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贵州教案成因刍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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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贵州教案成因刍论

清末贵州教案成因刍论

摘要：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教会势力疯狂涌入中国，在传教特权的庇护下，天主教在中国大地引发了多起教案。

本文以贵州教案为基础，分析了国人对天主教的态度及其原因，表现了权力的失衡对天主教发展的影响，由此揭示出天主教改变传教策略所引发的国人认知态度转变背后的动因，为学界研究及中国天主教当下传播提供了些许镜鉴意义。

关键词：

天主教；贵州教案；成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势力在中国取得了传教特权，肩负传播天主福音使命的西方传教士发出“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召唤，挟风雷之势、纵汪洋之姿，“愍不畏死”①地涌入中国内地。

在贵州传教的法国传教士肆意妄为，对当地的政治、文化、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激起了贵州封建官府和平民大众的强烈反抗，引发了教会势力与贵州官绅民众之间的教案纷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贵州教案始末

1576年澳门教区成立，贵州首次纳入天主教传教区域，但在全国性禁教的大背景下，传教活动只能在地下进行。

自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以后，传教士有进入内地传教的自由，并享受地方官府“厚待保护”的特权，中国信徒的人身、财产安全也受到保护。

这一“传教宽容”政策对来华传教士来说意义非凡，摆脱了以往在内地隐蔽传教的模式，开始以“崇高者”的心态收获中国人的灵魂。

在“传教特权”的光辉笼罩下，贵州主教胡缚理僭越风俗礼制，在一百多名教徒簇拥下直奔巡抚衙门，引起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的拒斥和反感，以田兴恕、何冠英为首的贵州守旧势力遂发出了扑灭洋教的“秘密公函”②。

“秘密公函”驳斥了条约中天主教“劝人为善”的说法，直接将其定性为“异端邪说”，并提出打击天主教的办法：

“不必直说系天主教”，直接冠以“外来匪人”的罪名，随时驱逐，禁教得力的会得到封赏，包容私庇的会被罚。

“秘密公函”表明了对待天主教的官方态度，直接导致了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的发生。

青岩团务道赵畏三在端午节教民冲突中，根据田兴恕的命令直接焚毁青岩大修院，处死了四名教徒，贵州主教胡缚理当即向驻京法国公使馆报告，向清政府提出抗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双方正处于谈判紧要关头之际，开州教案发生了。

开州知州戴鹿芝将法国传教士文乃尔和四名抗捐闹事的教民凌迟处死，将其首级悬于城门示众。

法国公使馆联合英、美、俄等国联合向清政府施压，要求赔偿一切损失，擢取更大的现实利益。

青岩与开州教案的处理，完全体现出了清政府的“羁縻”之策，在维护清廷面子的基础上，给予经济上的补偿和退让。

这一做法使新任贵州巡抚兼提督张亮基为确保贵州不再发生教案冲突，极尽讨好胡缚理，扫清天主教发展中的一切障碍，为天主教传教大开方便之门，对于任何阻碍天主教传教的人，“定即严拿究办，处以违抗谕旨之罪，决不辜宽”③。

天主教成为了贵州社会的特权阶级，在贵州更加肆无忌惮，民间更流传出了“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④的俗语。

二、天主教的形象窥探

1.异端邪说的鬼教

清末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传播的危害具有深刻认识，如沈葆桢言：

“通商罔利，情尚可容，邪说横行，神人共愤”。

宁可外国人获取商业利益，也不愿天主教传入中国，渗透进中国人的信仰之中，危害到传统的封建礼教伦常。

于是，大批传统知识分子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理念下，皆认为天主教包藏祸心，“侦探华人情事，欲服华人之心。

阳托修和，阴存觊觎”⑤，遂撰书述文批驳天主教的教义教理，如《辟邪纪实》《天主邪教入中国考略》《鬼教该死》等。

对天主教的抨击，尤以抨击耶稣为甚。

《擎天柱》语“及研究耶稣猪精之实，则知与中华狐精相类，而淫凶更甚。

其称太子者，犹中华愚夫愚妇称狐精为仙姑云耳。

”《鬼教该死》说“他那拜的鬼头，名叫耶稣太子，上画一鬼像，又塑一个鬼像，赤身露体，只穿一条裤，钉在十字架上，说这鬼头是被仇人害死的，所以鬼子鬼孙鬼婆都想念他，怜悯他。

