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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城市史

扬州城市史

第二节扬州

　　扬州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它位于江淮丘陵的东部边缘。

历史早期南临江海，又是沟通江淮运河的交汇点，曾发展成为著名的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港口城市。

唐、宋以后，随着江面的束狭和江岸的南移，虽不再成为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港口，但仍以地处江、运之交的漕运要冲而经久不衰。

一、春秋至南北朝时期的扬州

1.古邗城及广陵城

　　早在春秋后期，据《左传》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

“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①。

这是扬州建城的最早记载。

　　自吴王夫差始建邗城后，仅十三年，周元王三年（前473年），吴国即被越国所灭，邗城归越。

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楚并越，尽取吴故地，邗城又属楚。

至“楚怀王十年（前319年），城广陵”②，《尔雅》云：

“大阜曰陵”。

楚怀王又取其地“广被丘陵”之意而改称“广陵城”，广陵之名自此始。

秦统一六国后，置广陵县。

《读史方舆纪要》：

“广陵城，楚旧城。

《史记．表（指《六国年表》）》：

怀王十年，‘城广陵’。

秦因之；二世二年，‘广陵人召平为陈王徇广陵’，是也”③。

秦汉之际，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意欲建都于此，一度改称广陵为江都，

意即临江的都城。

刘邦建立西汉，封侄刘濞为吴王，建都广陵。

《汉书．地理志》：

“广陵为吴王濞所都，城周十四里半”④；郦道元《水经注》云：

广陵城，“楚、汉之间为东阳郡，高祖六年为荆国，十一年为吴城，即吴王濞所筑也”⑤；又李善《芜城赋》注引汉“王逸《广陵郡图经》曰：

‘郡城吴王濞所筑’”，均有刘濞筑城的记载。

对此，雍正《江都县志．吴王濞城考》指出：

“《汉书》第谓为濞所都，于筑城无明文，则《水经注》所云濞筑新城者，或亦修筑而都之，非别创也”。

证之考古调查所得，古城遗址与《汉书》所云“城周十四里半”正相吻合，说明吴王濞的广陵城只是在古邗城基础上“就城修筑，未更原址”。

经过吴、楚七国之乱后，吴国被废。

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徙汝南王非王江都”。

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立皇子胥为广陵王。

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徙山阳王荆为广陵王”。

十四年（71年），“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

广陵又相继成为江都国、广陵国的都城。

东汉末年，战乱迭起，广陵城郭为墟。

六朝时期，广陵曾有过三次有关

筑城的记录：

第一次是东吴时，广陵成为魏、吴两国的边境。

吴王孙亮曾于建兴二年（253年）派卫尉冯朝修广陵城，但功未就。

据雍正《扬州府志》：

三国时，“故城犹在。

后属吴，又属魏，皆议重建，不果”。

第二次是东晋太和四年（369年），桓温“领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发州人筑

①《左传》哀公九年。

②《史记》卷一五《六国表》。

③《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三“江南”五，扬州府．江都县．广陵城。

④《续汉书．郡国志》亦同。

⑤《水经注》卷三○《淮水注》。

广陵城，移镇之”①。

但据雍正《扬州府志》称：

