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首批试点全景考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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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首批试点全景考察
成都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首批试点全景考察
都市乡村崛起·突破·困惑与回归
成都市发展计划委经济信息中心新农村建设课题组
引言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之关系
现代经济必将是以城市为主干的城市群经济，城乡一体化模式一般只适应于省会市、计划单列市、特大城市或基础较好的大城市的近郊发展战略，而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针对全国广大农村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而提出的普遍要求。
如何在城乡博弈中统筹城乡发展，成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与新农村建设的突出矛盾和焦点问题。
成都作为西部特大（中心）城市之一，1044万常住人口中，农村人口达658万人，农业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63%，城市化率35.6%，以大城区带动大郊区，正好可以寻求近郊城市化——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的交叉结合点，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两年多来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来推进城郊新农村建设，实行城乡统筹发展，结合近中远郊三个圈层不同的区位优劣、资源条件和发展基础实际特点来探寻大郊区农村继续改革新路。
由于各省区各地市的资源条件、区位环境等差异很大，沿海农村与中西部农村，中心城市郊区农村与边远州市地县农村、牧区，新农村建设总体要求同一，但发展条件、发展模式、发展水平具体指标差异也就较大。
城乡一体化要求城乡空间功能布局一体化、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产业结构一体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中心城市“城乡一体化”模式对郊区农村的发展要求，与中心城市郊区“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
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建设，是大型、特大型城市和省会市、副省级（计划单列）是城市化道路的可贵创举。
一、崛起、突破与跨越：
“三个集中”——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相得益彰
1、农村土地向规模化经营集中——现代大农业
a、土地流转、土地权益与土地生产要素市场化：
“股田制”农村土地流转、主要指农民包产到户的土地再承包，改变自耕农小生产经营模式，连片开发集约化经营农业，大幅度提高土地利用率，降低机会成本，以求规模效益，彻底解放农业生产力，使农民在土地上得以第三次解放，将剩余劳动力投入到城市工业第二、三产业中去，将离土不离乡的农民转移，经过培训，使之具备技术素质的农业产业工人，使农夫变成农商，将农业产品经营上升为农业资本经营。
农民土地权益的确立，从锦江区三圣乡（街道办）“五朵金花”的“花乡模式”，到邛崃羊安乡“汤营模式”，“股田制”如躁动于母腹的婴儿即将产创生出世。
三圣乡将农民承包地的使用权及附着经济作物等生态农业有权，打捆进行股份量化，参股到外来花卉产业投资企业中产生新的项目公司，吸引民间资金1.21亿元，投入观光农业及乡村休闲旅游产业。
邛崃羊安汤营村，村社将农村承包到户的集体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经营。
没有钱怎么办？
先将506户农户承包的1060亩耕地和田埂等按幅员面积整理后的使用权益，量化为农民个人股和村社集体法人股，以土地权益作为无形资本成立村社农业公司，向县财政局融入农业风险资金80万元，再向浙江招商。
台州的农业投资者带来技术、产品外销渠道和部份资金，公司双方各投资50%，合股组建规模化农业项目，种植优质西瓜、苦瓜和芦笋。