”以“耶稣太子”称呼耶稣，说他是“天猪精”，对耶稣的形象极尽污蔑诋毁之能事，并直言天主为“天猪”，洋人为“羊人”，将天主教与邪魔外道融合，使国人从心理认知上抵制天主教，旨在抨击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

2.招惹不起的教会

如前所言，拥有传教特权的天主教不受清朝官府的管辖，传教士所犯罪责一律交由该国大使馆根据本国律例予以制裁，其使传教士不受清王朝律法的制裁，反而受到官府的“加意保护”。

传教士将治外法权扩及中国教徒身上，吸引了大批教徒，“其入教多远来侨寓之人；或门户单弱，畏人欺凌者，倚之为保障；或犯罪潜逃，匿迹其中；而狡黠者藉为护符，亦所不免；求其实心从善者寥寥矣。

”如若教徒触犯了刑法律令，传教士则“借口毁教压人”，地方官不得不依照传教士之意办理，遂出现“见教士则若天神，视平民则如鱼肉”的现象。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传教士权力也不断增大，1896年总理衙门颁发《地方官接待传教士事宜》，将天主教教中品秩与中国政阶品秩等同，如贵州教区主教与贵州巡抚同级，地方官员须以贵州巡抚的规仪拜见贵州教区主教。

天主教上升到了与清廷同等的地位，传教士愈发难以自持，民众更是畏之如虎，稍稍忤逆便会招致飞来横祸。

3.别有用心的慈善

交通闭塞、医疗教育条件落后的贵州，为天主教“慈善传教”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基本前提。

19世纪中期的贵州，民族起义战争风起云涌，各地战火纷飞，人民衣食无着，家庭死伤离散，战场哀鸿遍野。

天主教兴办的孤儿院、学堂和药房为动荡不安的社会提供了一片栖息的净土，肉体的治疗和心灵的慰藉归信了大批亟须救赎的灵魂，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

然而，教权的强盛必然会削弱政权的权威，田兴恕等人害怕天主教影响力的扩大威胁到政治统治，于是说天主教是“最为害人”的“异端邪说”，号召政府官员对天主教严厉打击。

显然，这一打击手段是有效的，伴随着查抄教堂、驱逐教士、逮捕教徒等一系列行动，坊间也开始流传出各种不利于天主教的言论，说其“大逆不道”“败坏伦常”“挖人眼睛”等。

最初，民众对于这些传闻并不信服，可是随着“传教特权”的日益坚固，传教士和教徒的行为愈发不受约束，民众们开始走向天主教的对立面，以往天主教济世救人的形象逐渐破灭，民众以更加鄙夷的态度憎恶天主教的伪善面孔，愤恨其慈善行为的别有用心。

4.神秘新奇的技艺

工业革命的先进科技制造出了大量的奇巧物品，剔透的玻璃瓶、精巧的钟表、神奇的照相机等，打开了中国人的科技视野。

对普通民众来说，西方的先进科技充满着神秘和新奇，在天主教传播过程中，传教士也运用科技产品吸引了大量的民众，许多民众因为不了解科技产品的原理，以为是超自然神灵的显圣，从而被其“超常”的现象征服而信教。

“科学辅教”是传教士对华传教的策略之一，为吸引中国知识分子入教，传教士出版了许多科学刊物，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六合丛谈》《万国公报》等，将天主教教义与科学技术知识相结合，从自然的形状与构造中体察出神的睿智，通过探究自然证明上帝的伟大，使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归服于科技的魅力之中，间接地接受天主教的教义教理，对天主教的神学思想也有了全面系统地了解，同时也为中国人客观地看待西方宗教文化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由闭塞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变迁所带来的民众心理上的不适应，必然会使其寻找一种应对机制进行调试，因而产生了对引起社会变迁的洋人洋教的仇视，这种仇视在短期内使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即使显性的战争未能爆发，隐性的文化抵制却始终持续着。

天主教本着“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目的，在中国行事嚣张，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其形象遭到社会有意识地污蔽，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三、贵州教案的成因解析

1.趾高气扬的教界

不可否认，天主教促进了贵州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贵州社会的进步，但却掩盖不了其“中华归主”的初衷和渴望。

传教士凭借传教特权的便利，深度介入中国内政，掠夺人民财富，其行为愈发肆无忌惮，目的昭然若揭。

（1）深度介入内政。

“权力意味着在社会关系中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将会成为特权阶级获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必然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

