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傲骨的他终于认罪了可到死孩子们也没来看他一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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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傲骨的他终于认罪了可到死孩子们也没来看他一眼
一身傲骨的他终于“认罪”了,可到死孩子们也没来看他一眼
<雕塑顾准·局部>
悼念居里夫人时,爱因斯坦曾说:
“第一流人物,在其道德方面对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这句话放在顾准身上,一点也不过分。
在一个真理丧失、良知崩陷的时代,他点燃了自己的躯体,在无望的黑暗中,抵御着强烈的痛楚,为后人照亮了前路。
——度公子
01
顾准才智之高,一百年也未必能再出一个。
他父亲陈文纬原居苏州,后随兄长到上海做棉花生意,娶了苏州一对顾姓姐妹。
1915年7月,顾准出生,身为二房长子,他随外祖家姓顾。
兄长死后,父亲不善经营,顾准在黄炎培办的学校勉强读了两年,家里就再也拿不出钱来。
校长见他聪慧,觉得十分可惜,就推荐他到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
“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也算是一号传奇人物。
他出身书香门第,少年时期一身纨绔习气,30岁前整日厮混于赌场,幡然醒悟后,发奋读书,竟拿到了哈佛的博士。
回国后,创办会计事务所,影响力极大。
到了事务所,顾准先是端茶倒水,再是做些商标登记、公司注册的杂事,由此渐渐熟悉了会计事务。
有一次事务所开会,顾准忍不住插嘴。
主办会计非但不恼,还对潘序伦说:
“顾准这个小学徒,很有造诣。
”潘序伦心想,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过打打杂,能有什么见解。
他不大相信,便叫来顾准:
“你把你的看法讲一遍。
”顾准讲完,潘序伦心头一惊,天下竟有这般早慧的奇才?
不久后,会计夜校的讲台上,有了一个年仅16岁、初中也没毕业的新讲师。
学生一看,怎么是个孩子?
随即起哄将顾准轰出了教室。
潘序伦对早慧的顾准十分器重,对他说:
“你不用怕,明天我陪你去。
”第二天,亲自陪顾准上台。
学生们老老实实听完课,都服了。
<潘序伦和顾准>
潘序伦果然没看走眼,顾准的才气是惊人的。
没多久,他就编写出《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17岁时,与潘序伦合著《政府会计》。
19岁时,他跑遍上海所有银行,看账本、借单,写出专著《银行会计》,后成为中国第一本银行会计学大学通用教材。
这个初中未毕业的19岁少年,当时是上海滩高级白领,在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等几所高校兼任会计讲师和教授。
版税、授课费、工资加起来,足足有300大洋。
放到今天,一个人在短时间里挣到这么高的薪酬,接下来,恐怕会不断地被欲望驱使,赚更多钱,讲更大的排场。
然而,20岁的顾准,却选择放弃一切,去过“革命生活”。
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这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意识到:
“国力孱弱,一个人的富足远远不够,当务之急,是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对他的革命热情,潘序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在地下组织和事务所之间游走。
很快,事态就脱离了掌控。
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爱徒提交辞呈,一心要去革命根据地。
潘序伦听了,如遭五雷轰顶,心中万分痛苦。
在他的计划里,顾准是事务所的接班人。
现在他才明白,一间会计事务所,早已装不下顾准胸中的激荡。
02在顾准身上,与才气相伴的,是傲气。
顾准聪明,聪明到令人嫉妒乃至嫉恨。
当会计时,他能一边跟人聊天,一边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
当局长,能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一边摘记发言。
见过他的人都惊叹:
“顾准有三个大脑!
