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俊齐国的市场经济与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管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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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俊齐国的市场经济与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管子》
李学俊：
齐国的市场经济与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管子》
李学俊：
齐国的市场经济与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管子》
拙作《齐国的革命与中国宪政》发表以后，有不少读者对书中观点感到吃惊，为了让读者了解齐国宪政产生的市场经济背景，特补发本文，有助于读者了解齐国的真实历史与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与齐国的宪政。
世界经济学学界公认，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是经济学的三座理论高峰。
但是中国春秋时期齐国成熟的市场经济产生了管仲这位人类第一位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管子》这部可与这三本巨著媲美的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
《管子》集中体现了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思想。
全书已经探讨了政治经济学中主要的问题：
论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论述了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对市场、产权、资本、资源、财政、货币、信贷、就业、产业、宏观调控、财富分配、阶级关系、社会稳定、社会法治都做了广泛的论述，形成了系统理论。
其中许多思想见解，例如双向宏观调控经济的思想比现代西方经济学单一货币调控的理论还更为先进有效。
管仲用自己的王道政治经济理论辅佐齐桓公，采用了政府适度干预市场的经济模式，使齐国迅速民富国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强大的国家之一。
世界经济学学界公认，经济学有三座理论高峰，即三部最伟大的著作：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因此，在世界经济学学术论坛与历史谱系中，中国经济学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与声音，一直都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占据绝对的主流、主导地位。
但事实上，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由于自神农时代市场的诞生到春秋时代三千年左右，市场经济已经逐渐发育成熟，于是产生了可与《国富论》、《资本论》和《通论》媲美的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管子》；产生了人类第一位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管仲。
一、《管子》是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
凭什么说管仲是人类第一位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
因为管仲早在两千多年前不仅已经研究了政治经济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王道政治经济学思想，而且辅佐齐桓公，亲自实践了自己的理论思想，采用了政府适度干预市场的经济模式，使齐国迅速民富国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强大的国家之一。
就亲自实践自己的政治经济思想，并取得巨大成功这一点而言，是迄今为止包括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等几乎所有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们所没有的。
为什么说《管子》是可与《国富论》、《资本论》和《通论》媲美的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
《管子》不是管仲所著，而是管仲两三百年后人们对他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的记载与总结。
全书探讨了政治与经济学中主要的问题。
已经具有了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思想萌芽；揭示了亚当.私密后来揭示的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还论述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对市场、分工、产权、资本、资源、财政、货币、信贷、债券、就业、产业、宏观调控、社会财富分配、阶级关系、社会福利、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法治都做了广泛的论述，有些领域已经有了系统深刻理论。
其中许多思想见解，例如对市场经济原理与机制的认识，对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本关系的认识，对商品与货币的认识、对市场宏观调控的认识等许多方面，比今天西方经济学不一定更详细系统，但某些见解更为深刻全面正确。
例如用货币与商品双向宏观调控经济的思想比现代西方经济学单一货币调控的理论还更为先进有效。
