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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精选》序言

（1）《2010年短篇小说精选》序言

序：

书写中国人的精神史

新世纪小说已经走过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十年并不是一个漫长的跨度，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者六十年的共和国文学史中甚至显得有些短，短到可以让我们轻易地回头张望来路，可以轻易地回顾当代作家们在这十年中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

我相信，在这一回顾的姿态中，如果仅就短篇小说而言，2010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因为，它正在走向一个高度，虽然它必将不是一个最高点，但它的确已经开始诞生着那真正有价值的真实，某种可以称为永恒的特质。

虽然这只是浩如烟海的创作中的少数，但少数中国作家的深度思考和充满细节的叙事，已经开始在时代现场中书写着中国人的精神史。

以身体之名为时代作证

2010年绝不能忽视的两部短篇小说是，于坚的《赤裸着晚餐》和鲁敏的《铁血信鸽》。

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于坚和鲁敏是两位强大的观察者，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出发，采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却共同触摸到了时代的总体精神特质。

《铁血信鸽》的叙事者，像一个激情的诗人，它不能给出办法，但要固执地说出自己的发现；而《赤裸着晚餐》的叙事者则是一个宣判者，现实、决绝，它不曾寻找出路，但它要表态、要发声，小说结尾处那“砰”地一声，就是主人公送给那庞然大物的一枪——在他被审判之前，他已经预先审判了自由领地的入侵者。

我们时代的总体特征是什么？

作为社会精神代表的城市，它展现出怎样的质素？

鲁敏以一颗敏感、有重量的心灵，体会到了这个“无心”的时代的荒谬之处。

她试图追问没有心灵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

小说中的穆先生生活在一个极度关注身体的世界中，一边是热衷按摩经络学、食补养生的妻子，一边是沉迷于饲养信鸽的邻居。

当整个社会都热衷于养生保健的时候，穆先生却无法像多数人那样无知无觉，他无法不回望自己心灵的所在。

他体态发福、面目肥白，却在看似平庸的生活中，无法遏止地“心意难平”。

在灰蒙蒙的城市上空飞翔的信鸽，成为他安置自由、个性、理想的精神寄托之物。

小说不仅抓住了时代令人沮丧的特征，而且，它也指出了个体应有的精神方向。

《赤裸着晚餐》则提出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即房子对于人，准确地说，是对个体的意义。

小说因此不厌其烦地叙写戈伟装修房子的经历，在他对老同学们的夸耀中，这套别墅绝不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寄托着他全部的幸福与尊严的所在。