这种“股田制”模式，不仅以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土地权益问题，农民能够保底分红；而且还解决了“农业开发招商引资难”问题，农业项目投资商无须先投入土地转承包费用，带来资金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金堂又新镇祝新村成立了农业公司，以土地权益作为原始股，县国投公司垫资20万元作为融资股，招商引入农业投资商合股开发种植养殖业，对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农户给予400元/亩保底租金，同时成为股东和员工，分红原则是30%用于集体公益事业，30%提留为集体收益，40%分红给股东（开发商和农民）。
该村种篙笋40多亩、藕40多亩、花椒200亩、青蒿（中药材）间种杂柑2000多亩，当地总结为：
土地经营规模化，土地权属股份化，农业产业化，产业企业化，农村生活城镇化，农民收入多元化。
b、都市农业、生态观光农业与近郊农村城市化
作为中心城市郊区，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出口订单农业，促使农业市场化国际化，同步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及所衍生的乡村休闲度假旅游服务等相关产业，是现代“都市农业”的典型特征。
城乡一体化关键在于发展统一规划，资源统一配置，城乡共享城市文明成果，建设“城市人居生态带”。
把成都作为特大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概括为工业、商业、金融、文化旅游和都市农业诸大版块，将现代都市农业纳入大城市、特大城市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农民生活提升到城市化的水平，并非只在形式上把农民变成市民，把乡村变成城市或城镇，都市农业就立足于都市里的乡村。
都市农业，依据和借重于中心城市诸要素，如经济实力、投资来源聚合效应、人员消费量、人才结构、市场渠道、信息网络、交流条件、物流设施等对郊区大农村的强力辐射与拉动，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结合乡村休闲国际度假旅游服务等相关产业开发，使郊区新农村与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同步互动，从而也保护了郊区耕地和原野生态，使城市大环境小气候不断优化。
西部中心城市的都市农业，实则是对东南沿海工业化泛滥，侵占郊区农村土地殆尽、低水平城镇化，而致城乡空间功能布局很不合理、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等发展误区的一种醒悟和回归。
成都郫县唐元镇锦宁村，9000亩韭黄基地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一道亮丽风景，被誉为“巴蜀韭黄之乡”和农业部试点无公害蔬菜示范基地。
该基地年产韭花4000吨、韭菜3000吨、韭黄10000多吨，亩产价值1.5万元。
韭菜为多年生草本植物，播种一次，可生长4—6年，轮作1年。
韭黄为名菜品类，可以缓时上市。
该村夏秋韭菜、韭花、韭黄多销成都，冬季则远销陕西、青海等西北省区。
c、出口定单农业、生态观光农业与乡村休闲国际度假产业互动
成都锦江三圣乡、蒲江石象湖、彭州丹景山、崇州兰花基地等都可以作为生态观光农业来开发，岂只开发为景区。
山东荷泽“牡丹经济”年收入10亿元，其中6亿元是牡丹花卉出口创汇经营额。
另一方面，规模化的生态观光农业和出口订单农业开发区，本身又可以配套建设成乡村休闲度假产业园区——“农家乐”大型生态园。
在成都市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课题调研中发现，目前成都平原及浅丘区，譬如邛崃、大邑、蒲江、金堂等县已引入蔬果种植的试点村，销往本地城市的大棚蔬菜年亩产值一般在5000元至8000元左右、利润3000元左右，脐橙杂柑年亩产值4000元左右，而直接通过香港出口的猕猴桃亩产近5000斤、年亩产值2.5万元~4万元，成都锦江区花卉年亩产值上万元，金堂县食用菌年亩产值达4.2万元。
成都金堂、蒲江引进日本脐柑杂交新品种，一年四季花果同树，365天天天皆可采收成熟的鲜果；“中国脐橙之乡”金堂三溪白庙村鲜果贴上上海东方卫视台标，专供上海市场；邛崃扁豆、蘑菇直销欧洲。
总部居于成都的西部牦牛集团在若尔盖草原与美、德分别合资合作生产牦牛肉、牦牛奶，营销目标主要着眼于国际市场，高附加值的牦牛奶在香港市场售价是普通牛奶的十几倍。
d、农业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优选模式和产业生态整体效益系统，列入了国家战略体系。
国务院就循环经济专门发文推进。
地方多各级政府已初步重视。