贵阳教案解决之后，天主教插足政治与军事领域，进一步擢取更大的利益。

政治上，天主教干涉词讼，包庇教民，往往“地方官为求息事计，每求必应”，以至于“民控教则拘传不到，教控民则挟制忿争，偶拂其心，教士则饬词上诉”。

天主教中国教区主教也意识到传教士干涉司法的不良后果，遂规定：

“教士应当慎重考虑，不包揽教友的俗事，这是不关于宗教事务的。

不要庇护违法的教友，不要支持他们的诉讼，因为他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及地方政府”。

从侧面反映了传教士确实有包揽诉讼的事件发生，并且已经到了发布教规明令禁止，缓和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

然而，却通过由下而上层层转呈的方式，天主教的态度依然是主导，案件的真相往往被蒙蔽，冤情难以得到伸张，正义的天平被天主教所操持，纵容了传教士干涉司法的行为。

即使军事领域，天主教势力也多有涉猎。

青岩开州教案结束伊始，胡缚理主动参与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进行瓦解起义的活动。

他利用宗教身份亲近回教信徒，实施反间计诱降了义军高层将领，直接导致了义军的分裂，起义迅速走向衰败。

不久，胡缚理又派司铎任国柱到新城劝降，虽未成功却也动摇了军心，为兴义保卫战的失败埋下了思想种子。

在镇压贵州各民族起义战争中，胡缚理利用外国传教士第三方的身份介入起义战争，在扩展传教范围的同时，积极争获军功，借此向清政府擢取更大的权力和利益，扩大天主教在贵州的影响力，天主教在贵州的势力开始走向巅峰。

（2）广纳不法教众。

早在1861年，恭亲王奕就上奏同治皇帝：

“（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

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

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轻视教民，不肯相下。

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约，唯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者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

”贵阳教案的发生与天主教徒的嚣张行为不无关系。

一部分教徒之所以奉教，并不是由于天主的感召欣然归附，而在于倚恃天主教的“福利”跳出清廷律法的约束，从而肆意胡为。

在未开放教禁以前，传教士在贵州秘密传教，不少信众感受到耶稣的爱而皈依，即使屡遭禁绝，仍有信众前赴后继倾听内心的声音，追随耶稣的脚步。

然而，传教特权使传教士“扬眉吐气”之后，逐渐忘却了耶稣圣心的仁爱，愈发追求世俗权力的膨胀，一味关注教徒人数的增长，以此向罗马教廷邀功。

大批社会渣滓、地痞流氓、赌棍无赖趁机入教，传教士一概接收，并把治外法权扩大到中国教众身上，“一为教民，遂若非中国之民也者”，中国教徒遂逃避于清王朝律法之外，倚恃传教士的庇护更加肆无忌惮。

对于这种恃教行为，传教士不但清楚他们的行为动机，而且还助纣为虐，乐意培养这些爪牙，在中国人身上榨取更大的利益。

（3）大肆聚敛财富。

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条有“归还教产”的规定，条约将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以前的禁教定名为“谋害”，推翻康乾时期的禁教令，承认没收传教士教产的行为是对传教士的“谋害”，同意“归还”教产。

在这一旨令颁发之后，全国掀起了“还堂”的风潮，传教士不顾历史上是否确有教堂存在的事实，“硬指为当年教堂，勒逼民间让还”，强制霸占了大量土地财产，迅速建立了传教事业的根据地。

在华的传教士不乏怀着虔诚之心弘道者，但权力的放纵使得大多数传教士“为着享乐，为着抓钱”，纵容教徒强买强占、低价骗索，“广置田宅，经营藩息，川至云贵，其中办事之人，皆理财能手，佃田赁屋，概凭大道生财”。

跟随天主教的“十字架”旗帜，帝国主义的商旗也随之而来，以先进的生产力制造出大批物美价廉的商品，冲击了内地的小农经济，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却也使得传统的手工业者生活难以为继，招致他们对机器的仇恨，对洋人洋教的反感。

（4）普施疗疾之法。

白斯德望是贵州天主教的中兴者，他所开创的“兴建教堂、开设宣教点、培训本地传教人员、兴办医馆、学校”的传教模式，为此后贵州教会所沿袭。

截至1887年，全贵州共设立药房17所、孤儿院8所、学堂135所。

作为一种传教手段，慈善事业确实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医院在医治患者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