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元的法律制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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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元的法律制度
第八章 宋朝法律制度
（公元960年—1279年）
重点、难点：
一、《宋刑统》及编敕、编例的立法特点；
二、宋朝刑事法律内容的主要变化；
三、宋朝民事经济立法的主要内容；
四、宋朝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
唐朝灭亡后，中国社会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状态。
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
1127年，北宋被金政权灭亡，康王赵构继而即位，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1279年被元朝所灭。
北宋统治前后，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先后建立政权，并长期与两宋王朝对峙。
916年，契丹族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
947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
1125年，辽被金国所灭。
1038年，党项族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
它先后与北宋、辽及南宋对峙而立，1227年被蒙古军灭亡。
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达建立金国，并先后灭掉辽及北宋。
1234年，金被蒙古军与南宋联军灭亡。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
1279年，元朝结束了两宋时期各民族政权分裂并立的局面，重新统一了全国。
1368年，元朝被元末农民起义推翻。
宋辽金元时期持续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多元法制并存的时期。
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比较突出，社会问题相当尖锐复杂，其法律制度的时代特色最为鲜明。
宋朝吸取唐末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加强统一，防止分裂，高度强化中央集权，因而立法活跃，法律形式多样，重法惩治“盗贼”犯罪，注重法律对经济关系的调整，诉讼审判制度有重大发展，皇帝对司法的控制更为严密。
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法制日趋汉化，但又大量保留原有的民族习惯，因而具有强烈的民族统治特征。
一、宋朝立法概况
（一）立法指导思想
1、加强控制，集权君主
北宋政权是在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宋初统治者将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恢复政治经济秩序，建立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作为基本国策，采取了一系列专制主义集权措施，将兵权、政权、财权、司法权统归中央，集权于君主。
首先，宋太祖解除禁军将领兵权，重新编配禁军，将藩镇所辖精锐兵力收补到中央禁军之中，并以文臣替代武将，定期调整将帅，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禁军完全掌控在皇帝手中。
此后，又剥夺节度使全面掌管地方军事、行政、财务的权力，将其统领的州郡直属京师，使节度使成为虚衔。
其次，由朝廷直接派遣知州，另设通判牵制和监督知州，并在路一级派遣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监察，使地方权力掌控在皇帝手中。
同时，太祖、太宗时要求各州，除地方财政所需之外，每年收入全部送交京师，将财权也集中到中央，使地方无法聚积财富与中央抗衡。
第三，皇帝加强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控制，除重视制颁法律并不断提高编敕、编例的地位外，还将重大案件的裁决权收归皇帝，甚至常常亲自“御笔断罪”。
2、崇文抑武，强调慎法
宋朝立国后，为防止军阀割据，甚至“黄袍加身”重演，对武将防范戒备甚严。
宋太祖认为，百个儒臣贪污的危害，不抵一个武将的威胁。
因此，采取崇文抑武政策，限制武将权力，派文臣掌管军事和地方行政。
在司法官的任用上，更是注重儒士，重视法律教育和考试。
