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处世哲学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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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处世哲学初探
曾国藩处世哲学初探
阅易孟醇《曾国藩传》有感
曾国藩早年有较浓厚的理学思想，但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学家，特别始至咸丰年间，由于治政和帅军的需要，迫使他从理学的氛围中解脱出来，对各种思想广取博采，根据所需到理学之外去寻求新的治术，申韩之法、老庄之道等，都纷至沓来，为其所用，甚至容纳西学，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对固有的传统文化的部分否定。
因此，曾国藩的思想是随时而变的、是庞杂的，他远不是一个纯儒。
尽管他牵强附会，力求把他所用的各家之道解释统一于儒家上来，但还是有人指出，“大量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儒家思想全是骗人的鬼话，不过是一种攻心的宣传战术而已。
”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曾国藩身处清王朝大厦将倾的，行“知其不可而为”之事，也只能顺势而行，现实中的随机应变自不可少。
连孔子都有“六言六弊”之说：
心地过于仁厚将受人愚弄，为人过于诚信则易轻身犯法，直率到没有了一点城俯更会直言伤人把事情办砸。
所以，理学作为曾国藩的一种思想追求，并不该要求他的一言一行都符合理学，时有情势所逼，也只能舍小取大也。
正是：
儒家道义德人心．法家纲纪理运营
道家权变解维艰．佛家空静释不公
现就曾国藩的处世哲学初步探讨如下，话评愚言仅供参考：
忠信第一
曾国藩的所思所为，概源于他对封建王朝的耿耿忠心，也正是这种忠君思想为他提供了百折不回的精神力量，最终到达了他的“光辉”顶点。
他曾昭告天下：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
”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不但要以“忠信”为本，而且要避免瓜田李下的嫌疑，不论对上对下，都要努力创造一个“信得过、靠得住、有用、可用”的印象——这不仅要务实，而且要务虚，最终的目标是让上司等上下左右都满意才行。
岳飞的“忠信”是早已盖棺论定的事情，却为何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呢?
据史学家考证，赵构曾亲自书写“精忠岳飞”制成锦旗赏赐给他，同时要在京城为他建造府第，不久又授清远军节度使，赵构对岳飞说：
“光复国土，中兴大宋这项事业，我就托付给你了”，君臣二人的关系达到了令人目眩的顶峰。
但岳飞不知避讳，把适用于普通人之间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崇高感情应用到了皇帝身上，竟然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
“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
虽然从抗金的现实出发他是好意，而且是那种把皇帝当自己人的好意，但这种好意是否能被皇帝接受却大成疑问，随后就发生了对岳飞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淮西事变”。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
住在茅棚里的人和住在皇宫里的人，想的不可能一样。
——诚哉斯言!
“忠信”并不等于“实话实说”。
有些事交给上司办、有些话告诉上司听，对上司不一定有利、对工作不一定有好处，就要由自己承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才能让领导放心，这才是真正的“忠信”；而不顾一切的“实话实说”、“实事实办”，最终把事情办砸、把领导放在“火炉上烤”、把领导推到风口浪尖上作难，说好听点是“愚忠”，说难听点就是为了自己“沽名钓誉”而不惜牺牲上司和事业，又怎么能称得上“忠信”呢?
——为了自己不惜牺牲上司的人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君对臣的要求是“一忠、二能、三廉”，首先是忠，这就是一些能人志士反而不如溜须拍马者更受重用的原因所在。
能臣本来就容 易让君不放心，再加上其想法多、主义大，自持其才不知谦退避让， 更加重了君的怀疑和烦恼，结果可想而知；有本事的人不能怕被疑烦就隐才不露，但露才要适可而止，不能一味的固执己见，要在露才的同时更加谦谨恭维才能有所建树。
曾国藩在用人上主张“德才兼备”，但更强调德，其实质也不外这“忠信”二字。
他指出：
“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也。
就现实来讲，德才兼备者当然最好，但这种人毕竟不多，而有才者又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可尽用愚人又如何干事业呢?
