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利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docx
《论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利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利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论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利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论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利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内容摘要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化，同时伴随着文化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文学创作似乎亦无法停留在原本那片纯净、静谧的空间中“安贫乐道”了。
更随着经济发展的一步步前进，对于文学创作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业已不是“文学是否能商业化”的问题了，而是逐渐地演变成了“如何在商业化中更好地保持文学性”的一种争论。
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利益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已经是真真切切地摆在当下的一个活生生的事实了。
纵然有人对此痛心疾首，或深恶痛绝，认为为追求经济利益，而使得文学创作只注重商业化是有着无穷地恶果的，但却也已无力改变此一大趋势的整体走向了。
本文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即作为创作主体的创作者和文学作品，通过阐述经济利益对此二者的影响来论证现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利益对于文学创作是具有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的。
以期能通过这种论述，在经济利益与文学创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性的立场，说明二者还是可以彼此联系、达成妥协的。
关键词：
经济利益、文学创作、市场经济、文学商业性、妥协、促进作用。
导言
作家梁晓声曾在2003年的一次关于文学的讲座上，在谈及“在我们这样一个商品时代，我们有些作家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或者是为了生存有的人采取了迎合的态度，有的人采取了屈从的态度，也有少数严肃的作家在苦苦地坚持着”这一文学现象时，就简明扼要地指出说：
“我想和享乐比起来还是贫穷对我们的伤害更大一些[1]。
”
不可否认，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经济利益的“财富效应”对于每一个个人的价值观的影响都是深刻的。
其中自然也包括着每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个人，即我们所称的创作者。
诚如梁晓声的“贫穷对我们的伤害更大一些”之观点所表述的内涵那样，笔者认为，经济利益在当下对创作者而言，更多地体现为是一种物质保障与激励的作用。
而文学的表象最终还是要通过作品来展现，因而，经济利益的作用对于作品本身而言，同样也是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的，虽然作品是通过创作者的智慧与劳动所产生，但经济利益却也可以直接作用与作品，来展现其对文学的影响与促进作用。
因此，笔者想就通过对创作者与作品这两方面，来论述经济利益对于文学创作的促进作用。
一、经济利益是创作者创作行为的物质基础
通过对历史的回眸，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阶段，文学创作所遵循的模式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而是依旧保持着它的原有形态。
但这种形态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初，并没有显示出它对新的经济形势的不适应，而是依旧沿着它的原脉络继续发展。
究其原因，实乃是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深刻之故，旧的文学创作模式与新的经济条件之间的矛盾还末到质变的程度，因而也就没有爆发出直接正面的冲突。
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学创作，因保持这种既有的模式，在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必定会与经济关系爆发出激烈的矛盾，并最终在与经济的对抗中落败并主动发生变化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
事实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表现为一种无序、无主潮的时期”。
而在当时发篇稿子的稿酬只有2至8元人民币，作品的发表因为当时的报纸大多版面不多而变得愈加困难。
本已有限的版面中，副刊的文学版就更稀缺了[1]。