”无论是讲课、做会计还是革命工作,他的能力都远超常人。
与此同时,他也就有些不服管,乃至恃才傲物。
在会计事务所时,他常常跟潘序伦拍桌子,潘爱惜他的才华,从来不予厉色。
地下党时期,胡乔木曾是顾准的上级,看人眼光颇为老辣。
1936年,徐雪寒被派与顾准直接联系,胡乔木便提醒:
“你同顾准语言时要小心,这个同道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负。
他会权衡你的斤两。
要是你没有程度,他会看不起你的。
”1949年,中共接管上海,急需懂经济、懂城市管理的高级专业人才任职。
不久后,沪上出了三个名声最响的干部:
第一是市长陈毅,第二是公安局长杨帆,第三就是有“布告局长”之称的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顾准。
当时的上海,1万2千家工厂,事务极其庞杂,顾准需要迅速稳定各类财税制度。
他干劲冲天,精力过人,每天四处调研,听人家做一场报告,一边听,能一边写出68张报告。
调研结束,还要发布各种公文,不停地解释财税政策,因此成了上海发布公告最多的局长。
随着一张张公告发布,很快,顾准就稳定了上海的局势。
当时,上海的公交公司、自来水公司、轮渡公司、煤气公司,四大公司全部亏本。
为了提高管理,顾准提出“经济核算”。
然而到了年底,中央要求“民主评议”,那是解放区的老办法,让行业来评定税收数目。
顾准的办法,则是让专业稽查人员进行查账计征,他便从会计事务所找来会计师,做特约查账员。
在顾准看来,所谓“民主评议”,本质就是摊派,而在上级看来,资产阶级的账目不可信。
由此产生了冲突。
随后,中央一再申斥顾准,要他恢复“民评”。
不服用的他却一再坚持自己的方法,还在辩论中以极为激烈的方式回击。
我的确抵制了。
我认为我抵制得对,绝对没有什么错误。
——顾准自述(文革时期)
顾准是骄傲的,是不懂“变通”的,是不肯轻易投降的。
幸好,在陈毅的支持下,他的政策得以继续执行。
1952年3月税收统计,上海入库税收比1950年增长了10倍,是中央的三分之一。
时至今日,中国税务还在他建立的大框架下。
可是树大招风,他得罪了太多的人。
从少年天才到传奇局长,他太傲气。
目中无人、狂妄自大,太不服管教…
不久后,顾准的人生,迎来了巨变。
03没有任何征兆,1952年2月29日晚,顾准被列为“三反”斗争中的“大老虎”,当即撤职。
随后,《解放日报》在头版公布了顾准撤职的缘由:
“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
这对顾准的刺激是非常大的。
他闭门在家写检查,那些天,他心绪烦乱,意志消沉,夜里常常失眠,听着外面马路上车声归于沉寂又逐渐起来,慢慢地天又亮了。
具体的撤职原因,没人告诉他,检查都不知从何写起,他本想写“民评”的事,却有人上门对他说:
“你不要写这个。
”他的内心,得到的只有悲挫与激愤。
这之前,他的确做过不少组织上看来“过分”的事。
1951年,中财部有意调他进京任预算司长,陈毅曾问他意见,他表示愿意留在上海工作下去,同事们就此打趣他何时“入阁”,他回答说:
“入了阁,就成为盆景,长不成乔木。
”这话传出去,别人都觉得他太狂妄了。
更早的时候,在中共东路特委当宣传部长,最高负责人谭震林在《东进报》上发文,论国际形势。
顾准拿起来一看,文章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因资源枯竭造成的经济恐慌,跟和平时期因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恐慌混为一谈。
没经过谭的同意,他就把文章删改了。
事后,才上任两个月的他被撤职,东路特委还针对他开了斗争会。
作为一个典型的才子型知识分子干部,顾准城府不深,自尊心极强,与人打交道,情商低,认死理,又耿又倔,争辩时也容易言语尖刻。
加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三反”时期,上海指标有上千人,不打你打谁?
不听话,不服管教,有独立见解?
那怎么行?
顾准到底还是不服,他要求复查,结果被驳回,答复只有短短六个字:
此事已经解决。
04被撤职后,顾准开始读书了。
他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该别有天地。
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便找来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3年业余时间都花在自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人又极其聪明,很快就从数理逻辑中得到喜悦,以至于沉醉其中,患上急性肺炎。
顾准又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当时正是中央党校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少,但足够引发顾准的思考。
从此,他养成了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
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这让他比同时代人,走得更深更远。
而在内心深处,顾准还是觉得委屈和痛苦。
在日记中,他一度反思过自己的不足,为未来感到深深的忧虑,甚至觉得自己不该再做什么坚持。
这5年,简直是在检讨中过日子,一次接上一次。
工作毛病之多,认识简单幼稚之外,主要是乱说乱动,一触即跳。
惭愧之外,也很觉得缺乏信心。
看来此后还是安居北京的好,再也不敢逞什么英雄了。
——顾准日记
那时,中国计划经济已经全面推行4年。
顾准看出其中弊端,觉得这套经济理论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在一次党校会议上,顾准忍不住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说了两句,在场领导马上抬手道:
“这个题目,就不必讨论了吧。
”
顾准没有再说,他很清楚,再研究下去,又要出问题。
他常在日记中劝自己,想开一些,人嘛,难得糊涂,稀里糊涂过,图个安稳不好吗?
