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进漳的历史条件及其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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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进漳的历史条件及其意义

中央红军进漳的历史条件及其意义

●吴明刚

【期刊名称】福建党史月刊

【年（卷）,期】2017（000）007

【总页数】6

中央红军进漳，是中央红军为巩固发展中央苏区而实施的一次部署周密、战果辉煌、影响重大的战略行动，也是毛泽东在“被排挤”期间亲自参与指挥的一次重大军事战略行动。

在已发表的有关论著中，对中央红军进漳的历史背景、基本史实及其影响意义，多有详尽论述，并无争议；但从宏观上审视这一历史事件，仍有一些问题，如历史条件、地位与作用的分析评述等，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探讨。

在此，本文仅就中央红军进漳的历史条件及其意义谈些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中央红军进漳的历史条件

中央红军进漳及其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不是偶然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相互促成的必然抉择。

（一）中央红军攻打赣州失利，是促使中央红军进漳的前提导因

中国苏维埃运动兴起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有关指导方针是：

推翻国民党政府和国家苏维埃化。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就提出了武装人民反对侵略者、争取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民族革命战争口号。

然而，进行这场战争能否取得成功，则取决于能否先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取得中国红军司令部对战争的领导。

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后，联共（布）、共产国际没有考虑到中国形势业已发生变化，没有对其原先的推翻国民党政府和国家苏维埃化的方针作出原则性的改变，不管中共主要任务的提法如何改变，它的主旨内容并没有改变。

不仅如此，甚至还认为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满洲而在南京方面出现的困难会给国统区开展苏维埃运动和革命斗争造成更为有利的条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主力夺取赣江流域的吉安、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在这个错误的战略方针指挥下，中央红军于同年二三月间，首先攻打国民党军固守的赣南重镇赣州。

结果，久攻不克，部队遭到很大伤亡，因国民党军继续增援，红军不得不撤围。

攻打赣州失利，不仅引发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对中共临时中央战略决策的不满和质疑，而且也让此时被迫离开了党和红军主要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坐立不安、忧心如焚。

红军撤围赣州后，主力转到赣州以东以南地区进行休整和补充，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3月中旬在赣县江口举行会议，讨论中央红军此后的行动方向和作战任务问题。

会上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毛泽东“主张红军的主力应向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皖南、苏南等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和空虚的地区发展”（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发展革命战争。

红军向这一方向发展，不但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政治上还可以促进自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以来全国蓬勃发展着的抗日反蒋运动。

然而，苏区中央局多数人仍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争取革命在江西首先胜利的错误方针，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3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训令，决定将中央红军及湘赣军区、湘鄂赣军区的所属部队分组为西路军和中路军，其中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总指挥林彪，政委聂荣臻，沿赣江东岸北上，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随中路军行动。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虽然遭到拒绝，但是对林彪、聂荣臻等中央红军高级将领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一积极影响的产生有三方面因素：

一是对攻打赣州失利的不满，二是对苏区中央局战略决策的质疑，三是对毛泽东在创建和发展中央苏区过程中的正确领导的信任与拥护。

特别是对毛泽东的信任与拥护，无疑是促使中央红军进漳的决定因素之一。

（二）粤军企图入侵闽西苏区，是促使中央红军进漳的直接诱因

江口会议后不久，红军总政治部得到情报，粤军企图进攻闽西苏区。

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大后方和经济中心，不容有失，巩固闽西苏区顿时成为苏区中央局当务之急考虑的问题。

鉴于闽西形势的变化和中央红军已经分兵的情况，正在进军途中的毛泽东审时度势，适时建议中路军应向福建行动。

这一建议得到林彪、聂荣臻的一致赞同，1932年3月21日，他们致电中革军委：

“行动问题，我们完全赞同毛主席意见。

目前粤军开始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

三军团应暂在信丰西南一带工作，一面观察各方情况之变化。

五军团应即随一军团到东北一带工作，打击福建敌人，速筹大批款子，赤化建泰宁及清流等县。

”同时建议“十二军即出发到宁化北牵制敌”，以配合中路军行动。

3月下旬，毛泽东随东路军（由中路军改称）进入长汀后，对入闽作战面临的形势和抗日时局进行深入思考分析，认为东路军要执行入闽作战，巩固闽西苏区，打击入侵粤敌的任务，不能简单死守，而必须发挥红军善于机动作战的特长，打出外线，方能展开时局、有效御敌。