在住了十二年充满屈辱的集体宿舍之后，他第一次拥有了单位分配的公房。

但是统一的装修风格令他愤怒不已，和同事们共居一楼又使他毫无隐私可言。

因此，他宁愿背负沉重的贷款负担也要拥有一套“分分钟”都属于自己的房子。

在独自一人时，他赤身裸体地享受着难得的自由。

在他自己的范围内，他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与解放。

但是，在他赤裸着晚餐时，保安无意中闯入，激怒了平日懦弱、备受嘲笑的戈伟。

他用墙上的猎枪射伤（杀）了保安。

这样一个极端的故事，却充满了中国情景中的合理因素。

长期生活在集体主义语境中的人，所承受的个体压抑，如果在瞬间爆发，足以杀死一个人。

或许，杀（伤）人者并非戈伟。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提到了“身体”。

《铁血信鸽》那里，身体已经被捆绑，吃这个、补那个，身体并没有开口说“要”，却始终被填塞、被格式化。

身体此时已经被结结实实地绑架了；《赤裸着晚餐》中的身体试图赤裸，向往独处，在私人空间中谋求绝对的权利。

这两个身体如此不安，是因为它们在寻找一个通向自由的出口；它们又是如此不幸，宿命般地成为这个典型的、体制化时代的非典型个案。

《铁》是要穿透、要刺破，要报信，它是对外的姿态；《赤》要安静、要打开，要生活，它是对内的。

我觉得，这两部作品真是绝妙的配搭，它们那么清晰地表达自己，毫不含糊地从两个方向告诉我们相似的自由要求。

《铁》分明在说，它要意义，它要他本人的，他自个儿的生活！

《赤》则不断地重申活着，并且有尊严。

在他们的要求背后，有一个持续不断的声音，略显执拗地强调着，“如此这般”是为了避免被统一化、被集体化。

这正是消极自由的范畴，即在一个我不能改变的世界，我至少能够避免什么？

他们要避免的是统一化、格式化，他们坚持精神自由和个体差异性的权利。

然而，他们最终无法避免他们所希望避免的东西，穆先生躲不开他的妻子，戈伟躲不开保安——他们躲不开的是时代。

最后，他们都选择了与死有关的动作，穆先生在黑暗中跳向邻居的露台，戈伟开枪射击保安。

这最后的反抗不仅仅是无奈绝望中的最后一击，更指向了自我伤害、自残自戕。

因此，这一行为暗示了消极自由的不可实现。

当代小说不同于经典小说的的首要之处在于，前者提供当下经验的审美化文本，可以将我们习以为常的琐碎单调、浮泛平庸的日常生活进行某种概括，并最终以个人名义进行有效地表达。

当这种带着体温、凝结着血肉的概括，切中了时代的命脉，确诊了某种文化症候时，这种来自于个体的经验就不再是速朽之物，而会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的集体经验得以保存。

我想，这两部短篇小说的当代价值就在于此。

荒诞现实中，如何安置心灵？

或许要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今天所经历的生活是何等荒诞、何等不可思议。

在城市化的飞速进程中，在每年接近百分之十的GDP增幅中，我们享受着越来越先进便捷的现代生活，同时也经历着种种难以想象、难以言说的矛盾与困惑。

裂变中的阵痛撞击着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无论生活在乡村、还是奔波在城市，中国人的精神都处于巨大的变动中。

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如何理解新的生活，在荒诞无奈的现实面前如何诉说内心，这些个体的精神历史会不会被巨大的经济成功所掩盖？

我想，这并不是些不言自明的浅薄问题。

作家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创造审美的愉悦，在某些重要的历史关口，他们更需要书写明天的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今年有多部短篇小说因为入世与担当，而别具意义。

天津作家秦岭的《一头说话的骡子》，被寄予了太多的纠结情感。

故事的起点是一桩冤案，我们在报纸网络上频频看到的现实直端端地出现在小说家的笔下。

但现实版冤案的结局往往是国家赔偿，甚至还有喜结良缘，而秦岭却把无言的愤怒压抑成淡定，重新捡拾起民间的鬼魂文化，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叙说令人愁肠百结的中国乡土世界。

他让冤魂投胎转世为一头骡子，让它亲眼目睹着乡村的破败、农民的可怜。

作家的焦灼与痛苦正来源于他对于时代现场的深刻体认，和对被忽视的农村现实的正视态度。

这篇小说提出了两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一方面，在当下中国，民间信仰的消失，使得人心无惧、无耻，亦为所欲为。

来世报应和因果轮回说，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道德约束效力，最终让法律失范的地域成为人和神同时缺席的真空地带；另一方面，曾经那么令人眷恋的乡土中国正面临着崩溃局面，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乡土社会正在变得松散，甚至解体下滑，无人知道它将走向何方，也许，就是一条不归路。

与此相似的是秦贵兵的《来凤街青年被杀事件》。

在杀人事件发生之前，小说精确描绘出原生态的乡镇生活，还原了原汁原味的年轻人的生活样貌：

不停地吃饭、喝酒、烧烤、上网、KTV、打麻将、骂娘。

在一片喜气中，日子像流水一样哗哗地过下去。

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说，考上大学不再意味着光荣与梦想，反而是毕业就失业的可能结局，生活充满了现实的痛苦、诱惑与无奈。

在面目不清的生活面前，一代人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底线，甚至嫖娼、卖淫也不具有道德的天然落后性。