“晋初广陵还治故城为重镇，桓温大修筑之”，也只是在故城基础上的修缮。

又据考古发现，古城垣北墙内壁的护墙砖上，戳印有“北门壁”的铭文，亦可推断为东晋桓温所筑城垣的遗迹②，也仍然在汉吴王濞城的旧址上。

第三次是南朝刘宋竟陵王诞于大明二年（458年）又“发民筑广陵城”③。

史载：

“广陵旧不开南门，云：

‘开南门者，不利其主’；诞乃开焉”④，可见诞所筑仍为广陵故城，只是在城墙南面新开南门而已。

　　竟陵王刘诞筑城的次年，大明三年（459年）发动叛乱，沈庆之攻入广陵。

史载：

“庆之身先士卒，亲犯矢石，克其外城，乘胜而进，又克小城”①。

说明刘宋时广陵已有小城和外城两重城垣。

刘诞久萌称帝之志，曾“修乘舆法物，习唱警跸”，很可能仿宫城之制，在大城内另筑小城，惟在古城垣中已不见小城遗迹。

又史载：

“宋竟陵王诞时又增筑外城、子城，城益大”②。

竟陵王反叛失败后，“城中士民，大小悉命杀之”。

参军鲍照目睹劫后疮夷，有感而作《芜城赋》，广陵因而别号“芜城”。

据李善注《芜城赋》云：

鲍照“登广陵故城”作，并引《汉书》说：

“江都易王非、广陵厉王胥皆都焉”。

鲍照所登既是吴王刘濞故城，也可证明广陵故城刘宋时仍无变迁。

萧梁时，侯景之乱，太清三年（549年），攻下建康的台城后，分兵掠广陵，广陵又再一次受到破坏。

陈宣帝太建十年（578年），北周大将王轨败陈吴明彻军，取得淮南地后，改广陵为吴州。

以上可见从邗城到广陵到吴州，均在同一个地址上。

其地理位置，据《太

平寰宇记》载：

“城在州之西四里蜀冈上”，这个“州”，乃指宋时扬州的州城“宋大城”。

当时蜀冈以南是长江河谷的泛滥平原，地势卑湿，不宜居住，因而城址选择在蜀冈以北的谷地上。

其北又与雷塘（一名雷陂）相邻，引雷塘之水至城，也解决了城市用水的需要。

古邗城就是在“西踞蜀冈，北抱雷陂”的地理环境下建立起来的。

古邗城的遗址在今扬州市西北约二公里许的蜀冈南沿，仍保存相当完好。

1978年南京博物院进行调查和发掘③，古城周长七公里左右，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城址西起蜀冈东峰的观音山，东达小茅山，北到古雷陂之南，南临蜀冈南沿的长江古岸，即今观音山下东西一线。

古城遗址的地面上仍残留不少版筑城垣、壕堑和古河道的遗迹。

由于历史上迭经变迁，唐代曾以这一古城垣为“子城”，北宋作为“堡砦城”，南宋又改为“宝佑城”。

南宋灭亡后，始被废弃，留下至今仍可见到的遗迹。

现存古城，东墙北起江家山坎（庄名），至孙家庄北，复东转南折，达铁佛寺；西墙北起西河湾，南止观音山下；北墙由西河湾东北行至尹家庄，折向北至尹家壕子，再东行至江家山坎。

南面从观音山迤东，经梁家楼、象

①《晋书》卷九八《桓温传》。

②据曾庸：

《汉至六朝间砖名的演变》，载《考古》1959年1期。

两汉称砖为“瓴甓”，六朝称“壁”，隋唐始称砖。

③《南史》卷一四《竟陵王诞传》。

④《南史》卷一四《竟陵王诞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宋纪》一一。

②雍正《扬州府志》及嘉庆《扬州府志》均有此记载，但据考古发掘，在古广陵城外并无其他城隍断堑遗迹可寻，其说不足为据。

③见南京博物院：

《扬州古城1978年调查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9期。

鼻桥至铁佛寺一线，为蜀冈南缘，高约4-10米不等的陡直峭壁。

城垣外，西、北、东三面环以城壕。

东城壕宽不过20—40米，现多已淤塞。

城壕外，隔土岗有古河道遗存。

东墙下谭庄之东有一处豁口，外有一片半圆形的高地，城壕至此绕过其外缘，显系城门、瓮城和月河的遗迹。

西城壕宽达100米左右，东、西墙和北墙偏东处各有一处豁口，豁口外也均有半圆形的瓮城和月河的遗迹。

另外，在东城孙家庄以东的东墙及西城北门西约200

　　米处的北墙上，各有一处地势低洼的豁口，可能为古代水门遗迹，后者至今当地人仍称之为“北水关”。

由铁佛寺向南即通向古邗沟。

　　春秋时，长江口还是一个喇叭形河口，扬州以上才具江型，以下还是开阔的海湾，当时江岸就在蜀冈南缘。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于黄初六年（225年）“如广陵故城，临江观兵”，见“波涛汹涌”仍望而生叹①。