因而，在当时这种现实的社会大背景下，要想继续以文为生，或转为“御用文人”，为“有需要”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做“润色”的工作，以不署名的方式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
或者守着清贫，继续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但这绝非易事。
因此，笔者认为，经济利益应是文学创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物质保障。
第一，创作者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存在，生存是首要的条件。
而生存又必须以物质资料为保障，衣食住行无一不是物质。
因此，作为职业创作者，如果文学创作不能为其带来经济利益，创作的回报不能或不足以保证创作者的生存所需，则必然导致创作者的流失。
这种流失，可能是原本充满文学追求的创作者，为了生计，不得不另谋出路。
当然，放在漫长的历史中还可能是肉体上的消灭。
毕竟，因穷困潦倒而直接或间接过世的作家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
时间上相对较近的一个例证，便是近几年来非常著名的《哈利·波特》的作者，英国女作家JK·罗琳女士的经历。
有媒体近来作出报道称“罗琳日前接受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本学生杂志采访时披露，在她没有成名前，她的生活曾经一度穷困潦倒，在极度抑郁绝望之下，她曾经考虑过自杀，但她在接受心理咨询后终于熬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并走向了今天的成功[1]。
”
可见，这位畅销书作家，也曾有间接死于穷困潦倒的危险。
好在她没有跨出这最后一步。
而如今《哈里·波特》系列小说已经在全球售出了至少4亿册，并引带出了一个总值70亿英镑的附带工业。
罗琳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之一，私人财富大约高达5.45亿英镑[2]。
而当现在再提起过往的艰难岁月，罗琳说：
“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曾经抑郁沮丧而感到羞耻，从来没有。
有什么好羞耻的呢？
我度过了一段真正艰难的时光，我非常骄傲我能脱离那种生活。
”想见，让罗琳女士摆脱窘境并感到骄傲的正是《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及由巨额经济收益所产生的一种心理上的成就感。
或曰，可以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后，进行业余创作，自然就不存在生存问题这一说了。
诚然，业余创作者有其本职工作来维持生计，不单靠文学创作谋求生存。
但我们正是可以通过与这些业余创作者的对比，可以看到，更多的职业作家，正是因为能通过其创作取得了相应的，足以维持其生计乃至更可观的经济利益，这才使得他们能泰然坚守以文学创作为职业，而不必为了生计另外就业。
因此，可以说，经济利益是为创作者提供了生存与生活的物质上的保障。
第二，经济利益是对创作者创作的一种激励。
文学创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满足创作者生存所需应该算作是最初步的一种作用，往往也限于对专职作家而言。
而经济利益的更进一步的作用，则在于激励创作者进行创作。
且这种激励作用并不限于对专职作家的，业余创作者同样会受到经济利益的激励。
市场经济时代，每个人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应该都是一样的，包括文学创作者。
在改革开放之前以及初期，创作者们或许更满足于其作品获得发表、出版时，自己的文字被印刷成铅字的那种成就感。
而现如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也被印刷成铅字的成就感依旧存在，但真金白银的稿酬也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甚至成为了左右创作的一个因素。
我想，近十年来，这方面最为明显的一个事例便是琼瑶女士的《还珠格格》系列的三部小说了。
典型的就是因为之前的成功，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后，才有之后加班加点地狗尾续貂，只为了趁热打铁以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虽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也较令人反感的先例。
但却可以充分说明，经济利益对于创作者的激励作用。
撇开如琼瑶女士这般赤裸裸“抢钱”行为来说，经济利益对于一些新进作家，或者希望进入文坛的创作者而言，在精神上是很有激励作用的。
“一切产品、活动、关系可以同第三者，同物的东西相交换，而这第三者又可以无差别地同一切相交换[1]。
”获取经济利益已成为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人们致富的欲望本身。
而当人们有了欲望，这种欲望便足以再发展演变成一种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
换言之，经济利益就成为了一种激励的人追求财富的动力。
在文学创作上，经济利益的激励作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近年来以“起点中文网”为代表的网络付费阅读的兴起与经营模式的成熟。
这种模式主要表现为，创作者可以在创作完一个或几个章节后就将其在网络平台上发表出来，读者可以第一时间阅读到这部分的内容，但需要向网站支付一定的费用。
虽然每一章节仅仅需要支付几分钱人民币，但如果要把整个小说读完，和买一本纸质图书的价格倒也相差无几。
而创作者与网站每月结算一次收入，这样就在其未完成整部小说创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收入。
