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含答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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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含答案

高考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专项训练（含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子部小说、笔记小说和古小说，这三个术语的指称对象相同，说的都是中国古代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比较而言，“子部小说”在揭示这一类型小说的文类特征方面优势明显。

明代以前，关于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的归属问题，主要存在子部说和史部说的分歧。

从汉代到初唐，子部说占主导地位，其代表人物是汉代的班固。

唐宋元明四朝，史部说占主导地位，其代表人物是唐代的刘知几；但子部说也没有销声匿迹，明代的胡应麟等皆折中于子部说与史部说之间。

至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子部说最终确立了其话语优势，其代表人物正是《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

中国古代的子部小说理论，经过班固、纪昀等的阐发和梳理，已经相当成熟和丰满。

而且，纪昀并不限于对其知识系统的建立和推广，还以身示范，亲自写作了《阅微草堂笔记》。

班固《汉书·艺文志》在概述他对诸子的评断时，强调诸子十家中九家（法、名、儒、墨、道、阴阳、纵横、杂、农）皆是“可观”的，而第十家“小说”则是不可观的。

“可观”与否的依据，在于前面九家关注的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军国大事，唯有“小说”一家关注的是社会生活中治身理家的小事，“小说”之“小”，盖出于此。

而“小说”之所以得以跻身于诸子之列，则是由于其所谈问题虽不够重要，但谈论问题的方式与其他九家大体相同，即注重明理，注重议论。

诸子以议论为宗，“小说”亦不例外。

子部小说的基本特征，取决于“子部”和“小说”这两个要素的结合和限定。

纪昀在《四库全书》的子部专列“小说”一类中，把子部小说清晰地分为三类：

第一类叙述杂事，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第二类记录异闻，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搜神记》；第三类缀辑琐语，如《博物志》《述异记》《酉阳杂俎》。

其分类表明，纪昀尽管将“小说”归入子部，但也吸取了“史部说”的合理内核，即实际上以叙述性作为“小说”的基石。

不过，他将刘知几纳入小说的“家史”“别传”等较为典型的杂史都清理了出去，还将兴起于唐代的传奇小说和兴起于宋代的话本小说，兴起于明代的章回小说，也迁出“小说”。

他这样做，一是要为子部小说划定较为清晰的文类疆界，同时借以维护子部小说的正宗地位。

纪昀一向认为唐人的传奇不能算是“小说”。

在他看来，《飞燕外传》《会真记》等在写法上秉承的是史家传记体，不能归在子部；但史部要求实录，传奇却大量虚构、有意虚构，放在史部也不合适。

纪昀在总纂四库全书时对唐人传奇熟视无睹，理由在此。

纪昀更少提及实宋代以降兴起的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这不是由于他不熟悉，而是因为他不愿屈尊去光顾这种不入流的书。

（选自陈文新《论子部小说的文类特征》，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意义上，“子部小说”“笔记小说”和“古小说”指的是同一类作品；使用“子部小说”这一术语，能更清晰地揭示这类著述的文类特征。

B．纪昀对中国古代“子部小说”理论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他不仅建立和推广了这一理论的知识系统，还以身示范，亲自写作了《阅微草堂笔记》。

C．纪昀的子部小说清晰地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等三类，每一类都收录了不少作品，一并载入了《四库全书》。

D．纪昀将唐代的传奇小说、宋代的话本小说和明代的章回小说，全都迁出了“小说”，他认为这些都是不入流的书，因而不愿屈尊光顾。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关于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的归属，历来存在子部说和史部说的分歧，班固、纪昀和刘知几分别是两说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理论彼此对立，很难融合。

B．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不可观”；因为他确立的“可观”的标准，是必须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军国大事。

C．“小说”关注的是治身理家的小事，但它同样必须满足“子部”要素的规定要求，才能获得“子部小说”的名号。

D．纪昀将刘知几纳入小说的“家史”“别传”等都从“子部小说”中清理了出去，从而在一个方面为“子部小说”划定了较为清晰的文类疆界。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明代以前，“小说”的归属这一学术话题，子部说和史部说都曾先后占据主导地位；清乾隆年间，由于纪昀的理论与实践贡献，子部说才最终确立话语优势。