到东晋、南朝时，江岸开始南移。

刘宋永初三年（422年），南兖州刺使檀道济镇广陵时，附近“土甚平旷，刺史每以八月出海陵观涛，与京口对岸，江之壮阔处也”②。

这时广陵附近江岸南移，蜀冈下已形成“土甚平旷”的长江冲积平原。

两汉时，“广陵曲江有涛”③，这时由于广陵附近江岸南移，著名的广陵潮已经消失，不得不到近百里外的海陵（今泰州）去观涛了。

东晋、南朝时，蜀冈下广阔的冲积平原经过劳动人民的开发，已经田畴

相望，成为广陵城的郊区。

东晋谢安镇广陵时，曾建宅于今天宁寺，后舍宅为寺。

近年来，考古发现在今蜀冈下扬州城内有六朝青瓷出土④，为六朝时人们已在这片平原上居住并从事生产活动提供了物证。

2.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春秋时，吴城邗，目的在开邗沟以沟通江、准。

从建立邗城起，扬州的发展和繁荣，就和邗沟这条水道密切相关。

这条水道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也就决定了扬州的兴衰。

吴王夫差初开邗沟时，由于时间仓促，运道开凿不够理想。

第二年北上

与齐争霸时，仍是由江入海，再由淮入泗的。

先秦时期，从邗城到广陵，因位居邗沟入江之口，起了沟通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

两汉初年，吴王刘濞城广陵时，为了实现其政治上的野心，招纳“亡命”之徒采铜、铸钱、煮盐，并开邗沟支道从茱萸湾东通海陵仓，客观上对扬州地区的经济开发起了促进作用。

枚乘《七发》中侈陈衣食声色之美，正是广陵地区经济得到发展的写照。

东汉建安二年（197年），陈登任广陵太守时，重开邗沟，截弯取直，缩短了江淮之间的航运距离，并开陂塘以利灌溉。

今扬州西数十里有“陈公塘”；相传即为其所开。

近年扬州出土大量汉代的文物，铜器中有星云镜、月光镜、昭明镜、鎏金嵌玉铜带板等，制作技巧及造型均极精巧，反映了当时扬州手工业生产的水平。

三国时期广陵处于魏、吴两国边境，成为双方角逐的军事重镇，战乱频仍，遭到不少破坏。

西晋建立之初，晋武帝鉴于淮南地区经济富饶，漕运便利，复立广陵郡。

永嘉之乱后，北人大批南渡江、淮，扼邗沟入江之口的广

①《资治通鉴》卷七○《魏纪》二。

②《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

③王充：

《论衡．书虚篇》。

④罗宗真：

《扬州唐代古河道等的发现和有关问题的探讨》，《文物》1980年3期。

陵，成为北人侨居集中之地。

除元帝大兴元年（318年）侨置青州于广陵外，后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年）徐、兖二州刺史亦镇于广陵，促进了广陵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

沈约《宋书》谓：

“荆、扬户口半天下。

江左以来，以扬州为重，根本所寄，委荆州以阃外”；又谓：

“扬部有全吴之沃：

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①。

沈约所云，系指大江南北的整个扬州而言，但广陵在其中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刘宋诗人鲍照在其《芜城赋》中描述广陵全盛时的情景为：

“车挂轊，人驾肩，■■扑地，歌吹沸天。

孳货盐田，铲利铜山。

才力雄富，士马精妍”。

其后，虽经刘诞之乱及梁时侯景部将郭元建攻破广陵的两次浩劫，但毕竟已为日后隋、唐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六朝时期，广陵已成为文化发展的名城，杜佑《通典》描述东晋、南朝时期的广陵云：

“永嘉之难，帝室东迁，衣冠萃止，艺文儒术，于斯为盛。

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呤咏不辍”。

二、隋、唐时期的扬州

　　隋统一全国后，开皇九年（589年），改吴州为扬州，是为扬州正式命名之始。

十八年（598年），改广陵县为邗江县。

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改扬州为江都郡，邗江县为江阳县，以江阳为江都郡治。

唐初武德三年（620年），扬州徙治江南润州江宁县，以江都郡为南兖州。

七年（624年），改为邗州。

九年（626年），恢复扬州旧称，并设扬州大都督府；省江宁之扬州。

从此，扬州城的名字固定下来，并成为州一级地区的名称。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析江都县合渎渠（即运河）以东地置江阳县。

高宗永淳元年（682年），以江都之扬子镇置扬子县。

据《新唐书》记载：

江都“东十一里有雷塘”①，说明唐初江都县城尚在雷塘以西十一里，当仍在蜀冈之上的汉广陵城故址。

1.唐代扬州的“子城”与“罗城”

