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晚辈族人评述郭嵩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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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晚辈族人评述郭嵩焘
郭嵩焘晚辈、族人评述郭嵩焘
为甘为爝火者歌
郭道晖
只能发出一丝儿火光，给在黑暗中踌躇不前的人以微弱的照明，希望人们能借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而不至于被黑暗吞灭，是为爝火（微小的火光）。
有这种精神的人谓之甘为爝火者。
容闳在他的《西学东渐记》一书中就是以这种精神自勉的。
容闳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那个时代，真有那么一支爝火，开始只是半明半暗地燃着，慢慢地就烧大了，照红了一个角落，照红了一个地区，甚至照红了整个国家和东方大地，然后被一阵狂风暴雨给熄灭了，熄灭得连一点灰烬都没有留下。
一场悲剧在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大地上紧锣密鼓地上演，四万万（当时的中国人口）炎黄子孙中哪些人是演员，哪些人是观众，历史一直没有说清楚。
演员中谁戴的红色面具，谁戴的白色面具也始终弄不明白。
这个甘为爝火者的人就是晚清时代的一位翰林，中国的第一任驻英法大使（公使）郭嵩焘。
他有着一个会想事的头脑，从步入青年的时代起，就养成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哲学思维。
但他也曾是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能从四书五经里面蜕变出来，为科举也曾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子怎么曰，他也怎么曰：
经怎么云，他也怎么云，不敢越雷池半步。
他一生当中决定性的变化都发生在他的中晚年。
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毕竟是个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
闭着的关，锁着的国都不复闭的那么严，锁的那么死，新的思潮象风一样从外面的隙缝中往里面渗透。
只要你的脑筋不是那么死顽固，总会被某种思潮所浸染。
当列强蜂起，中国累受欺凌，连年战祸，国势日颓之际，图强之道成了最为迫切的话题时，郭嵩焘开始重新认识是与非，把自己平素最关心的一些国家大事翻过来、覆过去地加以思考。
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他看来，这闭关锁国并没有起到保护好国家和人民的作用，相反，就象龟兔赛跑中的兔子一样，在路旁睡得太悠闲自在了点，让那慢慢爬的乌龟奋迅着由四只短脚趾变化而成的四条能快速飞奔的长腿跑上前去了。
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发现这一局面，更是五内俱焚了。
他看到的那个现实，竟是被守旧、不思进取的封建官僚和醉生梦死的芸芸众生所充斥的现实。
他也曾一般地呼唤过，可是不起作用;后来他变得声嘶力竭地呐喊起来，也见不到效果。
他被目为狂人，被视为有二心，被斥为师事英人的奴才。
作为驻外的公使，他耳闻目睹西方在以惊人的步伐揭开科学技术的秘密，用人的智慧来驾驭、主宰大自然，将生产力以几何级数的速度提高，把拥有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郭嵩焘按照朝廷的嘱托，将在国外所见到的一切不加选择地往回反映，只想让在国内的人也多少明白一点我们所处的环境，和落后的态势，也好有所猛省，从而产生一种内在的驱动力，让兔子快点醒来，快点赶上乌龟。
谁知他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他完全被误会了，被曲解了。
他被画成了一副丑恶的嘴脸，让人们肆意咒骂，终于从公使位置上被撤换下来，被闲置起来。
被挑起恨心的群众，要放火烧掉他的房屋，象烧掉他的《使西记程》一书的版本一样。
他连坐火轮船回到长沙的打算都有人及时地警告他使不得，因为被激怒的老百姓扬言要将他乘坐的火轮付之一炬。
对新生事物的无端恨心象一簇又深又密的棘篱笆将国人隔绝于改革之外。
他究竟什么事让百姓如此深仇大恨呢?