同时还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已到达厦门，而漳州紧邻厦门，打下漳州既可威慑牵制入侵闽西的粤军，争得军事上的主动，又可推动正在兴起的抗日反蒋运动，因而攻打漳州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可以说，粤军入侵闽西是促使毛泽东作出攻打漳州决策的直接诱因。

（三）筹集给养、缓解经济困难，是中央红军进漳的重要动力

中央红军主力攻打赣州共历时33天，虽然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造成重大损失，3000多指战员伤亡，其中有10位师团级干部壮烈牺牲，部队的辎重给养消耗也很大。

而要保障红军继续展开外线进攻作战，筹集、补充给养和扩红自然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之一。

漳州历来是福建富庶之地，物资丰富，商业繁荣。

若打下漳州，可“速筹大批款子”，缓解部队给养紧张和苏区财政困难。

筹措经费、壮大红军，由此成为中央红军进漳的重要动力因素。

因红军军费已将告罄，1932年3月23日至28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的行动问题。

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详细地陈述了中路军向东发展、攻打龙岩等地、消灭张贞等军阀、开辟新局面的主张。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苏区中央局不得不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将红军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入闽作战、筹集经费的建议，并同意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东路军行动，指挥作战。

（四）闽南国民党军虚弱，是中央红军进漳的有利条件

此时，据守漳州、龙岩一带的是国民党军第49师张贞部。

尽管张贞的第49师是当时驻闽国民党军中的唯一的一支正规甲种师，装备优良，但实际上是由民军组成、以土匪为基干，其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官兵关系恶化，且腐化严重、军纪败坏、掳掠成性、欺民殃民，因此战斗力并不强，可谓乌合之众，被称为“豆腐军”。

作为蒋介石布置在中央苏区东南翼的唯一的一支正规部队，张贞的第49师从1928年3月开始镇守闽南“剿共”，先后参加了镇压平和暴动、闽南“清乡”、对闽西苏区的“三省会剿”和对中央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是威胁闽西苏区南翼的主要敌军。

打击和消灭张贞部，也曾是中共中央的预定战略部署之一。

早在1931年4月，中共中央鉴于“福建军阀张贞等对闽西苏区的进攻，都增加了福建工农、兵士、贫民的痛苦”，指示“在福建主要的是反对军阀张贞等进攻闽西”（参见《中央对福建目前工作的决议》，1931年4月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3]，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11年版，第1559页），并作了具体工作部署，“指示福建省委应特别组织漳州一带的农民斗争，配合已有的游击队发动漳属的游击战争，以牵制捣乱张贞后防大本营，同时加紧张贞部队的士兵工作”。

（参见《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闽粤赣目前形势和任务》，1931年4月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3]，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11年版，第1566页。

）但由于此前中央红军的战略部署主要是向北御敌和向北发展等种种原因，中央苏区红军一直没有机会和条件攻打张贞部。

这次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军漳州，打击和消灭张贞部，既可为闽西苏区的巩固发展消除大患，又可取其优良装备为我所用。

正是看准张贞部相对虚弱、易于取胜这一有利条件，且也符合中共中央的预定战略部署，中央红军进漳因而易于得到苏区中央局的认可。

（五）闽西苏区和闽南革命力量的配合支持，是中央红军进漳的可靠保障

中央红军进军漳州并非孤军深入作战，不仅有闽西苏区做依托，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持是可靠的战勤保障，而且还有闽南党组织和游击武装的内应配合。

特别是1931年4月以来，闽西、闽南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在扰乱张贞部后防及情报统战等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为策应中央红军顺利进漳提供了可靠保障。

此外，漳州地形属于小块平原，开阔平坦，易攻难守，在漳州西北部虽有天宝山为天然屏障，但天宝山是在郊外，正好利于红军发挥野外运动战的特长，这无疑也是中央红军顺利进军漳州的一大客观有利条件。

基于上述中央红军进军漳州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有利条件，1932年3月30日，毛泽东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明确提出攻打漳州的决策，并希望在赣南信丰的红五军团尽快东调龙岩策应。

在周恩来支持下，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同意东路军攻打漳州。

自此，中央红军进漳战役部署正式开始实施。

4月3日，中央红军东路军在福建地方革命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正式向张贞部发起攻击，10日占领龙岩城，20日东路军主力进占漳州。