小说的结尾充满了荒诞感，“我”在阻止一个强奸案的时候，被两个青年打死。

生的无意义、死亦悄没声息，这一代青年人不知所终的生活事实，让人感到彻骨的悲凉。

“来凤街青年被杀事件”可以说是轻描淡写，犹如过眼烟云，它的重量同吃火锅、打麻将这样的事情几乎没有区别。

然而，这又是怎样一种疼痛？

相比于这两部作品，铁凝的《春风夜》对于荒诞现实的处理方式显得柔风细雨，卡夫卡式的现实怪圈被作家描写得春意盎然。

一对进城打工的合法夫妻怎么就不能在旅馆住下，而非要在大街上游荡一晚呢？

一是因为在城市中他们身份的不明，二是因为适逢“两会”召开。

一对最底层的小人物，就这样与庞然大物遭遇。

然而小说并没有进入难以言说的对立与矛盾中，而是让两夫妻充满希望地盘算一家人未来的光景，让人物被巨大的理解和温情所包围。

此时，我们会在狭促的现实中，感受到来自底层的宽容与喜悦。

在作者一波三折的机巧、不疾不徐的娓娓叙述中，充满丰富信息的社会生活和情感内涵被逐一展现出来。

除此之外，范小青的《我们都在服务区》表现了人与物之间不可解的矛盾关系——手机之于人的便利与束缚，人对于手机的厌弃和需求。

手机让人烦不胜烦的同时，却不断加深着人对于手机的依赖。

现代技术正在不知不觉中改写着人的存在方式，人正处于技术异化之中却无力摆脱，谁说这不是一种荒诞？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中国人都不可选择地见证着似乎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贫富差距，以及在瞬间被改写的伦理道德图景，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也进入了一个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丰富局面。

当代人的婚恋面临着金钱、欲望的考量，在情感道路的选择上往往面对着立体交叉桥式的多种可能。

当代作家们也异常偏爱这样的主题，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中国人现实情感世界中具有普遍性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主题中，人性与人心必然会赤裸相见，其透视出的社会问题具备相当的分量。

苏童的《香草营》、盛可以的《白草地》、徐则臣的《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从不同的角度探究着婚姻、爱情的多样与复杂，欲望背后的人心与人性。

《香草营》是此类小说的佼佼者。

苏童在这篇小说中构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二元世界，一边是肮脏嘈杂的香草营，一边是满是来苏水味道的洁净医院。

让这二者发生联系的是一件与性有关的私事。

一位有名的主刀医生和一位女药剂师为发展私情，到香草营租房，两个世界由此接触，梁医生认识了房东小马。

但也仅仅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他们并不真的彼此了解，更不知道他们之间已经开始真正的对立：

一边是锦上添花的性爱欲望，另一边是雪中送炭的生存需求；前者是用多余的金钱来索要额外的满足，后者是用匮乏的居所来换取发展的机遇。

两相对比，“谁更肮脏，谁更纯洁”的问题，几乎是一目了然。

作者的道德标尺非常明显地向底层世界倾斜。

但小说所做的绝不只是一种道德评判，而是要说出两个世界的隔绝，梁医生对于小马的冷漠以及缺乏善意的揣测，让我们看到人心的隔膜已经成为这个世界最后的分界。

《白草地》则延续着盛可以一贯的女性主义立场，让一个自以为能自由掌控妻子和情人的男人，最终明白，自己其实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由这两个女人联手设计的陷阱中。

虽然此类故事能否上演现实版尚未可知，但是这样的情节安排表明，作者要给小三遍地的中国和梦想有齐人之福的中国男人们一记重拳，并且希望女人们在男人中心的社会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和更强大的力量。

如果说《香草营》和《白草地》都透过欲望表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那么《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则倾向于以象征的方式来把握人的婚姻状态。

“一直在路上”的意象其实就是人对于婚姻的拒绝态度，对于爱情之存在的极度怀疑。

同样表示怀疑的还有阿袁的小说《小颜的婚事》。

这又是一部没有爱情的爱情小说。

似乎已经成为惯例，“爱情”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成为相当可笑的装饰品，浪漫主义的诗情早已让位于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

《小颜的婚事》的产生，似乎正是源于这样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时代特征。

它有着阿袁小说一贯的散漫从容、优哉游哉的叙述风格，在不动声色中上演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婚姻战争，虽没有刀光剑影，却也是煞费苦心。

