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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分析模型
一．模型概述
在这一题目中，关键词公共政策已由901的同学讨论过了，需要重点解释的是模型。
模型是现实世界部分化、序列化、简单化或抽象化的代表。
公共政策领域的模型是指用语言、符号、图表、数字等抽象形式反映原型内在联系和特征的抽象模型。
模型是不同理论流派思想具体化的表现形式，但又决不仅仅是表现形式，而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模型最初应用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它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意味着新的研究重点、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这些理论模型主要在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诞生于美国，是以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和思想潮流为基础的。
社会现实基础：
1.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迅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这些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到了六十年代，社会矛盾尖锐化。
这些都对政府的管理、决策提出了新挑战，政府如何制定政策管理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成为现实问题。
对此，政治学需要直面现状，把研究重点放在政府行为，尤其是政策的制定上。
2.二战前后，从罗斯福新政开始，西方国家政府权力急剧扩大，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福利国家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政策功能，集中体现在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制定的政策上。
政治学随着政府政策作用的日益突出把研究中心转移到这方面。
思想基础：
1.二战结束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兴盛，到五六十年代已占据了主导地位，称为行为主义革命。
行为主义最初是一个心理学流派，认为行为是简单的刺激—反应链的功能，并不能受思想的指导，研究中采用实证主义方法。
借鉴了这一思想的行为主义政治学采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把研究重点从静态的研究和价值研究转向实际的政治行为研究，使政治学研究走向精确化、系统化，研究方法进一步科学化。
2.各学科的分化、专业化和各学科相互交叉和融合的双重趋势为行为主义政治研究提供了大量分析工具，如数理统计、计量分析、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这样的横断科学以及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
对不同学科的借鉴和应用往往形成不同的模型。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公共政策和政治学的联系。
正是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下，公共政策才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成为一门系统的学说。
政治学的思想和方法正是公共政策研究思路和方法的重要来源，因此我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公共政策理论模型是必要的。
从以上的社会现实和思想基础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要求对政治行为，尤其是决策行为进行研究，而行为主义认为仅仅作为对刺激的反应，人的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于是对政治行为的研究具备了理论可能性。
从方法上说，规律性使行为可以从统计数据中用计量方法进行归纳描述和预测，而数理统计和计量方法的迅速发展使这一切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能。
多学科的交叉又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框架，而这些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数学理论的引进又提出了精确化和抽象化的要求。
至此，模型方法已经具备了雏形。
可以看出模型需要符合以下标准才能称之为有效：
1.符合社会现实：
政策模型应该与客观现实具有一定联系性，应该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指涉对象，以现实生活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宗旨就是直面现实，为解决现实中的政策问题研究决策行为，因此符合现实自然是题中之义。
下面要介绍的十个理论模型都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即使有抽象和概括也没有超出经验领域。
2.指导调查与研究：
政策模型应该直接指向和涉及现实生活中能够被观察到的，可以进行测量的、能够被加以证实的客观现象，即应该便于实证分析。
这是以行为的规律性和可测性为前提，由行为主义政治学定量化、精确化、科学化的理想决定的。
所以一些主观因素，尤其是非理性因素，以及一些难以计量的不确定因素就不再被纳入模型中考察。
这在传统理性模型、有限理性模型、博弈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其他理论模型对心理学、系统论的应用也要以对经验资料的实证分析为基础。
