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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浅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摘要: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苏联中后期领导人对于局势认识不清,未能及时采取合理的改革举措;此外,苏联早期领导人在应对危机时采取的部分权宜之计,也为苏联日后的发展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最终戈尔巴乔夫激进而幼稚的改革彻底摧毁了苏联。

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民族的特性始终得以体现。

关键词:

苏联解体改革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民族问题

苏联解体是二战后范围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政治剧变。

客观地讲,当时的苏联虽然深陷内忧外患中,但当时没有任何人敢相信、会相信如此庞然大物会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做出了当时最“悲观”的预测:

苏联可能会在2050年左右解体。

即便是极端看衰苏联的人,也没有想到这件事会提前59年发生。

而事实上,在二战结束之后,苏联与美国作为世界唯二的超级大国长达46年之久,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成就也并不逊于美国太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本文将从苏联的发展、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与论述,剖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一、沙皇俄国的崩溃与苏联的建立

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压之下,俄国国内物资匮乏,出现了物价飞涨、供应不足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纷纷罢工抗议战争与通货膨胀。

同时,彼得格勒在1916-1917年又遭遇了罕见的严寒,极度加大了物资供给的难度,人们开始进行恐慌性的抢购,同时恶性事件也越来越多。

而在此时,尼古拉二世沙皇对局势出现了极端严重的误判,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离开了彼得格勒。

1917年的2月下旬,天气转暖,人们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而当局并未采取任何有效手段制止这一切。

虽然俄国各革命政党并未在这一过程中顺水推舟,扩大事态,但情况仍然向无可挽回的方向发展了下去。

几天过后,军队中出现了哗变,这一事件很快演变成为大规模哗变以及彼得格勒的彻底失控。

很快,起义者占领了整个城市。

在这样的情况下,实权派大臣以及军队将领纷纷要求沙皇授权建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而非对沙皇负责的政府,实质上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

但此时,彼得格勒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起义者喊出了“沙皇退位”的口号。

总而言之,当时的情况是十分混乱的,革命的人群将越来越激进的意见呈递给资产阶级代言人——杜马临时委员会,而杜马的反馈又在不断地激化革命人群的情绪,这形成了一种死循环。

最终,沙俄帝国被永远地埋葬在了1917年3月3日。

此后,代表资产阶级的杜马临时委员会接管了国家政权,在这一过程中,苏维埃组织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宣传革命精神,并瓦解了旧帝国军队的秩序。

但杜马纠结于派系纷争与沙皇退位后巨大的权力真空,迟迟未能解决当时俄国上下迫切想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战争与通货膨胀。

这给了共产党人机会,而列宁也在此时返回俄国领导革命。

借助之前起到的良好宣传效果,苏维埃逐渐增加自己手中的筹码。

同时,在列宁的主张下,全党上下也不断修正观念,使得更多的人拥护苏维埃。

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最大的争议就是,苏维埃为了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允诺组建共和国,并承诺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

考虑到历史上俄罗斯族与俄国其他民族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什么支持布尔什维克,就需要打一个问号了。

在布尔什维克的努力下,他们争取到了大部分群众的支持,而资产阶级政府不断内讧,导致他们的力量与声望都在下降。

在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十月革命爆发了。

布尔什维克很快取得了对政权的实际掌控。

但在此时,资产阶级的力量仍不可忽视,而社会主义者内部其他派系,如孟什维克等,也认为应当与资产阶级党派联合举行立宪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人还是选择召开立宪会议,但也做好了推翻立宪会议,直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准备。

而立宪会议的结果也确实并不利于布尔什维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果断地选择了强行解散立宪会议,直接接管政权。

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是必要的;但对于国家而言,这样罔顾一般民主原则与社会发展规律,仅仅凭借强权将无产阶级专政凌驾于民主共和国之上的行为,是不利的,是会导致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严重扭曲的。

但是,回到那个时代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无法以现代眼光苛责特殊时期下的特殊举措。

总之,布尔什维克在这个激烈的博弈过程当中,逐渐地建立了苏联。

二、列宁时期的苏联

苏联共产党掌握国家之后,情况并不容乐观,他们需要同时面对内忧外患:

首先,是对一战敌国的媾和;其次,是国内敌对势力的反扑;此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敌视也是必须考虑的。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初期选择了“战时共产主义”,政治上逐渐集中,但当时的苏共中央也在考虑如何发展党外民主;经济上授予农民土地,与之捆绑在一起的还有集体农庄制度和粮食征收制(余粮征集制),同时苏共也在进行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摸索。

在解决内忧外患之后,列宁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如何在苏联实践民主制度”以及“新经济政策”上面。

“新经济政策”可以总结为以下方面:

(1)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

(2)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从而承认市场机制。

(3)在国家保持经济命脉(冶金、运输、燃料工业、石油等)的情况下施行中小工业的非国有化。

(4)把大工业企业联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实行经济核算。

(5)取消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动员,按照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支付劳动报酬。

(6)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中的自由,鼓励合作社,农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

(7)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实行租让和租赁。

(8)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实行货币改革,发行稳定货币。

这是苏共第一次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但起初苏共党人对于市场的容许度仅限于“区域内的物物交换”。

随着情况的发展,后来在全国范围内自发地形成了一定的交易秩序,列宁也就这种现象逐步提出“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方应当转为货币交换形势”、“不必害怕资本主义的某些增长”、“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商做买卖”。

虽然这些举动的根本目标还是“绕开资本主义商业原则”,但这是苏共首次承认市场关系的作用,对于指导之后的经济建设工作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也曾就这点提出: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而党外民主制度的建设,主要体现在工会的建设上。

列宁认为,苏共的任务是把工会建设成党的预备队、党的监督人以及党的协助者。

同时,在苏共十大上,列宁也做出了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其主要内容包括:

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实行普选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对于一切重要的问题必须经过充分的讨论,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决议一经通过就必须遵守;党委会不仅要向上级,也要向下级报告工作。

但同时,为了防止民主制度演变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苏共十大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决议规定禁止一切派别活动,“凡是中央委员进行派别活动的,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开除出党。

”但是,在日后,这一条决议自身就成为了某些人手中用于党同伐异的工具,可以说是历史的玩笑。

这是列宁时期最后一次制定全党全国的大政方针,但苏共并没有能够为“新经济政策”的转型在政治上做好足够的铺垫,也没有使苏共进一步民主化,可以说是列宁时期关于党和国家建设最大的遗憾。

三、斯大林时期的苏联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以苏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的身份成为新的苏联最高领导人。

在讨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分析一下斯大林同志的性格特征。

斯大林出身于格鲁吉亚的鞋匠家庭,幼年丧父,青少年时代生活较为艰苦,在中学时代加入社会主义政党,此后参加革命活动,屡屡被捕,逃脱后又继续革命。

这造就了他刚毅坚强的性格,也埋下了粗暴任性、刚愎自用的种子。

同时,我们也认为,这些经历也导致了他强烈的权力欲望。

而斯大林接过苏联的重担时,情况对他、对国家来说,都比较难以处理。

在国内政治方面,列宁去世前,曾正式声明“斯大林同志应离开苏共总书记这一岗位”,这既导致了他本人对于党内其他实力派人物的严重猜疑,也为党内其他高级干部日后反对斯大林的政策留下了口实。

而国内经济方面,由于国内工业化进程以及国际战争风险的共同影响,斯大林认为原有的“新经济政策”已经不足以满足预期的工业化需求,于是他决定进行计划性、集中性的工业化。

这种想法遭遇了以布哈林为代表的苏共党内“市场派”干部的反对,认为这种政策将重蹈“军事共产主义”的覆辙,降低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农民对党的认可程度。

对于世界格局,斯大林的考量则停留在大俄罗斯主义上。

这种思维在斯大林处理与纳粹德国的关系时体现地淋漓尽致。

首先,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初现端倪时,苏联选择与英法共同采取绥靖政策;之后的波兰争端中,斯大林又与希特勒瓜分波兰,并进一步瓜分欧洲。

这一切行为,都建立在未能清楚认识到希特勒威胁的基础之上,也体现了斯大林“唯俄罗斯利益”思想,而这对于全球共产主义事业无疑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影响。

当然,党内也有许多干部反对他的这些方针。

在自身的猜忌与外部的反对之下,斯大林开始了“大清洗”与“肃反”,目标则是几乎所有反对他、反对过他、“他认为反对他”、“有人认为反对他”的所有人。

而这些政治迫害的后果则是:

党内民主氛围被严重破坏;不再有人能够纠正不合时宜的经济政策;文化界万马齐喑;官僚体制低效化、腐败化。

当然,斯大林利用自己的威望、决心与远见完成了国家的全面重工业化,打赢了伟大的卫国战争,这是他不容忽视的历史功绩。

为了实现大俄罗斯的理想,他也不遗余力地在“体现国家意志”的方面投入精力,比如军事工业、科学技术等,但他的性格却又将这些事业向他所希望的反方向推去。

这样一个扭曲的体制,只有斯大林自己能够勉强维持其不失控,而一旦失去强权人物的控制,体制必将崩溃。

四、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通过一系列政治斗争取得了最高权力。

当时,人们对他都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是改革斯大林模式诸多弊端的不二人选。

他所做的事情,基本可以总结为“斯大林支持的他都反对,斯大林反对的他都支持”,但他并未合理解决斯大林模式中遗留的体制问题,尤其是忽视了许多“斯大林在位时得以维持,而斯大林去世后出现严重问题”的领域。

