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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现状浅析

网络舆情现状浅析

一、网络舆情的概念

1、国内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始于2005年,目前正处于一个相对热门的状态。

对于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包括网络舆情的基础理论、外部性特征、管理与引导以及依托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建构监测、分析、研判、预警系统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基础理论研究较为集中,这中间必然涉及网络舆情的概念分析。

天津社科院刘毅在其撰写的网络舆情研究概论一书中提到,网络舆情是由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

中山大学周如俊、王天琪认为,网络舆情从书面上理解,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热点问题所表现的有一定影响力、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的情况。

南开大学徐晓日认为,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公众在互联网上公开表达的对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共同意见。

华中科技大学纪红、马小洁认为,网络舆情就是指在网络空间内,围绕舆情因变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网民对执政者及其政治取向所持有的态度。

天津社科院王来华认为,舆情在其狭义上是指民众受中介性社会事项,刺激而产生的社会政治态度;而网络舆情,则主要指使用网络者或俗称“网民”的社会政治态度。

王来华教授对舆情概念的研究是目前为止最早的成果,其实际应用情况也是最好的。

王来华教授在概念的内涵上对舆情进行了狭义化界定,有效地将舆情与舆论作出了科学合理的区分,舆情发展的当下状态也完全印证了这种区分的必要性。

笔者完全认同王来华教授的观点,并在舆论与舆情的关系辨析!

一文中对其科学性作了专门的论述。

王来华教授没有像给舆情下定义那样专门明确地完整地给出网络舆情的定义,但意图是十分清晰的,即网络舆情是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舆情前面加上网络这个限定词,必然是在网络这个空间里产生的舆情。

鉴于此,其他学者的上述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对网络舆情空间的界定不够确切。

在舆情定义中,我们已经明确了舆情空间的概念,那么在网络舆情的定义表述时不作特殊限定而简单套用,就不足以有效区分舆情和网络舆情。

其次,客体指向不明确、不统一。

王来华教授对舆情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将舆情狭义化理解的同时明确了舆情的客体,从而有效地将国家管理者在运行公权力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的中介性社会事项作为引发舆情的刺激源,这使得舆情更加清晰化了,与目前我们应对舆情的工作现状也是完全吻合的。

当下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没有统一到这方面来,这就容易造成网络舆情的定义泛化,进而又混淆了网络舆论与网络舆情的关系。

第三,对网络舆情的属性定位不清晰、不统一。

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情绪、态度的总和,也有学者认定是共同意见。

笔者认为,舆论学将舆论明确为集合化了的公众意见的定位是科学的,舆论学的百年发展历史也证明这一论断是正确的。

那么作为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网络舆情也必然是一种集合化了的公众意见,而不是个人的意见和牢骚等。

由此可见,王来华教授关于舆情是民众对国家管理者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定性是准确的,否则就会出现舆情脱离舆论的尴尬状态。

2、网络舆情的概念

笔者综合舆情的研究成果和网络舆情的发展实际认为,网络舆情是指在一定的互联网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舆情主体的民众对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笔者对网络舆情的概念厘定是有学术和实际应用的根据的。

首先,网络舆情是舆情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在实际应用中,出现了舆情与网络舆情相割裂的混乱状态,主要表现在舆情概念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对网络舆情进行再定义,因此我们看不到舆情与网络舆情的同一性,这种混乱状态直接导致了网络舆情管理上的诸多弊端。

事实上,网络舆情是从属于舆情的一个子概念,只不过在实际应用中网络舆情占据了舆情领域中的绝大部分空间,出讲舆情就是讲网络舆情的感性认识。

其次,网络舆情在本质特征上并没有超越舆情的本质特征。

从表达方式上看,网络舆情的丰富性特点使得人们对网络舆情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会从感性层面上带来一种错觉,那就是网络舆情的表现形式超越了传统舆情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新型的民众政治思想意识的表现形式,这就为舆情与网络舆情的人为割裂提供了依据。

其实,网络舆情的本质就是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也必然是对具体的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反应。

这都是舆情的本质特征之所在。

第三,网络舆情与舆情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产生与传播的空间的不同。

具体地讲,网络舆情产生与传播空间的特定性更明确,那就是互联网空间。

综上所述,笔者根据一贯的认识水平与认识结果,将网络舆情的概念作了上述的厘定。

如果单从文字与概念上看,这只是一种只有逻辑成分的厘定,而具有逻辑结构的研究成果会有多种结果,那么笔者的概念厘定并不能排除其他的研究成果,因此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概念厘定没有学术意义。