在这种经济利益的驱动，或者说是激励下，势必导致创作者努力加快创作新的章节的速度，还有就是想方设法拉长小说的长度。
而由于其门槛低，收益也具有及时性，不必经过出版商那么冗长繁杂的流程，就能获取收益。
因而激励了起许许多多原本没有打算“从文”的作者也来跃跃欲试。
虽然这种模式的弊端同样的明显，足可以拿出来单论与批判。
但我们却不能否认，这种模式它利用经济利益的杠杆对于文学创作的起到了促进。
促进的结果虽然初步会产生泥沙俱下的表象，但通过大浪淘沙般筛选之后，总会有有价值的东西浮现出来的。
可见，经济利益对于创作者还是有一定的激励作用的。
第三，我们都知道，物质文明决定了精神文明。
一个民族或是单个个体的精神文明程度，归根到底是由其所处的环境的物质文明程度所决定的。
所以，物质文明的影响，往往会左右乃至决定一个作家的思想的高度、广度与深度。
身处不同的物质环境中的创作者，对于创作的着眼点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
最浅显的一个例证，便可以追溯到《诗经》的作者群和“汉赋”的作者群之间的比较。
显然，从他们所处阶级所拥有的物质文明程度的角度来看，这两类创作群体，之间是有着极大的差距的，但在同一个群体内部却又有着极大的相似。
于是，一类人的创作被辑成了《诗经》，另一类人的创作被统称为“汉赋”。
这里，我们不去比较这两类作品，不探讨他们之间孰优孰劣的问题。
举此例，为证明，身处不同的物质文明下，创作出的精神文明产品也是会有区别的。
进而可以推论出，物质文明决定了创作者的思想与境界，而创作者的素养又决定了其作品的内容与精神。
而如今，市场经济无疑是现在的作家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背景，物质文明决定了创作者们必须适应这种物质基础，才可能有进一步的精神文明的追求。
创作能换来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的可期待性就构成了物质文明的一部分，就会决定创作者对其作品的定位。
“必须承认市场经济对作家的影响确实很大。
且慢说善于走市场的作家，也不说一般作家都有了市场意识，就是严肃作家的创作也必须注意读者需求与审美心理。
如今很多严肃作品也非常讲究可读性，说明它们的作者也很重视市场效应[1]。
”
市场经济背景决定了创作者们身处的环境的物质文明程度。
物质基础又决定了创作者们的思想精神必须适应这个市场经济，不能无视经济利益的作用，而仅仅泥古于“纯文学”的范围。
而创作者们的思想精神再决定了他们的作品必然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从而也就体现为一种经济利益性。
因此，笔者认为，对创作者和当下的创作环境而言，经济利益其实是创作作品时的一个内在的要求。
因此，总的说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创作的经济利益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手段，也是激励机制，更是一种内在的要求。
概言之，经济利益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起到的是一种物质基础作用。
二、经济利益也是文学作品产生与发展的动力
经济利益不仅仅对于创作者来说一种物质基础，同样对于文学作品本身而言也是其产生与发展的基础。
“经济生活不仅伴随于文学活动的过程，而且直接参与并影响文学的活动,这种对文学活动的影响表现为文学发展、演进的动力,源于人的原欲,表现于生活中的利益,流注于情感,内涵于美感[2]。
”
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自宋朝之后特别是明中叶后，商品经济发达时期，文学，特别是俗文学，或称流行文学的传播便变成一种赢利性的市场行为。
以致于使得一些俗文学的创作、评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变为追求经济利益的稻粱之谋。
这些文学现象足以说明经济利益成为促进文学发展的动力之一。
第一，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在现在这种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来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成功，很大程度就在于此作品的知晓度与它的销售量。
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看见各种各样的图书排行榜，虽然这些排行榜之间在评选范围上有着不同时间、空间及其他条件的限制与划分，但对于图书排名前后的评定标准却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销售量。
一本书的文学性的高低，对文学的贡献、影响力等等评价，虽然是对图书“质”的评价，但因为这种评价大都融入了评价者的看法，因而很难作为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对图书进行排行。
但“量”却有着其特有的客观性，自然就被用作评定图书与图书之间高低的衡量标准了。
我们不能说，这种评判标准就一定是最合理的。
但就如同高考的“一考定终生”的模式一样，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前，至少这种办法是最公平的。
在现有出版体制下，一个创作者完成了一部作品，想要成书并公开销售，必须通过出版商。
而出版商必定会对该作品进行审核，除了审核内容是否合法合规之外，是否能带来利润便成了该作品能否出版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指标。
如果一部作品本身是很有文学性的，但可能因为市场接受度很小，最终导致无人愿意为其付梓出版，最典型的就应该是近年来日益没落的诗歌作品。