同时,斯大林时期的部分外交思维,在赫鲁晓夫时期进一步恶化。

因此,虽然赫鲁晓夫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解冻”,但并没能提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不能改变僵化的官僚体系,这便会在经济管理领域出现较大的偏差。

同时,由于赫鲁晓夫本人的好大喜功,国内经济部分领域情况恶化,“匈牙利事件”之后的苏联国际声誉也一落千丈,同时苏联还被美国拖入了军备竞赛。

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了斯大林时期的体制问题进一步恶化,也使得苏共大部分高级干部对赫鲁晓夫由支持转向不满。

1964年,勃列日涅夫发动政变,迫使赫鲁晓夫下台。

勃列日涅夫吸取前任的教训,在经济领域上采取了较为广泛的改革,强调利润对于企业的重要性,改革管理体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发展。

但勃氏未能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扩大市场化、改革官僚体系,反而固化了官僚体系,实质上取消了苏联原本的官员轮换制度,他本人也逐步独揽党政军全部最高领导权力,官僚体制腐败进一步加剧,社会效率降低,社会财富事实上开始空心化。

同时,勃氏继承了他前几任好大喜功的特点,贸然出兵阿富汗,进一步损耗了国力。

此外,苏联经济结构还死死维持着斯大林时期的情况,结果是,苏联的重工业甚至超越了美国,但百姓生活水平十分有限,主要消费品在质量极差的情况下还长期短缺,底层部分走投无路的民众开始采取违法犯罪行为维生。

同时,苏联的意识形态,伴随着官僚体系的僵化与经济的逐渐停止,逐渐丧失了生命力,西化思想开始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在混乱的思潮中迷失了自我。

这是一个上层醉生梦死、底层民不聊生的社会,也是一个必将走向毁灭的社会。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接任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意识到了社会的严重问题,决定真正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这两个人在任时间过短,不仅未能做出实质上的改变,反而客观上加剧了苏共高层党争,导致苏共执政效率进一步降低。

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

契尔年科去世后,戈尔巴乔夫在党内元老的支持下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戈氏同样意识到了社会上存在的巨大问题,因此他积极向西方靠拢,放开市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但戈氏的改革急于求成,加之其对于西方近乎幼稚的信赖,导致了苏联之前积累的矛盾在这一时期全面爆发,先是由于经济改革方针过于激烈,导致国有企业迅速崩溃,而私营企业未能及时补足需求漏洞,西方也没有给苏联提供任何帮助,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人们已经对苏共失去信任的时候,经济危机很快点燃了政治危机,政治危机与苏联建国开始便有所偏颇的民族政策结合,又促进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国家内部的混乱,使得依附于苏联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变立场,外交危机也同时产生了。

在多重危机的联合打击之下,苏联崩塌了。

六、俄罗斯人的民族性

我们讨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就一定要剖析这个民族的特性。

俄罗斯人生活在东西方之间,既受到希腊-罗马文明在精神与艺术上的熏陶,也曾被蒙古人征服数百年,受到东方血统的深远影响。

在这样的共同影响之下,俄罗斯民族的科学、哲学、文学与艺术精神倾向于西方,而政治与生活传统则偏向东方的集中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领导人在改革当中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便只是“用野蛮征服野蛮”,用集中与强权的手段推行西方先进的科技与文化,以增强国家软、硬实力,而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另一个矛盾的地方在于,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这些领域,在古代往往被贵族垄断,从而造成了俄罗斯民族中“西化的精英”与“东方的平民”这一现象。

因此,俄罗斯每次改革,如果没有鲜血浇灌,便只能产生“官僚体系利用平民的‘愚蠢’,实质上违抗了‘君主’意志的同时,养肥了自己”这一后果。

七、总结

由于复杂的历史、政治与民族文化原因,苏联在建立之初便给自己埋下了几颗“威力巨大的地雷”。

在后来的发展当中,斯大林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政策,达到了保卫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目的,但也造成了官僚体系逐步僵化,经济、文化等领域无法自我纠偏,民族问题进一步激化等问题。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纠结于党争,未能意识到已经影响到国家生死存亡的社会危机,也未能及时进行改革,从而使局势逐步踏向深渊。

最终,戈尔巴乔夫过于激进的改革葬送了一切。

 

参考文献:

1《苏联真相:

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2《赫鲁晓夫回忆录》

3《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4《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

5《让历史来审判:

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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