且以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为重要基础，例如以期货、现货连续交易及电子期权等新型商贸交易为依托，并需要在24小时后进行相应连续交易才能予以完成，但是，当前此种新型的交易模式在我国国际贸易中心城市中的发展较为缓慢。

　　（三）城市总部经济的推动作用较为匮乏

　　对于国际商贸流通企业在我国任何一个城市当中设立总部来讲，其不仅可以在金融服务方面享受到很多便利，而且还可以在地理位置上具有较好优势，从而有效实现国际商贸流通企业的新业务扩展。

比如，针对我国四大城市的北上广深来讲，其在吸引跨国公司方面一直较强，但是诸如重庆、大连等城市而言却很难实现有效的总部经济。

因为，北京在国际社会中，其政治地位更为突出，可依靠此种因素实现对国际商贸中心功能的带动作用，特别是对于国际经济中心功能的发展来讲，北京所存优势更为突出。

对于上海来讲，其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在地理位置方面比较占据优越，并且已经开始成为跨国公司的重要聚集地，而对于重庆、杭州、福州等城市来讲在此方面仍然较为缺乏。

　　（四）城市的国际化专业人才欠缺

　　对于我国的二三线城市来讲，其长期以来均以较低层次的商贸活动为主，在国际化的投资管理人才、商贸运作人才及资本运营人才等方面相对欠缺，普遍原因是这类城市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缺乏，且现有学校人才培养在质及量方面也存在严重不足，因此，需要加大对我国二三线城市的人才培养速度。

　　国际大都市发展转型对我国的启示

（一）纽约：

以城市圈协调发展及以原发创新为基础的发展转型模式启示

　　纽约作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发散地及聚集地，是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的代表城市之一。

纽约作为美国国家制度下，具有创新性原发型动力输出特征的典型城市，其以原创的金融体系为代表，对全球金融进行掌控，并以此为基础对产业竞争相应结构的高端位置实施占领。

　　对于原发型的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来讲，由于其自身便已培养出了原发动力，诸如品牌垄断、市场规则及技术标准等，因此其不仅可以对外将技术、资本及商品进行输出，同时还可以将风险对外予以输出。

同时，美国纽约不仅是原发创造力的聚集地，还是“波士华”大都市带实施相应经济扩张的中心，在二者共同的发展下，使“波士华”大都市带在全美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

　　美国所谓的“波士华”大都市带，就是包括纽约、华盛顿及波士顿等地带，其分别以金融、微电子工业及政治文化为其发展特色，在其相互的组合作用下，形成具有多样化特质的制造业带，其整个经济产值在全美的分值高达30%。

此外，该大都市带当中还分布着密集的大学及信息传播公司等机构，最终形成具有国际性的科技文化中心，并在此类机构的支撑下，全美各城市在技术创新方面都具有了更强的支撑力，且在全球城市分工合作当中能够充分实施参与，使城市带始终处于利益金字塔的顶端。

　　然而，对于我国的城市发展来讲，例如长江经济带、川江经济带、皖江经济带、西江经济带、辽宁沿海经济带、鲁南经济带等经济带上的城市，其在相关优势发展方面依然存在严重的不足，这些经济带在改革开放时期，都经历了粗放型发展方式，并将其作为经济带城市发展的基本模式，缺乏足够的核心竞争力作为基本支撑，而且，随着经济带发展水平的日益提升，在其城市的产业布局及结构方面也存在问题，形成的积累效应已经对城市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另外，对于这些经济带上的核心城市，例如广州、重庆、济南等来讲，其城市自身在出版业、信息传播及大学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集聚优势与美国波士顿类似，并且在实施原创型要素建设当中，其还是存在着发展空间大等特色优势，所以，应对这些经济带中的核心城市充分研发其发展力度，对技术产业化给予有效推动，并对分散产业链给予整合及对产业机构进行实际优化，使这些经济带上的核心城市形成具有发展特色的集聚产业，从而实现对产业竞争力的打造。

此外，在实施节约型和集约型转型改革中，珠三角区域和长三角区域还形成了比较严重的同质化发展现象，因此，其在产业聚集及扩散方面，与深圳、东莞、重庆、济南、香港等地区存在较大的相互竞争力度，而且在相互协调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对这些地区的整体产业规划方面，省市之间应加强协调，充分实现我国经济带之间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而实现我国城市发展建设的可持续动力。

（二）伦敦：

以向紧凑型反转为其发展的基本转型模式启示

　　英国伦敦大都市的形成实质是制度原发型，而且伦敦对金融制度给予了原发的创新，同时，与纽约相比，除了本身在整个欧洲市场具有较大的优势之外，而且对于英国伦敦大城市的发展来讲，其产业发展还具有明显的演变过程。

　　伦敦的城市发展在具体的产业分布上，主要经历了集中、疏散及再集中等几个阶段，在政策转型方面，主要经历了从限制增长向鼓励增长的转变，其城市发展也从初级的对新城的不断发展，开始向尽力发挥高聚集效应的城市总体发展方式转变。

从其大力发展紧凑型城市来看，从根本上反映出伦敦城市发展不只是相应的空间发展，而是以其相关产业作为基础发展全球产业链的竞争力，并将此竞争力作为实现伦敦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

因此，针对缺乏原动力的我国城市来讲，可以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偶尔实现一次飞跃，但此种方式存在不可持续性，如若想要进一步持续、平稳发展，可以参考伦敦的紧凑型发展范式，不要过于猛烈的实行“摊大饼式”扩张。