就是千不该万不该提出向西方学习，不该左一个奏折、右一个奏折提出种种变革，而且认为当时的洋务派中的一些前沿人物，喊着响亮的口号，要“师夷之长技以韦姨”，可是又只知道学那么一点船坚炮利之类的皮毛，他指出那是舍本逐末，应当舍弃封建制度，引进西方的科技文化和政治文明，学会建立法制社会。
应当说在这一点上，郭嵩焘是站在时代的前沿，是最难得的一位主张政治改革的先驱，是高于其同时代的中国人的。
也就因为这一点而被认为是不安分、好犯上。
和我们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日本，没有传统的包袱要背，他们看到了这一严峻的形势，说干就干，从上到下，大量派人出国学习，回来就捋起袖子干，他们的国力上去了。
这样一个近在咫尺的邻国，正好成为我们的参照系，让我们头脑清醒一些，我们却视而未见。
结果我们倒吃了这个“蕞尔小国”的大亏，上演了蛇吞象的闹剧。
直到那以后好几十年，康梁酝酿变法，谭嗣同、孙文、黄兴、蔡锷大闹共和，这台戏才换了演员，变了锣鼓，彻底换了个唱法。
可是真正的开放，真正的改革却一直等到又过了将近八十年才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
直到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三十年，直到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直到深圳试点最后把改革的大旗举定，直到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实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春风才真正在中国的大地吹拂。
而这时，那第一个甘为爝火的人却连他那七尺之穴也未能保住。
郭嵩焘的坟墓在可咒诅的文革中被捣毁，他的尸骨被抛弃在露天荒野……
这一是非沉寂了110年，一个甘为爝火的人究竟如何盖棺论定，终于在改革开放的高潮中被列入精英论坛的议题。
第一次全国性的“郭嵩焘思想研讨会”召开，有识之士聚集一堂，一反史学界过往的偏听偏信，重新论定了郭嵩焘一生的言行与功过。
博士生、硕士生群起以郭嵩焘为做学问的课题，有深入研究他的日记的，有系统研究他的奏折的。
过去不敢跟着祖宗姓郭的族人，又放心大胆地回归郭姓了。
从郭嵩焘之使西日记看他的思变和进学精神
郭德连
郭嵩焘的思想是根植于浓厚的湖湘文化沃土中的，汉儒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理论，千百年来成为中国知识学人的精神枷锁。
但是晚清的湘学倡经世致用之学，湘楚大地赖屈贾英灵之托，崛起了有着另类色彩的湖湘文化。
一群高逸脱俗、思想敏悟、眼光明湛的士子，竟然剑走偏锋，发出了“天变道亦变”’的强音。
郭嵩焘就是湘学派后劲的优秀代表。
他之所以能突破传统的道统观所加的桎梏，是因为天下大变的形势所致。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事件使他彻底明悟，哀叹天朝迟暮，祸已西来，力主开放改革，引西学以经邦济世，觅救亡图存之道，被史学家定位为“经世派的后劲，洋务派的智者，维新派的先驱”。
郭嵩焘的使西日记，最集中地阐释了他的先进思想，洞察深邃，叙论精微，是我国近代史上的宝贵文献。
这部著作有五十多万字，是1876至1879年出任驻英法公使期间所作。
其见解的独到和思想的成熟程度使人惊异。
他写这部分日记时已是花甲之年，是晚年集大成之作。
所议和所述经邦济世之道，无一不切中要害，令人耳目一新。
思变是该日记的最大特色，“变”是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他承认世界上存在多元文化，近代西方文明后来居上，形势在转换，此消彼长。
他在日记中写道：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
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如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酷现实，他有着超越时人的外交策略。
他写道：
“洋人之强，与其逼处中国危害之深，远过于前代。
体察天下大势，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古不易之局。
”国际游戏规则中从来就是弱肉强食，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外交被丧权辱国条约的阴影所笼罩。
郭嵩焘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公使，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其他国家，坚持以和为主的外交原则。
他清醒地谈到这种形势：
“但无洋祸，寇乱饥荒皆不足惧，一有西洋之衅，则此二者之忧乃倍于平时。
”在不利的形势下，他提出了“通情、顺势、达理”的策略与洋人周旋，以便控御强势之敌。
在使西日记中，体现郭嵩焘观念变化的最核心部分是他的政治思想。