但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而言,这种概念厘定可以廓清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不同认识,对网络舆情的实际应用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3、网络舆情的特点

第一,虚拟与是在相交融。

网络具有众所周知的虚拟性,它异于现实环境所具有的实在性。

与此相联系的是网民身份的隐匿性。

别的网民一般不易了解到发表意见的特定网民的真实姓名。

但是网络舆情却往往并不虚无缥缈,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或者代表着民意、民声,或者是客观存在这颇为厚实的民意基础。

第二,虚假与真实相伴生。

网络所具有的虚拟性和网民身份所具有的隐匿性,使网民发表意见时没有在现实环境中的种种顾忌,而显得相当自由和放松。

就此而言,网民在虚拟空间的意见表达和情绪表达都有相当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由于以隐匿的方式存在于虚拟环境之总,因此比现实生活中的规制有增无减,原本应当与自由相平衡的责任往往会有所缺失,虚假不实的信息常常会不胫而走,不负责任的言论也会沸沸扬扬。

第三,自觉与自发想混杂。

在网上发表意见的公众中,既有自觉者,也有自发者。

前者故意而为,言论行为受自觉意识的支配;后者往往是“跟风派”,多半不具备自觉意识。

自觉者中的有些人成为网络环境中的意见领袖,影响和引领他人意见;自发者则往往顺从他人的意见,被他人引领。

第四,原生态与非原生态相并存。

网络舆论让人们看到了如下景观:

来自四面八方的网民,共时性或者历时性的评论某些人、某些事。

这可以说是历历在目的舆论和舆论形态。

任何传统媒体都不可能悉数呈现如此舆论,不可能如此充分、透彻的折射出相应的舆情。

当然,同时也包含着一些非原生态的成分,一些网民或者组织出于某些政治目的,也可以运用某些手段来凸显自己的意见,甚至操纵他人。

第五,理性成分与非理性成分兼容。

当然,这种情形在现实环境中的舆情里也有所存在;而网络由于独具诸多特点,因此网络舆情较之现实环境中的舆情在理性成分与非理性成分兼容方面表现的尤其明显。

人肉搜索、跟帖、博客文章等,由于得到网络隐匿性特点的支撑,都有可能成为非理性成分占据较高的比例的空间。

非理性的舆论中的极端者,往往混淆视听,且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与此对应的舆情也表现出程度不等的负面性。

二、关于网络舆情的分析

1、网络舆情是否应该引导

网络舆情形成后,与现实社会中的舆情交替传播,相互影响,对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

特别是对公共决策、民主政治等方面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

关于政府是否应当管理网络舆情有两派较为对立的观点:

网络舆情不该管理。

一是从技术上讲,网络舆情的内容本身难以控制,如谁发布信息,谁接收信息,落实到具体对象上十分模糊,无法管理;二是从网络发展的角度来说,在网络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控制等于限制网络的正常发展,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发展不利,因此应该给网络舆情更宽松的发展环境;三是从网络舆论控制技术来看,一些基本的内容分级、过滤等手段完全可能解决网络舆论管理问题,政府管理显得多余。

同时,有些学者认为,在社会现实中缺乏一个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的平台,民意很难通过正式的制度渠道,进入到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裁判中去;而在正式制度之外,也缺乏一个公众充分发表意见的舆论平台,因此,当互联网在中国迅速普及之后,由于它的传播特性,便自然而然成为公众发表言论、表达意见、释放情绪的便利通道,同时也造成了网络媒体上的“舆论监督”比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来得更猛烈、更尖锐的局面。

网络舆情应予以引导和控制。

一是舆情舆论与流言近在咫尺,不加引导可能导致误把流言当舆论,对公共政策造成误导;二是网络舆情通常以个人的观念和信念为基础,有时会以情绪化形式表现,需要向公众化方向调整;三是网络舆情往往经过由潜舆情到显舆情的过程,而且在显舆情的过程中,还会不断整合与同化,如果加以引导,有利于向有益的、促进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四是网络舆情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并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却并不一定代表大多数公众的意见。