由于科举取士，选择儒臣治狱，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改变了五代时期军阀执掌司法的状况。
为了消除五代以来苛政酷刑的影响，宋朝立法崇尚宽平，强调恤政慎刑、宽缓刑罚，并且创立折杖法，以减轻刑罚。
宋朝皇帝常常亲自审录囚犯，加强对司法活动的检查控制，同时纠正一些冤狱。
3、义利并举，重视经济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统治者一向推崇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采取重农抑商政策。
进入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业、商业、手工业都有长足发展，从而对传统观念形成了冲击。
其突出表现是功利主义学派对“贵义贱利”的传统思想提出挑战，坚决反对空谈“仁义道德”和抑商政策，主张义利双行、农商并重。
为了尽快扭转积贫积弱局面，宋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商品经济与富国强民息息相关，传统的抑商政策应有所改变。
神宗就曾下诏：
“政事之先，理财为急。
”于是，“贵义贱利”逐渐转向义利并举，从官僚士大夫到民间百姓开始言财谈利。
宋朝重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事法律关系及民商事立法的活跃。
（二）主要立法活动
1、《宋刑统》的刻印颁行
宋朝立国之初，仍然沿用唐末的律、令、格、式及五代时期的法律。
太祖建隆四年（963年），命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主持制定《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并下诏大理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封建法典。
《宋刑统》作为宋朝的基本大法，其内容源于《唐律疏议》，体例源于唐宣宗时首创的《大中刑律统类》，并在后周《显德刑统》的基础上参酌详定而成。
《宋刑统》共12篇，30卷，213门，502条。
虽然其篇目、条数与唐律完全相同，内容的差异也极为有限，但仍然有其自身的变化和特点。
第一，改称“刑统”之名。
宋朝以前的重要法典，基本称为“律”。
《宋刑统》则继承唐末五代的法典编撰形式，将法典改称为“刑统”，使中国古代的法典名称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分门类编内容。
《宋刑统》将各篇予以分类，在每篇之下，依据条文顺序、内容、性质，将律文分为若干门，门下再分条，确立了分门别类编排律文的形式。
第三，刑律统类体例。
《宋刑统》将唐朝开元二年（714年）至宋初建隆三年近250年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规范，审定选取177条，经皇帝批准后，每条前均冠有“准”字，附于相关律文之后，确立了刑律统类的新体例。
第四，增设“起请条”。
所谓“起请条”，是窦仪等人修订《宋刑统》时，根据社会变化及专制统治的需要，对原有律文和敕、令、格、式等予以审订，就一些具体内容提出调整变动建议，奏请太祖批准后，收入《宋刑统》的新增条款。
起请条共32条，每条前均冠以“臣等参详”字样。
第五，总汇类推条文。
唐律有“余条准此”内容44条，分别列在各有关律文之后，属法律类推性质。
《宋刑统》将其总汇为一门，冠以“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之名，集中列在《名例律》中，便于使用。
第六，删去篇首疏议。
《唐律疏议》每篇篇首都有疏议，内容包含篇名的渊源、变化、地位等，虽然具有一定意义，但对律文规范的实施并无实质影响，不存在任何法律效力问题。
《宋刑统》删去了每篇篇首的疏议。
《宋刑统》颁行后，曾进行过几次修改，但改动内容不大，它始终是两宋时期广泛沿用的一代大法。
2、编敕与条法事类
（1）编敕
《宋刑统》制定颁行于北宋初年，有些内容很难适应后来的社会变化。
因此，两宋政权不断通过编敕弥补刑统之不足，编敕也就成为宋朝经常性的立法活动。
正如《宋史·刑法志》所载：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
”
敕是皇帝发布诏令的一种形式，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可以随时补充、修改、甚至废弃律，可以对特定案件作出与律规定不同的裁决。
但敕一般是在特定时间、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发布的，往往不具有普遍性与稳定性。
编敕就是对单行散敕进行整理汇编，将敕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立法程序。
宋朝编敕活动极为频繁，敕条越编越多，不但新帝即位或改元要重新编敕，而且朝廷、地方都在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