总的来说，诗是极具文学性的作品，但因为现在读诗的人只占很小一部分，市场极度萎缩，而出版商对诗集往往敬而远之。
而一些通俗到了庸俗的所谓流行小说，因为市场广，倒却引来多个出版商来竞价。
当然，通俗文学也是文学，不能因为俗就视为“毒草”。
但显然其文学性不能与阳春白雪的诗歌相比。
这点各界似乎已能达成共识。
所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出版业，对于一个文学作品的价值的判断，已然不是仅以其内在文学性为唯一指标。
商业性，经济利益的可获得性，已经成为与文学性并重，有时甚至高于了文学性。
在这种“市场准入机制”中，文学性的门槛降低了，商业的门槛抬高了。
对于这种机制，文学作品要生存就要适应这种机制，主动融入商业利益性元素。
虽然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商业性元素是非争议很多，但笔者认为，在作品的生存为首要的前提下，这种屈从虽有些可悲，但却又是必须的。
一部作品，不能出版，不能面世，纵有千般才情万般真理，也是深闺无人识。
独收一份看不见摸不着的著作权，没有读者的作品，并没有多少价值。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包含着适量的经济利益性，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出版商的垂青，才能进入市场。
在进入市场之后，才会有读者去认识它，评论它。
也只有进入了市场，才能通过一个销售量这个相对客观的指标来判断它是否算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第二，经济利益对于文学作品的推广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虽然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但不能否认，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至少在数量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现在再也不是一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了，文学作品也同样如此。
创作者与出版商都已经深谙此道，如今再也不是简单地出版印刷后，就等着读者来掏钱购买的年代了，再好的作品也是需要做宣传的。
谋取经济利益是目的，宣传是手段。
但正因为要谋取经济利益而大力进行的宣传，恰恰有对文学作品起到了推广作用。
起初，还是请作家来做一个签名售书的“秀”，却发现这样不仅是个体力活，而且场地费用等的成本过高，便渐渐弃之不用。
现在比较热门的做法是上上《百家讲坛》、《文化中国》等电视节目，不仅丰富了电视观众的文娱内容，同时也无疑推广了自己的作品，是一个不错的双赢模式。
同样，现在的作家中也很少会有人拒绝别人将自己的作品搬上荧屏、萤幕和话剧舞台。
因为这种授权也意味着一笔客观的经济利益，而影视、表演作品的上映与传播又可以进一步推广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最典型的例证便是近两年来火爆荧屏的《亮剑》、《奋斗》。
而萤幕上的典型是改编自英国作家的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
这都是影视作品的成功，从而带动文学原著热销的最好例证。
又如，本文之前提到过的网络收费阅读模式下，要让别人支付费用来阅读自己的作品，就必须利用一切可行的办法来推介自己的作品，以吸引别人的目光。
虽然推介了也不一定能成功，但如果不进行推介，去效仿古代文人的独善其身的风尚，那么就很难在难以计数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自然也获得不到什么经济利益。
当然，有些作者写作仅仅是为自娱自乐、孤芳自赏，那则另当别论。
当然，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
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常常会导致书商迷失其应有的评判标准，或者叫利欲熏心，片面追求商业性卖点，而大肆推广文学性不强的作品，甚至是糟粕一类的作品。
就好比，前几年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所谓“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的事件。
书商与作者联手，高声叫卖一些暧昧不明，游走在色情边缘的作品。
可以说是一种噱头，但显然不是那么高雅与高尚，且这些作品本身也并非没有什么大的文学价值，但正因为这种推介方式，倒也在短时间内攻占了一块市场。
当然，这些东西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自然也就很快退潮了。
尤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卫慧的《上海宝贝》更是被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列为了禁书，遭到查禁。
虽然，笔者个人认为是否有必要查禁此书有待商榷，但这与本文无关，不去多谈。
但至少，可以证明，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职业操守，推广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会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甚至会对社会造成危害。
这就需要主管当局对此进行一系列的规制，来做到兴利除弊。
当然，我们的文化也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在规律中自然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由此可见，经济利益对于文学作品的推广是有积极作用的，而对优秀的文学作品的积极推广也是可以带来超额的经济利益的。
