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春之歌》的爱情叙事模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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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青春之歌》的爱情叙事模式

论《青春之歌》的爱情叙事模式

摘要:

《青春之歌》作为“十七年”文学中唯一由女作家撰写的红色经典，以日本侵华过程中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为背景，其间贯穿着女性的情爱叙事及青春成长主题。

在情爱叙写上，《青春之歌》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才子佳人叙事模式进行了传承与转化，又对大革命时期“革命+恋爱”的模式进行了改造；另一方面也对西欧骑士叙事进行了借鉴和选择，将骑士精神中国化，使情爱叙事更加具有浪漫主义时代气息。

其中西结合的爱情叙事模式强化了革命背景下男女双方的感情向度与深度，为作品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使严肃的革命叙事题材不失人间温情，显示出作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时代思考。

关键词：

《青春之歌》；爱情叙事；叙事模式；十七年文学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文学时期的作品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文学的意义被规定在以政治为主导的要求之上，在“歌颂”“回忆”“斗争”三大主题的引领下产生了一大批艺术成就较高的文学作品，如“三红一创”、《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苦菜花》等。

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文学写情爱并不是主体，但也出现在各类作品之中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将英雄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丰满。

如《林海雪原》中解放军剿匪小分队参谋长少剑波与解放军部队卫生员白茹之间的相互爱慕，《山乡巨变》中合作化带头人刘雨生与合作化的拥护者盛佳秀的结合等，而《青春之歌》则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爱叙事为切入点对林道静的人生选择作出诠释。

因此总的来说，“十七年”文学时期的作家无论是写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成长史往往与情爱选择相伴相生，恋爱人选与革命事业始终是一体的，“林道静对围绕在她身边的每一位男性的抗拒和选择，既是作为女性的个体对自己爱情归宿的选择，同时——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具有‘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身份的林道静对自己的政治归宿的选择”[1]84。

一、才子佳人叙事的传承与转化

在中国，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成熟于唐，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包括明清之际的章回小说，才子佳人叙事是主流叙事模式。

明代玉峰主人《钟情丽集》中才子辜辂与黎瑜娘私下相好，黎父将女许配他人，后经公堂诉讼圆满结为眷侣。

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张生于普救寺邂逅崔夫人之女崔莺莺，在打破孙飞虎、崔母和郑恒等人的重重阻挠后终成眷属。

才子佳人叙事内容多被概括为“一见钟情，拨乱离散，终至团圆”的模式，且才子多为温润如玉、饱读诗书的男子，佳人则以名门淑女、闺阁学士为主，因封建家长或无耻小人的介入使故事掀起波澜，最终实现大团圆的结局。

在才子佳人小说中，作者往往重视描写传奇或戏剧化的情节，以人物之间的对话支撑文本。

杨沫的《青春之歌》继承了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叙事模式，故事情节围绕一女三男展开，虽然不是按照传统才子佳人的固化模式来写，但从整体上来看并无二致。

故事一开始就从衣着服饰入手描写了温柔娴静的闺阁少女林道静，洁白素净的穿着，身旁携带着琵琶、南胡、竹笙等幽雅的古典乐器，孤单一人凝望着窗外，气质神韵与“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的林黛玉出场时有异曲同工之处。

作为地主家大小姐的林道静因不满封建家庭的剥削本质以及旧式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投奔表哥却身陷囹圄，在陌生的地方遭遇阴险奸诈的余敬唐。

“小姐落难，公子搭救”，在林道静对人生失意，试图自杀的时刻被北大才子余永泽所救，他优雅的谈吐征服了林，使其心甘情愿的陷入爱情的牢笼。

作为叙事设计，林的三段感情经历中始终伴随着小人。

如从一开始就觊觎其美貌的胡局长，他掌握着权势，从始至终都试图将林道静据为己有，但数次威逼利诱也未能达到目的。

当林道静逃离家庭后，又于北戴河遇见心术不正的校长余敬唐，幸而得其表弟余永泽相救。

后来林道静在革命朋友们特别是革命者卢嘉川的启发下，思想逐步发生转变，此时的余永泽俨然成为小人的代表，他不许林阅读进步书籍，一心想让她成为家庭妇女，甚至最终间接导致了林道静的心上人——革命者卢嘉川的被捕。

尽管林道静在爱情道路上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最终遇到了革命者江华，在他的引领下林完全成长为一个革命党人，同时也收获了爱情，圆满美好的大团圆结局为故事画上了句号。

