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趋向的新观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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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趋向的新观察

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趋向的新观察

——从两个语境和一个意识切入

庞建春

2012-1-1814:

53:

39　　来源：

《温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3期

　　内容摘要：

从时代语境、学术语境和学者问题意识的角度，考察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趋向，提出当代中国民俗学正经历从学科身份确立到学术品质更新的过程，包含了传承经典和知识创新两大主题。

首先评述中国民俗学界建立和发展社会科学性质的民俗学的主张；其次评述中国民俗学界有关田野民俗志的新学说；最后讨论历史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传统节日、民间信仰等领域的新动向。

　　关键词：

民俗学；社会科学；当代中国；田野民俗志；历史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

庞建春，弘益大学教养外国语学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

　　中图分类号：

C95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674-3555（2011）03-0049-13

　　一、关于“两个语境”和“一个意识”

　　题目中的“两个语境”具体指时代语境和学术语境，“一个意识”是学者的问题意识。

这一切入点的选取在方法论上借鉴了吕微提出的一种审视学科理论史的新视角，即，从研究主体的角度，通过考察研究主体如何借由个案将问题意识转化为带有普遍性的学术理论来考察学科理论史，从中发掘学科的生命力所在[1]。

　　正如吕微所言，当前民间文学界寻找学科出路的一个途径仍然是讨论研究对象“民间文学”本身的定性问题而不是“研究”本身[1]。

也就是说，用讨论“什么是民间文学”代替讨论“什么是民间文学研究”，希望借助民间文学自身的生命力来证明民间文学研究的阐释力。

从索绪尔命题的角度来看，很多论述和研究企图排除所谓干扰“内在”的“外在”以挖掘出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将研究的理论建立在这一规律之上。

但是吕微借助解释学同时通过分析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中的新研究趋势提出，纯粹的内在性研究是不存在的，即使那些看上去尽量泛化或者边缘化研究对象主体性的研究，实际上也不可逃避研究主体本身主体性的介入[1]。

这意味着决定学术研究性质的不是研究对象本身，而是研究主体。

我认为，不必批判索绪尔“内在”和“外在”二分法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因为他所面对的理论问题是不一样的。

重要的是，从只看研究对象的“外在”，到只看研究对象的“内在”，再到审视研究主体的“外在”介入“内在”认识的形成过程。

这种对于研究本身的反思，考察以外化形式存在的研究者问题意识如何内化为研究理论的生成，不可谓不是一个考察学科史的新视角，尤其对于希望借助学科理论史的探讨来发现学科绵绵不断的生命力所在而言。

在我看来，这是民俗学研究中从“文本”到“表演”的理论转变在自身学科史研究中的一种尝试。

具体来说，对于学科理论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并不停留于对理论本身（表述的文本）的考察，而是研究“语境中的理论”。

吕微已经涉及到了对当代部分民间文学研究趋向的阐释，不过他主要是提出和倡导从研究主体的角度，从研究语境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当代民间文学的学科动力[1]。

本文应该说是借用这样的视角对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趋向做出的新观察。

具体来讲，就是考察学者在何种时代和学术语境里，如何提出和解释自己的问题意识，进而如何把个案性的问题意识转化为具有全局意义的学科理论。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本文关注中国民俗学的主体性问题，希望找到今日民俗学的阐释力所在。

在现代社会，学科的成立意味着这门学问可以相对独立地承担起构造某种知识体系和形成理论阐释工具的作用，用以帮助人们认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的生存方式，进而对于我们当下的和今后的生存有思想上的启迪意义。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回顾中国民俗学萌芽与学科身份确立历程，则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与她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出的思想力密切相关。

中国现代民俗学萌芽于五四时期，这是一个被中国人认为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思想和文化启蒙意义的重要社会转型期。