所以有才之人还是要用的，用其长避其短，不可求全责备也。
但要注意：
其短是我们能够接受的，或是能够控制在许可范围的；其人是服我们的，或是能够制服的——否则，宁可不用。
他在练勇时强调，“将之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所求者不在乡勇，而在带勇之人；不在拳技，而在肝胆忠义之气”，力求建立自己的死党。
并提出了选将领的四个条件：
“第一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同时指出“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市井气、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他们久经世故、见识较广，若成为练勇，常因颇有见解、能说会道，不易驾驭”。
“君子之道，莫大于忠诚为天下倡”，“诚便是忠信”。
曾国藩还嫌“诚”字不力，进而又提出了“血诚”的概念并大力提倡，成为他修身、求才、统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成为他籍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
正如唐代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
在曾国藩看来：
臣诚必尽忠于君，僚属诚必尽忠于长官，臣以忠信可维系君臣关系，臣以忠信可引导僚属孝忠。
这样上得良好的君臣关系，下得血诚之僚属，相互充分信任、办事敢于放权、功过职责分明，何事不可成矣!
仁义第二
孔子日：
“人而不仁，如何礼?
”，“克己复礼为仁”，礼是仁的外部表现，仁是礼的归属。
曾国藩根据这一思想，以“仁则爱人”为训条，声称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如果用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然而大量的事实证明，仁在曾国藩的一生中所占的份量极小，当然这与他所处的年代和所干的事业有关。
曾国藩强调“用恩莫如仁。
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待牟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
后来有人曾把这种思想总结为“人捧人，宝中宝也”，“互相吹捧”、“官官相护”，更成了一些人的为官之道。
这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曾国藩的施恩用仁是为了立人以自立——不过，“通过立人而实现自立”，确实是一条自立的最佳道路和唯一道路。
反过来讲，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关键是如何来为己。
“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均不可取，而且损公者最终并不能肥私、损人者最终只能害己。
而应把个人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大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统一起来，在利人、利民、利国中利己才是正道——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也。
曾国藩说：
“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
“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久则人之意消也。
若勾心斗角，相迎相拒，则报复无已时也”。
“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不露一字。
久之，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
所谓“浑藏不露”，是要求对不善者不采取鄙夷等令人难堪的态度。
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
”“凡不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不能立己达己，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
但就曾国藩一生而言，他这种以德报怨、以厚待巧、以宽待严的思想，只是对上、对左右而言，以换取一个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但对下他是提倡严刑竣法的。
曾国藩正是用这种“待人以诚，待人以恕”的师友、同僚之道，团结了大批人才，包括反对过他的人。
他认为，待人以诚，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叫以诚换诚；即使少数人不以诚待己，也终会遭到舆论谴责，使之怵然省悟。
如果待人以权术，恃盛气、挟私见，也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会遭到历史的唾弃。
正所谓“峭峭者易折”也。
就现实而言，好人总是多于坏人，但很多事情正是坏在少数坏人的手里，这一点不可大意——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也。
但人心难测、知人难啊，只能把所有的人都按好人一样对待、把所有的人都按坏人一样提防，一旦发现其有坏的苗头，就要“敬而远之”、“浑含应之”、“浑藏不露一字”。
对善者来讲，如果善待他们、加强合作，把他们当成朋友和战略伙伴，善者也会把我们当作朋友和战略伙伴，因而善待我们、共同发展；如果你把他们当成对手，他们就会在各种猜测和误会中真的成为你的对手，互相掣肘、甚至互相打击。
但知人难啊，这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按好人一样对待”的原因。
但如果对不善者“勾心斗角，相迎相拒”，“则报复无已时也”，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不值得。
这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按坏人一样提防”的原因。
礼治第三
礼者，礼法条规、道德标准，使人有定位、事有定规、思有定道、仪有定则，一切纳入轨范之中。
虽显得繁文缛节，但通过这些繁文缛节所体现出来的，却是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能使人安分守己、章而不乱。
所谓礼，对自己来讲，就是不论在哪里、干什么事，都要首先找准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是干啥吃的，搞清楚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什么，越位了上级会不高兴、错位了同事会有意见，都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矛盾。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该为的就要为好，不该为的必须嘎然而止。
有些人积极向上、勤奋工作、热情助人，却搞不好上下左右的关系，甚至做了好事还让别人反感，就是没有处理好上述关系、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施害得恩，策略也；施恩得怨，策略也。
有些人专坑别人，被害之人还感激他，“被人家卖了还给人家数钱”，究其原因，就是这些人在施害过程中非常讲究方法和策略，“以帮人之名损人利己”；那为什么有时会“施恩得怨”呢?
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注意方法和策略。
正是由于没注意方法和策略，在帮人或干自己工作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对别人造成了无意的伤害，还能希望人家给你友好相处吗?