可以说，这些作家对于现实的荒诞性表现出特别的敏感，他们尤其关注那些处于荒诞处境中的人心。

无论这人心是麻木、冷漠，还是机巧、宽容，它们都是作家们留下的充满现场感的历史记录。

或许，多年以后，人们需要通过阅读这些小说，来认识现在的中国以及中国人曾经有过的心灵历史。

诗意的写实与散文化的写意

历来年度短篇小说中都会有一类作品，无论是写实还是写意，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小说的结构都显得不那么紧凑，即使有戏剧性较强的情节，作者也会想办法用诗化或散文化的处理方式，让小说拥有淡泊与宁静的气息。

今年此类作品的代表是，爱情题材小说葛亮的《英珠》和钟求是的《最童话》、乡土题材小说刘永涛的《银灰色的草原》和付秀莹的《六月半》，以及散文化小说魏微的《姐姐》。

《英珠》可以算是这些年间罕见的赞美爱情的短篇小说。

小说用优美的笔调，叙写了藏区妇女英珠对亡夫的深情、对爱人的纪念。

她珍爱着与丈夫一同遇难的马匹的后代，以这种方式保持着与亡夫之间的精神会合。

这前世今生的神秘因缘同小说中反复回荡的藏歌一起，传递着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世苍凉，和亘古难变的真情厚意。

同先前的创作一样，葛亮的小说依旧保持着极高的文学性，其不留痕迹的叙述技巧使小说的表达自然、熨帖。

小说丰满灵动的叙事将我们引向了一个曾经有过的纯真年代。

另一篇有唯美主义倾向的爱情小说《最童话》，则用精美的故事，编织着追念亡故女友、永远留住爱情的童话。

李约在女友左岚车祸死后，把注意力转到了左岚的孪生姐姐右岚那里。

他用相机记录着右岚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包括结婚、怀孕、生子。

他试图以这种办法让左岚继续活着，和他一起过着与右岚相似的生活。

然而，当右岚终于走向离婚时，他亲手创作的童话面临着破灭。

为了挽回局面，更为了见证和确信爱情的存在，他将一切照片烧毁，只留下一张记录右岚结婚场景的照片。

之后，他把照片粘在风筝上放飞，因为他相信天堂不远，他的左岚一定能收到。

无疑，这一浪漫的想象是对永恒爱情的确信与传达。

“城—乡”二元对立式的书写近些年来受到很多作家的持续关注。

2010年度刊发的短篇小说中，仍旧不乏借城乡关联来透视底层生活的作品，其中不少还流露出回溯“田园牧歌”时的感伤情调。

刘永涛的《银灰色的草原》值得一提。

草原上的哈萨克族聚居区在作者笔下再度成为与“城市”相对立的所在，成为一个精神宿地和载意符号。

李尘千里迢迢来到乡下，为的是将弟弟去世后留下的孤儿寡母接进省城，加以照料。

但得到的回应却是弟媳古丽坚定的拒绝。

单身男牧民布鲁尔与古丽之间似乎存在秘而不宣的暧昧关系，使李尘感到“一种压抑而陌生的气息”。

但李尘最终确认布鲁尔与古丽之间关系纯净，善良憨厚的布鲁尔几乎被处理成“草原化身”的形象，借以打通古丽、铁力克（弟弟之子）与草原之间的情感血脉。

这里氤氲着一层淳朴谐和的精神气质，将读者一时拖入了温情、诗性的叙事氛围中。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急遽推进，乡土传统的这些审美形式、诗意和人情内涵，其实早已开始（并且还要继续）式微沦落，它的黯然消逝，或许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付秀莹的《六月半》在对民俗的熟稔书写中，传递着对乡土中国的深深眷恋。

小说越是以一种近乎不加节制的方式铺排不可胜数的节令风物，构造喜庆明朗的情调氛围，就越让人觉得这与其说是对乡土社会日常生活场景的写实，倒不如说更像是一次嘉年华式的热烈想象和集中追怀。