循环经济最初主要针对城市工业而言，城市工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始端和终端都很大。
传统的农业经济基本是遵照“小循环经济”模式运行而完成环境净化与废物消解的。
譬如秸秆、枯枝落叶、人畜粪便作为天然有机肥料施于土壤稼禾、用于农耕。
由于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城乡是一个共同的生态区域系统，也同构自然经济社会体系，共同形成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综合管理架构。
城乡的界限不再明显。
工业污染直接影响到任何一级城市的近郊区。
当代农业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使农村原始循环经济系统发生裂变。
“农业循环经济”新理念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调节生产、消费与分解三者关系的循环经济模式，意在资源投入最小化、废物利用最大化、污染排放最小化，通过经济综合上游生产过程产生的废物成为下游生产过程的原材料，实现废物综合规划，使再利用，实行“清洁生产”，“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从而将对自然环境的消极影响减低到最小程度，实现整个经济循环过程的效益最大化。
目前，成都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社的农业循环经济，主要启动了沼气工程。
沼气工程是农业循环经济的一个局部，有它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农民集中居住、禽畜集中养殖后，沼气工程显然可以解决一部分废物的消解和再利用。
如果没有建设沼气工程，人畜粪便用于农耕，本身就是循环经济形态。
双流百星、金堂赵镇的奶牛、食用菌、蚯蚓产业链，就是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的初级试验。
奶牛粪便和食用菌渣养蚯蚓，蚯蚓可作为养水产的饲料及饲料原料，饲料又可以喂养禽畜。
2、农民住宅向城镇集中——村居社区化
a、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与散居农户集中建房
南方尤其是四川农民，大多散居于平原、丘陵和山地。
原来川西农村，尚存以宗族聚居的大院，尤其客家人，习以为常家族聚居。
随着包产到房居农民收入的改善，农民喜欢搬出大院土坯房，独立划地修建水泥楼房，自组成一体居家。
农村的宅基地占用量逐渐增大。
如果要建设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配套系统，以利于土地流转为规模化农业生产，也为农民新居社区化提供条件，促成农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善与提升，势必要将一些破旧的、影响农村长远发展规划与功能布局的、影响农业连片开发的单家独户分散居的农民住宅拆并，适度集中，以减低公共设施成本。
以节约、腾出新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为目标的“拆院并院”“土地整理”举措，应时而生。
一些离城镇、城市较近的村社，散居农户拆并迁建于城市、城镇；一些离城市城镇较远的村社，就集中于一至三个新型社区集中居住点。
金堂又新镇祝新村700多户农家，新建两个聚居点，分别集中聚居80户和120户，另150户集中居住到城镇，全村集中聚居度为50%。
村上投资土地占补平衡扶贫资金50万元，用于道路管网筹基础设施建设。
邛崃卧龙镇较为偏远的杯金村，引进民间资金垫资进行土地整理，政府财政、国土部门将土地整理收益500多万元补贴于试点村住宅集中区公共设施建设。
375户农民迁入占地180亩的新居集中区。
该集中区的规划十分完善，川西民居加徽派民居风格的A、B户型民宅，家家有二楼晒台、底楼小天井，整个集中居住区按生态文化社区模式建设，配套有娱乐休闲会所、集贸市场、公共绿地、体育场、卫生所、小卖部等。
这是成都远郊（第三圈层）农民集中新居新型社区的一个优秀范本。
b、土地整理与拆院并院
与土地流转相伴生的“土地整理”，是新形势下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创举和试验。
为了消弭农村耕地税减、农村土地开发资源短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尚待起步建设等一系列矛盾，而采取土地开发整理办法，将生产生活要素集中调节，或主城区与远郊土地占补平衡置换调剂等一系列措施，腾出相当数量的土地资源、土地资本或土地指标，用于开发建设，解决现实问题。
各郊县区土地开发整理主要以“三集中”其中的“拆院并院”为主要获益点。