民俗学在当时虽然新生而稚嫩，但是充满朝气与力量，不仅参与的学科门类多样，而且学者们的探讨往往都成为学术界和思想界发聋振聩的声音。

民俗学作为一种思想，在当时回答社会转型期民族何去何从、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各种声音中，显得异常强健。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积累，民俗学幼芽终于长成临风的玉树，由此奠定了她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地位。

当代中国学者非常关注我们刚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的社会变革，比如新中国建立、“文革十年”、改革开放前十年、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等等。

一部分民俗学者欣喜并满足于看到民俗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复兴”，将这个直接作为民俗学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的依据；一部分民俗学者却是喜忧参半，他们看到的是“民俗热”热了民俗学，但是民俗学却没有像五四时期一样热了学界和思想界。

是民俗学冰冻了？

还是什么出了问题？

针对民俗学生存危机和机遇的讨论从1990年代开始渐趋强烈，大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气势。

只是在大讨论还没有任何公论之时，形势却突然发生转变。

进入千禧年后，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全球化浪潮中的核心话题之一，民俗学者一下子成为诠释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和价值的主要力量，民俗学仿佛不用正名就再次火了起来。

简单地说，社会、知识界和学界都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中需要认识传统是什么样子的知识，民俗学正好可以满足这一点。

但仍然有好事者想知道传统到底对我们现在的社会和我们当下的生存意味着什么，一些民俗学者发现我们的解释对圈外人尚有些新鲜感，但是对于圈内人而言却仅仅是常识，远不能像她萌芽之初那样扮演思想弄潮儿的角色。

是民俗学本身出了问题？

还是我们没有掌握拔出民俗学思想之剑的力量和方法？

　　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反观五四以来中国民俗和民俗学的命运，从当代立场和提升学科阐释力的角度呼吁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品质更新，本文就从这里说起，从当下学术发展动力和方向的角度，重新审视本世纪以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趋向。

根据上述方法论视角，本文的问题意识聚焦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时代语境和研究主体的问题意识。

近年来学者们所关注的时代话题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时代话题被民俗学者拉入了自己的视野；他们关心这类话题的出发点和目标是什么？

二是学术语境和研究主体的理论建设。

这是紧接着上一视角的，考察学者在选择和论述问题时，是运用既有的民俗学理论，还是借用别的学科的理论，还是创新理论；最后他们是否成功地让个案性的研究带动了整个学科理论的新生。

根据主题的不同，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学科性质的讨论；第二部分关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第三部分关于研究领域的创新。

就各部分涉及的学科领域而言，第一部分有关理论民俗学发展；第二部分有关民俗志发展；第三部分分论历史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传统文化研究、民间信仰研究等领域的新发展。

　　必须要提前说明的是，本文没有任何点评、评价的意味，只是一种理论史研究视角的尝试。

因此题目中只称“观察”为新，而不称“新趋向”。

对于下面将提到的各个研究，笔者不持任何高下之分、差别对待的立场；同样，没有刻意选取或者回避某研究成果的意味，仅仅是就笔者所收集到的研究成果来论述，完成这个视角的分析而已。

　　二、关于学科性质的讨论：

如何发展作为社会科学的民俗学

　　学科性质的认定是引导一门学科发展方向的大事，我认为这是现代民俗学发展中的核心命题之一。

中国学者的回答经历了一个从确定民俗学是社会科学，到讨论如何发展作为社会科学的民俗学的过程。

由此也可以相对划分出两代学者的理论构建工作。

　　第一代学人是以“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

他们亲身参与了民俗学在中国萌芽、兴起到成立和学科身份确立的曲折历程，既看到了民俗学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联系的实际，也看到了将民俗学学术目标的设定和学术性质的界定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确定其国家级学科的地位是必须且重要的。

因此，如果关注1980年代以来界定民俗学的论述，尤其是钟敬文先生的文章，不难看到社会科学的视角在现代中国民俗学界并不算新鲜事。

但是他们大多是文学、民间文艺学出身，虽然提出民间文艺的研究必须联系到民俗，必须将视角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研究方法也不能局限于文学的和史学的，还必须有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可是在具体的研究概念和研究问题的设置上，做法跟传统的国学非常接近，注重文本型民俗资料的辑录工作，分析上以民俗文本解读为本，以民俗生活解读为辅；以民俗的客体解读为本，以民俗的主体解读为辅。