对西方政体的考察记述颇多，也最大胆。
他列席旁听英国议会，所记有时长达数千言。
他写道;“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
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
”“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
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年终以不敝。
”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彻底否定，像这样震悚朝野之言，惟能于郭氏日记中见到。
中国人对皇权的神圣感经过了千年沉淀，他却要以民主代之，表现出空前的胆识。
这样，郭嵩焘在“天变道亦变”的理念指导下，彻底改变了夷夏观、外交观和政治思想，其论述成为使西日记中最有历史价值也最具有深远影响的部分。
这部日记的另一特色是一个“学”字贯穿全书。
身在异域，全方位研习西方社会，考察分为两个层面：
重点是上层建筑，也兼顾技术器物。
上自议会政体、经济军事、学术宗教、文化教育，下到具体参观工厂、学校、医院、图书馆、电报局、报馆、炮台等无所不包。
这部日记就是学习笔记，范围之广，精到之处，实为罕见。
西方人精于造机器，中国人则精于造神，延续千年的造神运动长盛不衰，不但造死神，还造活神。
郭嵩焘很清楚，任何神都不能使中国富强，所以在欧洲时，乐于参观机器发明，对留声机、电话等机巧乖奥之器，连演示过程都在日记中详细记载。
他对任何新的事物都感兴趣，样样都想学。
但是他始终把握了大方向，深入考察的重点是西方的民主政体和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科学教育等上层领域的发展。
他善于用比较法进行研究。
例如在参观了英国的学校以后，对比中西不同的教育体制。
他写道：
“……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
……至泰西，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
大抵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
”“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
”
郭嵩焘的学习热情难能可贵，年到花甲，犹不断思进，叹精力渐衰，不能迅达。
他虚心好学突出地体现对西洋文字的态度上。
出国之前，即大力提倡学西文，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创立了同文馆，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外语学校。
出使西欧，他以不懂外文为苦，自己想学，又叹力之不逮，无所建树，竟然不顾旁人的龃龉甚至诋毁，令随同出国的妻子学习西文，这种胆识在当时是颇为惊人的。
使西日记中有几百个英文词语，郭嵩焘采取两种处理方式：
译音或译意。
译音词常在叙述或阐释中自然带出，数量巨大，是该日记又一鲜明特色。
如在光绪四年二月（1878）的日记中写道：
“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
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
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
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
”对应的译文是：
色维来意斯得（civilized文明的）
哈甫（half半）
巴尔比里安（barbarian野蛮的）
这样的音译词数量很多，另如：
巴力门（parliament议会）
阿斯福书院（Oxford牛津大学）
罗亚尔戈尔登（RoyalGarden皇家植物园）
代谟斯（TheTimes泰晤士报）
赛因斯（science科学）
伊哥那密（economy经济）
比耕（Bacon培根）
对一些古代著名学者，其名繁杂，不便译写时，则去繁就简，用一个幽默的称呼名之，例如：
巴夫子（Platon柏拉图）
亚夫子（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
毕夫子（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
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张德彝，曾在一个英国人的家里见过缝纫机，取名叫“铁裁缝”，这是译意。
郭氏日记中也有些译意的词，如把博览会称“炫奇会”，把展览译成“赛奇”，颇为形象，听来别有一番趣味。
更有意思的是，他在伦敦一家医院参观，第一次听到“细菌”这个词，弄不清为何物，便给了一个传神的名字，叫作“太空中尘埃野马”。
一部日记如此丰富多彩，趣意盎然，岂止是独一无二，简直就是一绝。
郭嵩焘为何“不容于尧舜之世”?