工业集中，主要以环保污处和共享工业园区公共配套设施及管理服务系统为原由。
而农民住宅集中，农村土地的非耕地部分（即宅基、田埂、荒坡及原有道路等），大约占农地总量的22%~30%，若拆并、搬迁集中修建住宅，可以腾出近三分之二的农村集体土地的非耕地。
原来农户户均宅基地大约1亩左右，目前集中修建农民新宅每户最多260㎡，一般为两层或三层，加上公摊用地，户均新宅用地不到0.4亩，如郫县唐元镇长林村拆并院，将原有占地358亩的441户农家的39个居住点，集中拆建为占地170亩的3个聚居点，腾出集体建设用地188亩，又以其他方式整理出其他建设用地147亩，共新增集体建设用地355亩。
这样新增建设用地，不占年度计划指标，不用占补平衡，不缴纳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以“长林拆并院土整模式”为蓝本测算，拆并前355亩宅基用地÷441户农家≈0.82亩/户，拆并后（358-188）亩÷441户≈0.39亩，拆并后比拆并前节省住宅用地0.39÷0.82=52.5%。
若加上其他方式整理出新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147亩，实际增加集体建设用地355亩，比原宅基用地358亩，大约新增农村建设用地1倍左右。
这还是比较保守的计算实例，因为一是长林村新居试点规划比较完善，考虑了新居集中住区的生态花园林地及较宽阔的道路空间布局，二是长林地处成都中郊（第二圈层）的纯粹平原区，原来散居农户户均宅基用地仅0.82亩，而成都市远郊的丘陵地区原散居农户户均宅基用地一般超过1亩，而集中建设住宅区后又未必将集中居住区的生态道路等用地规划得那么周全，公摊用地更少，腾出的新增村集建用地的比率就更高。
按国土资源部为成都市下达的三年“拆院并院”3万亩试点任务，拆并每亩增益10万元计，三年内将带来30亿元新增土地收益。
未来10年间，成都市农村土地整理每年将新增耕地3.8万亩，每年可为全市新农村建设投入资金6.76亿元，每年可使100个行政村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每年可使5万农民改变居住与生活条件。
c、欲把农村比城市，或散或聚总相宜
金堂县三溪镇白庙村（原白云、长梁两村合并而成），由农业部中国柑桔研究所命名为“中国脐橙之乡”。
该村是典型的丘陵地区，有耕地3.2万亩，脐橙种植面积2.8万亩，年收入1120多万元。
三溪白庙脐橙被上海东方卫视贴上统一的东视台标，专供销售上海市场。
白庙村一年四季花果同树，由脐橙和橘柑杂交而成的新品橘橙，春天亦可采摘成熟鲜果。
专业户农家各自在相邻不远的坡地围绕小型人工湖修建了一片别墅“农家乐”式的独户独院民居住宅，风貌很美。
每年这里都举办东西部联动的“脐橙节”。
镇村统一改造了学校，建了超市，设立新型合作医疗站签约90%以上，镇府出资120万元、农民自筹100万元，专门为赴外省打工农民的留守老人儿童建立了托管服务机构。
像这样的专业户经济形态的村子，就不宜拆并，否则将造成很大的浪费。
三溪镇党委政府负责人发展思路非常清醒，为民办实事非常恳切。
3、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西部人的打工意识很强。
成都远郊金堂县竹蒿镇，号称“川西打工第一乡”，20多年来形成了“打工仔”、“打工妹”品牌。
在竹蒿，每周有两趟直达上海和广东东莞的长途客运汽车，当地公安部门为保障民工沿途安全，专门派警官随车护送至目的地。
在东莞后街，常驻打工的金堂人足有4万多人，其中竹蒿人占1.5万。
后街被当地人称为“金堂街”。
一些打工仔、打工妹，几乎把新家安在沿海了。
一些打工者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积攒了本钱，学会了经营，在外地或者回乡创业经商，成了老板。
生活在最底层和贫困线上的农民工演绎着他们可歌可泣的就业创业人生。
郫县创就业培训，已实现农民、农民工向城市转移4000多人。
二、困惑与矛盾：
城乡一体化“三个集中”
推进过程中的反思
1、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问题
a、土地补偿、农业补贴政策的迷失与调整
目前，成都不同圈层的郊区农村，若土地流转或反包倒租，给农户土地收益补偿仅300~1200斤大米；若土地开发整理，根据成都市土地开发整治中心《成都市土地开发整理立项规定》第十三条，农地青苗补偿300元/亩，树木补偿5元/株，竹子补偿0.5元/公斤；若征用为城市建设、工业用地或经营性用地，一次性补偿4000多元~18000元每亩。
这些补偿明显偏低，农民意见较为突出。
流转租金或收益补偿，一是起点太低，二是不应该一次固化而应逐年递增，三是通过保底分红及权益持股来实现公正。
土地开发整理的青苗、竹木赔付明显偏低，不仅未体现直接价值，间接的生态价值更未体现，与土地整理腾出新增集体建设用地较高的效益不相对应。
