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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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131

目录

1、段渝:

古代賨人概说——《賨人故里》序

2、房锐:

清人与成都杜甫草堂

——以王培荀《听雨楼随笔》所录轶事及诗作为重点

3、石贤玮:

古代简牍传世之方式及其文化意识探讨

4、《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7卷《南方丝绸之路论集2》正式出版

5、段渝教授“三星堆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讲座在绵阳开讲

6、《中国社会科学报》专访中心主任段渝教授的相关报道

7、陈剑、邱艳:

川西南山地区域考古的新进展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沙龙侧记

8、延定:

巴蜀妙才张寔父

9、吴维羲:

雒城名区风华常驻

——广汉文物精品展在三星堆博物馆开幕

古代賨人概说

——《賨人故里》序

段渝〔作者简介〕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成都610068。

賨人,在一些文献中又称为板楯蛮,是构成古代巴人最重要的族群之一,也是古代四川盆地东部和渝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族群,对长江上游巴文化和长江三峡巴楚文化的创造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

  賨人是世居川东地区的土著民族之一。

秦昭王时,因板楯蛮射杀白虎有功,秦“复(免除)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

汉初,賨人因“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

”称其为賨人,则如三国时蜀臣谯周《巴记》所说:

“夷人岁出賨钱,口四十,谓之賨民。

”本由交纳賨钱得名,秦汉时代逐渐演化为族称。

  板楯蛮之名,来源于木盾。

《释名·释兵器》:

“盾,遁也,跪其后辟以隐遁也。

太而平者曰吴魁,本出于吴……隆者曰须盾,本出于蜀……以缝编版谓之木络,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为名也”。

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卷二说:

“板楯蛮以木板为盾,故名。

”本由使用木盾得名,后遂成为族称。

  賨人古居嘉陵江和渠江两岸。

《华阳国志·巴志》载:

“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郭璞曰:

“巴西阆中有俞水,僚人(按指賨民,即濮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

”《太平寰宇记》卷138说:

“古賨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賨国都也。

”流江县为今四川省渠江县。

賨人初居此,当从嘉陵江东进而来。

盾又称为渠,《国语·吴语》:

“奉文犀之渠”,韦昭注曰:

“文犀之渠,谓楯也。

”宕渠、渠江等名称,当由賨人所居而得名。

  据《华阳国志·巴志》,巴东朐忍(今云阳县)和涪陵郡也有板楯蛮错居,同书《汉中志》和《李特雄期寿势志》记载汉中亦有板楯蛮。

《汉书·地理志》则说:

“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

”可见,板楯蛮分布甚广,包括整个川东地区,北及汉中东部之南,都是板楯蛮的活跃出没之地。

诸书记载说明,板楯蛮不仅是构成四川盆地东部巴地,而且也是巴国各族中分布最广的主要民族之一。

  賨人是百濮的一支。

扬雄《蜀都赋》说;“东有巴賨,绵亘百濮”,这是賨人为濮系民族的确证。

《华阳国志·巴志》所载阆中渝水有賨民,郭璞注《上林赋》则记为獠人。

賨、獠互代,也可见两者皆一。

  賨人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以血缘纽带为基础,先秦秦汉时賨人有“七姓”,即是七个大的部落组织,他们不但以族相聚,而且还建立过自己的酋邦组织和政治中心。

《华阳国志·巴志》“宕渠郡”下载:

“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

”《元和志》:

“故賨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里。

”据《华阳国志·巴志》:

“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

《舆地纪胜》卷162引《元和志》说:

“故賨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里。

”《太平寰宇记》卷138也记载说:

“古賨国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賨国都也。

”所谓賨国、賨城、賨国都,其存在年代均应在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灭巴国以前,表明先秦时代賨人确曾有过比较发达的复杂酋邦组织,賨国是这个复杂酋邦的总称,其政治中心在賨城或賨国都,而板楯七姓则是酋邦的第二层级,各姓渠帅即是賨国分布在嘉陵江、渠江流域的各级酋长。

从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出土的大批青铜兵器来看,恰与历史文献关于賨人“天性劲勇”,“陷阵锐气喜舞”,“其人性质直”,“勇敢能战”,“县邑阿党,斗讼必死”的记载相吻合。

  賨人的经济成分比较复杂,表现出农业与射猎相结合的复合型经济特征。

而其俗信巫鬼,其风崇勇武。

文化上最突出的成就是创立了著名的巴渝舞,表明殷末曾随巴师参加武王伐纣,也反映出賨人的来源是相当古远的。

  至于賨人的文化,可以说它对古代巴文化的凝聚、塑造和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概括言之,这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1.巴渝舞的创制,不但对巴文化的传承,而且对中国文化史有着卓越贡献,是中国舞蹈史上常论不衰的主题之一。