其“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安高在乎同利”的政治经济学思想，“非吾道，虽利不取”的利益利润观，远比今天西方经济学更为人性合理先进，是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政治经济思想之一。
二、春秋时代中国的市场经济
中国自传说时代神农教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1]的市场产生，到春秋时期，已经三千年左右，市场由小到大，逐步发育完善，虽然整个经济主要还是自然经济形态，但初步的市场经济已经诞生，并逐渐走向成熟。
其具体表现在十大方面：
1、商品交换场所普及，城市国家诞生；
2、社会分工发展，公有私有产权明晰；
3、自由市民阶层形成，大资本积累产生；
4、市场交易通用货币，确立货币经济；
5、国家与民间信用及信用体系产生；
6、土地自由买卖、雇佣劳动产生、商品丰富、交换通畅；
7、市场自由竞争，国家依法而治；
8、国际自由贸易；
9、政府通过货币与粮食对市场进行双向调控；
10、基本财政体系建立（详见作者专著《冲破经济学危机--人类和谐共富论》第四篇市场论）。
由于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市场经济的空前发展，新兴的工商阶级的日益强大，国家之间激烈的竞争与广泛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引起的对于未来社会与国家的重构的抉择与探讨，为中国思想文化提供了空前自由的氛围与伟大而丰富的思想理论主题，于是呈现出人类罕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辉煌景象。
《管子》就是在这样的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对当时政治经济问题的历史回答与总结。
三、“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管子》是什么样的思想著作
《管子》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思想著作？
人们一直争论不休。
由于《管子》思想十分丰富，你可以从中读到先秦各家的某些思想见解，所以，论者争论不休也就自然的了。
但所有这些争论，基本都是用先秦百家各自的思想为标准来界定，所以注定没有定论。
总观《管子》发现，其主要内容是记载与总结管仲任齐国宰相，辅佐齐桓公富民治国的思想理论、政策方法、经验教训，其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
其内容在纵向时间上上自“神农教民日中为市”开始长达三千多年，横向涉及当时天下各国。
因此，管仲代表的学派不是已有定论的先秦百家中的任何一派，而自成体系的独立一派：
政治经济学学派。
其思想集成《管子》就是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
由于管仲是主张“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安定天下为目标的王道思想，而非主张以个人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只讲效率，不讲公平道德，导致社会危机的现代西方的自由经济学理论，也反对用武力掠夺财富的霸道理论，也非殖民主义的原始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因此我们可称之为“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而《管子》就是以“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富民治国论”。
（二）、何谓王道政治经济学？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认识清楚：
何谓王道？
《尚书》曰：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2]”
其意是说，不要偏私结党，保持社会的公正就是王道。
管仲看来，王道就是“以人为本”，先富民，再依法治理的国政，就是一种仁政。
所以他对齐桓公说：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3]。
也就是说国家的全部政治经济活动的根本是人，人是社会全部政治经济活动的目标与保障。
正是有了“以人为本”鲜明的政治经济思想，因此，管仲不仅主张“藏富于民”，而且主张“先富民”，“再治国”：
“凡是治国的根本办法，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
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
为什么呢？
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
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
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裕的，动乱的国家必然是贫穷的。
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4]）
人们普遍认为管仲相齐桓公推行霸道，这是对管仲莫大的误解。
重要原因是不区分王道与霸道。
管仲就曾明确对桓公说：
“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
[5]
王道与霸道区别何在呢？
管仲说：
“能通晓万物本质者成就皇业，能洞察治世之道者成就帝业，实行德政者成就王业，靠武力征讨者成就霸业。
武力不是推行至高道德的王业本身，仅仅是辅助实现君王称霸的手段。
”[6]
“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且（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
”。
[7]即得天下人拥护者成就王业，得半数人拥护者成就霸业，所以圣王礼贤下士，将财富与天下人共享。
“道，是人的性命之所出，而不是由人而生的。
圣王明君是善于领悟和运用的。
所以，治民有经常的道，生财有经常的法。
”道“是万物的枢要，做人君的掌握这个枢要来处理事物，天下就是有奸伪之心的人也是不敢尝试的。