带有扶贫性质的土地整理“占补平衡”，对远郊农村的补偿额度更是偏低。
不能以方便干部工作开展为制订补偿政策的标尺，而应以农民利益和经济规律为前提。
征占土地的补偿，更是全国性的问题，一次性补偿一般仅够失地农民在城市生活1年左右，在农村对生活3~4年。
而土地一旦征用则价比黄金。
各地土地价值千差万别，只能靠地方政府充分论证、合理制订不同的补偿政策，并且应当考虑年度增幅和市场升值因素、区位优势因规划与公共基础建设而增值等变数，予以逐步适度调升。
目前农业补贴被划解为几大块，落实到农户、农民头上和每亩农田，可谓杯水车薪。
粮食直补在成都远郊丘陵地区执行13—15元/亩，每户农民年补30元—40元，有的地方譬如金堂淮口长江村因铁路工程等征占耕地后，人均每户粮食直补仅几角钱，农民根本不愿去领，基层干部为完成任务必须送到每家每户。
良种补贴多补种子而不补现金，金堂县10万亩小麦良种繁育基地，全年共享良种补贴100万元，平均每亩10元，农户一般每户只有1分地育种小麦，每分地只获3两—4两种子作为补贴，农民也根本没有意思去领。
b、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配套体系
农业规模化开发集约化经营的配套体制有软硬两大部分，软的部分包括：
政策优惠、信货支持、“股田制”土地权益机制、农民向农业产业工人转移的培训等等；硬的部份包括：
农村道路、沟渠、管网等公共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农业产业种植养殖的规划布局、国际市场通路中的交通物流、冷藏气调库等配套条件等等。
招商引资政策优惠，已日趋明显。
而西部农村金融问题十分严峻，镇村社金融市场发育由于政策观念、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制约而殊难举步，只有依靠县级农村信用社的支撑。
“股田制”刚刚在局部启动，由于政策法规缺位，尚未真正确立和推广。
目前农民就业培训偏重于劳动密集工厂的工业技能培训，而内地小商品工业并不发达，只有向沿海地区较出劳务。
显然对现代农业种养殖技术与田间管理的培训尚有待重视。
硬件支持系统依靠城乡一体化的城市政府的统筹规划。
如果城市规划只着眼于市区，或将市区与郊区割裂开来，农业规模化就仍举步维艰，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任务就更为艰巨。
这涉及到城市反哺农村、工艺如何反哺、支持与促进的问题，非从大局观照不可。
c、农村金融敢问路在何方
西部农村由于长期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小生产方式，农村金融民间融资比较困难，农村资本的原始积累殊难完成。
浙江温州农村大多都成立有自己的基金会，要发展民营经济，投资项目，一夜之间就可以融来一笔巨资。
沿海民间当地人之间大多有良好的经济信用，商品经济发达能够保证其偿还能力。
并且，农村基金会的负责人大多是村支书或村民委员会主任担当。
民间借贷的活跃，是沿海农民创业精神和风险投资意识较强的商业背景、物质基础和经济后盾。
郫县财政部门为中国“农家乐”发祥地友爱村兰草大户每户协调3万元贷款，以促进专业化种植。
成都农村仅靠县级信用社的信贷，是远远不足以支持农民创业的。
农村金融和民间融资值得深入探讨，制订相应的试验性政策规范。
d、生态观光农业、出口定单农业与乡村休闲国际度假产业的再认识
从理论上和全国范围考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一定要追求农村城市化，或以城市化为着力点迅速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城乡一体化，而且城乡一体化并非要“城乡一样化”，作为农业大国的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模式和目标都不是城市化战略可以涵盖和尽括的，新农村建设的五句话二十字“生产发展、生活实践、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并不以城市化为核心要件，城市化发展本身对农村发展同时具有正负两面效应。
就成都平原物候土壤条件而言，耕地年亩产四、五千元，虽然比原来栽种普通粮食收入要高，但其价值潜力挖掘发挥还远远不够。
引入海外农业资金技术投资，发展规模化出口订单农业，建设国际品级的生态农村和大农业产区，是当务之急。
譬如目前欧美经济作物猫薄荷、油南瓜等的引种投资开发。
油南瓜亩产4000~5000公斤，原产地收购价4万人民币/公斤，亩产值可达1.6万元人民币；南瓜籽油亩产1500~2000公斤，国际市场收购价为2美元/公斤，亩产值为3000美元（折合人民币2.4万元）。
生态观光农业产品中出口订单农业收入部分与休闲度假旅游相关产业收入比值一般前者高于后者。
目前西部地区城郊生态观光农业的休闲旅游收入比农产品收入要高，盖因未真正打开农产品国际销售通路而仅是就地销售。