B．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十家中的九家都列为“可观”，而唯独认为第十家小说“不可观”，这其中并不存在对“小说”的歧视和偏见。

C．诸子注重明理，注重议论，《世说新语》《博物志》等“子部小说”同样具有这一特点；但同时叙述性又是这些“小说”作品的基石。

D．一些唐人传奇小说既不合子部标准，又不合史部要求，最后被《四库全书》拒之门外，可见传奇小说这种文本样式自身存在严重缺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中华文明的起源经历了多元一体化的过程，中华大地上的国家起源也同样经历了多元一体——从邦国到王国的过程。

公元前四千纪，中华文明的核心在黄河中游地区最终形成，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邦国则开创了后来夏商周中原王朝国家的先声。

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得名，出现于公元前四千纪，位于今山西临汾市襄汾县。

近年来，初步探明了宫殿区、王陵区、贵族居住区、祭天及观象台礼制建筑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充分表明了陶寺遗址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都城性质。

据调查结果初步判断，陶寺文化遗址群以陶寺都城为核心分为南北两大群，拱卫陶寺都城京畿。

南北两大群是由自上而下的行政派出模式发展起来的，并且发现有驿站遗址，表明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的存在。

在陶寺遗址晚期，出现了扒城墙、毁宫庙等政治报复行为，这表明了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和国家性质。

这些聚落形态考古资料证明了陶寺文化国家社会的物质文明发达程度，而相关的精神文化考古资料则显示出陶寺文化的精神文明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陶寺观象台通过1个观测点、12道观测缝与东南7公里远的塔儿山山脊线，构成一套完整的列石观测仪器。

除了通过观测日出确定20个节令外，还可以观测16年一周期的月出最南和最北点，以预测月食，将“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科技软实力与宗教权力相结合，把这些牢牢掌握在邦国元首的手中，成为统治中非常实用的软实力之一。

而陶寺早期官僚墓中出土的木立表和中期王墓中出土的圭尺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圭表测影系统，以圭尺第11刻度1.6尺为理论夏至影长，对外宣称陶寺为“地中”，使得陶寺城址顺理成章地成为“地中之都”，居住在其中的邦国元首自然“王者居中”，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通道，进而使得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邦国成为“中土之国”，开创了“中国”最初始的意义。

陶寺圭表还可用于国土的测量，以陶寺城址“中表”为中心基点，按照陶寺城址的经纬线作为测量基线，对陶寺所在的东亚大陆的东西南北四至进行夏至晷影测量，以确立陶寺文化的四表。

陶寺四表之间的距离同先秦文献记载的“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的数据误差约6%，可以说相当吻合。

当然，陶寺国家领土实际控制范围仅限于晋南地区，陶寺四表所标定的“表里河山”，只是陶寺元首们的理想蓝图而已。

但不可否认的是，陶寺邦国已经有领土概念，而且可以用圭表测量与确定出来。

陶寺城址内的早期王族与中期王族墓地的不同茔域，表明早中期之间王权的易手，是在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王族之间进行的，颇具汉儒竭力赞美与讴歌的“禅让”特征。

不过历史是无情的，陶寺文化晚期，外来入侵势力的征服使陶寺国灭亡，其国家政权及文明被彻底摧毁，与发展成为中原王国的命运失之交臂。

这一历史命运最终落在了河南龙山文化的肩上。

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最早的王朝国家在伊洛平原诞生，从此步入了夏商周三代王国国家新纪元，中国文明开始著称于世界。

而中国传统认同的“地中”也从晋南地区移到以洛阳为代表的伊洛地区。

（摘编自何驽《陶寺文化：

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

4．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华文明的核心于公元前四千纪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与此同时，在今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则诞生了陶寺文化。

B．考古资料表明，陶寺邦国建国伊始就具有了都城性质和国家性质，其精神文明也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最高水平。

C．“中国”最初始的意义是“中土之国”，这是陶寺文化开创的。

陶寺文化在当时非常发达，已有完整的圭表测影系统。

D．陶寺邦国早中期王权的易手具有汉儒竭力赞美与讴歌的“禅让”特征，它是在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王族之间进行的。