隋时扬州附近的江岸已向南伸展至今扬州城南十公里左右的扬子镇。

大业元年（605年），炀帝开邗沟即“自山阳至扬子入江”②，并在运河入江口的扬子津筑临江宫以临江观赏。

七年（611年）二月，炀帝“升钓台，临扬子津，大宴百僚”③。

其时，“京江岸于扬子，海潮内于邗沟，过茱萸湾，北至邵伯堰，汤汤焕焕，无溢滞之患”④，蜀冈下新淤涨的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沿运河两岸成为一些居民和工商业者云集的地区。

炀帝在蜀冈上大修江都宫，建筑迷楼，辟隋苑、上林苑、长阜苑、萤苑等⑤，并规定“江都太守秩同京兆尹”⑥以提高扬州的地位。

凭藉这些政治因素，促进了扬州的繁荣。

当时，在经济上扬州还未占重要地位。

①《宋书》卷五四《孔季恭等传论》。

①《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四。

③《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④《古今图书集成》卷七五三，梁萧：

《通爱敬陂水门记》。

⑤雍正《扬州府志》卷二三《古迹》。

⑥《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唐时，原隋炀帝的“宫城”所在，成为扬州大都督府以下官衙集中的地方，是为“子城”，又称“牙城”或“衙城”。

蜀冈下新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区，则称为“罗城”，亦名“大城”①。

雍正《扬州府志》及嘉庆《扬州府志》均有：

“唐为扬州，城又加大，有大城，又有子城”的记载。

　　“子城”是在汉广陵城址上建筑起来的。

在东西、南北两条中轴线相交处，有村名“测字街”（当为十字街的转音），大道的东西两端仍有东华门、西华门的名称，中心略偏北有城隍庙，据传为淮南节度使所在地，唐时称为“帅牙”。

由于蜀冈以上丘陵地带的黄粘土结构紧密，如前所述版筑土城垣，遗迹尚存。

　　建于蜀冈之下冲积平原上的“罗城”，因系土质疏松的黄沙土，加上一千余年来的风化与破坏，土城垣多已荡然无存。

唐代扬州罗城修筑于何时，史无明确记载。

《通鉴》关于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秦彦、毕师铎攻陷扬州城时，有“攻罗城东南隅”及“罗城西南隅守者焚战格以应师铎”的记述②。

但文宗大和六年（832年），在扬州淮南节度府任职的杜牧，在其《扬州三首》诗中即已留下“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的名句。

所云“重城”，当是指子城和罗城而言。

又更早在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十一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将兵讨李希烈，屯盱眙。

闻朱泚作乱，归广陵，修堑垒，缮甲兵”③。

近年有学者认为罗城或于此时所修④。

唐代扬州“罗城”的形制与大小，目前尚无定论。

一说以日本学者安藤

更生为代表，认为自蜀冈下向南抵渡江桥略北一线，也就是解放前扬州城的南垣，东墙近高桥南北一线，西墙则在观音山向南的延长线上，南北长而东西狭①；一说以朱江为代表，认为唐城南垣在潮河长春桥、凤凰桥至高桥一线，东西宽而南北狭②。

从文献记载来看，日本园仁和尚曾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来过扬

州，在其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云：

“扬府南北十一里，东西七里，周四十里”。

北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曾任过扬州司理参军的沈括，在其《梦溪补笔谈》一书中说：

“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十三步（一作三十步）”③。

他们所记东西宽度相近，惟南北长度略有出入，这是因沈括所记原文将唐后期城区向南水门外发展的河道桥梁也计算入内，使南北长度增加了四里多。

以上记载，与安藤更生所考订的唐罗城的南墙在今渡江桥以北一线是一致的。

近年来考古的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

1975年，在扬州西门外扬州师范

学院和江苏农学院基建工地发现的大面积手工业作坊；1976年，在扬州师范学院工地出土有唐咸通十四年（873年）石刻经幢及刻有“罗城官”铭文的莲花瓣瓦当；1980年6月，又出土有《大唐扬州惠照寺新修佛殿志》刻石残