  2.巫鬼崇拜的起源、兴起和时空扩展,对川东、渝中、汉中、峡江以至江汉地区“信巫鬼、重淫祀”传统风俗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久远的影响,是古代长江三峡地区巫文化圈的根源所在。

  3.以鶡冠子为代表的賨人首开巴人道家学术的先河,“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缘此而兴,是汉末张修自称“米师”,在川东和汉中地区传播以老子之术为内核的五斗米道的渊源所在。

  4.作为以“巴有将”为表征的巴人性格特点的主要塑造者,賨人对巴文化传统的凝成和传承贡献尤为突出。

  除上而外,賨人在楚汉之争中对刘邦出蜀汉、定三秦、建立汉王朝建有卓越功绩,而两汉魏晋时代板楯蛮四向迁徙,“虽徙他所,风俗不变”,则对巴文化的空间传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賨人故里》一书,从历史、地理、民族、民俗、风物、文化等层面,深入浅出地对賨人及其故里进行了介绍,其文优美,其辞流畅,颇值一读。

相信此书对关心中国古代文化和巴文化、賨文化的读者,会发生相当的吸引力的。

清人与成都杜甫草堂

——以王培荀《听雨楼随笔》所录轶事及诗作为重点

房锐〔作者简介〕房锐,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68。

〔摘要〕《听雨楼随笔》是清代学者王培荀撰写的一部笔记性见闻录,书中收录了一些蜀人及游宦于蜀的文人与成都杜甫草堂相关的轶事及诗作,为我们研究成都杜甫草堂在清代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等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认识价值。

〔关键词〕王培荀;《听雨楼随笔》;成都杜甫草堂;文献价值;认识价值

《听雨楼随笔》是清代学者王培荀(1783-1859)在担任荣县知县时撰写的一部笔记性见闻录,因写成于官署之听雨楼而得名。

此书“大率仿《锦里耆旧传》,而以扬扢风雅为主。

凡蜀人士及游宦于蜀者,嘉言懿行,志乘所缺,无不摭拾而存之。

以至异物、殊俗、轶事、隽词悉识焉”〔1〕。

书中广泛记载了巴蜀地区的历史地理、天然资源、文物古迹、风土人情、名人轶事等,具有多方面的价值〔2〕。

  值得关注的是,《听雨楼随笔》收录了一些蜀人及游宦于蜀的文人与成都杜甫草堂相关的轶事及诗作,这些内容为研究杜甫草堂的变迁、文物沿革及其影响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认识价值。

  成都杜甫草堂故居遗址是保存最完好、最具知名度和代表性的诗圣杜甫纪念地,也是成都最著名的名胜古迹之一。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十二月,杜甫自陇右赴成都。

次年,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营建草堂。

唐末五代时期,著名诗人韦庄在杜甫草堂旧址重建茅屋。

北宋时,成都知府吕大防、胡宗愈在韦庄所盖茅屋旧基上修建祠宇,元、明、清各代曾多次对草堂进行培修或扩建。

  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卷六《山阴陆文杰》条中提到陆文杰与成都杜甫草堂相关的轶事:

  山阴陆敏斋(文杰),放翁二十一世孙。

幼随父宦蜀,游边徼,有《松月山庄诗集》。

以放翁像刻石,配享浣花草堂祠,作五排记事,刻石嵌壁。

  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中,多次提及陆文杰的事迹。

陆文杰字敏斋,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南宋诗人陆游二十一世孙。

关于陆文杰“以放翁像刻石,配享浣花草堂祠”的记载,是有史实依据的。

嘉庆十七年(1812),四川总督常明、布政使方积、知府曹六兴等重修成都杜甫草堂,以陆游陪祀于工部祠中参见常明、杨芳灿等纂修《四川通志》卷四八《舆地志·古迹》,巴蜀书社,1984年版。

陆游得以“配享浣花草堂祠”,乃名至实归。

陆游对杜甫推崇备至,其诗作也深受杜甫的影响。

郑师尹《剑南诗稿序》云:

“若夫发乎情性,充乎天地,见乎事业,忠愤感激,忧思深远,一念不忘君,先生之志。

”(《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68页)查《陆游集》,其《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畣作此示之》云:

“诗降为楚骚,犹足中六律。

天未丧斯文,杜老乃独出。

”(《剑南诗稿》卷七九)在夔州时,他时常捧读杜诗,探访杜甫遗迹,曾为杜甫故居作《东屯高斋记》(《渭南文集》卷一七),又作《夜登白帝城楼怀少陵先生》(《剑南诗稿》卷二)。

