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的经济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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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的经济发展

春秋战国的经济发展

（一）绪言

若论中国的经济制度，首推西周时代的井田制。

有关井田制的记载，最早见於《孟子?

滕文公篇》：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

"大抵农民二十岁受田百亩，六十岁将私田归还公家，而在授田期间，农民一面享有百亩私田的收益，亦须连同其他七家，参加耕种百亩私田的义务。

井田制度，实乃周代政府为编制人民，管理土地及课徵赋税而设的。

春秋末至战国初，井田制度渐次出现破坏。

春秋末期，税收制度开始变动，贵族因公田的管理麻烦，遂废除公田，只按亩收租，认田不认人，不再认真执行受田还田的手续，这就是履亩而税的开始。

鲁国於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就是履亩而税的开始。

及至战国之世，秦孝公用商鞅之法，废井田，开阡陌，招三晋流人入秦耕种，更容许农民铲除旧制井田的封岸强界，让他们在百亩之外，自由的增辟耕地。

而贵族仍按农民实际所耕，收取十分一的田租。

在井田制中，农民绝无私有的土地，但当税收制度改变後，贵族又容许人民量力增辟耕地，亦不执行授田还田的手续，贵族只按亩收租，久而久之，土地所有权无形中转落农民手中。

因为税制的改变，社会上的观念也随之改变，遂成为耕者有其地的形态，这也就是土地私有制的出现。

（二）土地改革後的新经济形态

田地制度、赋税制度，以至土地拥有权的改变，实为春秋战国之世，带来新的面貌。

秦行私有土地之策而国富兵强，於是诸侯争相仿效，而旧日的土地制度亦全然泯灭矣。

自此变革以後，人民得以拥有私人土地，而另外，自春秋以来，庶民之弃农而为工商者，亦每能赚取财富，於是农工商贾，各能以有和有资产，而社会经济的各种制度，亦联带变革了。

（A）商业的兴起

土地私有制出现後，农民渐游离耕土，寻求新生业，於是捕鱼、煮盐、烧炭、采铁、铸钱、伐木等种种新生产事业开始产生，自由工商业由是兴起。

而农业生的发展，更促使工业生产的发达，也激起了商业的繁荣。

另一方面，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充实国力，多数提倡工商业，他们大力建设都市，在国境内设立关卡以抽取工商税，更欢迎别国的商人到本国经商，工业、商业在这种提倡之下，得到快速的发展。

援及战国，诸侯争持激烈，为了富国，亦不得不支持商业的进行。

而且由於作战时开辟了不少的通道，於是商人交通上的问题解决了，工商业因而更形蓬勃起来。

（B）货币的使用

自诸侯肆行兼并，弱者拓地千里，关禁亦随诸侯的灭亡而日减，商贩随关市的省并而日通，商业急剧发展，於是货币的使用，亦愈迫切。

春秋末年，商业渐趋旺盛，交易频繁，货币乃应运而生；至战国时代，货币的使用更趋普遍，并且逐渐进入金属货币的时代。

铜铸的货币，在春秋战国时已广泛使用。

例如周的"泉"和秦的"钱"，韩、赵、魏的"布"，燕齐的"刀"，楚的"爰"，都是形状怪异的铜币。

另外，当时的一般贸易，除以泉、钱、刀、布、爰为流通的货币外，有关大企业的投资，以及国君的赏赐等，均以黄金计算。

商人地位的抬头

自春秋列国兼并，国际间不能再无接触，於是行旅往来於道，各以上产互相流通，而交换的需求便产生了。

这种交换，却不能专以酬庸的人负此责任，於是一种在交换过程中的"中间人"，由是出现。

此种商人的地位，随着商业的发达而愈来愈高。

其如端木赐（子贡），经商於曹鲁之间，坐驷马之车，与列国诸侯卿大夫分庭抗礼，亦不以为异；又如吕不韦，更以一介商贾跃登相位，竟以商人而操纵秦政，可见工商业家之地位及影响之大。

（C）工商税的产生

因着人民潜入山林等禁地寻求新生业，贵族禁不胜禁，到後来终於让步，容许人民自由入禁地去营生，国君贵族只在交通要冲设立关卡，征收他们定额的赋税。

另外，斯时各地贸易频繁，商人往来不绝，设关卡以征收税项者，实为一大财源，故列国相继设立关卡，以征其工商税。

这种现象的出现，便是工商税的源起。

（D）大都市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代，井田制破坏，人民得私有土地，遂促成手工业之发达。

