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与丁玲的文学转折_精品文档.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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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2（3）:

109-112JournalofFujianAgricultureandForestry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收稿日期2008-10-05作者简介陈小英（1972-）,女,讲师。

研究方向:

现当代文学、大学语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与丁玲的文学转折陈小英（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福建福州350002）摘要丁玲在五四精神影响下进入了文学界,以其大胆独白而受到关注。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的创作出现了重要转折,从女性革命走向革命女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女性创作找寻不到出路,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政治选择。

在20世纪40年代,丁玲的一些作品还是显露了她的独立思考,随后由于政治因素,丁玲放弃了个性表达,走向配合政治宣传。

关键词丁玲;转折;女性革命;革命女性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6922（2009）0320109204FemaleliteratureandDingLingsturningpointinliteratureinthe1930sand1940sCHENXiao2ying（CollegeofArts,FujianAgricultureandForestry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002,China）Abstract:

AffectedbytheMay4thSpirit,DingLingbeganherliteraturecareer,andwaspaidattentiontobecauseofherboldmon2ologue.Butinthe1930sand1940s,asignificantturningfromthefemalerevolutiontotherevolutionaryfemaleoccurredinherwrit2ingduetoherfailuretofindawayoutinherfemalewritingandduetoherpoliticalchoice.Meanwhileinthe1940s,someofDingLingsworksstillshowedherindependenceinthinking.Afterwards,forpoliticalfactors,DingLinggaveupherpersonalityexpress2ingandturntofitherwritingtothepoliticalpropaganda.Keywords:

DingLing;turningpoint;thefemalerevolution;therevolutionaryfemale“五四”运动带来人与个性的解放浪潮,加上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国文坛出现了一大批女作家。

丁玲就是受到“五四”精神熏陶而成长的,带着浓重的“五四”的印记,以其大胆的女性内心独白的方式震动文坛,梦珂、莎菲、阿毛姑娘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系列不可磨灭的艺术形象。

然而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丁玲的创作发生了重要变化,她相继发表了一系列颇引人注意的小说,如代表她开始转折的田家冲和水,到了延安后更有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与“三八”节有感。

考察丁玲文学创作的转折,可以从中看到女性文学在“五四”之后的转化,政治意识形态是如何转而成为女性表达的中心。

在“五四”时期,女性文学得到较迅速的发展,然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文学却慢慢落潮,孟悦、戴锦华指出,20世纪30年代虽然有一大批女作家因不满足局囿在女性生活的狭小创作天地中,而“走向战场与底层”,即使是描写革命的恋情竟也不带性别意味,似乎女性的唯一标志只是她们遭受了更大的苦难。

最后的结果就是“一旦她们汇入时代主潮,便既不复保存女性自我,又不复有反神话的揭示力。

她们放弃自己的结果,只能是臣服于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神话的一名普通创造者,而把女性埋入历史更深的无意识的底层”1。

这符合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发展的总体描绘,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丁玲的创作与变化,其中却能发现丁玲的独特意义,丁玲是由“五四”精神哺育的,在三四十年代,她选择了服从于意识形态的表达,这是她从历史的选择与自身政治判断出发,在这个过程里,既是她自己创作处于一个转变时期,也是其女性问题探索遇到困难的时期,没有注意到其创作的艰难而强调其转变的突然,是有失偏颇的。

当然,丁玲在延安时期还是保留了一定的精神独立性,对延安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有着自己的认识与想法,如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等。

而她的转折在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里是有其代表性的,希望通过对她的转折过程进行考察,从中看到女性文学在三四十年代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理清时代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痕迹,更关键的是从中发现丁玲的特殊性,在强调丁玲的特殊意义上来追问女性文学的走向。

一、从女性革命走向革命女性20世纪20年代后期登上文坛的丁玲,受到着“五四”精神的熏陶,有着较前期女性作家更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然而她也是变化最为剧烈的一位女性作家。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指出,“世界上只有为1994-200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

/数不多的作家创作的作品之间存在着像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间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

”2刘思谦则说:

“丁玲个人的身世经历、文学创作状况同现代中国这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是如此难分难解,历史的风云变幻、个人命运的传奇性沉浮与创作面貌的变化这三者在她身上纠结得十分紧密,大体上可以说形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多棱镜,从其中的任何一棱都可以透视出其他两棱斑驳的色彩和景观。

”3在这些评价里,从女性革命走向革命女性,看起来是突然的,然而如果从丁玲的创作与其政治选择来看,这样的转折正好代表了那个时代里文学的选择与方向。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下,丁玲响应着人的文学与个性解放潮流。

她首先看到了“从魔掌的指缝漏出了人的光线”4,而通过“五四”女作家们的开拓,丁玲透过了婚姻制度这个表层,不再去拘泥于反抗制度性的封建因素,而是向揭示女性受压抑的社会因素方面掘进。

