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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学发展简史

总论

第一章方剂学发展简史

方剂学是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经过2000多年的辛勤努力,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完善,逐渐发展起来的。

它大致经历了萌芽、酝酿、形成、发展等四个历史时期。

寻察方剂学发展变化的轨迹,熟悉历代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方书的特点及其历史贡献,对于学好方剂学是十分重要的。

兹以历史发展的前后为序,略述方剂学发展的简史。

一、萌芽时期(原始社会~周代)

方剂的历史源远流长。

远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我们的祖先靠采集草木果实,捕猎禽兽充作饮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某种药效反应或中毒现象。

相反,有时也正因为这些缘故,原有的病痛却得到好转或痊愈。

因而人们懂得在觅食时有所辩别和选择。

为了同疾病作斗争,经无数次的反复体验,集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口耳相传,进而发展到有意识地进行食用,才初步懂得了简单的药物知识。

“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饶高下。

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使民知避就。

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的记述,生动而形象地概括了药物知识萌芽的实践过程。

至夏代,农业、手工业已有显著发展,从出土文物中发现夏代的陶釜、陶罐等烹调器具已较精致,商代铜制的饮食器皿更为精巧,这就为修治和煎煮药物提供了条件。

据文献记载,商代的伊尹创制了汤药。

正如晋初皇甫谧《甲乙经·序》载曰:

“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

汤药的创制是民间用药知识长期积累的结果,是商代完成的用药经验的一项重大总结。

汤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药物的疗效,它标志了方剂的诞生。

方剂产生的上限年代已无法确定,但据《周礼》中关于“和药”“和齐”的记载,周代已经通行将药物配合成方剂,煎成汤液用于治病。

但当时也只是初步的,没有理法指导,只是对症治疗,作为方剂学这门学科来讲,也只不过是萌芽状态而已。

二、蕴酿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明代)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医与巫初步分业,加之春秋未叶文化学术发达,推动了医学的发展,使医学具备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方剂亦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创制了方剂理论和一定数量的方剂与剂型。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医方书籍,即《五十二病方》。

此书据考证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剂著作。

《五十二病方》全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方剂学成就,总数有280首,以内服及外用方剂为主。

从应用形式看,属对病或对症治疗,无理法指导,属方剂的低级阶段。

随后出现的《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略晚于《五十二病方》,是一部祖国医学的理论性经典著作。

该书载方13方,剂型有汤、丸、膏、丹、饮、酒醴六种,并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有关治则、治法、组方模式和因病而异灵活组方等,为方剂学的形成和发展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汉代,由于医药文化进一步发展,医药方书便逐渐增多。

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计有经方十一家,274卷。

这里的“经方”并非后世所谓仲景方的“经方”,而是广义的方剂类书箱。

这些“经方”虽均已佚失,但说明方剂在汉代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并按病归类,编为专书。

东汉末年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于一体,被后世尊为“方书之祖”。

书中共载方314首,其论理明畅,辨证精确,立法严谨,组方全面,用药精当,并对煎服法及服药后反应、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说明,继承发扬了汉以前的中医药理论,其中凝聚着丰富的实践知识,是现存所见到的辨证论治的经典著作,垂范后世,对方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魏晋南北朝至明代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农业、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的发达,加之文化学术兴盛,医药事业发展,相继出现了葛洪、孙思邈、王涛、成无已、金元四大家、张景岳等对方剂有着卓越贡献的名家,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方剂学的形成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方剂学术资料的积累

1.方剂数量激增:

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载方不过375首,至唐代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就载方7500首,宋代《太平圣惠方》载方16834首,明代朱潇的《普济方》载方已达61739首,约相当于《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所载方剂的170余倍。

2.方剂书籍大量涌现:

东晋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其方药多价贱易得,简便有效;南北朝时,齐永元元年(公元483年)龚庆宣撰《刘涓子鬼遗方》五卷,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外科专著,有内服、外用方药140首;徐之才(南北朝北齐人)撰有〈〈药对〉〉,创药物分类法“十种”,为后来方剂归类开创了途径;孙思邈于永徵三年(公元652年)集唐以前医方撰成〈〈备急千金要方〉〉30卷,列论诸病,并及脉法、针灸,分232门,方5300首,对唐以前的医学成就作了一定总结,许多医学资料赖以传世;唐代又一方书巨著〈〈外台秘要〉〉,是王焘撰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书中载方6000余首,为后世研究方剂提供了宝贵资料;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由政府主持,医官王怀隐、陈昭遇等编写的〈〈太平圣惠方〉〉,全书分一百卷,凡1670门,方16834首,是我国历史上由国家编写的第一部方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和剂局(设于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制售成药时的处方和制剂规范的总结,后由当时名医陈承、斐宗元、陈师文等进行了校正,即颁行全国诸药局,依方制售药剂,可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药典;《圣剂总录》是继《太平圣惠方》之后的又一巨著,载方近20000首,是方剂文献的又一次总结;金人成无己著《伤寒药方明理论》,是方论专著之首创者,对推动后世论理方剂的发展,有一定贡献;明代方剂首推朱箫的《普济方》,载方61739首,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部方书。

方剂数量的激增和方书的大量涌现,为方剂学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典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方剂学内容大大丰富

1.方剂种类及剂型增多:

汉以前仅有经方,剂型也不过汤、丸、散、膏、丹、饮、酒醴等数种。

而这一时期由于孙思邈等前辈的努力,及张洁古、朱丹溪等大力提倡新方,使新的方剂不断涌现,此时不但有经方,而且有时方、单方、验方及急救方。

同时剂型地增加了锭剂、条剂、灸剂、熏剂、药露等。

2.治法理论得到充实:

随着医方数量的增多和用方经验的积累,治法理论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发展,金、元时期因学术争鸣而形成的不同流派,就是很好的证明。

刘完素的《伤寒直格》、《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及《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等,有主火论、亢害承制论,阐述寒凉清热之法,后世称为“寒凉派”;张从正著《儒门是亲》,主张治病重在祛邪,不可畏攻而养病,详论攻下祛邪之法,后世称为“攻下派”;李杲著有《内外伤辩惑论》、《脾胃论》等,辨析补益脾胃之法,成为“补土派”的一代宗师;朱震亨著《局方发挥》、《丹溪心法》等,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阐发滋阴降火之法,后世称为“滋阴派”。

金元四大家依据各自的实践经验,创立了新的治法和代表方剂,丰富了治法内容。

(三)方剂分类的进步

方剂的分类是在方剂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进行的。

方剂分类的进步也见证了方剂学的发展。

方剂的分类首推1973年底在湖南省长沙市马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

该书将所载方剂按52种病证分类,这一分类方法是最古老、最常用的方剂分类方法,该分类法有一定适用价值,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但系统性不强,尚不十分理想。

继而《内经》提出“七方”说,将方剂按病情的缓急、病位的上下、方剂的大小奇偶分为七类,此分类方法对临床实际的指导意义尚存不足,后世鲜有采用者。

继唐代陈藏器将药物按功用归纳为十种之后,宋代赵佶《圣济经》于每种之后增一“剂”字,初步便有了“十剂”,其后金·成无已在《伤寒明理药方论.序》中说:

“制方之体,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十剂是也”,用作方剂的分类,至此“十剂”之说才正式确立。

此分类的方法所体现出按治法(功效)分类方剂的思想,较前切合实用,对于后世方剂分类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明代张景岳的《古方八阵》、《新方八阵》即沿用了这一分类方法,从而为后来更好地方剂分类法创造了良限条件。

(四)出现了将方剂作为一门专业学科进行研究的动向:

随着方剂数量的增加和运用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专门研究方剂配伍理论的书籍。

这一成就首见于金代成无已的《伤寒明理论,·药方论》,该书首次运用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对《伤寒论》中20首方剂的配伍作用进行了分析,亦即有了方解,开创了专门研究方剂的先河,促使方剂学从临床各科中分化出来。