同时，人民也得拥有工业原料，遂促成手工业之发展。

力人口日增，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成为工匠、或成商贩，造成经济繁荣，大都市乃随之而兴。

由於各诸侯国的首都，皆建在交通便利的地方，遂使各都会成为工商业重心的大都市。

当时较为着名的大都市有述者如下：

洛阳：

位於洛水之北，为东周的国都，其他北带黄河，南旁伊水、洛水，交通方便，为中原交通枢纽，且为中原贸易的要冲。

临淄：

齐国都会，富渔盐之利，为东方商业重镇，丝织业也很蓬勃。

郢：

楚都，交通方便，物产丰富。

邯郸：

赵都，以冶铁业最着名，为北方工商业中心。

咸阳：

秦之都会，为西方的大都市。

此外，还有燕之蓟、韩之阳翟、魏之大梁（开封）及宋的陶，亦因交通便利而成为大都市。

上述都市之中，又以临淄为最盛，其盛况记曰：

"车击毂，人摩肩，连衽而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

（三）经济变革中的新兴阶层

自土地私有制确立以後，农民不再是贵族的佃户，有了个体的自由，在社会上有了客观的地位，成为国家的一份子。

农民得到解放自由後，由於劳动力强大，子孙众多，因此有些农民因增辟耕地日多，渐成富农，一些贫农到最後连百亩耕地也保不住，要变卖给别人。

农民因有自由资产，便有着贫富的阶层，富农变为新兴的地主阶级。

又自羊田制度破坏後，人民谋求新生业，自由工商业由是兴起，工商由贵族专利变而为民间自由营业，而以前贵族御用的百工已变成民间的工人阶级，战国时民间大量的工业者，当是出於这类人。

另外，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放弃本业，转入工商业；有的离乡别井，散至四方谋生，流浪到都市去，充当商店的雇工，这就是农民变成的工人阶级。

其实春秋末年，已存在着"百工居肆"、"工肆之人"的民间手工业者，这种情况到了战国便愈益发展。

当时以各国交通频烦之故，商业日兴，渐有凌驾农业之势；而春秋时期，诸侯国中已出现了大小的都邑，而其中若干大都邑便是当时的商业中心。

富商大贾，往来贩卖，甚至结交诸侯，自出稿军，例如周襄王三十七年，秦人帅师袭郑，时郑国商人弦高遇之，以厚物犒师，以缓秦人之进，而又暗遣使，急告郑君，使之有所防备，其事卒使郑国後以无事，秦兵不敢袭郑。

春秋後期，大商人地位愈益上升，尤其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商人可以资本兼并土地，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一分子。

（四）总言

春秋战国之世，为中国史上一个变动最激烈的时期。

由於社会的转变，带来制度的崩溃，於是无论是社会上、或经济上都带来不少的冲激。

商业的发展而趋鼎盛，实在是此段期间最值得留意的课题。

总的说，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足堪我们重视。

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一）引言

在秦朝统一全国之前，虽然中国社会的农业经济基础逐渐巩固，但对工商业发展的限制并不很很厉害，故春秋战国时期工商业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这说明列国之竞争，既促进了人材的充分使用、学术的百家争鸣，也推动了经济的普遍繁荣。

自春秋、战国之际起，随着大国兼并小国之加剧，中国逐渐出现由分治走向统一之趋势，於是各国在政治上纷纷推行加强国君集权的郡县制度，在思想上大力崇奉重法、术、势的法家学说。

同时，在经济上出现了一种"重农抑商"的思潮和倾向。

（二）重本抑末概念的申论

"重农抑商"又称"重本抑末"。

"本"指本业，即以农业为根本；"末"指末业，视工商为末作。

其主张多由战国时的法家所倡，他们提倡君主集权，主张以农立国，怕工商发展会危及统治。

所谓"本末"可以说是春秋战国以後中国历史上对经济部门的一种划分。

《盐铁论》曰：

"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

"本即"本业"或"本"、"本事"，末指"末业"，或又作"末作"、"末业"、"末产"、"末生"。

战国时，李悝、商鞅、《管子》作者及荀子等认为农业是衣食和富家、富国的源泉，又为戢争提供物资基础，故以农业（包括家庭纺织业）为"本"，以奢侈品生产和流通为"末"或"技巧"，主张"禁技巧"、"事本而禁末"。

後来韩非子进一步把"末"的概念扩大到整个工商业，故"本末"就逐渐成为农业和工商业的通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三）重农抑商政策的施行（秦代）

重农抑商主莪，先有战国时魏的李悝，秦之商鞅作前驱。

李悝在商鞅之前，是重农主义的开山祖师。

据《汉书?