杨沫一方面继承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叙事的长处，以大量的人物对话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增强故事可读性；另一方面则对其进行优化，运用大量的心理描写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及心路历程，特别是对“一女三男”多角恋中的情感矛盾进行刻画。

在初遇卢嘉川的时候，林道静不自觉地就将其与余永泽相比，“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生，他和余永泽可大不相同。

余永泽常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动人的缠绵的故事，可是这位大学生却熟悉国家的事情。

”[2]55林道静正值青春年少，面对陌生男子尤其是“英雄式”人物更加心生好感，在潜意识中将其他男子同现任丈夫做比较并得出他者更优秀的答案，以至于在同卢嘉川成为革命同志后对其充满依赖。

这种依赖性一方面源于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因为林对于革命总是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而卢嘉川作为革命前辈能够带领林道静一步步走近革命、了解革命，并真正地认识革命、参加革命；另一方面则源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对于英雄男性的依赖性，林道静“半黑半白”的身份决定了她成分的复杂性，封建地主家的大小姐是她身上显著的标识，为改变自己，她必须依附于他人，而只顾风花雪月的余永泽与林道静的人生观截然相反，革命者才是最合适的依附对象，“这不仅是作为历史的胜利者确认历史的必然性的需要，在小说中也是对林道静的精神向往和追求进步性确认的需要，与这些优秀人物的不断遭逢，这使林道静的成长才成为可能”[3]。

如果说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的写作目的是“弥补造化之不公”，反对封建婚姻、提倡爱情自主婚姻自由，那么《青春之歌》则是以作家亲身经历为素材，对个人在特殊时代的生活总结①。

尽管也有对婚姻自主、爱情自由的描写，但这显然已不再是小说所要表达的重点，作家个人成长经历以及所处时代的独特性，使其在创作中倾注了自己的回忆与思考。

“对普罗革命生活的真正表现，需要一代人等待和准备的时间，杨沫既是这一代‘革命儿女’的典型，她以半生的经历积淀起丰厚的生活储备，又恰是个具有一定艺术储备和个性思想的革命者，在1958年的时间起点上，疏离的独特状态、半生的人生经历、激越的气质和时代语境，这四者恰好在《青春之歌》当中形成了合流。

”[4]从杨沫与张中行、路扬、马建民这三人的感情经历中，不难看出余永泽、卢嘉川和江华的影子。

作家本人在日记中也曾提到：

“我每天都有块石头压在心头，就是我那怀了孕却无法在腹内生长的胎儿（指后来写成的《青春之歌》），何时才能出世呢？

我有时回忆过去，回忆那些牺牲的战友、老百姓；也回忆我自己年轻（包括小时候）的生活、经历，这些生活万花筒似的时常在我眼前晃动、缭绕，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从心上移到纸上。

”[5]124-125此外，作家的创作与国家的命运史同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创作中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歌颂是时代的主旋律，杨沫的《青春之歌》亦是对时代的呼应。

二、“革命+恋爱”的承继与颠覆

“革命+恋爱”的小说题材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丁玲等作家为代表，这些作家多为五四时期思想革命、人性解放的宣传者。

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时局重新进入黑暗，知识分子普遍陷入了失望与彷徨之中，但是自晚清以来“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通过“革命”抵达美好生活的梦想已经深入人心。

作为一种信仰和力量，作家在创作中往往将目光投射于革命阵营，自觉地加入到工农革命的队伍之中。

从实际创作来看，五四时期所宣传的恋爱自由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依然存在且成为叙事主体，革命为虚，恋爱为实，革命成为恋爱的原因或结果，革命背景下的爱情抒写成为作家创作的主流。

1935年茅盾在《文学》第4卷第1号发表《“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对前期作家创作中“革命”与“恋爱”的文学类型做出了全面的总结。

我们这“文坛”上，曾经风行过“革命与恋爱”的小说。

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干革命，同时又闹恋爱；作者借这主人公的“现身说法”，指出了“恋爱”妨碍“革命”，于是归结于“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的公式。