因此，不论是帮人还是干自己的事，都不可对别人造成有意无意的伤害。
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不要有“施恩图报”的心态，这会扭曲自己的形象，让人反感；其二，不可造成没有你人家就不行的印象，这会贬低人家的人格；其三，不要到处显示自己，给人以“就你能”的印象，这会让人感到你目的不纯；其四，不可在公众面前强行帮忙，帮忙前一定要征得对方的同意，以免帮了倒忙，让人家感到你在“以帮人之名行损人之实”；其五，帮忙后切记不可到处宣扬，让人家感到你在“以帮人之名行利己之实”。
孔子曰：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也就是说，正名关系着兴礼乐、中刑法的邦国大事。
从正面说，经世之术就是礼；从反面说，维系纲法就得隆礼。
在曾国藩的政治思想中，更深层次的东西便是这种礼治。
他认为，礼自内，舍礼无所谓道德；礼自外，舍礼无所谓政事。
以礼自治，只是个人的修养；以礼治人，便是从政之道了。
曾国藩指出：
“用威莫如礼。
礼者，即无所谓众寡，无大小，无欺瞒，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庄敬生威”!
——君子有三变：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与部下相处，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距离才能产生神秘感和威慑力，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要做到手中有兵但要先礼后兵、只有先理才能从道义上保持主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先礼”必须有“后兵”的威慑，若“先礼”不成就必须“后兵”，若无“后兵”做后盾则“先礼”难成也。
孔子曰：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
”这提醒我们，一开始就要与小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即可避免其不逊之烦，又不必再远之而生怨；其实对所有的人，初识时难辩其是小人还是君子，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确认其确为君子时再近不迟。
否则，初识即近，一旦发现其为小人，则远也不是近也不是也。
——其实，就我们某个人来讲，自己的小人都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
如果我们不随意近人、不随意交朋友，小人就不便对我们行小事，这对我们个人来讲，小人也就不能成其为小人了。
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下得了狠心”、“忍得住孤独”、“耐得住寂寞”，耐不住就要修养!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正是这种“不卑不亢，泰而不骄，稳重庄敬”之态，使他得以威势其下。
恕忍第四
“恕”者“如心”也，如别人之心也，“将心比心”也。
恕字在《大学》中有所阐发：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也就是所谓“推己及人”、“能设身以处地”的换位思考。
恕与仁是待人的两个方面。
仁，强调正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强调反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曾国藩看来，恕是一项重大的道德修养，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在上者，人人都讲恕道，相互宽容，减少摩擦，便可以协调动作，一心礼治，”才能有所作为。
曾国藩一生中，顺少逆多，尤其是来自官场的忌刻、疑谤、攻击、掣肘，使他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的性格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常以“恕忍”励己。
时有“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自己的目标，先吃点哑巴亏又算得了什么?
所谓“吃亏是福”是很有嚼头的！
生在天地之间、活在浮尘之内，实际上——最终只有那些能吃苦、能吃亏、能受委屈的人才能有所作为、才能有所成就！
“恕”是就待人而言，没有恕就不可能有忍；唯其忍，才能造就自己的恕道。
曾国藩就是用“仁”以立人而自立，用“恕”以报德而化怨，用“忍”以缓解矛盾的激化，在克己忍让中穷困僚倒而坚忍不拔，由此越过了满汉矛盾的险滩，走出了同僚倾轧的隘巷，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登上了仕途的顶峰。
曾国藩总结到：
“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以成，徐图自强”之时，他由此得出“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是余平生咬牙立志之诀”。
他指出“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
“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励吾之德性，其庶几乎!
”正所谓：
对合理的要求要积极的去锻炼，对过分的要求要主动的去磨练。
就现代而言，在三落三起之后，也曾对自己看不起的华国锋毕恭毕敬，最终成就了他的“第二代领导人”地位。
他曾在全国学大寨会议上吹捧道“国锋同志是亲自选定的英明领袖”、“在农业问题上是专家，我还得向国锋同志好好学习”。
不忍何如?