郭重光
有人提出，当时办理洋务外交的那样多，为什么独郭嵩焘一人那样“不得人心”而成为千夫所指，至不容于乡里?
并由这一点便肯定他崇洋媚外卖国投降，备极谤诬呢?
我以为应该根据可靠翔实的史料，加以客观剖析，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判断。
历史上有朋党之患，明清以来言路嚣张，清流为患极广。
清季言路尤其猖獗。
由李鸿藻（阑荪）、景廉（秋坪）、文韶（夔石）先后把持清流派达数十年，在朝廷朋比为奸，为患极烈，附比之人更不可胜数，一直顽固纠集在一起。
而反对派方面（亦所谓主和派），亦即较为了解国家积弱，不足与列强对垒的朝廷当事要员，虽同意郭部分外交主张，然一则摄于清朝廷对文字狱与露言（泄密）处罚的残酷（非处死即流放），同时又不如郭的看得较远，还认为郭的主张有时过于偏激，故对郭的放言无忌，虽感觉到较为痛快，但一旦遭到攻讦，便任郭一人站在风尖浪口去接受冲击，更无一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与之比肩战斗。
至于中枢恭王奕訢虽然亦属主和派，而以中枢重负，不能偏颇于任何一方，明确表态。
而郭则既认为自己主张正确，则不管人们是否理解，能不能接受，你自批评攻击，他仍旧坚持自己的主张，宣传讲解不懈，真所谓至死不变强哉矫。
最后由英伦回国息影家园时，在长沙仍旧宣传其在英国、法国之见闻，并藉集会或遇友朋聚，必宣传其正人心风俗、图强的主张。
同时邀集同人，成立禁烟公社，定期集会开讲，宣传吸食鸦片烟的危害性;印制宣传品，研制戒烟丸，免费散发赠送。
并规定族中子弟已吸食者限期戒除，否则驱逐出族。
遗言并规定子孙如吸食鸦片即非吾子孙，不准姓郭。
自己既不打算再出山任事，但遇有国家重大外交事件，仍不断通过本省巡抚或直隶总督李鸿章代递奏摺建言献策或则向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联系较多的曾国荃、李鸿章、彭玉麟、沈葆桢、丁日昌等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及主张，由他们去建议，谋求通过他们实现自己的主张，达到付诸实施的目的。
他就这样孜孜不倦一直到一瞑不视而后已。
至于是否真的不容于乡里。
除外间所知者外，兹抄录一部份当时与郭交好者对郭的评论，供大家参考。
据如皋朱克敬（香荪）所著《瞑庵二识》载：
善化何应祺狂谲不羁而资性奇，论多精确。
尝曰：
“郭筠仙非无谬处，其谬处皆可爱。
”此乃指郭性情迂直执著而言。
又1886年（光绪二年）当郭嵩焘正奉使英之命首途赴任，长沙乡试士子哄闹，对郭进行诽谤，扬言欲捣毁其居室，闹得满城风雨时，汉阳黄文琛（海华）从湖南衡、永、郴、桂道卸任，寓居长沙，闻之极为愤慨。
寄诗郭嵩焘云：
前年东鄂寄我书，殷勤祝我善摄养，
学行卓绝登高年，长使邦人敬宗仰。
衰慵未能答一字，自愧疏慵时怅惘，
岂知爱好久不衰，将有远行书又枉。
织成八尺光烂如，箧书乾寮佐珍享，（注）
情深谊重何以报，末由拜送临风忧。
我皇初政起勋耆，洞谙机务诚无两。
愤论不恤遭诋排，迂抱谁其谅诚谠，
包羞忍垢力本计，兴复升平可覆掌。
小夫抚剑虽日豪，斩鲸辽海孰堪仗，
思齐圣母鉴公忠，退朝书对荷褒奖。
伦敦遥望七万里，诏持龙节乘潮往。
昨者潭州遍题帖，举子无端哄秋榜，
捉风病狂吠雪怪，多口纷争难与强。
明年行即六十矣，孙未成童儿脱襁。
（按）
自来功德借文字，吾曹当作千秋想，
飞轮火舶早归来，援古拯今诱徒党。
栖迟早构一分屋，课耕足饱故时壤，