①胡三省《通鉴》注云：

“古者军行有牙，尊者所在，因人以所治为衙，曰牙城，即衙城也”；“罗城，

外大城也”。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唐纪》七三。

战格，木栅栏。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唐纪》四五。

④杜瑜：

《扬州周围历史地理变迁对扬州兴盛的影响”，《江苏省考古学会1983年考古论文选》1983.12。

①[日]安藤更生：

《鉴真大和尚传之研究》页323—380，《唐宋时代扬州城之研究》。

②朱江：

《对扬州唐城遗址及有关问题的管见》，江苏文管会、南京博物院《文博通讯》1978年7期。

③沈括：

《梦溪补笔谈》卷三杂志。

碑，碑文有“惠照寺在扬外城内，当扬之理所，午未”一语，末署“开成元年（836年）九月十□日”，“理所”即治所，时人为避高宗李治名讳，称治为“理”，证实残碑出土之地即唐惠照寺遗址，并在唐罗城之内；同年秋，扬州博物馆又在扬州西郊观音山至双桥南北一线，发现残存的夯筑城垣，并在大明寺东和新庄各发现一处瓮城遗址④。

以上所有遗址均在潮河以南，也证实了将唐城南界划到今渡江桥以北一线还是可信的。

　　根据以上历史记载及考古发现，可以略见唐代城市的规模和布局，系由一个方形的小城和一个东西狭南北长的长方形的罗城所组成。

见图16-5。

　　唐代扬州城河网密布，罗城内以官河为交通干线，纵贯全城。

其流经系自东水门入城，西行至驿桥北后南北分流，向南出南水门通江，向北至蜀冈下折转向西出西水门。

城东、南二面绕以古运河，城西为护城河，均相互沟通。

此外，罗城内还有纵横交织的市河网，城内桥梁特多。

唐人韦庄诗：

“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说明仅在官河之上即有二十四桥①。

唐时城中的居民区划分为里坊，在官河以西以北的里坊属江都县，以东以南的里坊属江阳县。

　　古代扬州位于长江边的重要港口扬子津，隋、唐时由于江岸积沙南移，已远离江岸，隋炀帝开凿运河时，不得不改由仪征通江。

唐时，长江主泓道在南，江北与瓜洲并岸，扬州江岸更南移至瓜洲南岸。

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738年），润州刺史齐浣开凿伊娄河二十五里，由扬子津（今扬子桥）向

南至瓜洲镇通江②，缩短了润州到扬州的江面距离。

从此，瓜洲便替代扬子津为港口，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为扬州发展为重要的贸易港口提供了条件。

2.唐代扬州发展成为重要的贸易港口

自隋开南北大运河后，扬州因正处于大运河与长江天然航道的交汇点上，南连江、海，北接淮、汴，成为南北水路交通与运输的枢纽和财货的集散地。

唐后期经济重心南移后，扬州的地位更见重要，史称“淮、海奥区，一方都会。

兼水漕陆挽之利，有泽渔山伐之饶，俗具五方，地绵千里”③。

唐政府派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兼理漕运与盐运。

代宗广德年间（763—764年），刘晏改革漕运制度，使江南之运积扬州以后，“岁转粟百一十万石”。

至贞元年间（785—804年），“增江淮之运，浙江东、西岁运米七十五万石，复以两税易米百万石。

江西、湖南、鄂岳、福建米亦百二十万石”④。

江淮以南八道的漕粮均经由扬州北上，以至“舟樯栉比，车毂鳞集，东南数百万艘漕船，浮江而上，此为搤吭”⑤。

唐时，盐产地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等十监，均在江、淮地区，所产淮盐多在扬州集散。

洪迈云：

“唐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干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

商贾如织，

④扬州博物院：

《扬州唐城遗址1980年调查简报》，江苏省考古学会、江苏省博物馆学会：

《文博通讯》

1981年4期。

①沈括《梦溪补笔谈》卷三杂志记有横跨于官河之上二十四桥的名称。

②《新唐书》卷一二八《齐浣传》。

③陆贽：

《陆宣公集》卷九《授杜亚淮南节度使制》。

④《唐会要》卷八四《杂录》。

⑤康熙《扬州府志》卷四《疆域》。

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①。

除漕运及盐运外，唐时饮茶之风大盛，北方茶叶多“自江、淮而来，所

在山积，色额甚多”②。

南茶北运多在扬州中转，又“豫章（今江西）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则数倍”③。

其它如四川的“蜀锦”、药材，越窑的瓷器等多运到扬州集散，也促进了扬州的繁盛。

　　扬州本地手工业特产外销的也很多，所产青铜镜最负盛名，时人赞美云：

“扬州青铜作明镜，暗中持照不见影”④。

扬州所贡绫绵仅次于河北的定州。

此外，金银器和玉石雕刻也制作精美。

造船工业也很发达，大历年间（766

—779年），刘晏任扬州盐铁转运使时，曾“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船给钱千缗”⑤，造船二千余艘。