对极高远的目标，困难和挫折在所难免，甚至终生奋斗而毫无结果。
没有知“天命”的精神，生出许多一己的主观妄求，在不合理的事实面前表现出不可理解，为忧烦、悲观、荒诞感等所压倒，使心里首先失去了“宽和健康”，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在不合理的事实面前表现出天真的愤激，不切实际的“我就要怎么”干，结果把地位甚至性命都丢了，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孔子曰：
“小不忍则乱大谋，”大丈夫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不可“匹夫见辱拔剑而起”，“一朝之愤，忘其身及其亲”；生而为人，要在天地间做一番事业，更需要忍苦和坚韧，中途退步就会前功尽弃，所谓“九十九拜都拜了，还有一拜不上头”；人无不有欲，无不有爱，而这种欲和爱，有许多是根本无法实现、或难以实现、或不该去实现的，因此也需要忍。
忍，并不是曲褥、更不是软弱，而是一种积极的等待。
等待条件的转化、等待时机的成熟，学会等待才是人生内核的成熟；等待，不能只是消极的坐等天上掉馅饼，而是要积极的作好各种准备，一旦时机成熟，便能搏击苍空!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虽有能力，不如待时——“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谦谨第五
曾国藩认为，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
他总结说，余自经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天地间惟有谨慎是载福之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寻致他四面受掣，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的为人之道：
“长傲、多言二弊”。
“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偿不视此二者为枢机”，自勉“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动新气”。
曾国潘道：
“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他反复告诫子弟要“谦虚、谦逊、谦和、谦让”。
即使在他有了一定的地位后，也提出“月旦人物，从来非易，身处高位之人，一言可定人终生，故这类话尤须谨慎。
我向来不轻易议论别人，即因为此”。
曾国潘提出：
“谁人可慢?
何事可驰?
驰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
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也是强调谦虚待人，谨慎处世。
这在现在也是如此——比如求人帮忙一件难事时，如果直接说出 自己的想法，要求对方如何去克服困难来帮助自己，只能造成对方一味的讲困难、找反面理由，不会主动帮忙；如果在讲清如何急需办这件事但自己又“没有”招法后，通过极力的“恭维”对方、“求”对方给出主义想办法，在对方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后，反而会找正面的理由来安慰你、并会主动帮忙。
曾国潘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注意一个俭字；“有势不可使尽”， 注意一个当字。
称自己平日最好“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以为 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在他功成名就的晚年，进一步要 求自己：
“多从波平浪静处，莫从掀天揭地时”。
就最近的两任总理来看，可以说朱隆基各方面的能力都远胜温 家宝，但朱是以“掀天揭地”的气概而来，决心大、声势大，结果阻力更大，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而温却从“波平浪静”处开始，脚踏实地的从一个个具体事件做起，反而干成了不少事。
“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 时百事拂逆地步。
”盛时要看到隐患、顺时要看到隐忧，使“常留余 地”这一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成为他治政治军的一条原则。
老子曰：
“满招损，谦受益”。
韩信是汉朝的第一大功臣，司马 迁说汉朝的天下三分之二是韩信打下来的，但他功高震主，在本来 犯了大忌的时候，又不知谦退自处，看到曾经是他部下的曹参、灌 婴、张苍、傅宽等都分土列侯，心中难免矜功不平。
樊哙是一员猛 将，又是刘邦的连襟，每当韩信到访都要跪拜迎送，韩信却不知谦 让——后人评价道，如果韩信不矜功自傲，不与刘邦讨价还价，而是自隐其功、谦退避让，刘邦再毒，大概也不会对他下手吧。
曾国藩洞悉世情、明澈史实，深有感慨地说，“管子云：
斗满则 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
余谓天之概无形，乃假手人以概之”，“待 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
这真是促人猛醒的真知灼见。
他称 “傲为凶德”，“天下古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他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 使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曾国藩认为：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 本是自然规律，“吾家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 弟当设法先来概之”，这便是自我节制。
骄则自满，满则易溢，没有 了约束，就会放纵为害，放纵为害则必招祸端!