政府到底是否应该干预网络舆情,这一问题在理论界一直因国情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各有侧重,但在实践中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真正放弃了对网络舆情的管理,不同的只是在管理方式上,或是直接管理,或者间接管理。

2、处置网络舆情应消除误区

作为一种利益表达渠道,网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一些地方官员对网络舆情的处置存在误区,主要表现是:

一是放不下“架子”。

一些官员对网络的特点仍然认识不清,面对网上舆情危机,常常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结果把自己摆到了民意的对立面,事件越处理越被动。

二是简单一堵了之。

在一些地方,网上舆情爆发后,官员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删帖和堵塞言论。

殊不知,网络传播点多面广,一删了之的做法显然行不通。

三是错失处置时机。

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由于对网络舆情没有引起重视,短短几天就形成了舆论狂潮。

事后有关领导进行了深刻反思:

一个重要原因和教训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没有及时做出正确的回应。

四是仓促发布结论。

重视网上舆情需要严谨的态度。

如果政府为应付而应对,在真相没有调查清楚前,就急于发布结论,转移舆论焦点,非但不利于舆情引导,还会引起群众的更多质疑和不满,进而成为网上舆论攻击对象。

三、网络舆情的应对

有效化解网络舆论危机:

包括监测、预警、应对三个环节。

这三个环节有机组合,从整体上构成了网络舆情联动应急机制。

1、网络舆情检测

网络舆隋监测体系的建立主要依靠两方面保障,一是人力、资金等物质方面的保障,二是计算机软件系统等技术方面的保障。

就物质保障而言,各地政府相继成立了专门负责网络舆情分析的机构,由专人组成若干小组,24小时不间断对重点网站的舆情、重点论坛进行监控。

下属各职能单位和部门,尤其是卫生、教育、交通等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部门,不同程度上由专职或兼职人员承也担起本部门内的舆情监测任务。

此外,对网络舆情较集中的场所如各高校的BBS,通过诸如聘用学生作为兼职的“网络调研助管”等方式,密切关注学校BBS和校外主要网站动态。

通过各层次、各领域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从物质、制度、资金、人力等方面,保证了网络舆情监测体系的日常运作。

就技术保障而言,要监测网络舆情,少不了及时有效的信息搜集、信息处理、信息研判、信息反馈、信息决策系统,这就需要有强有力的技术系统尤其是一套高效的计算机软件系统。

对舆情信息的监测与分析必须要浏览和查找海量的网络信息,包括网络新闻报道、相关评论、络论坛等,从这些信息中网提取与事件相关的舆情信息,然后分析舆情信息的时间与空间分布情况,再通过多种手段和渠道进行正确的舆论方向引导。

可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网络舆情监测和舆情分析有必要通过与之相匹配的科技手段来进行。

正是依托了物质和技术两大体系网络舆情监测部门才能对舆情信鼠进行评估,分析规划舆情监控内容,形成舆情预警信息。

同时,根据舆情的监控级别规划新的监控内容,开始新的监控周期,形成一个具有生命特征的周期往复的社情民意反馈系统。

从类型上看,网络舆情监测分为日常监测和突发事件监测两种。

日常监测,指将网络舆隋监测作为本部门的一项日常工作不间断进行,随时掌握网络舆论的导向、特点和趋势日常监测的意义在于,随时了解网络舆论的动态、方向;一旦发现有不利于社会稳定、重大的虚假舆情,可以及时反馈到有关部门;通过“舆论领袖”等手段,对日常舆情进行引导,为有关部门提供社会舆情方面的决策支持。

突发事件监测,尤指当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时,对相关网络舆情的监测。

突发事件的变化因素多,内部关系较为复杂,发展趋势难以预测,相关信息纷繁复杂,给管理机构的信息判断和决策增加了难度。

由于突发事件中的另矛盾双方往往处于对立状态,影响或阻碍了原有信息沟通渠道的正常功能,从而给各种“小道消息”提供了填补信真空的机会。

此类事件突发性强、社会影响大、给决策者思考的时间短,如果不及时准确获得最新信息并加以判断处理,产生的后果非常严重。

而巨大的压力使决策者很难从容地对所有信息进行采集、整理和判别,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可能被遗漏或者忽视,从而对处理决策产生误导。