有人称这样的作品为——“革命”+（加）“恋爱”的公式。

稍后，这“公式”被修改了一些了。

小说里的主人公还是又干革命，又闹“恋爱”，但作者所要注重说明的，却不是“革命与恋爱的冲突”，而是“革命与恋爱”怎样“相因相成”了。

这，通常是被表现为几个男性追逐一个女性，而结果，女性挑中了那最“革命”的男性。

如果要给这样的“结构”起一个称呼，那么，套用一句惯用的术语，就是“革命决定了恋爱”。

这样的作品已经不及上一类那样多了。

但是“革命”“决定了”“恋爱”这样的“方式”依然还有“修改”之可能。

于是就有第三类的“革命与恋爱”的小说。

这是注重在描写：

干同样的工作而且同样地努力的一对男女怎样自然而然成熟了恋爱。

如果也给这样的“结构”起一个称呼：

我们就不妨称为：

革命产生了恋爱。

……[6]337-338

以此而言，《青春之歌》的成功在于它是“革命+恋爱”叙事模式与小说“三段论”融合改进的产物，走出了“革命+恋爱”叙事的窠臼。

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三人的恋情表面看似都以合情合理的原因相互承接，实则是“为了革命牺牲恋爱”“革命决定恋爱”“革命产生恋爱”。

林道静与余永泽从一见钟情到最终决裂是一段“由爱生恨”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她饱受精神折磨，一方面向往“卢嘉川式”的革命生活，一方面却无法割舍同余永泽的爱情，林道静纠结挣扎的心理使她无法做出最终决定。

杨沫也在这种困境中试图寻找一种方法，既能解决林道静的问题，又能使作品摆脱简单的“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于是选择“丑化”余永泽，以两件事为契机，使余永泽和林道静彻底决裂。

其一是余永泽拒绝帮助求助于自己的老佃户魏三大伯，尽管最终林道静并未与其计较过多，但在林道静心中，俨然已经将余永泽看做自私平庸只想生活琐碎的小人物，为以后的决裂埋下了祸根。

其二是余永泽拒绝帮助面临被捕危险的卢嘉川，间接造成卢嘉川入狱，最终被敌人折磨至死。

在林道静心中，余永泽要为卢嘉川之死负主要责任。

如果说第一件事是让林道静认清了余永泽的真面目，那第二件事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余永泽反对林道静参加革命活动，林还可以勉强忍受和他在一起，这只是价值观的不同，林并不会为了革命就放弃或牺牲自己的恋爱。

但拒绝帮助他人，尤其是拒绝帮助苦难的农民和为了国家而奋斗的革命英雄，这是人品与人性底线的问题，善良的林道静绝对无法容忍这样自私自利的小人。

另外，卢嘉川一心革命而闭口不谈个人情感之事，也并非革命的神圣感大于爱情，而是林道静这个有夫之妇的身份使他克制，他的道义底线使他无法做出有违道德的事。

林道静与卢嘉川和江华的这两段革命恋情中，最为准确的说法是“革命产生恋爱”。

卢嘉川与江华不仅是林道静的恋人，也是她革命道路上的引领者。

当林道静还是一个“布尔乔亚式”的理想主义革命者时，是卢嘉川带领她认识革命、了解革命并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林的钦佩爱慕之情油然而生。

尽管两人从未在一起过，但爱情的种子早已在各自心中生根发芽，只是卢嘉川的死结束了这一切。

在卢嘉川死后，江华的出现接替了卢嘉川的角色和功能，最终与林道静结为伴侣并肩战斗。

但是，在和林相处的过程中，江华同志般的言行事实上阻碍了双方真情真爱的生成，他们之间更多的是革命斗争下的“同志关系”。

面对江华“比同志关系更进一步”的爱，林道静内心“欢喜吗？

悲痛吗？

幸福吗？

她什么也分辨不出来、也感觉不出来了。

她只觉得一阵心跳、头晕、脚下发软……甚至眼泪也在眼里打起转来”[2]581。

此时的林道静是迷茫的，她想到了自己深爱着的、萦绕梦怀的卢嘉川，可又无法拒绝这个深爱自己的江华，因为作为革命“同志”，他是那样优秀，所以她接受了这份“同志之上的爱”。

对于林道静来说，江华更像是她的灵魂的拯救者，她对江华的感情更多源于“英雄式的崇拜”和“父亲式的依赖感”。

由于家庭原因，“父亲”这一形象在她心中是匮乏的，“补偿心理”导致她对于男性的依恋。

同时，林道静在斗争过程中缺乏历练，没有经验，面对困苦艰难、危机重重的革命道路，她始终需要一个带领她成长的引导者，而“革命英雄”在小说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