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政治学研究的主题政治哲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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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政治学研究的主题政治哲学

面向21世纪政治学研究的主题-政治哲学

　　内容提要:

进入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将进入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阶段。

与此相适应，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就是为培育公民文化服务。

政治理论对公民文化的形成具有启动和催生作用，但现有政治学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应该实现向公民文化理论建构的转变。

　　一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

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

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

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

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

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

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

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

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

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

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

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

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

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

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

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

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

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

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

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

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

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垮台。

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

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

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

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

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

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

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

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

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

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

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

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

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

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

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

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

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

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

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

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

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

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

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

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

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

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

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

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

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

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

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

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

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

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

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

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

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

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

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

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

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

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

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

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

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

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

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

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

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

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

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

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

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

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

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

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

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

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

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

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

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