民间自造船只也不少，如“俞大娘”所拥有船只，能载粮万石，船上有巷道，并开圃种菜、酿酒、养鸡鸭，数百名水手，“居者养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间”。

1960年，施家桥（扬子镇）出土一艘残

长18.4米（原长24米）、中宽4.3米的内河货船，内有五个密封舱，成为唐代船舶构造处于世界上最先进地位的物证。

天宝十年（751年），“大风驾海潮，沉江船数千只”⑥，可见当年扬州泊船之众。

　　随着江、淮经济的发展，扬州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

“扬州常节制淮南十一郡之地，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

舟车南北，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

①。

杜牧《扬州三首》之二云：

“蜀船红锦重，越橐水沉堆”，可为写照。

当

时不仅“世为商贾，往来广陵”②，以致“商贾如织”，“富商大贾，动逾百数”③，一般官僚长史也经商渔利。

如“前长史张潜、于辩机皆致之数万”④。

大历以前，“诸道节度观察史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⑤。

由于工商业者活动的集中，人口的增加，贞元年间还出现了“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⑥的现象。

早在唐朝前期，即有波斯、大食等国的胡商来扬州经营珠宝业。

他们或由陆上丝绸之路到达长安，经汴渠前来扬州；或由海道至广州，经洪州（今南昌）转来扬州经商或定居。

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和尚最后一次东渡，随行的二十四个弟子中即有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

善听等艺术宗匠，可见当时扬州西域人已不在少。

安史之乱后，丝路陆上交通梗阻，胡商多取海道经广州前来扬州。

此后，扬州又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

肃宗乾元中（758—759年），“国

①洪迈：

《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

②封演：

《封氏闻见记》“饮茶”条。

③《太平广记》卷三三一，杨溥条引《纪闻》。

④张籍：

《白头吟》。

⑤《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二。

⑥嘉庆《瓜洲志》引《秋汀偶录》。

①《古今图书集成》卷七六五《职方典》，沈括：

《平山堂记》。

②《新唐书》卷二二四下《高骈传》。

③《太平广记》卷二九○，吕用之条引罗隐《广陵妖乱志》。

④《旧唐书》卷八八《苏环传》。

⑤《唐会要》卷八六《关市》。

⑥《旧唐书》卷一四六《杜亚传》。

家以克复二京，粮饷不给，监察御史康云间为江淮度支，率诸江淮商旅、百姓五分之一，以补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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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波斯胡人者，率一万五千贯”⑦。

可见在扬州经营珠宝胡商的富有。

上元元年（760年），刘展叛乱，“（田）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⑧。

说明胡商在扬州之多。

　　《太平广记》一书中，关于胡商在扬州经营珠宝、药材的记载更多，有的波斯人在扬州经商逾二十年，年迈以后还“思归江都”⑨，视扬州为第二故乡。

唐政府对胡商也采取保护政策。

文宗太和八年（834年），上谕：

“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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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

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①。

从舶脚、收市说明扬州已有市舶司的设置，已是外国商船经常出入的港口。

九世纪中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

（Ibnkhordadbeh）所著《道程及郡国志》一书，将扬州与交、广、泉三州并列为东方四大港口之一。

可见唐时扬州港已驰名中外。

　　七十年代考古部门在扬州唐城遗址中曾发掘到深目高鼻的三彩人面像，另在出土的僖宗光启三年（887年）《渤海吴公夫人卫氏墓志铭》中言及卫氏次子名曰波斯②。

卫氏为子取名波斯，反映了波斯人与当地人长期相处的深厚情谊。

1980年，又在扬州蜀冈的唐墓中发掘出一种绿色彩绘拉阿伯文“真主最伟大”的陶瓷背水壶，证明扬州已成为伊斯兰教在我国的传播地之一③。

唐时日本、新罗与中国的海上往来也多取道扬州，日本遣唐使来华，多“从筑紫出发，经由南岛，横渡中国海，以到达扬子江口附近”④。

前已云及唐代著名的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即从扬州出发，后来日本僧圆仁于开成四年

（839年）来华，也是自海陵（今泰州）的白潮镇登陆先抵扬州，在我国居

留十年，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成为中日友好史上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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