”道“是存在于虚处的，行道的人君在，道就畅通无阻；行道的人君不在，道就闭塞起来。
没有道就不能治民，没有道就不能理财。
民治财育的结果，福利还是归于君主。
这样，明君看重道和法而看轻国家，也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君主治理国家就是用道在那里治理；王治理天下，就是用王道在那里治理。
”[8]管仲的这些深刻的思想还落实到国家具体的理财政策上。
例如齐桓公问管仲国家如何理财的时候，管仲说，行王道的国君藏富于民，行霸道的国君藏富于大夫，败亡的国君将财富藏在箱子里：
桓公问管仲说：
“请问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管仲回答：
“成王业的藏富于民，成霸业的藏富于大夫，败国亡家则是把财富收藏在箱子里。
”桓公说：
“何谓藏富于民？
”管仲说：
“请拿出栈台所存的钱币，贷放在城阳一带；拿出鹿台的钱币，贷放在济阴一带。
国君还向百姓下令说：
‘百姓富君主不会穷，百姓穷君主不会富，因此国家不向百姓征收钱币，府库也不积累钱财，把财富都藏在百姓手里。
’……”[9]）
管仲反对霸业，极力主张桓公成就王业，实施“以人为本”，“藏富于民”，“先富民”，再治国的思想。
总之，管仲认为用深得天下民心、与民共享财富、推行德政的“道”来治理天下，就是王道。
所以管仲正的政治经济理论就是王道政治经济学。
（三）、王道政治经济学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是“安高在乎同利”
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藏富于民”，“先富民”，再治国。
而治理国家稳定天下的最高境界是“统治者与天下人同利”：
“人，没有不喜爱获利憎恶祸害的。
因此，与天下人同利的，天下人就拥护他；独占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就图谋他。
天下人所图谋的，地位虽然确立也必然倒台；天下人所拥护的，地位虽然尊高也没有危险。
所以说：
“高度的安全稳定在于与天下人同利。
”[10]
“与天下人同利”这种思想在中国文化传承中后来发展为儒家的“大同思想”。
由于桓公采用了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治理齐国，百姓安居乐业，经济繁荣，其他国家人民也纷纷“移民”齐国，资本也汇集齐国，于是齐国迅速成为人民富裕，综合国力强盛的国家，号令天下。
所以司马迁曰：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11]”
太史公对管仲功绩评论大致中肯，但对管仲思想的评论有失精准。
管仲并不推崇霸道，司马迁误以管仲之王道为霸道，对后世影响很大，以至今人，谈及管仲，每每默认司马迁这个结论。
而事实上，在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前，桓公推行霸道，多次对外动武用兵，管仲都极力反对，因桓公不听而均告失败，最后才接受了管仲的王道理论。
在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过程中，管仲先是将武力作为威慑，制止了楚国与郑国、宋国的战争；然后“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东存晋公于南，北伐孤竹，还存燕公，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反位已霸”[12]
也就是说，管仲使齐国综合国力强盛并不是靠使用暴力掠夺人民，用武力掠夺他国，或者挑动其他国家互相冲突战争，然后从中渔利，而是靠“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基本国策的实施。
在一匡天下的对外关系中，武力仅仅作为制止冲突与战争，实现其稳定天下和平的王道的手段而已。
对于管仲的用王道制止战争，匡扶天下，孔子赞誉为大仁大义，予以了很高的评价：
子路说：
“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以殉，可是管仲却没有自杀。
管仲不能算是仁人吧？
”孔子说：
齐桓公九次召集诸侯开会，（制止了战争，安定了天下），从来没有动用武力，这些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就是他的大仁大义！
这就是他的大仁大义啊！
“[13]}
子贡问：
“管仲不能算是仁人了吧？
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为公子纠殉死，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
”孔子说：
“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
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
哪能像普通男女那样拘泥小节，自杀在小山沟里，而谁也不知道呀。
”[14]
四、《管子》对政治经济问题的系列理论论述
（一）、王道市场经济理论
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思想理论不主张靠暴力掠夺人民，也不使用武力掠夺他国财富，不推行殖民主义与强权政治使齐国强盛，而是靠“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基本国策，那么，怎样实现这个基本国策呢？
管仲的思想与政策就是发展市场经济。
由于管仲推行的市场经济是在其王道政治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所以我们称之为：
“王道市场经济”。
对于市场与经济，管仲在“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王道政治经济理论指导下，实施了系列王道经济政策，所以政治经济大获成功。
司马迁在《史记》中作了客观的记载：
管仲在齐国执政为相之后，凭借小小的齐国滨临大海的地理条件，流通货物，积累财富，富国强兵，与普通人同好同恶。
所以他的著作中说：
‘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饱暖就懂得荣辱；君王的享用有一定制度，六亲就紧紧依附；礼、义、廉，耻的伦理不大加宣扬，国家就会灭亡。
颁布政令就好象流水的源头，要能顺乎民心。