3.排列并简化现实：
政策模型要对现实政治生活进行序化和简化。
序化使现实中的复杂关系建立逻辑联系，简化降低现象的复杂度，便于人们理解。
这是人们认识活动的一般方法，也是上一条标准的要求。
这种序化和简化在下面的理论模型中都能够看到。
4.认定重要层面：
政策模型应该能够抓住主要矛盾，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真正重要的因素上。
这是上面两条标准的延伸，是简化的目标之一，在简化之外还要求有概括重要内容的能力。
这里的主要矛盾往往就是理论模型的灵魂。
如传统理性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对目标和备择方案的重视；精英理论认为政策制定由精英主导；制度理论认为政府制度对政策制定起决定性影响；团体理论以利益团体为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等等。
5.提出一定的解释：
政策模型应该对公共政策的原因和结果提出一定的假设，而不是只对公共政策及其过程进行简单的描述。
行为主义实证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出政策制定行为的规律性，这也是一切科学的特点。
不同的模型用不同的框架能从不同的角度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不同规律性。
6.提供有意义的沟通：
政策模型中抽象概念在沟通过程中应该具有实质性含义并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
公共政策模型要科学化，为了能够进行证实，就必须规范化。
对理性、精英、制度、团体、系统等概念必须有正确的把握才能把握模型的含义，这往往是通过共识性标准达到的。
符合了这些标准后，模型方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
1.可靠性：
模型从现实中获取经验资料，通过数理统计等科学方法归纳得出政策制定中的规律性，避免了个人价值取向和主观偏见的明显影响。
2.普遍性：
模型排除了一些不重要的主观因素和不确定的特殊因素，以取得共识性的概念体系为基础，以人的行为的具有一般的规律为信念，得出的结论也具有一般性，对不同的政策制定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当然普遍性不是绝对的，一个模型往往是以某种政治体制为前提条件的。
3.可操作性：
模型不是从规范的角度而是从实证的角度研究政策的制定，不再局限于形而上学的空洞思辩，一开始就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一般的途径，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但作为政策模型思想渊薮的行为主义政治学重实证轻规范的取向和强烈的科学化、定量化愿望发展到极端也将影响上述优点的实现，反而会造成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的批评，反映在政策模型中就是：
1.存在经验主义的危险：
在模型的制作中可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收集大量的数据资料而忽视现象背后的作用机制，而且数据资料难免有片面性和统计错误。
过于依赖数据反而不利于模型的可靠性。
2.过分强调计量方法：
计量方法要求大量数据，这就不得不把一些不可测，难以定量的因素排除在模型之外。
刻意追求量化就可能导致一些重要因素被忽视，或者设定一些明显脱离实际的假设，这就使模型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适用，反而丧失了普遍性和可操作性。
3.容易进入机械科学主义的误区：
忽视价值观、道德、正义等，这使一些模型“可信但不可爱”，可能使制定的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利益而不再“公共”，或偏离人们的文化观念而难以被接受。
参考文献：
谢明《政策透视——政策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宝成关《政治学思想史》
一、传统理性模型
在公共政策理论模型中，最早出现的就是古典决策理论，它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的假定之上的，故而又称为传统理性模型。
首先界定一下理性的定义，“理性（rational）:
形容词,证明的或基于某种原因的、有逻辑的。
”《TheConciseAmericanHeritageDictionary》词典的上述解释,概括了日常关于“理性”的含义,但更为确切直接的描述却不简单。
一般来说,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心理学家认为理性是指认知、推理或问题的解决过程（以区别于非理性）;社会学家用理性来表示组织目标的自觉适应性;经济学家用理性一词表示靠抉择过程挑选出来的行动方案的属性。
传统理性模型中最关键的前提是古典经济学所立足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经济人是对经济生活中一般的人的抽象,经济人有两大特征:
一是自私。
即人们的行为动机是趋利避害,是利己的。
二是完全理性。
即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
具体地讲,在信息充分的前提条件下:
（1）理性人具有关于他所处环境的完备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即使不是绝对完备的,至少也相当丰富,相当透彻;
（2）理性人有稳定的和条理清楚的偏好;
（3）理性人有很强的计算能力,能算出每种选择的后果;
（4）理性人能使其选中的方案自然达到其偏好尺度上的最高点,即理性人总是选择最优。
用程式化的语言说,就是由于具备完全的信息和理性,经济人能够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并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在这些方案中做出最优选择。