山东牡丹花卉、水果、土豆、辣椒、蒜苔等农产品出口态势令国际市场瞩目。
而广大中西部内陆地区农业产品走出就地销售圈，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景十分广阔。
目前国际中成药产品国际市场年销售额约为160亿美元，其中日本占80%，韩国占10%，我国约为7亿美元，仅占5%左右韩国仅高丽参一项出口额外负担，就相当于我国全部中药材出口的一半，且其价格比我国人参高出10倍左右；日本一家中药企业用中国“六神丸”配方和地道的中药原材料制成的“救心丹”，以“洋中药”身份畅销我国，在中国年销售额达1亿美元。
这组数据背后，一方面是我国作为中药大国面临的危机，另一方面可以窥见出口农产品其中中药材种植和初加工产业的国际市场前景十分诱人。
而且，作为农产品之一的中草药种植观赏性极强，尤宜将生态观光农业与乡村旅游结合起来。
当初兴的都市农业在中国的城市扩张中喊痛，欧洲生态观光农业及乡村旅游业——“洋农家乐”却已“乐”了100多年，传统观光型、现代科技型和休闲度假型的生态观光农业及乡村休闲产业方兴未艾，至今越加成熟发达，法国的乡村旅游年收入700亿法郎，约合全国旅游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英国政府为生态观光农业的乡村休闲旅游业专项促销经费补贴，从1998年的54万英磅提高到而今的500万英磅；荷兰的郁金香，是十六世纪西班牙海盗从中国西部海拔2000~3000米草原掠回其殖民地种植繁育的，而今“郁金香经济”已成为荷兰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四川成都的石象湖乡村生态景区每年要花100多万元人民币购买郁金香块根，荷兰国家经贸委把办事处设驻成都，在中国西部推广郁金香经济，青海省已有十余县区连片种植郁金香意欲打造“东方郁金香王国”。
生态观光农业、出口订单农业和乡村休闲度假旅游产业互动的西部现代都市农业开发，将会从根本上推动西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成都锦江区三圣乡观光农业，蒲江猕猴桃与禽畜农业，邛崃蔬果、“电子猪”基地，双流枇杷、草莓基地，龙泉万亩果园，金堂脐橙、食用菌、奶牛基地等农业产业，皆可以视为西部都市农业的雏型，只是集约化、科技化和国际化程度不够，还须大力提升。
2、农民居住村庄化城镇化问题
a、生活方式改变与生产方式改善的错位
如果抛开“拆院并院”所带来的新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利益，农民住宅集中首先要看产业支撑是否形成，生产方式如何改变，自身条件是否成熟，农民到底是否真的自愿，切不可“一刀切”式的“大跃进”。
有些地方集中居住好，有些地方散居好。
首先要看其经济形构，其次要看目前农民的居住条件。
位于第二圈层的温江区某乡村，以典型的专业户“庭院经济”模式走上致富道路，村民除务农外，创收产业主要是家家户户庭院中养殖观赏性鱼类——金鱼，其成都市场占有率在一半以上。
农户必须在庭园里建小水池，种花木，营造“贵族鱼类”的生态繁养环境。
这样的村社，只宜要求农户在大多已建造得比较好的散居庭院住宅屋顶屋檐装饰一些古典民居风貌，不宜拆迁并院，否则农民暨有致富门路断裂，农户庭院小生态环境遭致破坏。
但由于上级的拆并院任务压力，“金鱼村”已被纳入拆并范围，被强制拆并的可能性很大，已危在旦夕。
形式主义的误区的歧路，使生活方式的超前改变与生产方式的滞后提升的矛盾冲突将在局部激化。
这个矛盾在第二圈层特别突出。
新农村建设首先要“生产发展”，其次要“生活宽裕”，倘若半强制性的拆并集居，使农民再度返贫，生产收入减少而生活费用增加，生产半径拉大，尚未进入规模化大生产的包产到户零星作业田间管理造成不便，那何必要拆并集中居中呢？
宜聚则聚，宜散则散。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
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必须牢记科学的发展观。
b、拆并院的财政无形之手能伸多远
中央政府计划每年拿出1300亿元支持新农村建设和补贴农业。
全国近8亿农业人口计，即使全部落实到村社基层，人均也不过160元/年左右。
成都市郊区的三个集中尤其集中居住拆院并院等，除了土地整理新增集体建设用地拍卖和新增耕地还耕等效益，可补偿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外，由于各县区大搞试点工程，把财政支持集中到几个试点中，每个试点项目动辄千万元，甚至两、三千万元的大投入，的确财政压力非常大。
若按国土资源部下达的三年3万亩拆并院试点计划，每村拆并2000亩（就将涉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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