北邻咫尺便经过，缓踏棕鞋策斑杖。
花月良辰尊酒同，疑义与析奇更赏。
（作者注：
寮，干果）
（作者按：
时先人伯本含才七岁，二伯父本谋六岁，而先祖父焯莹则仅五龄）
当郭由英伦回国，再由沪返抵长沙时，诸友好往迎。
朱克敬怀诗作刺云：
朝来庄舄抛藜杖，喜见班超入里门，
体国经纶公未老，避仇身世我犹存。
忧心悄优逢春剧，热泪淋浪带酒吞，
莫更裂眦谈往事，肯容疑谤道方尊。
当然这祗是略约举两三个例子。
至于缄信慰藉讨论者甚多。
这里就不再泛举了，可见不见容于乡里的说法并非确论，更不是事实。
只是类似郭嵩焘这种个性执拗，宁折不弯的人并非是普遍的。
旁观者大都有一定处世经验，就较为圆滑。
尽管十分了解与同情，也只是暗送秋波，而不公开站出来表态。
通过英法居留考察两年多，郭已认以到政治体制不改革无法效仿西方致国富强。
对清朝廷及整个官场已失去信心，除自己坚持不出山，想不出一条出路。
对国家民族前途更形忧虑，所以非常抑郁。
於是更加放言无忌的讥评时政，大声疾呼地宣传四方所见所闻及自己的主张。
友人龙汝霖（皋臣）写《闻蝉》诗赠郭表示讽谏，诗云：
商气满天地，金飙生汝凉，
撩人秋蝉聒，忤梦怨声长。
畏濕愁霜露，知时熟稻梁，
急情良自惜，莫忘有螳螂。
（四首录一）
郭答和云：
饱谙蝉意味，坐对日苍凉，
天地一声肃，楼台万柳长。
沓冥通碧落，惨澹梦黄梁，
吟肃耽高洁，无劳臂引螂。
树木千章暑，山河一雨凉，
阴浓栖影悄，风急咽声长。
秋气霑微物，天心饫早梁，
居高自空远，尘世转蜷螂。
”（四首录二）。
同时还说：
“隐情惜己，噤若寒蝉，所不为也”。
作了斩钉截铁的答复，其性格如此可见一班。
最后谈一谈为什么郭嵩焘在众谤之下，仍然极力挣扎，毫不犹豫地仍旧一贯的继续建言献策，四处宣讲自己的主张，在内政外交上迭经挫折，一再被弹劾纠参，有的甚至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已，甚至在由英返国迳由沪返湘，不顾回京复命另候任命的谕旨。
回乡后又一再抗命坚请开缺。
而清廷则当郭在被纠参弹劾时，从来未见对郭有任何处分，而都是留中不发。
而郭则仍被继续奉召任用（郭总是负气坚持不赴），这样看来，又似乎清廷对郭颇为重视。
但当郭受到围攻打击时从不出来表态予以支持，任郭去担风浪，终至使郭谤尤从集。
这个矛盾，从现存资料看，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的。
咸丰朝时，因郭直接受到咸丰赏识，京师六部尚书与郭的座师房师年谊关系密切，封疆方面曾国藩、胡林翼正值功勋显赫之际相互支援，到慈禧当权，因慈禧在册封贵妃时，即因咸丰帝身体积弱，慈禧经常协助咸丰帝整理案牍并代批普通折、片，于咸丰对臣工的喜恶中，种下了自己垂帘听政对臣工的爱憎，再则恭王奕訢在未掌枢柄时与郭已较交好，对郭的书呆子秉性有较深刻认识，肯定其人能尽愚忠，不会变节。
故能信之不疑，而予以不着痕迹的庇护，进而加以利用（使郭在感激之余，生致死效命之心）。
又郭于洋务的见解，他非常赏识，至郭回国后，尚与李鸿章商量说：
郭出使后对洋务见解精辟，希望能劝其再出来，共济艰危，而李则因恐其终以不为清流所容而婉为辞谢。
当光绪帝登极之初，郭嵩焘最后一次奉召到京，慈安、慈禧两宫初次于光绪元年正月初九（1875年）召见时，除详询履历外，再三温语慰藉旅途劳顿及健康情况（时郭年已57岁）。
召见前恭王又以郭系南书房老人，降贵纾尊，派内监请至上书房九卿朝房让座。
召见叫起时又安排在军机后第二起，并向候召诸大臣介绍郭对洋务实系精透，当然这都是一种笼络之手段。