所以,所谓经济人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
传统理性模型基于以上假设前提，认为任何决策都是目标性行为，达到目标当然会有很多种途径和手段。
所谓理性的选择就是要作出最大价值的选择，即选择达到目标的最优方案。
传统理性模型所要求的最优选择应具备如下条件：
1．把决策行为视为整体行为而非群体行为。
因为是整体，才会有一致性的价值判断，如果是群体就必然会出现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因而在目标选择和最优认定方面产生分歧；
2．决策者从纯粹功利主义出发来做决策，也就是说人的目标就是求得个人的最大利益，经济活动的目标就是唯一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决策目标是单一的、明确的、绝对的；
3．决策者是绝对理性人，在决策前也有了可供选择的全部备选措施和方案；决策者能考察出每一可供抉择所导致的全部复杂后果，至少确切知道方案后果的概率分布；决策者具有一套“完全一贯”的偏好体系，他总能做出最优的选择；
4．决策者在制定决策时不考虑时间和其它耗费的限制。
在以上条件下，决策者作出决策的过程就被简化为以下四步：
1．确定决策目标
2．提出备选方案
3．对这些方案及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4．通过排序选择出最优方案
就这样，传统理性模型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发展成了一套丰富而优雅的理论体系：
对决策者完全理性的假定加上决策者所处的环境，就能准确地推断出决策者的行为。
在此理论的前提下，可以说掌握了此套公理体系，就能实际地作出或建议决策，或者是能预测至少是在宏观水平上能对决策者的行为做出正确的预测。
但是，我们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发现，传统理性模型的“经济人”前提假设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
一．决策者的目标不是单一的、明确的和绝对的。
首先决策者的目标往往是多元
的，就以企业经济决策为例，企业的目标并不是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
其次，决策目标大多在客观上是模糊的并非完全明确的。
从目标系统来看，目标和手段之间是相互转移的，而且组织目标也是随着参加者利益的改变而改变的。
从决策目标的性质来看，实际决策中很难找到作为绝对最优解的目标，因而现实中极少存在绝对最优解。
二．决策者并不是绝对的理性人，他掌握的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都是有限的。
第一，决策者不能找到全部备选方案。
现代认知心理学对于产生各种被选方案过程的研究，很快就显示了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想找到全部备选方案是不合理的，需大量时间，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第二，决策者并不能完全了解备选方案的所有后果。
知识和任务，就是要从整整一大堆可能的结果当中，挑出与某一策略相关联的一小批结果，或者理想化地挑选出唯一的结果。
然而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当然不能直接知道其行为将会导致什么后果。
假如他真的知道，我们就可以在此采用一个倒置了的警句——未来的结果是目前行为的决定因素。
事实上，人们所做的，无非是预料未来，而这种预料，又是以已知的经验关系和有关的现实状况的信息为依据的。
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行动条件的了解，从来都只能是零碎的，至于使他得以从对当前状况的了解去推想未来的结果的那些规则和法则，他也是所知甚微的。
另外，人们的注意力常常随着偏好体系的变化而变化，从一种价值要素转移到另一种价值要素上去，从而使人们的头脑无法在某一瞬间抓住所有结果的整体。
同时，社会系统还是一个不确定性很大的随机系统，是很难测试准确的，而且由人参与的反馈性也导致预测不准。
第三，决策者并没有一套明确的，完全一贯的偏好体系。
实际决策中，由于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决策者有时难于明确表达其价值偏好，甚至出现前后不一贯的矛盾现象，比如有违于偏好的传递性。
三．决策制定总是要受到时间、空间、精力或其它成本的制约。
决策不仅要求具有合理性，而且要求有时效性，无限制地决策研究可能失去有利的行动机会，即便最好的决策也一文不值。
精力和其它资源耗费也会制约着决策的制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时间、精力的投入也限制着方案的选择。
基于上述的分析，可以认为古典决策理论从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而逻辑地推导出的一套规范性决策理论是无法准确解释现实生活中决策者的实际行为，因为它不符合实际决策行为所追求的目标与主客观约束条件，即现实无法满足“经济人”假设的几个基本条件。
而这些就是古典决策理论的缺陷，它的不足急需新的理论进行弥补或替代，这就引出了西蒙所建立的现代决策理论，又称有限理性模型（BoundedRationalityModel）理论。
二、有限理性模型
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概念是阿罗提出的,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
在诺思看来,人的有限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有限理性模型的开创者西蒙教授认为现实生活中作为管理者或决策者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
“管理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往往是多元的，不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且处于变动之中乃至彼此矛盾状态；“管理人”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也不企望达到绝对的最优解，而只以找到满意解为满足。