5．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陶寺都城是陶寺邦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建有宫殿区、王陵区、贵族居住区、祭天及观象台礼制建筑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

B．陶寺文化相当发达，如：

能通过观测日出确定20个节令；能观测16年一周期的月出最南和最北点，以预测月食；能运用圭表测量国土。

C．陶寺邦国实际控制的领土范围仅限于晋南地区，远远小于陶寺元首们心目中的领土范围，但这足以表明当时的陶寺邦国已经有领土概念。

D．在我国国家起源史上，陶寺属于邦国，在陶寺邦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夏商周则属于王国。

夏商周时期，中国文明开始著称于世界。

6．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我国的国家起源都经历了多元一体化的过程，其中国家起源的多元一体化的过程指从邦国到王国的过程。

B．南北两大群由自上而下的行政派出模式发展起来，还有驿站，这些考古发现表明了当时的陶寺邦国存在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

C．陶寺邦国的元首已知道利用科学知识加强统治，如控制天文历法知识、对外宣称陶寺为“地中”、确立陶寺文化的四表，等等。

D．陶寺邦国时期，晋南地区是“地中”；夏商周三代时期，以洛阳为代表的伊洛地区是“地中”：

“地中”是个政治文化概念。

答案精析

1．D　[根据原文末段可知，纪昀认为不入流的只是宋代的话本小说和明代的章回小说，并未涉及唐代的传奇小说。

]

2．A　[“他们的理论彼此对立，很难融合”说法失当。

根据原文第一段和第三段可知，不仅明代的胡应麟等皆折中于子部说与史部说之间，纪昀自己也吸取了“史部说”的合理内核。

]

3．D　[推论失当。

唐人传奇小说既不能归入子部，又不合史部要求，不是因为这一文本样式自身的缺陷，而是因为唐人传奇小说“在写法上秉承的是史家传记体，不能归在子部”“大量虚构、有意虚构，放在史部也不合适”。

]

4．B　[原文是说“陶寺遗址晚期……这表明了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和国家性质”，所以“陶寺邦国建国伊始就具有了都城性质和国家性质”表述错误，混淆了时间的先后。

]

5．D　[“在陶寺邦国基础上”无中生有，据原文可知，陶寺邦国已被彻底摧毁。

]

6．C　[据文中可知，“确立陶寺文化的四表”不是为了加强统治，只是为了测量邦国元首心目中的领土，故C项表述错误，混淆了人物和事件。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在和谐的统一体中，壮美包含着某种对立、冲突的因素，它在直观上表现出某些动荡、严肃、奇伟、巨大、豪放、刚正等不太和谐的状态和形式，但总体上却不给人以压抑和痛苦，而给人以自由、愉悦的感受。

这与近代充满对立和痛感的崇高之美大不相同。

壮美的深层内涵是主体对客体的渴望和追逐，即主体要求在对象世界中实现自己，但不时遇到来自对象世界的某种抗拒，这就必然会使它们表现出一定的对立、冲突、矛盾色彩。

然而在古典美学中，主体和客体、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是不存在深刻分裂的，它们在本质上是统一和谐的，因此，来自对象的抗拒必然会被克服，主体也就通过对对象的获得和占有显示出自己的人格高度或生命力量。

由于壮美理想是在外向性的主客关系结构中呈现出来的，因而它必然要规定着审美和艺术偏重于模拟、写实、再现，是“诗在画中”，即表现统一于再现。

而优美则与此不同，它强调的是矛盾双方的互依、均衡与和谐，因而一切动荡、对立的因素都被淡化和融会在宁静、整一的和谐关系中。

正因为如此，它所表现出来的感性特征是柔婉、圆润、娇小、清丽、淡雅、自然等。

它给人的感受没有壮美感中那种亢奋高扬的情绪，而是一种单纯、平和的愉悦和享受。

优美理想的深层动因是主体在静守中同对象形成的自由关系，也即是说，主体不是通过外向的追求来实现同对象的拥抱与合一，而是在心灵的内省、直觉的感性中达到物我两忘、意境相融、形神统一、情理结合，亦即在对对象的超越中达到同对象的融合统一。