二、中央红军进漳的意义

历史证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进军漳州的战略决策是英明正确的。

中央红军进漳不仅顺利地实现了预定战略目标，在中央红军征战史上抒写了辉煌而又浓重的一笔；而且在政治上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在战勤保障上也获得了巨大收获，从而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发展特别是为闽西闽南苏区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并缓解了给养困难，为中央红军继续实施外线进攻战略提供了保障。

漳州战役中，中央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精心部署和亲自指挥下，一路凯歌，战果辉煌，相继攻占龙岩、漳州，共歼灭国民党军张贞第49师4个团，缴获飞机2架（红军历史上第一次缴获），电话机10架，枪2000多支，炮6门，子弹13万余发，炮弹4942发，炸弹242枚。

而红军仅伤349人，阵亡103人。

漳州战役的胜利，一扫攻打赣州失利的阴霾，极大地鼓舞了中央红军的士气。

筹款筹物、扩红支前是红军进漳的两大主要任务。

中央红军进漳期间，在保护工商业和海外侨胞利益的同时，顺利筹得现款100余万元及大量布匹、粮食、食盐、胶鞋、药品等物资，还完整地缴获敌军的两座兵工厂，大大缓解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在财政上、物资上的困难。

这些财物由漳州汽车工人支前运输队和闽西苏区派出的工农运输队如数运回中央苏区。

此外，红军还把在漳州筹到的一批图书运到瑞金，办了一个中央图书馆，丰富了苏区红军的文化生活。

在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协助下，扩红支前工作也卓有成效。

据统计，在漳州扩红达1500多人，其中有900多人参加中央红军，另外600多人参加闽南红三团。

此外，中央红军进漳是中国工农红军诞生以来第一次攻占像样的较大城市，使红军广大指战员受到了一次难得的入城纪律和城市政策的学习教育机会，为此后红军入城作战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二，基本解除了闽西苏区南翼的后患，不仅为巩固和发展福建中央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为援助东江地区红军的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漳州一役，“闽南王”张贞部累计被歼三分之二以上，军用物资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

后来，张贞虽然在诏安等地招拢残部，东拉西凑，重新建立4个团，但战斗力更不如前（1933年5月被入闽的十九路军改编）。

因此，可以说漳州战役基本解除了闽西苏区的一个后患。

不仅如此，漳州战役的伟大胜利，还援助了东江地区红军的行动，对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闽西苏区的巩固与发展以及闽南革命斗争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正如毛泽东给周恩来的致电中所指出的：

漳州战役，“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

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斗、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

因此，争取对粤敌的胜利，成为今后中心任务”。

第三，在中央红军胜利进漳的有力推动下，闽南苏维埃革命斗争蓬勃开展。

中央红军进漳前，闽南地区基本属于白区，只有分散的小片农村革命根据地。

1932年4月17日，鉴于红军主力已开始进军漳州，中共中央专门指示厦门、福州两中心市委“用尽所有的力量”，“星夜调动大批干部到漳州游击队中去，使这一游击队的行动尽量扩大和积极起来。

在敌人后方做一切破坏工作（如破坏交通运输、军械库等），领导广大农民的斗争，在敌人后方游击、骚扰、袭击敌人的支队，夺取敌人的武装来武装当地的农民”。

（参见《中共中央致厦门福州两中心市委信——红军会攻漳泉之问题》，1932年4月1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3]，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11年版，第2162页。

）

中央红军攻占漳州后，中共闽南地方组织根据毛泽东关于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紧紧抓住漳州战役胜利的有利契机，深入漳浦、南靖、平和3县交界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废除苛捐杂税，打击反动民团，扩大农民武装，进行土地革命。

至5月中旬，也就是中央红军进漳仅1个多月时间内，迅速在漳浦、龙岭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漳浦的车本，平和的欧寮、三坪、山前、上坪庄，南靖的龙溪圩、南浦厝等地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同时还开辟了以漳浦小山城为中心的新苏区。

随着苏区革命斗争的蓬勃开展，闽南党组织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也迅速发展壮大，达到600多人。

为加强漳属红色区域和白区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漳浦中心县委，党组织得到新的发展。

与此同时，闽南白区工作也有较大发展，党组织在漳州、石码的工人中成立了3000多人的秘密工会和地下党组织。

中央红军进漳期间，闽南苏维埃革命斗争蓬勃发展，为此后闽南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中央红军进漳，有力地推动了闽东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中央红军进漳期间，中共中央于1932年4月17日致信福州中心市委：