她关注到的是女性在“五四”解放之后,所处的迷茫与不知所措,并把这些心灵大胆地坦露出来,这就是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通过人们对性爱、对人生执著追求的勇气以及冲决封建礼教桎梏的魄力,更鲜明地把大写的女性推上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舞台,表现了作为“人”而存在的女性尊严。

莎菲是从“五四”走来的具有个性解放精神的新女性,她敢于追求爱情并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

“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

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

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地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

”5这种大胆的追求,表现了作家一种占绝对优势的女性意识向传统意识的宣战。

把莎菲对爱情的追求看作了对以往男性为中心世界的征服,女性从一个被奴役的附属物一跃为可以役使男子,使他们为之哭泣的女皇,成为男性精神上的统治者。

当然这不正常的欲望导致的结局必然是走向悲剧,但这却表明了女性意识已走向觉醒,女性要求解放的思想已不可阻挡地表现出来。

在丁玲的同类作品梦珂、阿毛姑娘、暑假中中,新女性的形象都表现了鲜明的反封建反传统的女性意识,丁玲也因此而闻名遐迩。

随着丁玲对社会认识的加深,同时也参与到当时的社会运动里,她对女性将来的命运如何发展,却越来越困惑,发现女性独立后,一方面得承受着外界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还得遭受孤独的侵袭。

梦珂、阿毛姑娘、暑假中、岁暮都不约而同地表达着独立女性所受到社会压力,而且在这种压力之下,女性甚至无法与人言说,没有交流与理解的对象,最后只能像阿毛姑娘那样自杀或者处于尴尬的有心呐喊而无人回应的场地。

应该说,丁玲认识到女性发展的困境,她的创作也由此遇到了一个如何去表达与创新的难题。

在女作家里,不是没有先例,如庐隐的“停滞”,一方面当然有其自身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处于这种孤独的境遇下,希望是如此的渺茫,女性向何处走的问题不可能由创作来解决,而当发现困惑之后无法解决,也就意味着女性创作危机的出现。

此时,关心丁玲创作的左翼作家们,对此也有担心,他们认为丁玲的创作必须与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才能跳脱出女性的狭窄天地。

实际上这种创作困境不仅仅是显现在丁玲身上,也同时显现在“五四”那一代的女作家身上,如何去调整自身观看世界的角度,如何去找寻表现女性意识的新模式,是摆在30年代女性作家面前的问题。

左翼的批评家们意识到这种危机,因此,也积极利用其所掌握的理论工具进行引导,以使女性作家能得到新的发展空间。

冯雪峰从丁玲的作品系列作了这样的解释:

他认为在完成莎菲女士的日记后,丁玲碰到了“一个危机”,而解决这一危机有3种可能的出路:

（1）延续原来的作品写作序列,但作品会“越写越无力,再也无法写出第二篇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同样有力的东西来”;

（2）“不能再写了,就是说搁笔了”;（3）“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并从而追求真正的时代进步的热情和力量（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

冯雪峰认为第3种出路“是真的出路”,原因是“恋爱热情的追求是被五四所解放的青年们的时代要求,它本身就有革命的意义,而从这要求跨到革命上去是十分自然,更十分正当的事”6。

左翼的引导与她的自觉政治选择是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1928年开始,丁玲就和胡也频加入了左翼作家群。

1930年左联成立,丁玲主编机关刊物北斗,后任党团书记。

1932年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到1936年被国民党幽囚。

此事,丁玲更坚定了自己选择的政治立场:

“在这样的意义上,进入延安对于丁玲来说,并非由非左翼转向左翼,而是在革命的诉求和激情的促动下,进入具体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秩序之中。

”7政治道路的选择与自身创作的困境双重因素的驱使,丁玲的转折也是必然的。

于是,丁玲在30年代后的作品里开始出现革命女性的形象,女性革命开始让位于革命女性。

韦护中的丽嘉,是莎菲的再生,她先是沉湎于恋爱,而后在革命者韦护的启悟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中,丁玲借作品中的人物若泉之口表达自己创作思想的转变:

011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2卷1994-200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

/“对于文字写作,我有时觉得便是完全放弃了也在所不惜。

我们写,有些人看,时间过去了,一点影响也没有。

所以我现在对于文章这东西,我个人是愿意放弃了,而对于我们的一些同行者,我是希望能注意一点,改变一点方向。

”8如果没有看到其对于自己选择的女性表达出路不明,如果说没有对自己的创作感觉到巨大的困境,如果没有对社会有着更深的了解,丁玲是不会对自己的创作,对艺术追求有着这么失望的情绪,所以她也试图找寻另外的道路。

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中的美琳,悟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新的娜拉时,便选择了出走的道路,只是出走的结果超越了娜拉的境界。

美琳走了一条“到大众中去,去了解社会,去为社会劳动”的通坦大道。

这既反映出作家丁玲对女性前途的思考,也将个性解放的意识融进了社会解放之中,表现了“革命与恋爱”的主题思想。

二、革命中的女性思考丁玲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既是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的选择,也跟其特质有关,“她有热烈、发光的眼睛”、“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果断而明确”、“她具有抑制不住的精力和专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