西方也有句名言：
上帝叫谁亡，必先使之狂。
曾国藩运用恕道于政治，最突出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从此在 “谦谨”上建立了自己的克己学说：
要求自己努力做到泰而不骄、 矜而不争、和而不同，戒虚荣、戒嫉妒。
康有为道：
“盖君子之待人 也，有公心爱物，故和；其行己也，独立不惧，各行其是，故不同。
小人之待人也，媚世易言，故同；其行己也，争利相忮，不肯少让，故不和”。
泰字的原意是稳重、广大、高耸，为之稳重广大所以高耸并不逼人，为之稳重所以平安不以危险惊人，为之广大所以宽裕包容、轻易不发焦躁、不忧不烦。
从心理和人格上讲，就是从容、安详、不自卑、不自傲、不轻视人，但也不盲目崇拜人。
自己有自信、能自信，能满怀信心地以自己的自信与别人平等自如地相处与交往。
荀子说，君子才德过人，但不因此骄人，不与人争高下，就象一个人力大如牛而不与牛斗力量。
骄者，没本事又看不起人；傲者，有本事而自视甚高，故戒骄易而戒傲难矣。
人不能没有本事，但有本事要自视高远，应该向内升华，傲在骨子里，成为一种气节，这就是矜。
真正有修养者，庄矜自重，不与人争长叫短，能把自身的优势向内变成一种人格涵养，向外变成一种不屑不计的态度——这正是雍正的“不争以为天下争”的思想基础。
做人要始终保持“谦谨”的作风，不可随便显山露水。
《西游记》里有一则故事，孙悟空卖弄师傅的袈裟，唐僧有言“徒弟，莫要与人斗富”，“古人有云，珍奇好玩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伪之人。
倘一经入目，必动其心”，“事不小矣”。
悟空不听，果真惹来好多麻烦，还差点使唐僧毕命。
宋朝宰相富弼年轻时，有人告之“某人骂你”，富弼说“恐怕是骂别人吧”；那人说“叫着你的名字在骂”，富弼说“恐怕是骂与我同名的人吧”。
只要自己有本事、行的正，别人骂几句又怕什么呢，何必与小人计较?
据说那位骂者听说后，惭愧得不得了——这就是矜庄自重的优势。
刚柔第六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在曾国藩看来，不管是待人以恕，拟或是克己以忍，都不是柔弱的表现，至于“倔强”二字更不可少，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
他认为：
“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
正是这种倔强的性格，才使他屡次踬跌却依然充满刚毅，勇往直前。
练就刚强的意志，坚毅不拔，就可能有所成就；但刚强不是逞强，如若一味逞强，终必败露。
曾国藩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外柔而内刚，外而恕忍，内而凶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要刚柔并济，不可偏废。
做到勇不难，做到刚不易。
勇可以乘一时之血气，刚却非无私正大不能行。
纯粹按道理、法规办事，不留一点情面，事事做绝不留一点余地，那是在给自己砌四面围墙，“寡人独居围墙之内，春风杨柳都无缘”，还能办成什么事呢?
曾国藩道：
“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
有时外表的柔正是骨子里刚的不同表现形式。
曾国藩在总结了他练勇初期的种种不顺之后认识到：
孔孟是直接要强，申韩是以强制强，老庄则主张“柔胜刚，弱胜强”、“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之”。
他进一步总结道：
“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能克刚之柔难道不是更刚吗?
“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绳能锯木、水能窜石，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是以至柔克至刚。
从此，他“明用孔孟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弱”，一路春风得意。
为了使刚柔恰到好处，曾国藩强调刚柔须建立在“明”的基础之上。
不明而强，于己则偏执任性，迷途难返；于人则滥用权威，逞势恃强，终归都是害人害己。
“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吴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我们讲柔弱，但不是做反复小人，姚文元在1956年曾写过一则故事，至今仍有意义：
猫先生做了一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棵墙头草，当南风吹来时它向北弯腰，为了讨好南风它弯到了90度，结果南边的根被拔了起来；当北风吹来时它又向南弯腰，结果北边的根也被拔了起来；还没等到第三次风吹来，它已经掉到了地上——随风倒了半天它图了个什么呢?
刑德第七
“刑德”是曾国藩统治术的基本内容。
德是怀柔，德以示惠；刑是镇压，刑以示威。
二者不可缺一，两手交替使用；好德而恶刑是人之本能，二者运用得当，臣民遇事方知可为不可为。
“仁义慈爱不足用，严刑重罚可以治国”，曾国藩选择了“乱世用重典”这条道。
曾国藩道：
“民可爱，民不可爱”，“锄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慕勇剿贼，所以爱百姓也”。
“不治以严刑竣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
他就是这样把杀人与爱人统一了起来，把申韩的严刑与孔孟的仁义揉在了一起。
“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押而玩之，则多死焉”。
故罚不可废，所谓“严是爱，松是害”也。
曾国藩强调奖惩要注意一个“度”字，“过如不及也”——这就是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中庸之道”。
惩而过重，奖而过滥，都不能达到育人的目的，“中则治，偏则乱”也。
一切以礼德优柔，则民无所畏忌，集弊丛生，政令不行；一切以刑罚刚暴，则民无所爱暖，积怨充溢，揭竿而起。
孔孟讲“宽猛相济”，荀卿讲“礼宪并道”，董仲舒讲“赏罚同功”，曾国藩讲“威惠并施，刚柔互用”。
对于小人，更要威恩并施、打拉互用、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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