第三，经济利益对于文学作品的内容具有影响作用。
对于作品内容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其一，经济利益对于一个时期内的文学作品内容的影响。
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一个现象，当一部作品获得较大成功之后。
文坛上马上就会触发出与此相同种类的跟进之作，如网络小说开山之作《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大红大紫之后，迅速就在产生了大量的跟进之作，通过网络发表，又再通过传统纸质媒体推向社会大众读者。
也正因此，才有了后来将此类通过网络首发的作品统称之为网络小说。
之所以产生了此类现象，原因就在于之前的这部《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成功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经济利益，之后的跟风也就不难理解了。
近几年这样的例证也部少见，如《盗墓笔记》带动起来的“盗墓文学”；前文提及过的“身体写作”的那一类；再如此刻热情依旧尚未退却的“国学热”所产生的种种文学作品。
这种短时期内，涌现出的大量具有相似性的作品的现象的背后，都有着其内在的经济利益的驱动性。
其二，经济利益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本身的内容也是有影响的。
诚然之前所述，既然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那么如果在其内容与经济利益产生矛盾的时候，二者之间就必须作出妥协。
有时经济利益可以向内容投降，有时内容会屈服于经济利益的需要。
在内容屈服的时候，经济利益就对一部作品的内容产生了影响。
实践中，常有一部作品送达出版商处审稿，有时会遇到要求修改的情况。
出版商告诉作者，何处应该要修改，原因是可能读者会不喜欢。
而后，经过作者与编辑的一番探讨，又是一阵内心的痛苦挣扎后，终于忍痛下笔对自认为最有深度，最有内涵的一段文字进行了修改，甚至删除。
当然，也包括创作者为了谋取经济利益，主动去迎合市场，不写最有内涵的内容，只写最赚钱的内容。
三、经济利益对文学创作是具有促进作用
通过以上之论述，笔者认为，在我们所处的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经济利益的作用对于文学创作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对于创作者而言，经济利益最基本的作用在于保障了其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进而又对创作者的创作给予了激励与促进的动力，促使文学发展。
而经济利益作为物质文明的一部分，对于文学创作者的创作走向，境界的高低又有着重要的影响。
市场经济下，经济利益通过作用于创作主体，从而起到促进文学发展的作用。
而对于作品而言，经济利益能够作品判断文学成就的一个标准，对于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指引作用。
又由于市场经济内在规律性，使得经济利益成为了推广、宣传的文学作品的一大动力，而这种推广与宣传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并且，经济利益也已经作用到作品内容的确定，对于文学作品内容的走向有了深刻的影响。
总之，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经济观念、消费观念、人生价值观念的一系列变化，体现出与计划经济时期稳定性文学所不同的求新求变的商业文学精神。
这正如马克思说的“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1]。
”
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创作已经不能完全固守于“纯文学”的一方净土，必须适当走进经济体制之中。
随着经济利益的不断影响与催化，我们可以发现，如今的文学和文坛的变化似乎越来越多：
各种新颖的写法多了，作品类别与印数增了，小说改编影视的多了，期刊的时尚味浓了，作家比过去多了，获奖的作者多了，文学创作的个性化越来越突出，一些新派作家辛辣大胆的做派吸引了更多人的眼球。
这些都是文学在经济利益的作用下所产生的积极变化，纵然有一些现象还需日臻完善。
但笔者认为，这些新的变化还是说明了，经济利益对于文学尤其独特的促进作用的。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1][英国]弗朗西斯·马尔赫恩 [译]刘象愚、陈永国、马海良：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崔建华、聂志红：
《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4]、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5]、童庆炳：
《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
二、杂志类
[1]、宋慧敏：
《当文学创作遭遇市场经济》载于《钱经》杂志2008年第8期
[2]、许建平：
《经济生活与文学活动之关系及其研究途径》载于《社会科学》杂志2008年第3期
[3]、许建平：
《货币观念的变异与农耕文学的转型》载于《社会科学》杂志2007年第2期
三、报纸文章
[1]综合报道：
《<哈利·波特>作者曾想自杀》载于《现代快报》2008年3月24日第A10版
四、中文网站类
李运抟：
《文学畅销书透视》人民网2004年12月7日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