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言为例浅析冯梦龙偷情故事的模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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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言为例浅析冯梦龙偷情故事的模式

以“三言”为例浅析冯梦龙偷情故事的模式

　　摘要:

明代中叶,市民阶层成为新兴的庞大读者群。

为了在迎合读者和劝善惩恶之间找到平衡点,冯梦龙在“三言”中叙述了大量的偷情故事,并为这些偷情故事设计了颇具匠心的模式。

　　关键词:

三言;偷情;模式

　　明代中叶,城市商业经济空前繁荣,市民阶层迅速壮大,文学创作的接受对象逐步大众化、市民化。

为了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实现文学作品的商业利益,文学创作也不得不迎合世俗的审美情趣,将大众的审美情操作为一个重要的创作追求。

因而“三言”的作者冯梦龙也需要在创作中加入一些世俗的、新奇刺激的元素;而冯梦龙作为一个传统文人,也不忘文人士子的节操,肩负起文以载道的使命,怀着“醒世”“警世”“喻世”之志,整理、编撰“三言”,通过对偷情人物角色的不同命运安排,来达到维护封建道德伦理的目的。

这些性爱故事既满足了读者感官享受的需要,又以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向读者灌输趋善避恶的观念。

　　另外,为了在迎合读者和劝善惩恶之间找到平衡点,冯梦龙为偷情故事设计了颇具匠心的模式:

　　一、佳人临窗赏街景,路人见色起淫心

　　冯梦龙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都具有传统男权社会赋予女性角色的共同特征:

美丽。

在中国古代,受文人青睐的女性,多是容颜姣好的。

如兰陵笑笑生笔下的“潘金莲原是大户人家的小妾,颇有几分姿色”（《金瓶梅》）,施耐庵的“看那妇人,虽无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

但见:

松云髻,插一枝青玉簪儿;……若非雨病云愁,定是怀忧积恨”（《水浒传》中的金翠莲）,等等,都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在中国古代的男权社会中,男性的统治地位不仅表现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也表现在对女性的统治和要求上。

社会认可的男性价值往往与其财产、社会地位、拥有的女性数量与质量息息相关。

尽可能多地占有女性,尤其是出色的女性,是男性展示其社会能力与权力的重要标志。

在性别歧视与等级制度的双重压迫下,外貌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根本条件,女性唯一可以选择的生活机遇是依赖于姿色来取悦男性,来可能获得幸福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女性只不过是靠容貌依附于男性的物化了的人。

　　冯梦龙作为一个生活在男权社会里的男性,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主流观念的影响,将外貌视为衡量女性价值的主要标准。

因此,冯梦龙笔下的女主角们都长得美貌非凡,少女鲜妍明媚,妇人端庄秀丽。

　　如:

《喻世明言》第二十三卷《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写刘素香:

“生得凤髻铺云,蛾眉扫月,生成媚态,出色娇姿。

”

　　又如《喻世明言》第二十九卷《月明和尚度柳翠》写吴红莲道:

“年方二八,花容娇媚,唱韵悠扬;……这长老看了红莲如花似玉的身体,春心荡漾起来”;写柳翠翠,“年纪一十六岁,生得十分容貌”,“丰姿貌美,聪明秀丽”,且色艺双绝。

　　此外,尽管这些女子们一个个生得漂亮非凡,但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特别是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下,终日只能在深闺走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外面的狂蜂浪蝶始终难以窥见这些天姿尤物。

所以,为了使故事能顺利发展下去,冯梦龙为“奸夫”“淫妇”设计了一种合情合理的邂逅模式――女主角偶然一次临窗赏景,恰巧路过的男子一见动心。

　　《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和陈商的风流韵事就是由此引发的。

新婚四年的丈夫蒋兴哥于二月到广东做生意,与妻子王三巧约好一年便回。

到来年二月,王三巧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时常到前楼窗边张望,将路过的陈商错认作丈夫,因此揭开帘子,定睛而看。

陈商恰巧抬头望见王三巧,原来是个年少的美妇人,从此心心念念地放她不下。

　　《醒世恒言》第二十三卷《金海陵纵欲亡身》中亦有类似情节,“海陵在汴京时,偶于帘子下瞧见定哥美貌,不觉魄散魂飞,痴呆了半晌。

”在这里,冯梦龙安排帘子作为金海陵与定哥邂逅的媒介。

　　《喻世明言》第三十五卷《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中杨氏被和尚奸骗也是由“帘子”引起。

如若当初没有帘子下的相遇,杨氏就不会遭遇被丈夫抛弃被和尚奸骗的悲惨事件。

这些都符合女主角偶然一次临窗赏景,恰巧路过的男子一见动心的邂逅模式。

　　由此看来,在冯梦龙的邂逅模式里,窗、舱门和帘子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若少了这些元素的介入,偷情故事将难以合情合理地发展下去。