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顾准日记
明哲保身,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在《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中,骆玉明曾说:
“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
”此言何意?
在时代的洪流朝所有人席卷而来时,大部分都只能充当沙子,被波浪卷走,图个安稳的日子去过活。
顾准,当然也曾这样想过,毕竟英雄不是一天站立起来的。
但最终,他还是选择越过那条红线,选择不被带走。
1957年,顾准发表文章,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当时,举国上下加快推进计划经济体制。
顾准却在文中提出:
“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此文一出,引起轩然大波:
你顾准这是明目张胆和中央政策作对?
同年7月,为修建大坝,苏联专家前来黑龙江考察。
中科院令顾准等人陪同,期间,顾准多次与苏联专家发生争执。
一位同行的黑龙江干部十分不满,一个报告打到北京。
上面的人一看:
顾准你这是“反苏”!
墙倒众人推,各种检举材料交了上去…但事实证明,顾准的思考是对的。
当初被视为“毒草”的《试论》中的观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今天早已成为常识。
在离世20年后,顾准也被誉为“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
但那时给顾准的,是一顶“右派”的帽子。
051958年4月,顾准被开除党籍。
在家“闭门思过”时,妻子汪璧对他不离不弃,起居生活精心照料。
孩子们不知大人的忧愁,顾准却对妻子说:
“希望他们长大以后还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敢想、敢说、敢怒、敢骂。
”
他在日记中写道:
应该允许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不做“海燕”式的英雄和模范,但必须让他们拥有做普通人应得的各种权利。
他胸中理想的火焰,从未熄灭。
火不灭,他的脾气也不变。
1958年,在河北石家庄赞皇县农村劳改。
下放干部响应毛泽东号召,大搞“土法炼钢”和“技术革命”,他站在一旁冷嘲热讽:
“什么土法炼钢铁?
一场蛮干!
”他管不住自己的嘴,总忍不住拆穿真相。
在他看来,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做的事。
1959年深秋,他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商城劳动。
在那里,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为了饱腹,他开始偷东西吃。
饥饿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摧残,更大的是精神上的冲击。
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欲念所苦,前几天,曾出现过一些衰弱与卑微之感,卑微是从千方百计仅求一饭来的,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东西吃,我偷东西吃…——顾准《商城日记》
“大跃进”期间,河南发生了惨不忍睹的“信阳事件”。
大饥荒带走了无数生命,商城哀鸿遍野,人们身体浮肿,死亡处处皆是,人相食的惨剧上演时,顾准的心感到一阵绞痛。
柳学冠家母弟同时死了。
杨柔远母亲死了。
夏伯卿家死了人。
张保修家死了人。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
——顾准《商城日记》
当初,顾准放弃一切参加革命,为的是创造理想中的社会。
可现在,革命胜利了,那个美好的愿景并未到来。
他不禁想起了鲁迅当年在讲台上问的那句话:
“娜拉出走后怎么办?
”其隐喻即是:
革命胜利了,社会究竟该如何发展?