如太祖时《建隆编敕》有4卷106条，太宗时《太平兴国编敕》有15卷之多，真宗时《咸平编敕》竟多达12卷18555条。
宋朝的编敕，北宋多于南宋。
尤其神宗即位以后，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编敕，进一步提高了敕的地位，明确规定：
“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
”以致最后出现了以敕代律的现象，充分体现了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的立法目的。
（2）条法事类
由于编敕是以时间先后为序，将散敕综合统编，往往同一内容散见于不同篇目中，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到南宋时期，又将相关的敕、令、格、式等依事项分门别类综合编纂，创制了“条法事类”的新形式。
这种立法既加强了敕令格式的内部协调，又便于司法官吏检索适用。
如宁宗时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就是至今保留下来的有关行政、财税、经济以及刑狱等方面的综合法规。
它原有八十卷，现残存四十八卷，是研究宋朝法律制度的极有价值的史料。
3、编例与特别法规
（1）编例
神宗以后，法律形式变化较大，不仅编敕地位提高，而且出现了编例，成为宋朝重要的立法活动和法律形式。
例分为条例和断例两类。
条例是皇帝或中央机关下达的指示命令，亦称指挥；断例是判案成例。
编例就是由专门机构将条例和断例加以整理统编，使其上升为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形式。
编例始于北宋中期，盛行于南宋。
如仁宗时有《庆历断例》，神宗时有《熙宁法寺断例》、《元丰断例》，哲宗时有《元符刑名断例》，高宗时有《绍兴刑名疑难断例》，宁宗时有《开禧刑名断例》等等。
宋朝规定，例的适用是有限制的，只有常法无正条规定时，才可引例判案定罪。
但在司法实践中，官吏却常常依例断案，甚至“引例破法”，造成了司法状况的混乱。
编例作为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也影响了后世的立法活动。
（2）特别法规
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宋朝制定了一系列特别刑事法规，作为普通法的重要补充。
其中尤以惩治盗贼的特别刑事法规为突出代表。
如仁宗时有《窝藏重法》，英宗时有《重法地法》，神宗时有《盗贼重法》，哲宗时有《妻孥编管法》等。
统治者试图通过这些特别刑事法规，加强对民众反抗的镇压。
二、宋朝法律内容及其特点
（一）刑事法律内容
1、刑罚制度的变化
（1）创立折杖之法
宋朝的刑罚制度，基本沿用隋唐以来的五刑制度。
但鉴于唐末五代刑罚过于苛重，不利于新政权的稳定，建隆四年（963年），吏部尚书张昭等奉诏创立了一种变相减轻刑罚的折杖法，列入《宋刑统》中。
折杖法作为一种代用刑，是将五刑中的笞、杖、徒、流四种刑罚折成相应的臀杖或脊杖，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宋刑统·名例律·五刑门》规定了折杖法的具体内容，其中加役流决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至二千里，分别决脊杖二十、十八、十七，均配役一年；徒三年至一年，分别决脊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杖后释放；杖一百至六十，分别决臀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笞五十决臀杖十，笞四十与笞三十决臀杖八，笞二十与笞十决臀杖七。
折杖法是一种“折减”性质的新刑制，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具有一定作用。
但其适用范围有限，死刑及反逆、强盗等重罪不适用此法。
因此，折杖法的创立并未改变宋朝刑罚不断加重的趋势。
（2）滥用野蛮酷刑
北宋初年，为宽贷死罪，开始使用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创立的刺配刑，对某些重犯实行“决杖，黥面，配役”的惩罚。
这名义上是宽贷死罪的轻刑措施，实质是古代肉刑的复活，而且将杖背、刺面、配役三刑施于一人之身。
刺配在宋初并不是法定常用刑种，《宋刑统》也没有此项规定，而是以皇帝诏敕形式，对某些人临时发布施用。
起初是对死罪的宽贷，但后来却逐渐突破其限制，被广泛使用起来。
太祖时就有黥面、流配的诏敕，太宗时刺配刑已滥加施用；仁宗以后，有关刺配的诏敕逐渐增多，并被列入编敕，上升为正式制度。
至南宋时，刺配人犯已多达十余万人之众。
北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因荆湖（今湖北江陵）地区杀人祭鬼，开始沿用五代时期的凌迟酷刑。
凌迟亦称陵迟，俗称千刀万剐，是以利刃零割碎剐肌肤肢体，使受刑者在极端痛苦中慢慢死去的一种刑罚。