郭在已奉使英任命，备受攻讦，正感到心灰意冷，准备请假回家养病，宫中送来绿头签两宫再次召见。
慈禧见面即说：
“不管他怎么说，反正我们（指两宫）知道，皇上也知道，任他们去说好了。
只不理他就是了。
我们知道你的忠贞，你不出来担负这种艰危，谁来担任。
”由于这样一哄，致使郭原来准备好辞命的一套说词，一句也说不出来，变为感激涕零。
出而筹组使团班底，准备远涉重洋去卖老命。
这即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
当郭在伦敦因内外交攻心力交瘁时，通过李鸿章的斡旋，为顾全郭的颜面将刘锡鸿（时任驻德公使）以不称职自德国撤回，就近调驻英使馆李凤苞接驻德公使，命刘先行回国。
而另派曾纪泽自北京出发接郭的驻英法公使位置。
使郭在伦敦勉强多呆了几个月，总算是三年任满回国交差。
当曾纪泽赴任陛辞请训时，因曾与郭属姻亲晚辈，见京师舆论对郭极为不利，清流派争相弹劾郭，恐郭回国吃亏，故向慈禧提出要求始终保全，慈禧当即满口应允说：
“我们知道郭嵩焘是忠臣，实心办事，在国外也是做了很多事，不会难为他的。
”郭在当时确实也是忐忑不安，恐怕回后遭到难堪，故直接由沪回家。
实际上他也已看出政治体制不改革无法用西法致富，对原来想依靠政府达到富强的主张失去信心，才破罐子破摔地毅然抗命归隐，并不知慈禧的这番话，如果知道恐怕会不顾一切地赶赴京城再卖老命。
因为有了慈禧、奕訢、李鸿章三大支柱，加上封疆督抚方面还有曾国荃、彭玉麟、沈葆桢、李翰章、刘坤一、丁日昌等都是在朝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与郭交谊深厚。
京师潘祖荫、翁同和与郭同年同寅交好颇笃，虽然疲软不堪，有时还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同时郭本人历仕四朝，自诩出身通籍词林，抽毫紫府的宸宫近侍之臣，壮年即荐封圻，两拜钦差大臣，在官场中滚了数十年，故吏、同年、寅谊遍天下。
当然这些因素的存在，使最高统治者不能不考虑到，恐怕寒了天下人之心，而不愿加以处分，这些就是奥秘所在。
但郭嵩焘由于个性特别，做了当时主和派的牺牲品，不仅不能为当时以卫道者自居的顽固守旧的清流派及一些不明真象随声附和的士大夫阶层所谅解，时至今日还为很多不明实情人云亦云的人所误解。
因此我作为他的嫡曾孙，不得不出面再申前议，以便得出比较正确的定评，了却郭含冤负屈一生的抑郁之气。
生于忧患——郭嵩焘先生逝世
郭德恒郭德履
我们（郭氏姐妹）与郭嵩焘先生都是郭家后人;嵩焘先生出自郭熊一支，我们则出自郭显一支，他们是叔伯兄弟。
所以我们与嵩焘先生虽隔好几代的代沟，却又都是姚山公的嫡系后代子孙。
在我们看来，郭嵩焘不只是我们郭家的知名人物，也是晚清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见证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学者。
用现代语言来表达，那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星级人物。
他一生的荣辱我们都与之相共。
对他的极荣极责，我们的血脉里翻腾着自豪感，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面对着他走麦城，挨批判，受到世人无根无由的诟骂这一历史现象，我们是不是又莫名地自卑，引咎自责呢?