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陆游离开南郑赴成都。

在成都时,他常到草堂拜谒杜甫遗像,并写下《草堂拜少陵遗像》一诗(《剑南诗稿》卷九)。

离蜀之后,他还常常怀想在蜀地的活动,其《感旧》云:

“我思杜陵叟,处处有遗踪。

锦里瞻祠柏,绵州吊海棕。

蹉跎悲枥骥,感会失云龙。

生世后斯士,吾将安所从。

”(《剑南诗稿》卷三七),杨芳灿为此作有《修杜少陵草堂以陆放翁配飨记》。

道光十七年(1837),陆文杰摹刻《放翁先生遗像碑》,题识云:

“此二十一代祖务观公遗像也,江苏王君之佐刻《笠屐图》供思陆龛中,文杰补官震泽丞时,君以拓本见遗。

”后拓本遗失。

陆文杰在成都时,又从赵桂生处得到拓本。

他“谒少陵祠,见公配享在侧,少陵有塑刻诸像,而公独无,意殊歉然”,遂重摹镌石,“并志一律”。

今工部祠正中龛内为杜甫彩塑像,左侧为放翁先生遗像,题识大部分保存完好。

王培荀称陆文杰“作五排记事,刻石嵌壁”。

其诗“刻石嵌壁”处,在工部祠前廊左侧,至今保存完好。

而杨芳灿《修杜少陵草堂以陆放翁配飨记》亦“刻石嵌壁”,在工部祠前廊右侧,与陆文杰之诗碑遥遥相对。

王培荀的相关记载,对后人了解成都杜甫草堂的文物沿革极有帮助,而这些记载又与杜甫草堂工部祠保存至今的实物一一吻合,令人感叹。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六称:

“自唐至宋已数百载,而草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诗以为不朽之传。

”《听雨楼随笔》卷四《三苏祠题咏》条云:

“同仕一方,萍水偶聚,迭相唱和,传为盛事,后世犹想其风流余韵也。

眉州三苏祠,过者无不景仰,见诸题咏,几与少陵草堂祠伯仲。

”由此可以想见后人对杜甫、苏轼的景仰之情及杜甫草堂、三苏祠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在清代,成都杜甫草堂故居遗址成为众多诗人墨客凭吊杜甫、缅怀杜甫的重要场所。

《听雨楼随笔》卷二《倪坤》条录新津人倪坤《过工部草堂》一诗,诗云:

  百花潭北市桥西,骨肉分离怨鼓鼙。

此老千秋遗恨在,夕阳芳树草萋萋。

  同书卷七《吴纕入蜀诗》条录浙江归安人吴纕《杜陵草堂》一诗,诗云:

  世乱家何在,乾坤一寓公。

感时还痛哭,报国只孤忠。

诗许春秋续,才原稷契崇。

风流犹想象,寂寞草堂空。

  诗人触景生情,对杜甫漂泊潦倒的境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对其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无限缅怀,其诗作融入了自己特殊的感受,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听雨楼随笔》卷七《蒋攸铦》条载:

“蒋励堂先生攸铦,在蜀作监临,闱中诗题《工部草堂》。

后与学使聂蓉峰游草堂,即相与赋此题,争巧斗捷。

”蒋攸铦,字颖芳,号砺堂,先世由浙江迁辽东,清初入关,居宝坻(今属天津市)。

曾任云南布政使、江苏巡抚、两广总督、四川总督、刑部尚书、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等职。

《清史稿》卷三六六有传。

嘉庆二十二年(1817),蒋攸铦调四川总督。

在任期间,“重修文翁石室,兴学造士”〔3〕。

“监临”指科举制度中乡试的监考官,清代以四川总督充任此职。

“闱”即科举的试场。

明清时期,每三年的秋八月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考试,称“秋试”,亦称“秋闱”。

考中者称“举人”,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

聂铣敏,字晋光,号蓉峰,湖南衡山县(今属湖南衡阳市)人。

曾典贵州乡试,督四川学政,后迁绍兴府知府。

蒋攸铦担任监考官时,闱中以《工部草堂》为诗题,传递出强烈的尊杜讯息,此举当在巴蜀士人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而他后来与四川学政聂铣敏游草堂,“相与赋此题,争巧斗捷”的行为,也传为文坛佳话。

  《听雨楼随笔》卷四《成都昭觉寺》条云:

“昔白乐天、苏东坡喜与客游宴,而政益修举。

蜀地江山奇丽,环成都尤多名迹。

士大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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