如果说以上述及作品都属于诗意化的写实，那么本年度最彻底的散文化写意小说就是魏微的《姐姐》。

小说中的姐姐不是具体所指，而是泛指十七岁时的姐姐。

它借具有普遍性的姐弟之间的情感交流（不解、羞恼或争执，其实也是情感交流的种种特殊方式），演绎“成长”这一普遍而永恒的人类主题，妙就妙在把小儿女纯真的生命情态、心态，写得玲珑剔透、惟妙惟肖、情趣盎然。

因为放弃了基本的情节线、具体的时空背景和个体化的人物特征，而完全改用琐碎细密的日常生活场景来支撑起整个写作，这就对作者的写作功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它既要求作者对那些能够泄露人物心灵奥秘的外在容止，有足够精微的观察和准确的捕捉力；也要求作者对他们微妙复杂的思想感情波澜，有感同身受一般的熨帖理解。

应该说，魏微极其出色地完成了这些高难度的挑战。

短篇小说的诗化倾向与写意风格似乎可以看做是传统的回归，但事实上它是与这个“前进”的、“发展”的时代相匹配的。

当传统的一切变得过时而可笑，最多只是一种时尚的装饰时，我们内心的故乡、童年、愿景又何从安置？

我们潜在的、柔软的心灵需求如何满足？

此类短篇小说就像我们内心的沉思或回忆，在时代不停息的脚步中无声地喘息。

中国式政治的文学叙述

有关政治、权力等话题一直是当代文学叙述中一个迷人的领域。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纠缠中，逐渐走向了更隐秘也更普泛化的层面，也就是说，一方面一些作家不愿让自己的写作与政治靠得太近，另一方面总有一些作家不断地注意到政治影响国人、重塑国情、重组人际秩序等方面的巨大力量。

后一类作家在2010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表现不俗，其作品以多元化和多视角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政治对人的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其中石舒清的《低保》、尤凤伟的《空白》、须一瓜的《毛毛虫》尤其值得称道。

《低保》借村长要平整果园一事，来展现村中各类人等——主要是那些吃低保的、想要吃低保的、不够资格却吃着低保的人——对于此事的不同反应，描绘出活灵活现的世间百态，村民的行为种种真可谓是中国式社会情态的一次显影。

那些弱势群体为谋求经济利益所必须做出的姿态，折射出中国式利益分配的根本特点，即基层权力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利益分配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而这种缺乏监控的分配方式又加强着分配者手中的权力。

作家对于中国式权力社会的体察可谓深刻入骨又细致入微。

权力之下的人情世态，就在这件小事中得到展现。

《空白》属于典型的官场小说，作者在一段录像带中的“空白”上做足文章，以此透视“被录者”与“录像者”的复杂心态。

局长秘书鬼使神差地没有把办公室安装摄像机的事情，在第一时间向局长汇报，结果导致局长在不知不觉中被摄录了一天。

第一时间把录像机拆下，并直接交给局长，应该是完美的补救之策。

然而，录像带中却意外出现二十分钟的空白。

这个时间足以使局长相信，已经有人在录像带上做了手脚，也就是翻录了录像带。

这就使得秘书的处境极为危险。

但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斗智斗勇后，秘书在高人“指点”下，不仅化险为夷，而且还获得了未来升职的允诺。

对于在官场行走的秘书来说，真真体会到官场规则这把上方宝剑的寒光剑影。

这篇小说所揭示的中国问题尤具典型性甚至普遍性，特别重要的是，当官场规则成为人之常情，情有可原的时候，中国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都会流淌着官场文化的血液，而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将成为政治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空白》可谓是为中国当代基层政治生活“立此存照”。

须一瓜的《毛毛虫》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小说，然而它思想的深刻与表达的高明令人印象深刻。

小说把“文革”历史推成背景，把“毛毛虫”当做一条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线索，来唤起中国人对于曾经有过的粗俗、简陋生活的记忆，精确传达出一代人内心的疼痛。