当然这只是一个重要的模式,而并非唯一的模式,本文在此不作详述。

　　二、“红娘”居中巧周旋,佳人中计失贞节

　　在中国历史上,“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

郊特牲》）,女性从来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

在这种男尊女卑的形势下,贞节成了封建伦理对女性（而不是对男性）的特殊要求,它包括婚前的守护贞操和婚后的为夫守节。

　　到明末,程朱理学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针对女性的贞操观念开始宗教化。

与以往相比,明清时期的贞节观念极为严密:

从一而终,守身不二;节烈、禁欲、保守、忠贞是对女子的基本要求。

据《古今图书集成》,明代的节妇烈女多达三万五千多人,由此可见贞节观念在当时有多么深入人心,贞节成为一种风俗习惯,当其根深蒂固的时候,往往忘其根本,可以说差不多成为人们的下意识了。

　　这种环境下,女性是很难自觉地生发出偷情的念头甚至将此付诸实践的。

如若没有外在因素的刺激和其他条件的辅助,女性的偷情行为将无法成为现实。

为此冯梦龙在“三言”中塑造了一大批“三姑六婆”形象,来承担传统女性偷情的引导者和协助者的角色。

　　“三姑六婆”的特殊身份,使得她们成为女性闺房与外界相连接的重要媒介:

一方面,因为年老色衰,她们的抛头露面被视作无伤大雅;另一方面,因为同是女人,她们可以自由出入小姐夫人们的闺房。

她们的出现,打破了闺阁内外的界限,直接冲击封建伦理道德的严防谨守。

　　如:

《醒世恒言》第十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中的陆婆,贪图钱财,遂以卖花为由诱说潘寿儿,并与潘定下了深夜咳嗽为号,将布条连接起来垂下楼来让张荩攀援而上,待五更时分再用此法让张荩下楼。

在这篇小说里,若少了陆婆这个做脚的从中传话,定策期约,后来也不会生出奸骗杀人这一段说话。

　　《喻世明言》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中的闲云庵尼姑王守长,见了张远放在香桌上的两锭细丝白银不由眉花眼笑,答应设法约陈玉兰到庵中与阮三相会,成其云雨。

如果没有尼姑的介入,阮三与陈玉兰虽彼此有意却是难以相见。

　　还有《喻世明言》第二十三卷《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张生与霍员外家第八房之妾的风流韵事全仗乾明寺老尼的成全;《喻世明言》第二十九卷《月明和尚度柳翠》中柳宣教是导致玉通禅师犯色戒的罪魁祸首;《喻世明言》第三十五卷《简帖僧巧骗皇甫妻》正话部分中的婆婆是伙同和尚奸骗皇甫松之妻杨氏的同谋,等等。

　　在冯梦龙的偷情故事中,“三姑六婆”常以配角的身份出现,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她们的特殊身份使她们成了连接闺阁内外的媒介,弱化了闺阁内外的严防谨守,使得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有了褪色的可能。

她们是女主人公思想命运转变的直接导火线,对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完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奸夫往往难善终,报应昭昭自古今

　　“三言”是商业经济的产物,尽管它们的文学价值很高,甚至可以与同时代世界上最优秀的小说相比较,但它们的文学价值并不能掩盖其突出的或曰典型的商业特质。

　　晚明时期,读者构成发生了重要转变,读者成分经历了由官吏、文士为主转向官吏、文士与市井细民并存的过程。

冯梦龙及时注意到这种转变,顺应局势将“三言”所面对的阅读对象定位在市民阶层。

市民阶层是一个人数众多、涉及生活面广阔的社会群体,上至富商巨贾、下至雇工歌妓,多有包罗。

冯梦龙根据市民阶层的读者定位编撰图书,选题取向与时代贴近,迎合市民阶层欣赏情趣,夹进与色情、与性、与消遣和刺激有关的情节,从而使原来的故事更娱人和有趣。

　　同时冯梦龙又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具有传统意识的文人,其内心深处始终把儒家经世济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放在第一位。

因此,他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将“导愚”作为“三言”的编辑宗旨,通过“三言”“开拓民心,相劝行善”,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古今小说序》）。

因此,他就不能不通过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安排设置来表达自己的善恶标准和道德评判准则,以求“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警世通言序》）。

　　对于男女偷情,冯梦龙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在《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有一段议论:

“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

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为了向读者灌输偷情可耻的观念,冯梦龙往往给“奸夫”安排一个悲惨的结局。

　　《喻世明言》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的梁尚宾假冒表弟奸骗其未婚妻。

对这样的不仁不义之徒,冯梦龙为之设置了梁因犯强奸罪被依法问斩,已离异之妻田氏嫁与鲁学曾为妻,“有老婆的翻没了老婆,没老婆的翻得了老婆”。

更有甚者,冯梦龙还在文章结尾加了一句“梁尚宾子孙遂绝”,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时代,断子绝孙无疑是最严厉的惩罚。

　　《喻世明言》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的入话部分明确表达了冯梦龙“戒色欲”的主张。

春秋时有个陈灵公私通于夏徵舒之母夏姬,后被心怀愧恨的夏徵舒射杀。

陈灵公为贪恋女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尽管冯梦龙对男女偷情持反对态度,但也不是一味抹杀。