神宗以后，凌迟的使用逐渐增多，主要用于镇压危害特别严重的犯罪。
至南宋孝宗时，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将凌迟列为法定死刑之一。
此后，元、明、清各朝法定死刑均有凌迟。
《宋刑统》在绞、斩两种法定死刑之外，又以附敕形式准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以来施行的“决重杖一顿处死”的酷刑，对一些罪行严重的死刑犯施用重杖活活打死。
该刑适用于十恶重罪中的不道、大不恭、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六种应处绞、斩刑的犯罪。
此外，宋朝还施用许多法外酷刑，如腰斩、枭首、肢解、磔刑、夷族等等，以镇压民众的反抗。
2、重典惩治盗贼
北宋建立之初，为缓和社会矛盾，改变唐末五代以来刑罚苛酷的状态，曾对一般刑事犯罪减轻处罚，但对盗贼犯罪则仍旧重法严惩。
《宋史·刑法志》即指出：
“祖宗仁政，加于天下者甚广。
刑法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
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
”这是由于宋朝阶级矛盾与社会问题始终异常尖锐和严峻，农民起义对宋朝统治构成极大威胁。
为了镇压广大民众的反抗，宋朝推行重典惩治盗贼的刑事政策。
首先，《宋刑统》作为普通常法，对盗贼犯罪的量刑比唐律明显加重。
如强盗罪，唐律根据是否持杖、得赃多少分别处罚：
强盗不得财徒二年，得财一尺徒三年，每二匹加一等，满十匹或伤人者绞，杀人者斩；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五匹绞，伤人者斩。
《宋刑统·贼盗律》附敕则规定：
“擒获强盗，不论有赃无赃，并集众决杀。
”再如窃盗罪，唐律规定：
窃盗不得财笞五十，得财一尺杖六十，至五十匹罪止加役流。
《宋刑统·贼盗律》附敕却规定：
“捉获窃盗，赃满三匹以上者，并集众决杀。
”又如制造妖书妖言或传播惑众罪，唐律规定：
影响三人以上者绞，不满三人者流三千里，为害不大仅杖一百。
《宋刑统·贼盗律》附敕则规定：
“有此色之人，便仰收捉勘寻，据关连徒党，并决重杖处死。
”
其次，宋朝专门制颁了一系列重典惩治盗贼的特别刑事法规，如《窝藏重法》、《重法》、《盗贼重法》、《妻孥编管法》等，进一步加重惩处盗贼犯罪。
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始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将该地区划为重法地；凡在重法地犯盗贼罪或包庇窝藏盗贼者，一律按重法严惩。
嘉祐七年，正式颁布《窝藏重法》，又将重法地扩大到开封府相邻四州。
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再度重申《重法》，凡在重法地捉获的强劫盗贼，不论是否当地居民，即使犯在立法以前，也一律适用重法；本人应处死刑者，妻子骨肉送千里外州军编管，家产全部赏给告发人；本人应处徒流刑者，刺配远恶州军牢城，妻子骨肉送五百里外州军编管，家产一半赏给告发人；即使遇有赦令，编管者也不得返回原籍。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又颁行《盗贼重法》，在继承前代《重法》的同时，扩大了《重法》的适用范围，将重法地由扩大到更广泛的地区。
神宗元丰年间，全国共有二十四路，其中十路皆为重法地。
当时还进一步规定：
“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并以重法论”；“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于州县之内，劫掠于江海船筏之中，虽非重法之地，亦以重法论”。
各地官员如捉捕盗贼不利，也将受到严厉制裁。
此后，哲宗、徽宗统治时期，均沿袭《盗贼重法》，严惩盗贼犯罪。
3、严惩“贪墨之罪”
贪墨即指官吏贪赃枉法行为。
北宋建立之初，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吸取五代吏治腐败和贪墨之风盛行的教训，实行从严治贪的方针。
太祖、太宗时期，常将贪赃枉法的官吏处以弃市或杖毙于朝。
如建隆二年（961年），大名府永济主薄郭顗坐赃弃市，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太宗天平兴国三年（978年），侍御史赵承嗣隐官钱弃市。
宋初还规定，对贪赃枉法之官，不得适用请、减、赎、官当等特权之法；职官以赃论罪，遇赦不得叙用，永为定制。
但自真宗以后，贪赃或监守自盗，虽“罪至极法”，却多被宽贷，统治者对官吏逐渐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
南宋时期，又曾下诏继续严惩贪官污吏。
（二）民事法律内容
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宋朝民事法律关系异常活跃，交易活动普遍契约化，民事法律内容不断成熟完善，这成为宋朝法律制度的一大特色。