母亲支派年幼的儿子去给邻居送包子，而他却把包子误送给另一户人家。

对此，母亲的反应是，扬手给了儿子一个耳光，然后非常轻松地说，“去！

马上给我讨回来！

”一个母亲使孩子陷入如此没有尊严的境地，真是令人齿寒——如同毛毛虫所带来的令人恶心呕吐的体验。

我相信，小说长篇累牍地描写所有人对于硕大毛毛虫的恐惧感受，是要完成对于时代的巨大隐喻。

儿子为了讨要包子，尽力忍住恶心去解剖毛毛虫的恐怖场面，是对于“文革”最好的纪念。

雅克·德里达曾经所过，“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小说在提醒我们，什么样的政治就塑造什么样的人性世界，可诅咒的不是那位母亲，而是有关那时代的所有可怖的印记。

然而这部小说的价值不仅仅是唤起记忆，更通过结尾处人们对于那段令人难堪的猥琐生活的失忆，来暗示了一种更深刻的绝望。

生活无处不是政治。

政治对社会人生的影响力是最本质和最彻底的，在很多时刻，它决定着人最本质的存在，一些看似个人化的幸福与痛苦往往由政治所决定。

因此，小说家对政治有执着心、郑重心，不仅证明了中国作家的眼光，也让小说的作为更加持重、持久。

书写人性的善恶两端

对于人性的书写是小说的基本任务，在此提出，似乎有赘述多余之嫌。

然而莫怀戚的《孪生中提琴》和张玉清《地下室里的猫》恰从善恶两端对于人性进行说解，不失为认识人性的一个特殊的角度。

《孪生中提琴》代表的是善的一方。

小说借两把罕见的“孪生”中提琴“大疤子”和“小疤子”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离奇经历，让人在奇货可居之物的诱惑下，不断体验着拥有时的满足感和失去后的痛苦煎熬。

最妙的是，让不该占有的人占有了，让“我”在巨大的幸福感中饱受良心的谴责。

琴虽然回来了，“我”的心却无处安置。

好在“我”有一个智慧的小女儿，在她的帮助下，“我”摆脱了“物”对人的控制，回到原来的生活，获得心灵的解脱。

这让人懂得，被物欲所攫取的生活是非人的、异化的，摆脱占有欲是回归自然人性的第一步。

小说讲述了一个摆脱物欲、回到原来的朴素道理，是可以令每一个人心灵受惠的故事。

《地下室里的猫》同样构思奇巧，也同样有一个年纪不大的小姑娘，只不过一切都指向了人性的残忍和冷酷：

温柔善良的小姑娘因为一只意外掉进地下室的猫而蒙上了心理阴影，妈妈几经周折也终未将那只被困的猫解救出来。

几天之后，这只猫死于地下室中。

然而这只“困兽”的不幸遭际和持续数天的凄惨嘶叫却诱发了小姑娘的“幻听症”。

小说就在这个时候迅速抵达了它的核心情节——为尽快治疗小姑娘的心理疾病，爸爸妈妈严格遵循心理医生开具的治疗方案，为录制一份与原先困在地下室的那只猫相同的叫声，他们竟买了一只宠物猫，并将它丢进地下室里！

在作者的精心设计下，小说的主题就以这样令人震惊的方式赫然呈露在读者面前。

两只地下室里的猫，撕开了看似善良的人性外衣的一角，裸露出漆黑一片的罪恶躯体。

应该说，这两篇小说所营造的人性世界都是真实的所在，它们指出了我们隐秘道德标准的黑白两极。

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中，所谓“至善”的光芒绝不会被埋没，相反，它会召唤我们从恶的深渊中觉醒，并走向灵魂获得拯救后的至善境地。

总体来说，2010年短篇小说佳作不少。

对于年度小说的编选者来说，最幸福的是，多年以后回望自己的选本时，能看到那些真正的金子依然熠熠生辉；最遗憾的是，到那时却发现了散落在选本之外的宝物。

面对这样的宿命，我们只希望在作家们记录时代与中国人的精神史的时候，我们也参与到这一行动中，以我们有限的能力和共同的担当来实现小说的意义。

这也决定了我们这个选本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现场感，能否切中时代精神脉搏，能否代我们对司空见惯的事实执着发问，能否对失去的美好一再企盼流连，能否在我们面对荒诞事实已经麻木冷漠的时刻一再呼喊疼痛？

一句话，能否在审美的维度上，书写当代中国人真实的精神史，是我们选择作品的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