冯梦龙虽不推崇“至情论”,但也受到明代中后期兴起的高扬个性和肯定人欲的思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的自由权利和情感价值。

因此,对于真正的“有情人”,冯梦龙抱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三言’中的商人在追求女性的过程中,因其对女性的态度不同而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手段。

一种商人对女性尊重,真诚,并靠着自己的真心诚意而赢得了女性的芳心,并建立了美满的家庭;另一种商人本身追求女性就是看中其外貌,并且大都通过金钱来达到其最终目的――玩弄女性。

各自对女性态度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结局。

”

　　如《喻世明言》第十九卷《杨谦之客舫遇侠僧》之中杨益的际遇。

李氏是有丈夫的,但和尚当时称李氏是寡妇,因此杨益并非有心夺人妻子,不知者不罪,冯梦龙对杨益的处理要宽容很多。

杨益在李氏的帮助下在几乎人人懂妖法的安庄县站稳了脚跟,三年知县任满后还带了一批财宝返回临安,可谓是财色双收了。

　　《醒世恒言》第二十八卷《吴衙内邻舟赴约》之中的吴彦也是得到冯梦龙的宽大处理的。

扬州府尹之子吴彦,在行舟上与荆州司户贺章之女贺秀娥两情相悦,夜间潜入贺秀娥船舱中与其私会,并私定了终身。

不料当夜两船皆解缆开船,分道扬镳,吴彦无计可施,只好躲在贺秀娥床底下。

东窗事发之后,贺章派人将吴彦送归父母,并不作为难。

后来吴彦中了进士,除授县尹,择吉迎娶贺秀娥过门成亲。

　　冯梦龙对“奸夫”的两种不同处理反映了其强烈的门第观,他对“奸夫”的宽容是有选择的。

上文提到的陈商、梁尚宾等,都非士人,他们因为偷情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死于非命,有的甚至断子绝孙;而杨益、吴彦等同样与女子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升官发财,一切只因为他们是读书人。

　　冯梦龙在本质上是一个封建士大夫,他所处的社会氛围和他的社会角色使他特别偏袒于官宦家庭和文人士子,这些人通常直接与聪明智慧、好侠仗义等褒义词挂钩,言语中颇有“唯成分论”的味道。

因为这种门第观,冯梦龙为“奸夫”们设置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出身差的就铁面无私严厉惩罚,出身好的文人士子则费尽心思为其开脱,并为其设计圆满的结局。

　　四、佳人失节非有意,夫妻再续结发情

　　明社会上开始出现尊重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

对此,凌?

鞒踉?

有这样一段议论:

“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

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

及到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

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

及到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

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满少卿饥附饱?

r》）这段话公开抨击了封建社会中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迫切地呼唤着两性关系的平等。

　　冯梦龙以敏锐的洞察力感受了当时进步的思潮,也在“三言”中表现出对女子失节的某种程度的宽容。

　　《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冯梦龙容忍了刘慧娘的失节,安排乔太守将刘慧娘判给孙润,将孙润的未婚妻配与刘慧娘的未婚夫,成全了刘的名节,又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表现出对越轨的少男少女的保护。

　　再如《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被陈商引诱失贞,丈夫蒋兴哥知道后“如针刺肚”,万分痛苦地休了她,但还是对她深情不减。

最后蒋兴哥也不嫌三巧二度失身,又破镜重圆。

冯梦龙对王三巧的处理表明冯已开始重视人生的真情实感和尊重爱的权利,传统的贞节观念已经失去绝对的支配作用。

　　在这些故事里,冯梦龙的妇女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进步倾向。

但是,他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文人,仍然囿于传统礼教,大力推举贞节之操,以封建说教为己任,这表现在他对失节的容忍是有选择的,对节烈的肯定则是无条件的。

　　如《警世通言》第三十八卷《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就对有伤妇节的行为予以强烈批判,极力丑化荡妇形象。

入话中的步非烟、正话中的蒋淑真等荡妇形象是冯梦龙对女性的丑化,是以漫画的笔法勾勒出来的,是对人物性格的简单化处理。

这类作品中的女性都没有自我形象,没有女性的视点、立场,这是作者用极为夸张的描述表现荡妇的丑恶。

这种对节烈的无条件肯定,对失节的有选择的容忍,是“三言”的主导倾向。

我们应该注意到它的市民精神和进步倾向,但决不能夸大它并因此掩盖其对传统伦理价值的理性认同。

　　冯梦龙以“导愚”作为编辑图书的宗旨与目的,以“适俗”作为策略,以“传之而可久”的传世意识作为内在驱动力,三个方面互为依托、相辅相成。

在这些理念的支配下,冯梦龙精心设计了一种偷情故事的模式,即以女性相貌、男女邂逅、牙婆说诱为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最终女性越轨,而奸夫淫妇的结局则不尽相同,通过对这些环节的精细的描写,使“三言”实现了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商业功能的统一,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1]沈金浩.论“三言”“二拍”的科举观与门第观[J].明清小说研究,2000（4）.

　　[2]赵林娜.明代商业思潮与《三言》《二拍》[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