　　同时对于伦敦大都市来讲，其没有像“波士华”大都市带那样的动力支撑，很难实现综合效应放大的目的，而且其在产业原发的后续竞争力方面也相对缺失。

就如我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样，天津市在实现国际大都市的转型过程中，经历了从陆地向沿海发展的模式转变，其以北京经济运转及政治维护作为中心，实现以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为其综合效应提升的发展带，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天津市却面临着与英国伦敦相同的问题，通过二者的整体发展比较，我国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考量几个环节：

一是应该借鉴伦敦鼓励经济发展方面的具体举措，将我国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发展相应的制度创新增长极进行深入挖掘，制定各种制度政策，从而为相邻城市的经济发展服务，并应对京津冀人才引进环境予以改善，加大对中高端人才的引进力度，实现京津冀周边城市相关制造业及相关产业的集聚发展，此外，还应实现相关配套设施的同步建设，实现城市周边就业率的有效提升。

二是应对伦敦功能区划分当中的分布规律进行反思，对其产业结构具体的布局状况进行深入研究，以并我国京津冀周边城市的规划予以提前进行，并根据各城市实际发展现状建设相应的紧凑型城市中心区，对区域内的人文及自然环境进行优化，并对周边的产业结构布局及空间布局进行紧凑型调节。

　　我国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路径研究

（一）我国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路径分析

　　首先，提高我国城市科技水平及自主创新能力。

随着商品贸易在发展方式上的转变，国际大都市在具体的转型过程中均存在一个突出特点，即科技创新始终是其主要推动力，而对于技术创新进步的主要推动因素来说，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及转型则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因此，我国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建设，应对科学技术创新给予足够的重视，形成开拓创新和善于创新的新局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其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源泉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另外，政府还要加大对城市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将全球化一体化发展作为实现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依托，将科研机构的原创性开发作为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导向，将市场需求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将企业的产能转化及实际应用作为重要载体，从而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技术创新模式，并将科技创新资源向市场转变，以此作为企业聚集的重要支点，从而促进科技研发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变力度，以实现我国城市的技术创新可持续性。

　　其次，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人才战略支撑。

我国应加大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和深化改革，最大限度地培养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能够满足国际化人才标准的新型人才模式，从而实现为产业转型升级及结构优化，提供充足人才动力的基本目标，并最终实现将城市发展成为产业融合聚集及自主创新为依托的可持续性发展目标。

　　再次，对我国的产业规划政策进行合理制定和实施。

对于我国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发展来说，我国城市建设应根据实际的发展需要，发展相应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促使相关工业由大向强转变。

另外，对于相关的衰退产业来讲，政府方面应给与足够的支持，对其进行科学的引导，让其转移或者有序退出。

而对于落后生产能力的产业来讲，要对其坚决淘汰，以最大限度地防止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并且，始终围绕国际商贸中心建设的具体要求和定位方向，对相关朝阳产业给与有选择的鼓励、扶持和培育，对发展具有特色的城市支柱产业群，应培养具有全新发展动力的城市经济增长新引擎，对国内城市在国内外的领导地位及竞争优势不断强化，并对现代服务业进行结构优化，有序调整现代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步伐，将传统的以消费服务为主导的服务业，转变为以消费服务及生产服务为依托的现代服务业，以形成城市发展中的新增长点。

　　最后，在综合配套设计及政策环境上给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支撑。

由于我国大多城市均处于投资带动型向创新带动型转变的新时期，因此，针对产业持续发展及自主创新政策的制定，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范畴。

因此，从政府的角度来考量，其在政策环境的制定上，应以多种市场经济主体发展的混合所有制作为其适应的标准，对相关的市场法规及制度进行完善，对市场秩序进行整顿及规范，最大限度地提升各种经济主体的综合发展能力，还应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相应的综合信息发布平台系统，对社会商业信用体系逐步完善，从而促使市场交易主体在运营上更为有序、高效及公正。

同时，为了更好地推动城市产业创新发展，应在具体的体制及机制方面给予有效实施，并针对各城市的产业结构分级优化，为我国各级城市建设国际中心城市的目标创建相应的条件和基础。

（二）我国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通过利用超大型的项目建设来推动，从而获取全新的发展条件和机遇，并对综合服务的相关基础设施给予完善，对综合服务功能给予增强，以实现带动和辐射的作用，从而最终实现城市的社会进步及协调发展。

　　与此同时，通过对超大型项目的建立实施，还可以达到对知识流、物流及资金流的吸引作用，逐步形成整个产业链的经济制高点及相应的创新中心点，在城市核心竞争力方面更能形成其独特性。

而且，在超大项目引进过程中，还要善于结合各个城市的实际发展状况及今后的发展特色及方向，要将各增长极在乘法协同效应方面予以融合，实现增长极相应生命周期的延长，从而促进产业周期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源动力。

比如在我国的四大城市北上广深中，可以以物联网和车联网为基础，建设产业集聚平台。

也可以以“碳”交易为中心，建设产业金融服务平台。

更可以以全球高端航运服务产业集群为基准，打造新兴经济体的流通平台。

　　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大中型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及结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打造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步伐，因此，本文针对以往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经验，对我国城市打造成为国际商贸中心给予充分借鉴，并根据我国各级城市实际状况及未来发展方向，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创新和建设的路径，以最终实现我国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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