继之,方论著作大量涌现,如元代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明代许宏的《金镜内台方议》、吴昆的《医方考》等,不但对所列方剂逐一写了方论,并对一些方剂的错讹、缺漏进行了考证,这些对阐明和研究方剂的证治机理及配伍作用,乃至临床疗效很有意义,对方剂学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前贤的不断努力,尽管有关治法、制方理论等方剂学的基本理论还比较零散,未成系统,尚未使方剂完全脱离临床各科而自成体系,形成一门独立学科,但方剂学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诸如方剂数量的激增、内容的丰富充实、分类日趋合理、专门研究方剂的配伍理论的人员和书籍的大量涌现,使方剂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三、形成时期

降至清代,方剂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而使方剂脱离临床各科而自成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是方剂学便逐步形成,其主要依据有:

(一)治法与方剂丰富多彩,形成体系:

自《内经》记载治法理论,奠定治法基础,经历代医家的不断补充与提炼,逐渐形成体系。

至清代,温病学的发展,补充了清热滋阴诸法;程鹏程著《理瀹骈文》,丰富了中医外治法;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倡导活血化瘀之法,使治法丰富多彩。

程国彰在前贤治法理论的基础上,将治法概括为八法,是对治法系统性总结,治法体系便逐渐形成了清代众多医家创制新方,如吴鞠通治温病诸方,王清任活血化病之诸方,使方剂种类臻于完善。

(二)出现了方剂学专著:

至清代已出现类似方剂学的专著,其代表作当推汪昂的《医方集解》和吴仪洛的《成方切用》两书。

汪昂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将所选方剂按治法和病证分为补养、发表、涌吐、攻里等二十二类,每类首列概说,叙述本法大意,适应范围,注意事项。

次列方名、组成、主治、煎服法与变化用法,并逐个写出方解论述组方意义,作用机理,使学者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是一部最具有代表性的方剂学专著。

惜其未列总论,美中不足,故后来吴仪洛著《成方切用》,在《医方集解》的基础上,除增添了一些新的方剂外,又将《内经》中有关制方的条文编为一篇,列在卷首,命为“制方总义”,相当于总论,弥补了不足,使全书有法有方,有总论各论,内容更加完善,这些均是将方剂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重要依据。

(三)制方理论更加系统完善:

制方理论一般包涵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制方原理的阐释;二是制方原则与方法。

至清代,罗美的的《古今名医方论》,汪昂的《医方集解》,王子接的《降雪园古方选注》等专著,从不同角度对临床用方的证治机理、组方原理、加减宜忌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发,促进了方剂学制方理论的完善。

在制方原则及方法方面,自《内经》提出君臣佐使之后,宋·许洪提出了具体的制方方法。

至清代吴仪洛在《成方切用》中另列“制方总义”,明确提出了制方的原则及方法,并使之更加完善、系统。

(四)方剂分类更加合理:

清以前的分类多以功用(治法)、病证分类,至清代汪昂开创了新的分类方法,即以治法(攻效)分类为主,以病证分类为辅的综合分类法,这种分类方法体现了治法与方剂的内在本质联系,符合中医临床辨证方法遣药组方的一般规律,对于方剂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四、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广大中医工作者对方剂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人才培养:

建立高等院校,并招收方剂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了一支专门从书方剂教育和研究的专业队伍,为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做出了贡献。

2、编写教材:

编写出版了各种面向不同层次的《方剂学》教材与专著,使方剂学的概念与理论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

3、文献整理:

点校或重印了大批古籍方书,编撰出版了载方近10万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

4、创制新方:

创制了许多确有效验的新方,如清胰汤、兰尾清解汤、利尿排石汤、宫外孕方等。

5、改进剂型:

方剂剂型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改进传统剂型,如汤剂改冲剂(小柴胡冲剂)、注射剂(生脉注射液);丸剂改浸膏剂(如银翘解毒片)、注射剂(如清开灵注射液)等。

其次是开发新剂型。

如片剂、肌肉注射剂、静脉注射剂、粉针剂、大输液、滴丸、胶囊等。

6、现代研究: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方剂的实验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

目前,对方剂的研究正在进行新的探索,即从中医药学基本理论着手,采用生物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药理学、免疫学、化学等多学科密切配合和交叉渗透进行研究,以逐步做到用现代科学验证和阐明方剂的配伍规律和作用原理。

在这方面已取得了诸多成果。

我们相信在不太远的将来,中医方剂学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全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章方剂与治法

第一节方剂与治法的关系

方剂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治法是在治疗原则指导下所确立的具体治疗措施,都是中医学理、法、方、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因此,学习和研究方剂学对于方剂与治法的关系,应首先了解清楚。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人们治病最初只知用简单的生药,而且纯系经验用药,谈不上方剂,更谈不上理法。

及至殷商时代出现了汤剂,才有了方剂的雏形,但仍然没有理法。

降至春秋战国,有了简单的方剂和诊治疾病的理论和方法,才开始有了治法。

这些治法首先于《内经》,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等等。

但这只是原则的记载,及至汉唐以后,由于医药文化进一步发展,治病经验日益丰富,方剂数量大大增加,医生为了从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大量的有效方剂中理出头绪,找出更好的治法来指导处方用药,将这些方剂和治病经验加以归纳、总结、提炼,上升成为理论,并用以指导处方用药,治法才逐渐得到深化、具体和丰富。

如汉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提出了“脉浮者,病在表,当发汗”: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唐代王冰结合临床实践提出:

治“元阳之虚”要“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治“真阴之竭”应“壮水之主以制阴光。

”宋代钱乙将冶法与脏腑联系起来,提出了五脏补泻法及其方剂等。

由此可见,从方与法产生先后来看,是先有方,后有法,“方”是用药治病的产物,“法”是对医疗经验、方剂功效进一步归纳总结的结果,从有方无法到有方有法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从辨证的角度来看,理论来源于实践,治法渊源于方剂。

但当治法上升为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处方用药,统帅方剂,即所谓:

“方从法出,以法统方。

”使处方用药避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方剂通过临床使用后又可检验治法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病情。

而且治法只有通过方剂去付之实践,才能使治法得到验证、改进和提高。

因此,二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辨证关系。

否则,方离开法,就失去了依据、方向,就成了无源之水,陷入盲目的实践或拚凑。

法离开方,就成了空洞的理论,就无从验证其是否正确。

可见,二者之间存在着以法统方,以方证法的辨证关系。

总之,方剂是治疗疾病的工具,治法是处方用药的指南,方剂体现治法,治法指导处方,二者不可分离。

落实到临床医疗实际,应当是先立法后议方,而不能本末倒置。

否则,若未立法,先拟方,凭主观想象去堆积药物,拚凑处方,必然是有药无方,疗效不佳。

所以临床治病方可以不同,而法必须肯定。

例如治疗一个脾虚挟湿,症见短气倦怠,食少便溏,脉虚无力,舌淡苔白而润的患者,可用四君子汤,亦可用参苓白术散,或可用异功散,但补气健脾祛湿这个治法总是固定不移的。

然而,若不掌握一定数量的成方作为处方用药的借鉴,单凭治法拚凑处方,也难免陷于“有法无方”的境地。

因此学习方剂学,不仅要掌握治法,也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成方。

第二节常用治法

治法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得的病情资料,加以分析、综合、判断,确定证候之后所拟定的具体治疗措施。

内容十分丰富。

大的方面就有病因疗法(如祛风、祛寒、祛暑、泻火、润燥);对症疗法(如止血、止痛、止咳、止泻);脏腑疗法(如补肝、泻肝、疏肝、柔肝、暖肝、敛肝)。

但最常用的还是清代医家程钟铃从高层次治疗大法的角度,根据历代医家对治法的归类总结出来的“八法”,正如他在《医学心悟》中所说:

“论病之源,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

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

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

”现将其内容,简介如下:

1.汗法汗法是通过开泄腠理、调畅营卫、宣发肺气、促进发汗等作用,使在表的外感六淫之邪随汗而解的一种治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

本法具有发汗解表、透邪外出、发越水气、宣通血脉等作用。

适应于外感六淫之邪所致的表证,以及麻疹、疮疡、疟疾、痢疾、水肿在身半以上而具有寒热表证者。

由于病邪有寒热之别,体质有虚实之异,故汗法又有辛温、辛凉、扶正解表的区别。

在运用时应以外有表证者为宜,且不可汗之太过,以免造成变端。

2.吐法吐法是通过药物引起呕吐,使停留于咽喉、胸膈、胃脘部位的痰涎、宿食或毒物从口中吐出的一类治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其高者,引而越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

本法具有涌吐痰涎、宿食、毒物的作用。

适用于中风痰雍,宿食或毒物停留胃脘尚未离胃入肠,及痰涎雍盛之癫狂、喉痹等,属于病位居上、病势急暴、内蓄实邪、体质壮实之证。

吐法易于伤耗正气,易致气血上逆,故体质虚弱、肝阳上亢、素患吐衄、妇人新产、孕妇等不宜使用。

3.下法下法是通过泻下、攻逐等作用,使停留于肠胃的宿食、燥屎、冷积、瘀血、痰结、水饮等从下窍而出,以祛邪除病的一类治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中满者,泻之于内;其下者,引而竭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

本法具有泻下积滞、攻逐水饮、破瘀通经和逐痰催生等作用。

适用于邪在肠胃而致大便不通、燥屎内结,或热结旁流,以及蓄血蓄水等形证俱实之证。

由于病情有寒热,体质有虚实,故下法又有寒下、温下、润下、逐水、攻补兼施之别。

下法以攻逐为特点,易伤正气,故临床应以有形实邪停留肠胃的里实证为宜,对于孕妇、产后、月经期及年老体弱者,均宜慎用。

4.和法和法是通过和解或调和的方法,使半表半里之邪,或脏腑、阴阳、表里失和之证得以解除的方法。

和解是专治邪在半表半里的一种方法。

至于调和之法,戴天章说:

“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广温疫论》)。

可见,和法具有祛除病邪、调整脏腑功能等作用。

适用于邪犯少阳不和、肝脾不和、肠胃不和、气血不和等证。

和法的分类较多,如和解少阳、调和肝脾、调和肠胃、疏肝和胃、分消上下等。

若邪气不在半表半里,或病情单一,则不宜使用和法。

5.温法温法是通过温里祛寒的作用,以治疗里寒证的一种治法。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

“寒者热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

本法具有温中祛寒,回阳救逆,温通经脉等作用。

适用于中焦虚寒,亡阳厥逆,经脉寒凝等证。

里寒证有部位浅深、程度轻重的差别,故温法又有温中祛寒、回阳救逆和温经散寒的区别。

《医学心悟》说:

“温者,温其中也,脏受寒侵,必须温剂。

”因此,运用本法必须以里寒证为准,若寒邪在表,则不宜使用。

6.清法清法是通过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等作用,以清除里热之邪的一种治法。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

“热者寒之”,“温者清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

本法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清脏腑热,清虚热等作用。

适用于热盛气分、热入营血、热盛成毒、虚热、脏腑热等多种热证。

由于里热证有热在气分、营分、血分、热雍成毒以及热在某一脏腑之分,因而清法又有清气分热、清营凉血、清热解毒、清脏腑热等不同。

《医学心悟》说:

“清者,清其热也。

脏腑有热,则清之。

”因此,运用本法必须以里热证为准,忌用于里寒证,以免更伤阳气。

7.消法消法是通过消食导滞、行气活血、化痰利水、驱虫等方法,使气、血、痰、食、水、虫等渐积形成的有形之邪渐消缓散的一类治法。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

“坚者削之”,“结者散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

本法具有消食导滞、消症散结、化痰利水等作用。

适用于饮食积滞内停、气滞血瘀、症瘕积聚、水湿内停、痰饮不化、疳积、虫积以及疮疡痈肿等病证。

由于消法有克伐之性,故如正气不足者,当与补法结合运用,以使消不伤正。

8.补法补法是通过补益人体气血阴阳,以主治各种虚弱证候的一类治法。

《素问》三部九候论说:

“虚则补之”,“损者益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

本法具有补益人体气、血、阴、阳之不足和扶正祛邪的作用。

适用于气血阴阳不足所致的各种虚证及正虚有邪者。

补法的具体内容甚多,既有补益气、血、阴、阳之不同,又有分补五脏的侧重,还有直接与间接补益之异。

补法主要是扶助虚弱治疗虚证,运用时应注意虚证的实质、部位、程度、真假、气血阴阳之间的联系和脾胃功能,力求补虚不恋邪、补而不滞。

若身体不虚者不宜滥用。

从上述可见,“八法”各有自身的特点和适用范围,但临床见证往往是复杂多变,主次相兼,《伤寒论》所谓“合病”、“并病”,温病中所谓“气血两燔”、“卫气相兼”等即是其例。

这就非一法所能尽治。

因此,在具体运用时,应融汇贯通,灵活对待,必要时可数法合用,如汗法与清法,或温法、下法、补法结合使用。

如此,方能衍化出更多的治法,适应复杂病证的需要。

正如程钟铃《医学心悟》所谓:

“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

再者,“八法”只是治法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不能囊括所有治法,满足所有病证的需要。

因此,学者除应灵活运用“八法”外,尚应不断地搜集整理其他治法,以备临床选用。

 

第三章方剂的分类

任何学科的分类都是在本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内容十分丰富的情况下进行的。

方剂的分类亦不例外,它是在方剂数量的增多、内容大大充实的情况下进行的。

目的在于将众多的方剂按不同要求加以分门别类,便于业医者执简驭繁,有条不紊的学习、选用和研究方剂。

方剂的分类最早见于《内经》,其后金代成无已,明代张景岳,清代汪昂等,亦从不同角度作了分类,其分类方法不尽一致,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一、按组成分类

以组成分类可以追溯至《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有:

“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

”“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

”以及“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等。

至金代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药方论·序》说:

“制方之用,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是也。

”这才明确提出“七方”的名称,并将《内经》的“重”改为“复”。

“七方”的实质,是以病邪的轻重,病位的上下,病势的缓急,病体的强弱作为制方的依据。

所谓大方,是指药味多或药量大,以治邪盛病深,需用重剂治疗的方剂;小方是指药味少或药量小,以治邪轻病浅,需轻剂治疗的方剂;缓方是指药性缓和,气味较薄,用于一般慢性虚弱病证,需长期服用方能取效的方剂;急方是指药性峻猛,气味较厚,用于病情危急,需迅速治疗方可取效的方剂;奇方是指单味药或组成药物为单数的方剂;偶方是指两味药或组成药物为双数的方剂;复方是指两方或数方合用而治较复杂病证的方剂。

一、按功用分类

“十剂”是功用分类法的体现。

这一分类方法源于北齐徐之才的《药对》,其曰:

“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十种”,“此十种是药之大体……宣可去壅,即姜、橘之属是也;通可去滞,即通草、防已之属是也;补可去弱,即人参、羊肉之属是也;泄可却闭,即葶苈、大黄之属是也;轻可去实,即麻黄、葛根之属是也,重可去怯,即磁石、铁粉之属是也;涩可去脱,即牡蛎、龙骨之属是也;滑可去著,即冬葵、榆皮之属是也;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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