我认为，这表明这一代学者主要是在整体概念上认同了民俗学的社会科学性质，从国家性和民族性的高度来界定民俗学在现代学科群中的重要性。

但是这个体系内部的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的阐释还有待于从社会科学性质的角度加以强化和系统化，使之真正成为理论分析的工具，或者说找到理论新的生长点。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代学者的工作①。

　　第二代学者的民俗学理论起点是第一代学者提供的，但是历史给后代学人提供了更多新的学术资源，同时也提出了新的社会命题。

首先，第二代学者和第一代学者之间不仅仅在时间上有交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数人之间有着师承关系。

也就是说，双方在民俗学领域享有共同的理论知识基础。

不管后代学者是吸收还是批判这个基础，都可以说他们的理论发展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

第二，第二代学者处于一个全面的“跨学科”学术语境中。

除了文学以外，第二代学者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认识都是“跨学科”的吸收，而不是简单的理论借鉴。

如果说第一代学者要求学生掌握一些相关学科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基本理论认识，那么第二代学者则是主动投入到某相关学科中去，不仅借鉴其基本理论，而且直接与该学科的前沿理论进行学术对话，在互动的刺激中发展民俗学的理论。

第三，第二代学者面对着21世纪的新命题。

第一代学者对民俗学命运的认识来自五四启蒙运动，他们将民俗学作为帮助国家、民族摆脱贫瘠和苦难的思想力量。

第二代学者则有着更强烈的当代感，如何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找到民族自立和与世界和平对话的平台，是这一代学者的历史使命。

2000年以来中国学界多次召开有关学科发展立场的研讨。

归纳来看，发展作为社会科学的民俗学，阐释民俗在现代社会中独特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作用，是当代中国民俗学界经过反思后提出的当代研究立场、重要研究取向之一，它不仅存在于一些具体的研究个案中，而且已经有学者从学理上进行了论述。

（一）从“民俗生活”说到“日常生活的后现代救助”说和“民俗的公共性”

　　高丙中是中国学界较早对民俗学理论整体进行思辨性探讨的当代学者。

1994年他的博士论文《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以与中外传统的民俗学理论对话的方式，提出了自己对民俗学学科定位的认识，其关键词是“生活文化”或者“民俗生活”。

理论部分他认为以往民俗学的取向是“传统和历史”的，这个学术传统“在过去极大地推动了民俗学的形成和发展，但是现在民俗学迫切需要面向当代，面向现实生活”[2]8。

他提出要让民俗学“转向生生不已的现实人生而使它充满活力”[2]6。

除了源自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外，其主张的提出得益于一位社会学界学者观点的启发，他就是美国民俗学者威廉•格拉汉•萨姆纳。

借鉴萨姆纳从社会生活角度阐释的民俗学理论，高丙中围绕“面向现代社会”的命题，对比地提出五个关于如何研究民俗的做法，它们是[2]109-111：

第一，关注作为生活事实的民俗，而不是作为文化现象的民俗；第二，建构民俗的发生情境，而不是只看到静态的民俗；第三，抓住民俗的当代性、现实性，而不是历史性、传统性；第四，通过田野作业到活动中去进行研究，“充分把握扑面而来的复杂整体”，这是研究的基础手段，而不是辅助手段；第五，关注民俗主体。

　　高丙中的这个理论建构出现在1990年代前半期，这之后有很多研究虽不是直接受其影响，但选取的视角多半和这个理论有关联。

但就其本人来看，他没有沿着自己搭建的理论框架在民俗学的学科领域里研究下去，而是转向了文化人类学。

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民俗学，其实这种转向也来自他对自己“民俗生活”学说的进一步思考，即，如何建立起这个理论主张下的民俗志体系。

2006年他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