顾准的身体和精神,当时饱受摧残。
但他并不将这份痛苦视为个人的痛苦,他觉得整个国家都在支付着沉重的代价。
而自己所能做也必须去做的,是点亮一盏灯,照亮前方的道路。
061960年,顾准回京。
一年后,“右派”帽子被摘掉。
重回科学经济院后,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每天超过10个小时伏案工作,阅读各种哲学、历史、国际经济方面的期刊和资料,还有当代西方学术最前沿的著作。
他想尽快找出答案。
然而,就在不久后,他又惹上了麻烦。
因察觉出当时采用的苏联会计制度弊端重重,多地调查后,他写成《社会主义会计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
当时,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副司长杨纪琬一见到他就警告说:
“谁要是在根本上反对现行的会计制度,谁就得准备戴上右派的帽子。
”顾准听了,说:
“我不怕再戴一次帽子。
”
1962年年底,经济问题专家召开讨论会。
那场会议,因历史问题,顾准本“没资格”参加,偏偏那天他被请去了。
会上,顾准和杨发生了激烈争论。
他明知道要付出代价,还是坚持说真话。
1964年,经济所所长孙冶方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并和特约研究员张闻天一道被康生罗织成“张孙反党联盟”。
因平日里与孙冶方相交甚深、常一起切磋学问的顾准,顾准被认为是孙反动思想的“启蒙者”和“黑智囊”。
此时,顾准的外甥宋德楠,因和清华、北大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列主义的学生社团,被定性为“大学生反党集团”。
顾准又被认定为集团的幕后人物。
就这样,一天夜里,顾准被人从家中带走。
这次的罪名更加严重,极右。
他因此成为中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划右”的人。
显然,你不老实,就要整死你。
9月,他的幼子在学校里,被摘掉了红领巾。
07再次划右,对顾准的打击是巨大的。
因为这一次,伤害波及到了他的家人。
丈夫被带走后,家中留存着一大摞“探索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稿,妻子汪璧误以为是见不得人的“黑材料”,将其沤烂后扔进抽水马桶。
解放前夕,为应付国民党追查,汪璧也曾急中生智,将红色宣传品及时销毁。
汪璧如法炮制,毁掉的却是顾准多年的心血与理论成果。
这时,汪璧精神上已濒临崩溃。
早年丈夫被划为右派,她心头还存留希望,此时此刻,却完全不知道明天会是何种境况。
1966年春节,顾准从下放劳改的农村返家过节时,妻子汪璧对他说:
“我们离婚吧。
”
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此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累,痛快地同意了。
——顾准日记
多年来,四面八方受敌,妻子是顾准唯一可以倾诉的人。
他被撤职时,汪璧每周都给他准备一本小说,亲自读给他听。
他苦闷时,她就劝他读书。
被送到商城劳改时,顾准郁郁寡欢,接到妻子的一封信,话虽平淡,却能令他大半夜哭出声来。
生活上最困难时,妻子还让他用自己的钱拿去买书,用自己的工资来养活一家人…离婚时,汪璧说:
“一旦摘了帽子,还可以复婚,现在是为了保护儿女的安全。
”顾准痴痴地望着破镜重圆之日。
他每周给妻子写信,汪璧每信必看,但从来不回。
但顾准实在是太想家人了。
1967年,他偷偷跑回家,一进屋,看见妻子满口牙脱落,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
汪璧一见他,厉声大叫:
“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
”
冬天,顾准写信说要回家取衣服。
一到家,发现衣物都放在门外。
家门紧闭,敲门无人应声。
他只好把粮票从门下塞进去。
一个月后,家里终于来了一封信,里面装着一纸声明:
与顾准断绝父子关系!
约定“生不相见,死不相别”。
声明最后,是四个孩子的签名。
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
我想念他们。
——顾准日记
1969年,顾准预感到妻子出事,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
“只求求你们告诉我。
”
然后他才知道,妻子已经死了。
“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原来,当初帮顾准处理文稿时,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
她最终被检举,落下罪名。
重压下,汪璧喝下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里,只有一句话:
帮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听到死讯后,顾准在《息县日记》中写道:
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顾准曾说:
“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
“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
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
他只是沉默,不回答。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
后来,顾准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
泪流满面地看完后,他淡淡地讲了四个字:
“哀而不怨。
”
他对妻子的哀思,从来未曾断绝。
后来下放干校,他向张纯音借布票,并在日记中写道:
借张纯音布票二尺,买维尼纶混纺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
这次整理起来的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
服丧从白,自古礼也…
他想悼念亡妻。
可在那个政治环境下,穿不得孝服,戴不得黑纱,于是他想多买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此寄托哀思。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对弟子吴敬琏说:
“我这一辈子,只爱过她一个人。
”08妻子的死,并没有令顾准沉沦。
他开始了自己忧愤满怀的十年计划,把一切精力都倾注在了寻求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上。
虽然家破人亡、孑然一身,身体也被病痛折磨,但始终没有阻止顾准思想上的探索。
一如朱学勤所言:
“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每天早上,他揣着两个冷馒头到北京图书馆读书,看遍历史、宗教、经济、政治各类的参考书籍,追索人类文明的脚印,为的就是找出一条后人可以走的道路。
学者刘瑜分析恐惧如何对人性进行摧残时说:
“保全生命的本能、寻求个人发展的愿望、寻找社会归属的渴望,使绝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服从。
最好的情况是沉默;最坏的情况,这种服从可以表现为对同类的积极迫害。
”在十年浩劫那样一个恐怖时代,许多人是如何走过来的,毋庸赘言。
“文革”后期,政治气氛已经松弛下来,可许多知识分子忙着做家具、打沙发,以过小日子为人生寄托。
经历那样一个时代后,很多人活下来,已属不易,而顾准,还能在漫漫长夜中,保持思想的深度。
在黑暗中,他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平反之后,这些文章逐渐重见天日,其中闪耀的思想之光,令所有学者都深深折服。
大家对这个全靠自学而又通古博今的思考者,都投去了景仰的目光。
这目光不仅是学术上的,更大程度,是精神上的。
在一个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时代,旁人忙于保全自我,顾准却还想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所以,九十年代,余世存到舒芜先生家聊天,舒芜感叹说:
文革革掉文化,大家都是人格矮化的政治难民,很少有人活出了自己,但有一个叫顾准的人了不起。
他在最黑暗的年代能够反思革命、理想主义,是一个圣徒。
后来,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位外国学者问:
“在六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
”这个问题显然存有挑衅意味,只见一位老学者起身作答:
“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
学者李慎之也感佩道:
初中国文教科书上选得有泰戈尔的一首诗,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一节说:
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
这话曾使我幼稚的心灵震颤难已。
六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顾准。
09那时,顾准受到的折磨比常人更多。
但顾准傲就傲在他不但有傲气,还有一身傲骨。
“文革”初期,红卫兵勒令他交代罪行。
其他人小心翼翼把写好的材料贴到布告栏上。
唯独顾准,在稿纸上写了两个大大的字:
“读史”。
贴完后,造反派将他痛打一顿,责问为何要这么写。
他说:
“因为最近什么都没干,只读了些史书。
”事后他对母亲讲:
“打、砸、抢、抄家,这些将来都得写进历史。
我倒要看看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向何处去…”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
“我就是不服!
”——吴敬琏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指出过顾准的个性:
“每到复盘的时候,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
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顾有一本《圣经》,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书去问这位参谋:
“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
参谋答不上来。
顾准说:
“这个典故出自《圣经》。
你没有读过《圣经》,那就根本读不懂列宁。
”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顾,而是监管者自己。
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这就是顾准。
——楼肇明
顾准的这些傲,总让他像个赢家。
此外,那时为了自我保全,很多人不得不出卖别人。
但顾准后来遇到一位老友时,言语铿锵地说:
“我手上没有沾过别人的血!
”浩劫刚刚开始时,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
顾准说:
“从来不知道这件事。
”对方听罢,打了他一个耳光。
他干脆把脸送过去。
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终于打不下去了。
在顾准看来,除了对真理的真要固执,对做人的真,也要固执。
为了捍卫人格上的真,他不畏强权,吃了不少苦头,甚至以死抗争。
这一身傲骨,敲起来是铮铮的响。
10一身傲骨的顾准,在临死之前,还是签了“认罪书”,“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想离开人世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1974年,顾准因肺癌晚期病危。
临终前,他迫切盼望能见到儿女们。
11月15日,顾准立下遗嘱。
为完成顾准的心愿,弟弟陈敏之多方苦劝、做工作,却无一人来病榻前看他。
11月16日,经济所领导派人找顾准谈话,对方拿出一张认错书:
“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就可以马上完成‘摘帽’手续。
”顾准说什么都不肯签字:
“我本来就没有错。
”对方劝:
“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了。
”听到这句话后,顾准伸出颤抖的手,在认错书上签了字,当场流下眼泪。
他对骆耕漠、吴敬琏说:
“这是奇耻大辱。
”
<孙建平油画>
早在11月9日时,弟弟陈敏之曾写下长信给顾准儿女,顾准在信中加了一句话说:
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
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11月15日的遗嘱中,最后一句是:
祝福我的孩子们。
可最终,子女一个都没有来。
弥留之际,顾准告诉吴敬琏:
“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
12月3日,顾准离开人世,年仅59岁。
多年后,吴敬琏成为了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至今,他还记得那天的情景: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
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
我在回家的路上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
他走了,但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他拆掉肋骨,点燃了火把>在顾去世十年后,儿女们才看到他的日记和通信。
大女儿痛苦地写道: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
”
陈敏之流着泪说:
“这是两代人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