由此避免了主体在外向追觅中同客体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同客体保持一种和谐、自由的统一关系。

优美理想的这种内向性、自省性结构也决定了审美和艺术的重心必然是表情的、写意的，是“画中有诗”，即再现统一于表现，形质统一于神意。

也即是说，审美和艺术不再为对象的感性特征所制约和局限，而是自由地超越着它们，在它们的具体有限性之外或之上寻求无限的韵味、神趣、意兴等。

审美理想的壮美与优美两大形态，既是相对的逻辑范畴，又是发展的历史范畴。

就整个中国美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宋元审美文化实现了由古典壮美向优美的转化。

中唐以前，以阳刚为主的壮美占据主导地位。

特别是盛唐时期，充满雄浑博大之气的壮美形态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

而中唐以后，特别是宋元至明中叶时期，随着社会的变革，审美理想和文化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历史转型，即在刚柔结合、壮美和优美的并列中，以柔为主的优美理想以及由此规定的偏于写意缘情的表现倾向，获得全面发展和确立。

这一点从宋元时期的美学思想、艺术的表现形式（如诗、散文、词、书画、杂剧、雕塑、建筑等），到实际生活中的审美趣味、工艺（如园林、瓷器、服饰、饮食与茶艺等），都无不以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出来。

（节选自《中华审美文化通史·宋元卷》，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尽管壮美在直观上表现出诸多不太和谐的状态和形式，但它仍能给人以自由、愉悦的感受，总体上并不会让人感到压抑和痛苦。

B．壮美的深层内涵是主体对客体的渴望和追逐；主体在自我实现时会不时遇到来自对象世界的某种抗拒，这使它们表现出一定的不和谐的色彩。

C．古典美学中主客体、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不存在明显的分裂，它们在本质上是统一和谐的，主体仍能显示出自己的价值。

D．在外向性的主客关系结构中呈现出的壮美理想，必然要规定着审美和艺术表现统一于再现，即偏重于模拟、写实和再现。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优美强调矛盾双方的互依、均衡与和谐，一切动荡、对立的因素皆融合在宁静、整一的和谐关系中，从而表现出圆润等感性特征。

B．在优美理想中，因为主体不通过外向的追觅来实现同对象的和谐关系，而是向内静守，由此则避免了同客体的矛盾和冲突。

C．体现优美理想的审美和艺术突破了其对象感性特征的制约和局限，在对象具体有限性之外或之上寻求着无限的韵味、神趣、意兴等。

D．中唐之前壮美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到宋元开始被以柔为主的优美取代，体现了审美理想两大形态的历史转型。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壮美给人亢奋高扬的感受与近代充满对立和痛感的崇高美给人的感受大相径庭，也不同于优美给人的单纯、平和的愉悦和享受的感受。

B．古典美学中壮美和优美各自主客体之间虽然都存在着矛盾冲突，但由于其关系结构的不同，最终也都显示出融合、统一与和谐的状态。

C．“诗在画中”与再现统一于表现、形质统一于神意的“画中有诗”不同，“画”是艺术审美的重心；而“画中有诗”的重心则是“诗”。

D．宋元时期美学思想、艺术表现形式及实际生活中的审美趣味、工艺偏于写意缘情，刚柔结合中以柔为主，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

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

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

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

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

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

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

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

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

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

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

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

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

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知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

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

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

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

“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

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4．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要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使文化之河源远流长，就应该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知识和人文的情怀，去主动涵养网络文化。

B．“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为时代文化加厚土层理应成为当代文人的历史使命。

C．面对信息时代各种文化共存的现象，为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主流文化建设者应为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

D．如果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没有改变，就能以比以往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去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5．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使一部分人对此十分痛心，这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

B．当今社会，读书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了，但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以至于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

C．任何一次新的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这是近几个世纪以来文化史上所特有的现象。

D．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需要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6．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信息时代，他们既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B．海德格尔、罗斯扎克等人的忧思从另一个角度表明：