回答则是否定的。
因为我们平时爱读史，喜看书，嵩焘先生100多年以前的那段身世，我们大致上还是了解的。
他为人正直，仗义执言，这在那种时代，使他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他挨的骂反过来正好衬托出他那比较先进的思想。
他的价值观是无可厚非的。
我们没有不光彩感，反而倍觉其无私，伟大。
这里我们仅就其一生的忧患意识，写下一些片段。
我们认为：
一个民族，对人类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其最大的性格特征就表现在忧患意识上。
郭嵩焘是中国晚清时代的一位名臣，二品高官，进入了朝廷近臣内圈。
他又是我国第一个出使外国的钦差大臣，照说他应该是彪炳清史，光辉寰宇的一个顶尖人物了。
可是，纵观其一生，几乎可以用一个“忧”字说尽，他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一辈子忧国忧民的苦人中的一个。
他在世时受尽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背着各种各样的骂名。
去世后，也不见有澄清，还是遭到世人的诟骂与误解。
在他身后的这110年里，可以说历史一直在史德不张的潮流中混过去了。
郭嵩焘的一生究竟干了些什么?
干得对还是不对?
一直讨不到一个说法，更寻不来一个公道。
直到近年，史学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逐渐清理了史论，觉得有必要重新论定是非了，才把郭嵩焘这个人物再次提到论坛上来解剖、分析一通。
于是，郭嵩焘的旗手作用彰显出来，人们才知道改革开放最初的几炮正是郭嵩焘先生放的。
他的《日记》，他的《使西纪程》一下子成为全国80多位博士生和博士后的热门话题。
（一）不幸童年忧艰苦
嵩焘先生的祖上三代都是读书人，堪称学而优之类，可是三代都属家门冷籍，家世微薄。
他的先人有的进入商界，堪称经营钜子;有的义诊施药，成为扬名善人。
这一今祖籍江西吉安的郭氏家族，直到明万历年间落户湖南湘阴后，才大有起色;姚山公勤劳治家，后代人兴财旺，到了嵩焘先生的曾祖父郭熊手里，一如乃祖，是一只好算盘，经商大有成就，不出一代人便佣有雄厚家资，富甲一方，成了望族。
祖父铨世是个善心人，“凡人以乏告，必有以应”。
他乐善好施，族里族外，普为周济。
当时的湘阴令就曾向郭家举债，到死也没有还清，令家人以两个美色婢女抵债，郭熊老先生叫铨世将借条取出当面付之一炬，一笔钩消。
到了嵩焘先生的父亲郭家彪这一代，家道开始中落，但郭家彪学医有成，在地方上义务行医著名，也喜欢周济穷人。
这种精神蔚为家风。
相传他给人看病，一不收草鞋钱，二不要诊脉费，买不起药的，免费，远地患者，他上门问诊。
送药煨汤，把好事做到底。
及至嵩焘先生出世（1818），为什么乳名叫龄儿，可以少费猜详，可是为什么学名取了“先杞”，就怕是有所讲究了。
“嵩焘”是后来改的。
名字改了，可“先杞”是天意在，莫非是他命里八字该有“杞人”那点意思么?
他的字号很多，可我们的文章倒要做在这“杞”字上。
这样一个曾经富甲一方的家庭，到了郭家彪父子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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