此,突发事件出现时,因在完善的舆情监测机制、时有效的舆情信及息汇集和分析,全面掌握与该事件密切相关的各种信息,极其重要。

2、网络舆情预警

网络舆情预警是指从危机事件的征兆出现到危机开始造成可感知的损失这段时间内,了解和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必要、有效行动。

网络舆情的预警流程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制定危机预警方案。

针对各种类型的危机事件,制定比较详尽的判断标准和预警方案,以做到有所准备,一旦危机出现便有章可循、对症下药。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保持对事态,的第一时间获知权,加强监测力度。

及时传递和沟通信息。

即与舆论机涉及的政府相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建立和运用这种信息沟通机制,已经成为网络舆情管理部门的重要经验。

以上海为例,无论在涉日舆情,地铁调价,还是普陀城管打人等“网络热点舆情”处理上,各部门协同作战、互相配合、共同商议,判断危机走向,对预案进行适当修正和调整,以符合实际所需是危机应对的重要措施。

网络舆隋预警的意义在于及早发现危机的苗头,及早对可能产生的现实危机的走向、规模进行判断,及早通知各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

危机预警能力的高低,主要体现在能否从每天海量的网络言论中敏锐地发现潜在危机的苗头,以及准确判断这种发现与危机可能爆发之间的时间差。

这个时间差越大,相关职能部门越有充裕的时间来准备,为下一阶段危机的有效应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3、网络舆情应对

从上海等地的情况看,完善有效的网络舆情应对,必须要依托:

强大的组织保证和物质、技术支持。

如上海市专门成立网络宣传管理办公室,与各大互联网站建立紧密的联系、沟通机制,通过网络编辑业务培训和资格认证制度加强网络舆情管理队伍的素质。

制定一套较为成熟的网络舆情日常监测制度。

各地危机预案正在或者已经制定,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能够在短时间内制定高质量的预案。

以“8·l5网络涉日舆情”为例,预案内容包括通知上海所有新闻网站,相关消息不做对头条、不开专题、不开设新闻留言板、不在论坛中讨论;加大监看力度,有相遇关敏感信息及时专报。

15日、16日两天,编制关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相关新闻网上传播情况及舆情态势专报”;监看中如发现上海网站及其论坛上,如有过激言论或负面信息,立即删除并报告传统主流媒体评论部做好素材与引导文章准备工作等。

遇到重大突发事件,能够在短时间内调动和整合各种力量,形成联动,产生危机应对的合力。

以“地铁调价”为例,网管处指定专人积极与公安局加强联系,及时沟通,及时处理;公安、通管局也指定专人与网管处联系,各部门间建立起了稳定、顺畅、高效的沟通渠道。

这对于提高处理违规网站的时效,及时应对突发热点起到了关键作用。

危机事件后的系统有效评估。

内容包括危栅隋况、采取措施、对下一阶段走向的研判、对前一阶段应对的总结、反思与建议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有好的评估机制,每经历一次危机,就是对管理部门应对网络舆隋危机能力的提升。

尽管如此,由于网络传播是新事物,而网络舆情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尤其当出现重大突发网络舆情危机时,在很多方面因缺乏足够的经验而尚待改进。

4、完善网络舆情联动应急机制的措施

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社会系统由有序向无序发展,最终爆发突发性危机事件的过程。

现阶段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也是危机频发期,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是对现代政府的极大挑战和考验。

对网络舆论来说,在无法用正常渠道宣泄的情况下,公民长期积累的诉求随时可能因某事爆发,造成民众与政府的矛盾激化乃至产生行政危机。

我国的公共管理危机处理机制尚处起步阶段,与公共管理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网络舆情危机也时有发生,政府在应对时尚缺乏有效的机制,往往处于被动的局面。

可以通过设立综合性决策协调机构和常设的办事机构,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以提高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能力。

针对网络舆情问题,可以建立由宣传部门直接领导,各部门参加的舆情监管机构,在平时负责网络舆情的监测工作,遇上突发事件时,可兼为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指挥中心。

这样,可以将舆情突发事件的处理从一种非流程化的决策过程,转变为一种程序化的决策过程;可以提高有关部门的响应时间,采取有计划的步骤,沉稳地面对事件,消除影响,减轻危害,保障网络的安全运行和信息安全,同时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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