1、租佃契约
宋朝以前，租佃关系建立在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佃农与地主之间并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人身依附关系。
根据法律规定，佃农不得随意离开土地，也没有换佃的权利和自由。
唐末五代以来，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削弱，一些佃农的身份地位有所提高。
宋朝建立以后，将全国居民按有无土地分为主户与客户两大类，佃农被编入客户，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不再是地主豪强的私属户口；也有一些农民因开辟荒地，编入有土地的主户。
于是，以契约形式为基础的租佃关系开始发展起来，并得到宋朝法律的承认与保护。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规定：
租佃双方应“明立要契”，“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
倘若佃农违约，不按期交纳地租，地主可向官府控告，要求合法保护。
但北宋初年，人身依附关系与契约关系二者并存，佃农要想离开地主，必须取得主人的“凭由”。
至仁宗时规定，佃农依据契约交完地租后，即可与地主商量去留，而不需要取得主人的“凭由”，地主不得干涉阻拦，否则可告官论断。
同时，宋朝法律还严禁地主私自处置或伤害佃农。
这种租佃契约关系，在保护地主阶级权益的前提下，也有利于佃农身份地位的某种改善。
2、典卖制度
宋朝的买卖形式有绝卖和活卖之分。
绝卖是随买卖关系的成立，所有权也彻底转移。
活卖又称典卖，即以物品或人身质贷以钱财，其所有权并不因典卖关系的成立而转移。
在约定的期限内，业主可从典主手中回赎原物；如逾期不回赎原物，典主即可自行处置。
典卖在唐朝以前即已出现，南朝一些城市或寺院就设有质库（当铺），人们常以财产抵押“质钱”。
唐朝典卖又称典贴。
但典卖成为普遍现象，并上升为制度，则是进入宋朝以后。
为了规范典卖制度，《宋刑统·户婚律》专设《典卖指当论竞物业》一门，具体规定如下。
第一，契约为凭。
业主与典主双方达成协议后，必须签订契约，“当面署押契贴”，并经官府批准认可，“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
宋朝典当田宅须持红契，契约一式四份，由双方当事人、纳税机构和县衙各执一份，缴纳税钱，交割完毕，官府验明入案。
红契不仅是被课税钤印，而且体现了官方对民事契约的认证管理，既保证契税的征收，又减少民事纠纷的发生。
第二，典权归家长。
家庭财产的典质权属于家长，“诸家长在，而子孙弟侄等不得辄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财物私自质举”。
如违反规定，卑幼欺瞒尊长，“专擅典卖、质举、倚当，或伪署尊长姓名，其卑幼及牙保引致人等，并当重断，钱业各还两主”。
第三，典卖顺序。
按该“问帐制度”规定，“应典卖、倚当物业”，必须“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但允许典卖给出价高者。
如虚抬价格，或互相欺诈，则要“并据所欺钱数，与情状轻重，酌量科断”。
第四，严禁一物两典。
“有将物业重叠倚当者，本主、牙人、邻人并契上署名人，各计所欺入己钱数，并准盗论；不分受钱者，减三等”论罪定刑，并且要“征钱还被欺之人”。
第五，典物时效。
凡典卖契约保存完好，原业主可在约定期限赎回原物；原业主身亡，其子孙骨肉在世，且“证验显然者，不限年岁，并许收赎”。
超过赎典期限，“经三十年后，并无文契，及虽执文契，难辨真虚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可由典主自行处置。
《宋刑统》有关典卖制度的规定，是宋朝商品经济日趋活跃，货币流通不断扩大，民事法律关系空前发展的结果。
但是，当时的典卖业主多为生活困苦的贫穷农民，他们以低价典卖土地财产后，往往无力收赎。
因此，典卖制度成为土地兼并转让的一种手段，促进了土地的迅速集中，加速了财产私有权的转移。
3、继承制度
《宋刑统》在继续沿用唐朝继承制度的同时，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专门增加了“户绝财产”、“死商钱物”门，分别对一般财产继承、户绝财产继承、死亡客商财产继承做了详尽规定。
（1）一般财产继承
宋朝实行不分嫡庶的众子均分法，即父母去世，其财产由诸子平均继承。
其中未娶妻者可另分得一部分聘财；非婚生子曾与生父同注于户籍并有证据，也享有继承权；养子一般与亲子权利相同。
兄弟间已亡故者，可由其子代位继承。
女子一般没有继承权，在室女（未出嫁女）只能获得一份嫁妆，而且数额仅是未成婚兄弟所获聘财的一半；南宋时期有所变化，在室女可继承兄弟应继承份额的一半。
养女一般与亲女权利相同。
守寡无子的妻妾有权继承丈夫的全部财产，但不得出卖，并应为亡夫立嗣，称为立继子；死后财产由嗣子继承，若改嫁则丧失继承权。
别居无户籍的妻妾及其子女无继承权。
（2）户绝财产继承
