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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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章
第二章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而爆发的。
从1919年1月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这实际是一次由此时世界五强，即英、法、美、日、意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为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但都遭到拒绝。
在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又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
但日本代表却无理地提出，它在大战期间强占的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特殊权益，应该无条件让与日本。
4月29日至30日，英、法、美三国在议定巴黎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时，完全接受日本的提议。
这样，日本夺取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殊权益的“既成事态”，便被明文肯定下来。
中国代表指出，“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并对和会的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但是，北京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中国人民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的进程。
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立即在人民群众中，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
5月3日晚，北京大学1000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代表，集会于北大法科礼堂，报告巴黎和会的情况。
会场上群情激愤。
一位学生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
与会者声泪俱下，热血沸腾。
大会当场议决：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不顾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及警察的阻拦，到天安门前集会。
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和“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京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接着，学生们前往日本驻华使馆抗议。
受阻后，游行队伍不顾军警的阻挠，转奔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
学生们在愤怒之下冲入曹宅，虽没有找到躲藏在暗室的曹汝霖，却遇到另一个卖国官僚章宗祥。
他们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
北京政府急忙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
5月5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学生宣布实行罢课，并通电各方请求支援，营救被捕学生。
学生们在斗争中迅速联合起来。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北京政府虽然在两天后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逼走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并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扬言要严厉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
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
他们组织“十人团”，走上街头向群众讲演，发行《五七日刊》，扩大爱国宣传，并开展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护鲁义勇军等活动，继续坚持斗争。
6月1日，北京政府连下两道命令：
一道命令“表彰”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另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
这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怒。
他们从6月3日起重新走上街头演讲。
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当日有170多名学生被拘，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
但是，学生们并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多达5000余人。
正当学生们顽强坚持斗争的时候，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
以日资棉纱厂工人带头，上海许多行业的工人以及店员等纷纷参加罢工，高潮时达到10多万人。
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
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
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工人、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也相继罢工。
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
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
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
这样，五四爱国运动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
运动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工人罢工呈扩大的趋势，使资本家和政府当局惶惶不安。
天津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指出：
“查?
?
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恐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
”[1]北京政府慑于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威力，于6月7日被迫释放被捕学生，10日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
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胜利。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同李大钊、高一涵到城南新世界游艺场，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宣言提出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撤销警察机构、市民组织保安队、给予市民集会和言论自由等五条关于内政外交的最低要求，并表明：
如果政府不顾市民的愿望，拒绝市民的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暗探逮捕。
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发出通电，抗议北京政府的这一暴行[2]。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6月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悍然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全国学联立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
工人群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坚决。
他们表示：
“若卖国首领未诛，卖国条约未废，亡国之祸终难幸免”；“签字而山东亡，山东亡而全国随之，亡国大难迫于眉睫。
吾同胞忍坐视家国之亡而甘心作奴隶乎?
”[3]他们提出“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
他们强烈要求，对于卖国贼，不仅要“斥退”，而且要“永不起用”[4]。
6月18日，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各界代表80余人进京请愿。
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众继续开展坚决拒签和约的斗争。
在巴黎，旅法华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于和约签字前一天的6月27日，包围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的住地，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
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又一个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
尽管运动中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斗争的目标是反对西方列强所强加的巴黎和约，所以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
这场群众运动遍及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
在运动中，各地组织了学生、教职员、工商界、妇女界等群众团体，并共同组成各界联合会。
随着运动的发展，又先后成立了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联合会。
由于各界群众的联合行动，这场运动获得了胜利。
而从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到拒签和约的成功，无一不是群众运动作用的结果。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
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
运动爆发前，北京等地成立的以研究新思潮、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为宗旨的社团，如救国会、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其成员大多参加了这场运动，成为运动中的骨干。
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许多社团组织和进步青年密切联系，积极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成为这一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
虽然工人的罢工是自发的，但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工人运动本身也逐步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
这对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影响。
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因此，它虽然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的发生，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并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因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进程。
烈火一经点燃，便孕育着燎原之势。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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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晨报》，1919年6月12日。
[2]在全国各界的营救下，北京政府被迫于同年9月16日释放陈独秀。
[3]《工界中之热心国事者》，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23日。
[4]《新闻报》，1919年6月7日、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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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各种新思潮的涌现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
特别是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
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或成立社团，以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
当时，鼓吹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先后出现400多种。
这些刊物的绝大多数都宣称以改造社会为宗旨，有的还在文章中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
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渐次扩大，因此，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以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
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新思潮来势汹涌，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
当然，潮流涌来时难免泥沙俱下。
五四时期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
这时的情况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1]。
但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
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2]，并不十分清晰。