’所以他的政令浅显而易于推行，一般人所向往的，就因势而给予；一般人所不赞成的，就顺应而革除。
管仲掌理政事，善于转祸为福，转败为功。
十分注意事情的轻重缓急，谨慎地权衡利害得失。
[15]
市场是什么？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是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价格确定机制。
萨缪尔森定义代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定义：
“市场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和劳务价格以及交易数量的机制。
在市场体系中，每一样东西都有价格，即物品的货币价值。
价格代表了消费者与厂商原因交换各自商品的条件。
如果我同意以8050美元的价格购买一辆经销商的‘二手’福特轿车，这就表明该汽车对于我的价值高于8050美元。
另一方面，这一价格也必须高于交易商眼中该汽车的价值。
二手汽车市场就这样决定二手福特车的价格，并经由自愿交易汽车分配给那些估价较高的买着。
”[16]
关于买卖双方共同决定商品价格的机制，萨缪尔森写得非常轻松：
“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价格还是一种信号。
……
在市场中，是价格在协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
较高的价格趋于抑制消费的购买，同时刺激生产；而较低的价格则鼓励消费，同时抑制生产。
价格在市场机制中起到平衡的作用。
[17]”
对于市场配置资源，调节生产的作用，他继续描述道：
“在每一时点，市场都有一些人正在购买，而另一些人正在出售；一些企业正在投资于新产品，而政府正在制定管制传统产品的法规；一些外国企业正在美国开设工厂，而美国的企业也正在将他们的产品销往海外。
在这些喧嚣混杂的经济活动之中，市场正在不断地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存、为谁生产的问题。
当市场平衡了所有影响经济的力量时，市场就达到了供给和需求的市场均衡。
”[18]
也就是说，现代西方经济学核心思想是将市场看成是资源配置的方法与价格确定的机制。
相比之下，管仲对市场的认识比现代西方经济学全面深刻得多。
第一、市场是商品交换、资源配置的场所，解决民生的人间正道
首先，管仲认为市场是汇集自然资源，商品交换的场所，是人们合作利用资源，解决国计民生的正道：
“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
正是道也。
[19]”即市场是天地生产的财富积聚交易的地方，天下万民交换获利的场所，这是发展经济的正道。
可见，管仲对市场认识不仅是商品交换资源配置的地方，实现商品价值的场所，已经提高到经济发展的“正道”的层面上。
也就是说，发展市场经济是实现“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人间正道”。
因此，不能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不能解决国计民生问题：
“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矣。
”[20]即交换商品的人有市场，没有市场则人民的用度就匮乏。
）
第二、市场是形成价格的机制
市场的机制作用是什么呢？
市场的机制作用就是通过商品自由交换来确定商品价格：
“市者，货之准也。
”[21]也就是说，市场是确定商品价格的机制。
由此可见，管仲在世界上首次指出了市场的重要机制就是确定商品价格。
对于价格机制形成的结果，他认为不应该是暴利高价。
因此他反对大资本操控市场导致高价暴利，主张普惠的低价格市场，其本质就是主张商品价格与价值相等。
如果市场物价相对较低，就不会产生暴利，各种事业也能搞好，市场需求得到满足：
“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
百利不得，则百事治。
百事治，则百用节矣”。
[22]大意为：
所以，各种货物价格低廉，那么各种商品就不能获得暴利；各种商品无暴利{价格与价值大体一致}，各项事业就都能治理；各项事业治理好了，各项需求就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
第三、市场中“自利利他”现象与“损人利己”现象并存
几乎所有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与理论家，在论述市场作用的时候，都引证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伟大作用”来描述市场的合理与完美。
集大成者萨缪尔森当然不列外：
管仲的这些深刻的思想还落实到国家具体的理财政策上。
例如齐桓公问管仲国家如何理财的时候，管仲说，行王道的国君藏富于民，行霸道的国君藏富于大夫，败亡的国君将财富藏在箱子里：
桓公问管仲说：
“请问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管仲回答：
“成王业的藏富于民，成霸业的藏富于大夫，败国亡家则是把财富收藏在箱子里。
”桓公说：
“何谓藏富于民？
”管仲说：
“请拿出栈台所存的钱币，贷放在城阳一带；拿出鹿台的钱币，贷放在济阴一带。
国君还向百姓下令说：
‘百姓富君主不会穷，百姓穷君主不会富，因此国家不向百姓征收钱币，府库也不积累钱财，把财富都藏在百姓手里。
’……”[9]）
管仲反对霸业，极力主张桓公成就王业，实施“以人为本”，“藏富于民”，“先富民”，再治国的思想。
总之，管仲认为用深得天下民心、与民共享财富、推行德政的“道”来治理天下，就是王道。
所以管仲正的政治经济理论就是王道政治经济学。
（三）、王道政治经济学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是“安高在乎同利”
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藏富于民”，“先富民”，再治国。
而治理国家稳定天下的最高境界是“统治者与天下人同利”：
“人，没有不喜爱获利憎恶祸害的。
因此，与天下人同利的，天下人就拥护他；独占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就图谋他。
天下人所图谋的，地位虽然确立也必然倒台；天下人所拥护的，地位虽然尊高也没有危险。
所以说：
“高度的安全稳定在于与天下人同利。
”[10]