火速派遣大批干部到连江等农民斗争特别发展的地方去，“紧握住这次时机来创造福建新的苏区与游击队”。

4月22日，福州中心市委作出《对于红军占领漳州的紧急决议》，要求闽东的福安、连江等地党组织“现在更要具体的布置游击战争”，“使抗捐斗争深入到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阶段去”。

5月15日，福州中心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发动和领导闽东北千百万工农士兵劳动群众起来斗争，展开新的苏区来争取福建全省苏维埃的胜利”的战略部署。

在组织领导上，福州中心市委相继调派叶飞、赖金彪、曾志等人陆续到闽东，充实和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有力地推动了闽东农村武装斗争的开展。

在斗争方式上，根据中共中央对福建苏区革命斗争的战略部署，福州中心市委指示闽东党组织将“五抗”为中心的经济斗争转为武装斗争。

此间，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先后深入连江、福安指导闽东农村武装斗争，组建游击武装，为创建闽东苏区准备有利条件。

同年10月，福州中心市委在福州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决议中首次明确提出“创造出闽东新苏区”的战略方针。

决议指出：

建瓯县委领导下的工作要向崇安、邵武、福安发展，福安县委领导下的工作要向建瓯、福州发展，使闽北、闽东打成一片。

进一步开展福安、连江游击运动，创造出闽东新苏区。

自此，一场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建立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为主要目标的苏维埃运动，在依山傍海的闽东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第五，以实际行动宣传贯彻党的抗日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

福建与台湾一水相连，自古一家，不分彼此。

日本自1895年甲午战争侵占台湾后，就一直把福建视为其势力范围，加紧对福建沿海一带的经济渗透和政治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国”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主旋律。

中国共产党根据九一八事变后日益发展着的抗日救亡形势，明确提出了坚决抗日的主张。

此时的福建虽不是抗日前线，但八闽儿女反日情绪非常高涨，在中共福建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福建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央苏区作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其一言一行都关乎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宗旨与形象，如果只是在远离抗日前线的苏区内空喊“抗日”，显然不易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真心拥护。

中央红军进军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到达的厦门紧邻的漳州，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以实际行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让白区的广大民众了解红军的性质和革命主张，团结各阶层民众一致抗日。

1932年4月2日，在红一军团准备向龙岩、漳州开进时，毛泽东在向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报告时明确指出：

当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到达厦门，我军进军闽南，以实际行动贯彻党的抗日主张，将在国内外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

（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141页。

）红军驻漳期间，采取各种形式广泛进行抗日宣传。

红军宣传小分队走上街头，深入城乡，运用演讲、演戏、刷写标语、绘漫画、编歌谣等形式，揭露蒋介石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革命的罪行，号召群众起来抗日。

中央红军东路军进漳的抗日革命行动和驻漳期间的广泛抗日宣传，不仅直接有力地推动了闽南乃至东南沿海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而且在国内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中国广大民众初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抗日的队伍，甚至对此后不久入闽的十九路军的联共抗日反将义举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六，漳州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外线进攻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指示，1931年11月1至5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贯彻王明“左”倾路线，对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在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正确的路线和方针进行了批评和指责。

自赣南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处境日趋艰难。

中央红军进漳，毛泽东之所以能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获得指挥权，一是由于意见正确，符合当时客观形势需要，并得到林彪、聂荣臻等红一军团等主要红军领导人的一致拥护；二是由于周恩来顾全大局，坚定支持；三是由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和影响。

中央红军进漳取得的伟大胜利，从事实上证明了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在一定程度上、一段时间内改善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1932年5月28日，中央红军东路军回师中央苏区。

6月10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认为毛泽东“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

（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派他去前线策划军事行动”。

（参见《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6月1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3]，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11年版，第2189页。

）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取消红军东路军、西路军名称，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周恩来认为“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需尽量使他发展”，并向苏区中央局建议毛泽东仍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主持大计”。

（参见《南雄水口战役的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1932年7月2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4]，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11年版，第2307页。

）

之后，又在周恩来一再支持下，苏区中央局于8月8日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组成前方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红军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等问题。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也认为“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要求中共中央“消除领导机关中的意见分歧，反对目前撤销毛泽东的职务”，而“要使他改变观点”。

（参见《埃韦特给皮亚特尼次基的报告》，1932年10月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4]，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11年版，第2433—2434页。

）

然而，漳州战役的胜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毛泽东所处的政治环境。

同年10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参见《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4]，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11年版，第2443页。

）宁都会议后不久，苏区中央局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通令：

“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至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外，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

（本文作者系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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