只要拥有文化话语权，无论是草根还是精英，都能更早地接受新事物、拥抱新的文化场。

C．既不必过分沉溺于文化乡愁，也不能闭关自守，这是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到来时主流文化建设者应有的态度。

D．在文化领域，因受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影响，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

答案精析

1．C　[“不存在明显的分裂”表述错误，原文是“不存在深刻分裂”，“明显”“深刻”在表述的意思上有明显的区别。

]

2．D　[“……壮美……到宋元开始被以柔为主的优美取代”错误，原文是“在刚柔结合、壮美和优美的并列中，以柔为主的优美理想以及由此规定的偏于写意缘情的表现倾向，获得全面发展和确立”，由此可以看出在宋元时，“柔美”并没有“取代壮美”。

]

3．B　[“但由于其关系结构的不同，最终也都显示出融合、统一与和谐的状态”强加因果。

]

4．D　[假设关系不成立。

]

5．C　[说法太绝对，原文是“几乎每一次”。

]

6．B　[不符合原文第三段的内容“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二元化”的路线，公权力和自治权长期共存，其中以唐宋乡官职役化为分界彼此消长，这种独特的乡村治理方式甚至对乡村的近代化过程也产生了诸多影响。

自秦汉以来，历代都曾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管理，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乡官及律令与儒家纲常，国家对乡村的组织原则是地缘优于血缘，基层社会已经存在早期自治组织。

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被学界概称为“唐宋之变”。

在乡村治理上，这种转变就表现为：

其一，乡官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乡村基层管理人员的身份是民而不是官，社会地位很低，没有固定的办公衙门和俸禄，上为士大夫鄙视，受上级盘剥，下又徘徊于是否侵渔乡里之间，这种两难困境在后世乡村管理中变成常态；其二，自治组织在唐宋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

国家通过乡绅、信仰、乡约、宗族等各种形式和力量对乡村实行间接控制在唐宋之际渐渐成为现实或者完成了制度准备。

中国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是传统国家以最小成本维持社会运转的必然。

自郡县制建立以来，帝国人口不断增加，县级区划的数目却维持了相对稳定。

以农业税为收入主体的传统国家不可能负担如此庞大的官僚系统，因此，各朝代不得不以最低行政配置来应对扩大的人口，政府效率下降，基层行政职能缩减，县以下交给各种社会组织进行自治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与此同时，乡村治理的难度却在增加。

中唐以后从两税法开始了征税原则由“税丁”向“税产”的转变，财产的隐匿比起人丁的隐匿更难发现，乡村催征赋税参与管理的乡役人数和工作量大增。

地方政府职役人数、工作量的变化，同时其地位愈来愈低，从秦汉时期的有望跻身卿相，到明清时期的被视为“至因至贱”之役。

这些问题导致乡官职役化、政府乡村管理虚化。

这是中国历史上“强干弱枝”的一个表现，也是社会基础不稳、治乱频仍的一个原因。

乡村治理方式转变的目的本是以最小成本来控制基层、获取赋税，实际上却令中央王朝取得税收的效率进一步降低。

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令基层社会更易于“军事化”，乡族控制的民团、乡兵既可帮助维持地方治安，也可能带来械斗民乱。

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使得乡村职役地位低下的同时又权力大、责任大，赋税征收不足时还需要自己赔补，极易为了满足国家的赋税要求或上司、自身的贪污要求而徇私舞弊、危害乡里，宗族、乡绅则往往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同时，乡村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带来了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宗族等各类乡村自治组织，它们不仅进行自我管理，到近代还提供了本应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总之，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一直存在一定的自主性，中国很早就存在类似于西方“公共领域”的国家与民间同时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

（摘编自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公权力和自治权长期共存，以唐宋乡官职役化为分界限，公权力削弱，自治权增长，这种独特的乡村治理方式对乡村的近代化过程产生了影响。

B．虽然自秦汉以来历代都曾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管理，但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乡官、律令和儒家纲常，国家对乡村的组织原则是地缘优于血缘。

C．“唐宋之变”时，乡村基层管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