户绝是指无男性子嗣之户，户绝财产继承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种。
法定继承顺序为在室女、近亲、官府。
户绝财产除用于丧葬费外，全部由在室女继承；出嫁女只能获得三分之一财产，其余入官；归宗女被休或无夫无子，在娘家居住的，与在室女待遇相同。
无女则归近亲，无近亲则入官。
南宋时，归宗女的户绝财产继承权下降，仅为在室女份额的一半。
宋朝法律允许近亲尊长为夫妻双亡的绝户立嗣，称为命继子；命继子可继承部分财产，但少于在室女与归宗女。
法律也允许以遗嘱的方式继承财产。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颁布的《户绝条贯》规定：
“若亡人遗嘱，证验分明，依遗嘱施行。
”南宋时期，有关规定更为明确。
遗嘱继承的前提条件是既无男性子嗣，也无女性继承人。
遗嘱继承人的范围比较广泛，不受同宗身份的限制。
但遗嘱必须经族人见证、官府审批，否则无效。
遗嘱的诉讼时效为十年。
（3）死亡客商财产继承
宋朝商业贸易发达，客商居于他乡，死于异地，其财产的处理较为复杂。
《宋刑统》新增“死商钱物”一门，准用唐及五代有关敕令规定：
死商有父母、妻、子、兄弟、未嫁姊妹、未嫁女和亲侄等随行者，任其继承收管；无上述亲属相随，其钱物先由官府保管，待继承人确定后依数酬还；如无继承人，钱物充公。
此外，客死在中国的外国商人的直系亲属，可认领其遗留的财产。
宋朝财产继承制度的完善是前所未有的，对女子继承权的确认是最早的，对外商遗产的处理原则也是往代所未及的，充分反映了宋朝民事法律规范的成熟与完备。
（三）经济法律内容
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财政需要的不断增加，宋朝的经济立法有所加强，主要有禁榷立法、货币立法、市易法、市舶条法、会计立法、审计立法等。
1、禁榷立法
禁榷又称专卖，是国家对某些商品的生产或销售进行垄断经营的制度，又分为全部专卖制与部分专卖制。
前者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包括“民营官卖”，统归国家独占经营；后者是商人在国家直接控制下进行购买和销售。
宋朝为解决财政危机，扩大了汉唐以来的禁榷范围。
除盐、茶、酒以外，还有钒、香药、铁、石炭（煤）、醋等多种商品。
从宋初开始，就对盐、茶、酒等产品进行控制，明令规定：
私自煎盐三斤、酿酒三斗、造酒曲十五斤、炼钒十斤，均处极刑。
两宋期间，制定有专卖法规严加管制，尤以盐、茶两项立法最为重要。
盐的生产由国家统一管理控制，私人不得擅自经营。
官家及商人经营，要有“盐引”或“盐钞”。
否则，依成盐斤两定罪量刑。
盐的分销有“官鬻”与“通商”两种形式，前者为官营运销，后者为商贩运销。
经营者须按规定在产盐地批发食盐，在指定地区贩卖；若入禁地贩食盐十斤或硷盐三斤以上，依法处死。
茶的专卖与盐法大致相同。
在江淮一带产茶区，有专门机构统一掌管生产经销。
茶农除以茶折税外，还要将茶卖给官府；匿不送官及私卖者，茶叶没收，按值论罪。
主管官吏私以官茶贸易，价值一贯五百即被处死。
私自将茶叶卖给少数民族地区，按军法治罪。
2、货币立法
宋朝以前，主要流通金属铸币，包括铜钱与铁钱。
宋朝货币仍以铜铁钱为主，其制造、发行、流通、兑换、币值等均由官府统一掌管，严禁民间私自铸钱。
《宋刑统·杂律》“私铸钱”明确规定：
“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
”同条所附《刑部格敕》又加重规定：
凡私自铸钱或组织谋划者，一律处绞刑并决杖一百；从犯或容留犯人者，加役流并决杖六十；铸钱地邻保配徒一年，里坊村正决杖六十。
此后，两宋政权还陆续颁行诏敕，对钱币的规格、毁损、私运、境外贸易等作了详备规定。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易流转的加快，宋朝白银贵重，铜钱不足，铁钱笨重，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遂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交子最初产生于四川地区。
真宗时，四川行用铁钱，比值低，份量重，不便于商旅携带和民间日常使用。
于是，十六户富商用财产作保证金，以纸制交子进行结算，并可随时兑换。
后因经营亏损，财力衰减，资金紧张，不能及时兑现，导致纠纷争讼不断，官府随即禁止行用。
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在转运使薛田的建议下，始设益州交子务，将交子的印制、发行收归官府控制，并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法规，大致内容有：
（1）交子的流通期限为三年一界，期满后须换取下一界交子方可行用。
（2）每界发行总量为1206340缗。
（3）每界交子的印发，须备有本钱36万缗作为准备金，以保证其信誉和顺利流通。
（4）禁止私人印制交子，伪造者按私造官府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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