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表现为：
决策者无法寻找到全部备选方案，决策者也无法完全预测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决策者还不具有一套明确的、完全一致的偏好体系，以使它能在多种多样的决策环境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
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型关注的焦点，正是人的社会行为的理性方面与非理性方面的界线，它是关于意向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一种独特理论——是关于那些因缺乏寻找最优的才智而转向寻求满意的人类行为的理论。
其主要观点如下:
手段-目标链的内涵有一定矛盾,一个简单的手段-目标链分析会导致不准确的结论。
西蒙认为,手段-目标链的秩序系统很少是一个系统的、全面联系的链,组织系统和基本目的之间的联系常常是模糊不清的,这些基本目的也是个不完全系统,这些基本目的内部和达到这些目的所选择的各种手段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决策者追求理性,但又不是最大限度追求理性,决策者只要求有限理性。
这是因为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决策者既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也无法认识决策的详尽规律;人的计算能力有限,不要说人,即使借助计算机,也没法处理数量巨大的变量方程组;人的想象力和设想能力有限,不可能把全部备择方案列出;人的价值取向并非始终如一,目的时常改变;人的目的往往多元,而且互相抵触,没有统一的标准。
决策者在决策中追求“满意”标准,而非“最优”标准。
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定下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然后考察现有的备择方案,如果有一个方案能够较好的满足定下的最基本的要求,决策者就实现了“满意”标准,他就不乐意再去研究或寻找更好的备择方案了,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往往不愿发挥继续研究的积极性,仅满足于已有的备择方案;另一方面决策者也由于种种约束,本身也缺乏这方面的能力。
根据以上几点,决策者承认自己感觉到的世界只是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的极端简化;他们“满意”标准不是最大值,所以不必确定所有可能的备择方案;由于感觉真实世界是无法把握的,他们往往满足于用简单的方法,凭经验、习惯和惯例去办事。
具体到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有限理性的行为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情报活动阶段，人的决策行为往往受到知觉选择性的支配，不同经验背景的决策者，对决策环境会有不同的解释。
2．在设计活动阶段，人们并不试图找出所有可行性方案，而是通过力所能及的问题求解活动，寻找尽可能多的决策方案。
3．在抉择活动阶段，决策者的选择往往与被选方案的提出顺序有关，A是先于B提出来的，A又是满意方案，那么就不会再花时间去考虑B。
西蒙理论中所寻求的次优决策涉及的基本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有限目标。
决策并不能保证一开始就有十分明确的目标，而环境又经常不容许我们等到目标完全明确之后再作选择。
譬如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涉及多种因素，一时不能看清楚全貌，但又不能无所作为，那么就需要从主要的、紧迫的，局部的，明确的问题入手，边了解情况，边探索目标。
二．期望水平。
什么样的决策才能被视为满意呢？
这往往取决于决策者的期望水平。
这个期望水平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环境条件和个人体验的变化而变化。
为决策目标确定一个恰当的期望水平，是决策成败的一个关键环节。
三．搜索方法。
搜索方法基于满意原则，是西蒙有限理性模型的核心内容。
1．试探方法：
在没有现成满意方案的情况下，一种可行的方法就是提出探索性方案，选择若干试点进行实验，看看是否能够满足期望水平，由此总结经验和教训，再设计下一步的备选方案。
2．随机方法：
即根据经验任选一个方案进行实验。
3．折中方法：
当决策面临一定风险，实际情况难以搞清，而又必须提出决策方案时，对尖锐对立的意见进行折中，对相互冲突的方案进行折中，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方法。
4．效益方法：
决策不能不考虑效益，方案的搜索需要一定的成本投入，决策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决策价值分析的重要性。
即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能产生最大效益的备选方案。
无论采用何种搜索方法，一旦遇到满意的方案便会终止搜索行为。
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型有着其理论上的重大意义：
西蒙的管理理论否定了古典决策理论的基本假定，开创了决策理论的新局面，带来了决策哲学上的革命，这种革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关于理性概念上的革命。
人是不存在全知全能的理性的，或者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谈论人的理性，亦即谈论理性时必须对理性加以限制。
实质性的理性只是人类理性长河中的极点，人类只能通过合理的过程一步一步地丰富和拓展人类理性，这是一个不断追求和探索的过程。