食货志》载：

李悝的重农方法主要在「尽地力」和「平籴」两法的实施。

所谓「尽地力」，就是避草莱,任土地，允许土地自由兼并。

「平籴」是国家遇丰年，平价买入农民余粟，凶年则卖出积粟，以减轻兼并对农民的逼害，使农民可继续生产以免於流亡，起着保护农民的作用。

到商鞅更着重实施重农主莪，提出统治阶级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得到生存的见解。

另外，荀子也主张"省工贾，众农夫"《荀子?

君道篇》，以为"工商众则国贫"《荀子?

富国篇》，增加农业生产者是国富的根本，也说明农民是主要的生产者。

商鞅的主张，凡努力从事农业或纺织（本业）而生产增加的（生产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而从事工商业者则征之以重税。

另外，凡游手贫民，要连同妻儿没入官府为奴婢。

商鞅崇本抑末政策目的，一方面在於用赏罚方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一方面意在防止商贾、高利贷者兼并土地，使秦民专力从事耕织求富，同时由国家控有工商业，也可增强国家富裕能力。

及至战国时代，商人地位再一次抬头。

商人可以不耕作却有千万积粟，而农民的收获物、田宅与家人，都成为商人的榨取对象。

一般农民成为佃农、雇农，生活艰苦，甚或妻儿卖身为奴，或死於荒野。

始皇统一六国後，经济上统一货,币及度量衡，田地上确立土地的私有制，编定完整的户籍徵税制度；但於同时，始皇不得不继承李悝、商鞅的余绪，实行严格的强本弱末政策。

秦始皇在琅琊台刻石上写着：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

据《史记?

秦始皇本纪》载：

"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更名民曰黔首。

"黔即黎，含有黑色之义，黔首即黎民是也。

秦始皇的具体措施是把一部分农民迁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地方，用定期「复」（免除其本身徭役）和「拜爵」（赏赐其本身一级的爵位）的办法加以奖励；又把商人和罪犯、奴隶同样作为「谪戌」（充军）的对象，让他们长期地出去远征和防守，并到新征服得的荒凉地区去开垦，如北之河南地（河奎甘肃），南之桂林、南海，使边地得到开发，发展生产，富国强兵。

秦代的徭役法，首先征发有罪吏，赘婿及贾人。

（所谓赘婿，一说男子赘入妇家，一说贫民典身给富人，过期不赎，没为奴隶者。

）其次征发曾为商贾的人，再其次征发祖父母或父母曾为商贾的人。

此外，富人也得先服徭役，称为「闾右」（富人往往住在里的右边），最後才征发贫弱人家，称作「发闾左」。

可见秦始皇屡兴大工、兴起大军，还能相对保持国本及抑止奴隶人数的增加，鼓励农耕，便「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碣石刻石辞》就是靠强本弱末的政策所达致的。

另外，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徒天下富豪十二万户到咸阳，一部分则分散到巴蜀等地。

富豪被徒至首都，便於监视，又可发展京畿经济，繁荣首都；若被迁到新地区，又可削除其地方势力，经营土地，亦要从新做起，只能估地主，其留在原居地的田地住宅，分散到别人手中，贫民可获得暂时的喘息。

秦之移民政策，对保擭农民，发展全国农业生产，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以及巩固政权，富国强兵，都有一定的作用。

秦代行极諯重抑商的经济政策，其推行之结果，固然能奠定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但因其政策过急暴，以致严重打击工商，使秦商业及商品交流陷於停滞，造成社会经济困敝。

（四）汉代重农抑商政策的背景（汉代）

其一为商贾之活跃，影响国家经济。

汉代继承战国至秦代的重农抑商传统，行之更严，由於秦时徭役繁兴，商贾承着发人困急，重利盘剥，夺取其田宅子女，更多所压迫索债。

战争期间，商人又操纵物价，任意上涨，米一石贵至五千钱或一万钱，马一匹贵至一百金，人相食，饿死无数，商贾对贫民的逼迫祸害，实不比战祸轻多少。

至汉初人口凋零，农业凋敝，粮食短缺，商贾挟其雄厚资本活跃於城乡之间，侵蚀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