对这些主义和学说，他们正在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希望能从中找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
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在1919年底曾经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
他们遵循工读互助主义的学说，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一类小团体，过起“共产的生活”，并希望把工读互助团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
然而，这种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好景不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类组织都因遇到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解体。
与实践“工读互助”相类似，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的做法，也在中国进行“新村”试验。
同工读互助团的命运一样，这些中国的“新村”也是昙花一现。
“工读互助”和“新村”试验的失败，对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们，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
许多参加“工读互助”和“新村”活动的青年开始认识到：
“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3]。
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径。
这就为一批进步青年认识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谬误，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
但他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他们的介绍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4]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
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
“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他在同一年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5]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
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
他满怀信心地预言：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该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与以往一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除李大钊外，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几位进步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
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
一年后，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6]。
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寄回国内出版。
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对国内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杨匏安从日本回国后，于1919年10月至12月间连续发表文章，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要点及其创始人的生平进行了介绍。
他在同年11月至12月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
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又一篇比较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此外，李汉俊回国后也发表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7]。
苏俄政府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也吸引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关注苏俄的内外政策。
这对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此前后，《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
这样集中地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罕见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周评论》在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 的内容时，编者还加了这样一段按语：
“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
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1847年的11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8]
到这时，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
有人描述这种情形说：
“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
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注）；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
”[9]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
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著名的“亢慕义斋”（“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就是这个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
在上海，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还有一条特殊的渠道和一支特别的队伍――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
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还有一些人去了英国、德国和比利时。
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直接接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在那里认真学习和探求真理。
他们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许多人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推求，最后作出自己的抉择，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通过通信等方式，向国内思想界传播马克思主义。
同时，一些原来由学生和华工组成的以“工读”、“互助”等为信条的勤工俭学组织，也转向信仰共产主义。
其中在勤工俭学励进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工学世界社，于1920年12月底召开大会，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主要观点。
在唯物史观方面，他们介绍了社会的发展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矛盾运动等观点。
在阶级斗争学说方面，着重阐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定义，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不同的观点，以及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建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等基本思想。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着重围绕资本的本质，介绍了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生产过程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一部分，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观点。
此外，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也进行了介绍。
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介绍，使人们对这一科学理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同时，他们又认真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比较，使人们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他们的介绍和传播，引起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极大兴趣。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在玩弄新的词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
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作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金线”。
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条件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没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但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这些新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
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的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长
五四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
经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劳工为伍”的实践，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批先进分子中，李大钊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并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
1919年12月，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
陈独秀过去主张仿效欧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时抛弃了这种主张，认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人幸福，简直是妄想”。
1920年5月，他在上海积极组织工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
9月，他发表长篇论文《谈政治》，指出：
“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即英文Democracy之音译，意为‘民主’――引者注）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这些言论和活动表明，他已经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从事革命活动。
同年，他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
五四运动后，他主编《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
1919年12月他第二次到北京，热心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
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一直逗留到7月，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
在北京和上海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
到1920年冬，他从理论到实践上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从日本回到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以宣传群众，指导天津的学生运动。
他作为天津学生的代表，两次进京请愿，与北京学生一起进行斗争。
1919年9月，他发起成立觉悟社，介绍和研究新思潮。
在1920年1月29日为抵制日货所进行的请愿斗争中，他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
在被拘留期间，他向难友们作了五次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
其内容有：
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史等。
1920年11月，他前往欧洲留学。
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经过对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他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终抛弃旧的主张，同样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先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青年学生的思想转化方面，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起了重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前后，各地新生的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的社团就有281个，1920年又有所增加。
这些社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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