“与天下人同利”这种思想在中国文化传承中后来发展为儒家的“大同思想”。
由于桓公采用了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治理齐国，百姓安居乐业，经济繁荣，其他国家人民也纷纷“移民”齐国，资本也汇集齐国，于是齐国迅速成为人民富裕，综合国力强盛的国家，号令天下。
所以司马迁曰：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11]”
太史公对管仲功绩评论大致中肯，但对管仲思想的评论有失精准。
管仲并不推崇霸道，司马迁误以管仲之王道为霸道，对后世影响很大，以至今人，谈及管仲，每每默认司马迁这个结论。
而事实上，在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前，桓公推行霸道，多次对外动武用兵，管仲都极力反对，因桓公不听而均告失败，最后才接受了管仲的王道理论。
在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过程中，管仲先是将武力作为威慑，制止了楚国与郑国、宋国的战争；然后“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东存晋公于南，北伐孤竹，还存燕公，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反位已霸”[12]
也就是说，管仲使齐国综合国力强盛并不是靠使用暴力掠夺人民，用武力掠夺他国，或者挑动其他国家互相冲突战争，然后从中渔利，而是靠“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基本国策的实施。
在一匡天下的对外关系中，武力仅仅作为制止冲突与战争，实现其稳定天下和平的王道的手段而已。
对于管仲的用王道制止战争，匡扶天下，孔子赞誉为大仁大义，予以了很高的评价：
子路说：
“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以殉，可是管仲却没有自杀。
管仲不能算是仁人吧？
”孔子说：
齐桓公九次召集诸侯开会，（制止了战争，安定了天下），从来没有动用武力，这些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就是他的大仁大义！
这就是他的大仁大义啊！
“[13]}
子贡问：
“管仲不能算是仁人了吧？
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为公子纠殉死，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
”孔子说：
“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
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
哪能像普通男女那样拘泥小节，自杀在小山沟里，而谁也不知道呀。
”[14]
四、《管子》对政治经济问题的系列理论论述
（一）、王道市场经济理论
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思想理论不主张靠暴力掠夺人民，也不使用武力掠夺他国财富，不推行殖民主义与强权政治使齐国强盛，而是靠“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基本国策，那么，怎样实现这个基本国策呢？
管仲的思想与政策就是发展市场经济。
由于管仲推行的市场经济是在其王道政治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所以我们称之为：
“王道市场经济”。
对于市场与经济，管仲在“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王道政治经济理论指导下，实施了系列王道经济政策，所以政治经济大获成功。
司马迁在《史记》中作了客观的记载：
管仲在齐国执政为相之后，凭借小小的齐国滨临大海的地理条件，流通货物，积累财富，富国强兵，与普通人同好同恶。
所以他的著作中说：
‘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饱暖就懂得荣辱；君王的享用有一定制度，六亲就紧紧依附；礼、义、廉，耻的伦理不大加宣扬，国家就会灭亡。
颁布政令就好象流水的源头，要能顺乎民心。
’所以他的政令浅显而易于推行，一般人所向往的，就因势而给予；一般人所不赞成的，就顺应而革除。
管仲掌理政事，善于转祸为福，转败为功。
十分注意事情的轻重缓急，谨慎地权衡利害得失。
[15]
市场是什么？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是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价格确定机制。
萨缪尔森定义代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定义：
“市场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和劳务价格以及交易数量的机制。
在市场体系中，每一样东西都有价格，即物品的货币价值。
价格代表了消费者与厂商原因交换各自商品的条件。
如果我同意以8050美元的价格购买一辆经销商的‘二手’福特轿车，这就表明该汽车对于我的价值高于8050美元。
另一方面，这一价格也必须高于交易商眼中该汽车的价值。
二手汽车市场就这样决定二手福特车的价格，并经由自愿交易汽车分配给那些估价较高的买着。
”[16]
关于买卖双方共同决定商品价格的机制，萨缪尔森写得非常轻松：
“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价格还是一种信号。
……
在市场中，是价格在协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
较高的价格趋于抑制消费的购买，同时刺激生产；而较低的价格则鼓励消费，同时抑制生产。
价格在市场机制中起到平衡的作用。
[17]”
对于市场配置资源，调节生产的作用，他继续描述道：
“在每一时点，市场都有一些人正在购买，而另一些人正在出售；一些企业正在投资于新产品，而政府正在制定管制传统产品的法规；一些外国企业正在美国开设工厂，而美国的企业也正在将他们的产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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