只能把本质合理性作为一种极限，从合理逼近这种理性的过程和方法上进行研究，才是积极的理性态度，正是这种积极因素的理性态度或概念使西蒙对程序合理性的描述论（有限理性和满意决策模式）和规范论（追求满意的搜索方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开辟了企业行为理论和决策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2。
理论和方法上的革命。
完全理性论由于其基本假定不合实际，其理性概念的偏颇，导致其对决策过程的描述失实，只能解释少数几种特定环境条件下的事实，从而只能作为几种特定情境下的规范理论，限制了其应用的广度和人们的思维。
相反，西蒙的有限理性论则能够解释更多的选择实例，符合更多的实际情况，能较好地表述人们现实的选择过程，因此可作为一种较为符合实际一些的描述理论。
与此同时，这种描述论还表明，合理的方案搜索过程和方法，有益于高效高质地达到满意的选择结果，从而引导人们注重对环境结构和搜索方法的研究，形成一种不断拓展人类智力的理论体系，而不是引导人们去削足适履地使环境适应模型，限制人类的思路。
结语
由于公共政策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人们能力的限度、社会制度的结构性约束以及公共政策的价值等问题，完全理性的决策是不存在的，公共政策都是在有限理性下做出的。
华尔兹认为：
“对于把理性运用于社会和政策问题切勿抱过高期望。
”在人类政策行为中，理性只是工具，它们作为手段只能起到辅助决策的作用，不能代替人类的直觉和灵感。
用著名政治学家Ｒ.Ｍ克朗的话说就是：
“理性的系统分析能够提供工具，但它不
能提供智慧。
”社会越发展，只能说决策的工具、手段越来越理性化、科学化，但并不意味着单凭它们做出的决策就是真正理性的和科学的。
然而，也不能由此就否认理性的作用，“无论决策者为理解和处理现实情况而必须同现实做怎样的妥协，那些工具都有利于让人类的有限能力得以对付困难问题，也都会使这一任务的完成变得容易得多。
由此观之,无论是传统理性模型还是有限理性模型,在政策制定等决策过程中,都能起到不容忽视的解释作用。
三、渐进决策模型
理论来源：
渐进分析和渐进决策模型是耶鲁大学林德布洛姆对政策科学的主要贡献。
林德布洛姆认为完全理性是一中抽象的理想，赞同西蒙的有限理性的同时，认为其实际程度不足，更加强调决策的实际过程，他在《政策指定过程》中批评了传统的理性政策分析途径，认为政策制定的实际过程并不完全是一个理性过程（分析问题、明确目标、提出方案、优化选择等），而是对以往政策行为的不断补充和修正的过程。
理论概括：
首先，林德布洛姆把渐进分析分为三个层次，即简单的渐进分析、断续的渐进分析和战略分析，为深入研究和分析政策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统政策分析的研究途径；其次，他认为，公共政策不过是对过去政府活动的延伸，即政府在旧有的基础上把政策稍加修改，决策者通常是以现有的合法政策为主。
因为一种和以往政策越不同的方案，其后果越难预测，也就越难获得一般人对这项政策的支持，政治可行度就越低。
所以，在林德布洛姆看来，政策指定基本上是保守的，政策创新是应该受到限制的。
渐进模型有以下一些特点：
（1）渐进模型要求决策者必须保留对以往政策的承诺，以现行为基础，不可另起炉灶，政策要有继承性。
（2）渐进模型注重研究现行政策的缺陷，并不强调创新。
只是更加关注现行政策的修改和补充，以弥补现行政策的不足和缺陷。
（3）渐进模型强调目标与方案之间的互相调试，注意反馈调节，在试探和摸索中前进。
与完全理性途径相比，在渐进模型的视角中，公共事物的复杂性使决策者不能面对一成不变的问题，而是要找出问题和说明问题，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公共决策不可能作到完全的资料收集和一切分析。
决策者是通过对早期决策“连续性的有限比较”过程来形成政策，而这些决策往往是他们熟悉的。
所以，完全理性途径是一种根部法，从根本出发，对某个基本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生成各种方案，完全比较之后选择最优方案；而渐进理论是分支法，对现实的情况进行有限分析，逐步改变现有的政策。
林德布洛姆认为，政策不能大幅度地改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完全的方案分析需要各方参与者共同对有限资源进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现存的分配模式就很容易持续下去，而不是寻找激进的新方案。
这是因为，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下，各方参与者可以明确彼此的成本和收益。
而政策改变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成本和收益却是不明确的，难以达到一致性。
因此，政策的结果是现实的持续，或者只是一些细小的变化。
其次，墨守成规是官僚行为的特性，这也促成了决策者保持现存的模式。
在规则导向和非人格化的官僚体系中，官僚只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这往往会阻碍政策创新，固化现存的制度安排。
再次，在多数的政策领域中，政策选择的一致性也是难以达到的。
总之，渐进模型的决策是解决目前问题的实践活动，而不是追求远大的目标。
决策者考虑的是一些熟悉的恰当选者，当他们发现一个可接受的方案时，就会停止搜寻方案的过程。
它是以往的政策、惯例基础上制订新政策，只是对过去的政策作出局部的调整和修改，使过去政策的延伸和发展。
换句话说，渐进决策模型常常是修正过去的政策，而不是全面代替。
所以，按部就班原则、积少成多原则和稳中求变原则是渐进模型的主要原则。
渐进模型理论评价：
渐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实验、不断反馈和调整的过程。
新政策将会产生的学习成本、与原系统的摩擦成本和结构转型成本等在渐进模型中都得到最小化，改进的政策更容易得到支持。
同时，渐进的政策有利于避免因决策严重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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