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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学
十七年文学
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的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与社会政治关联紧密的文学,也因此产
生剧烈的错动,而出现了被称之为“转折”的情形,使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当代文学”形
态的阶段。
“转折”在这里主要并不是指一种全“新”的东西的生成和“旧”的文学成分的
消失,主要是指原来文学格局中各种倾向、流派、力量的地位、关系在新的条件下的重组。
一、文学的转折
40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学界,存在着多种不同思想艺术倾向的作家、作家群。
有与国
民党有着直接的结盟关系的作家;有被称为“自由主义作家”的一群(如沈从文、朱光潜、
萧乾等);有“广泛的中间阶层作家”(或称“进步作家”,如老舍、叶圣陶、巴金、曹禺、
朱自清等);有活动于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革命作家。
有着明确政治、文学目标,并且有
力量左右文学走向,对文学状况加以“规范”的,是左翼文学力量。
左翼文学力量通过积极
传播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延安文艺整风所确立的文艺方向,通过对不同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的
“类型”划分,以确立团结、争取、打击的对象,而达到文学“一体化”的实现。
这样,在
进入50年代之后到7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凭籍其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也凭籍政治权力的支
持,而成为中国大陆唯一合法存在的文学事实。
二、文学“新方向”的确立
召开于1949年7月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通
常被看作是“当代文学”的开端。
大会在总结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成绩、总结检讨40年代国
统区革命文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来确立“当代文学”的性质,规定文学创作、
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展开方式。
并确定了毛泽东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是文艺界的“共同纲领”。
周扬在大会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
中指出,毛泽东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
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这一方向,规定了“当代文学”对于革命政治的服务和配合;
以“民族的、阶级斗争与劳动生产”作为创作的体裁;工农兵及其英雄人物是作品的主人公;
作品应以歌颂和表达乐观情绪作为基调;采取为广大读者明白易懂的艺术形式;作家的写作,
以及文学作品出版、流通和阅读(批评),应高度组织化;……这构成这一时期当代文学的
基本特征。
三、“十七年文学”的作家
与40年代相比,五六十年代作家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即出现作家的大规模更替,
和他们在文学界地位的转移。
40年代许多重要作家迅速“边缘化”,或基本停止创作。
造成
这种情况有多种因素:
或者其写作“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或者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
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文学“新方向”的现存规范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距离和矛盾;
或者在50年代几次文学(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
有的作家虽然努力呼应“时代”,企望在
创作上跨上新的台阶。
但大多数并没有成功。
十七年文学的“中心作家”的构成,一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另一是四五十年代之交
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他们自然也经历五十年代政治、文学运动的筛选。
这一时期“中心作
家”的“文化性格”特征,可以从出身(生活经历)、文学观念、文化素养等几个方面加以
分析。
四、矛盾冲突和文学运动
这一时期文学界充满复杂矛盾,并演化为若干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如1950-1951年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1955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5年
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7年的文艺界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文革”前夕在文学理论、创作上展开的大规模批判运动等等。
其间,最重要的有发生于1955年的反对“胡风集团”的运动,和出现于1956-1957年的文学“百花时代”。
仅从文学主张
方面来看,尖锐冲突涉及到“现代文学”中各种文学力量、派别(特别是左翼文学内部存在
的派别)有关中国文学基本形态和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
在有关文学性质的冲突中,50年
代中期胡风(以及冯雪峰、秦兆阳)等对当时文学规范的质疑,最值得注意。
胡风与周扬等
当时左翼文学“主流派”的分歧,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文学和政治、实践(生活的
和艺术的)与观念之间的关系上的分歧。
周扬等更强调理论,“正确世界观”对作家创作的
重要性,而胡风认为,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2、周扬等所倡导的现实
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为接近,而胡风等则更多地接受十九世纪法、俄文
学的“批判生活”的性质,并强调作家的“思想启蒙”责任。
3、在周扬等那里,深入生活,
尤其是工农兵生活是创作成败重要一环,而胡风等则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主
体对客体的“融合”、“搏斗”。
4、有关“当代文学”的传统,周扬等更重视毛泽东的《讲话》
是“当代文学”更直接、更重要的“资源”,而胡风等则更重视“五四”文学,尤其是鲁迅
所开辟的“文学革命”传统。
──这些分歧,反映了中国左翼文学内部不同的有差异的关于文学的想象。
第二章诗歌创作
一、老诗人普遍的艺术困境
由于当代诗歌创作所确立的一体化规范,导致不少现代诗人在进入50年代以后,陷入
创作上的困境。
胡风、鲁藜、牛汉、绿原等“七月派”诗人在反“胡风集团”运动中被剥夺
写作权利,而穆旦、郑敏、杜运燮(他们后来被称为“九叶诗人”)则因诗歌观念和艺术方
法上的冲突而被冷落。
郭沫若、冯至、臧克家、艾青、田间等虽努力调整自己的艺术方向,
也有许多作品面世,但表现了艺术上的普遍性衰退现象。
二、“写实”倾向和叙事诗潮流
十七年诗歌出现几种主要艺术趋向(或称诗的几种“体式”)。
其中之一是“写实性”
叙事倾向,它是解放区诗歌表现“新的世界,新的人物”的延续。
这种趋向,一方面是叙事
诗大量涌现,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叙事诗约近百部。
另一是抒情短诗大都有人物、
场景、事件的因素。
“写实”诗歌的重要诗人有李季、张志民、闻捷等。
闻捷(1923-1971)
主要诗集有《天山牧歌》和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
他的较好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生活在
新疆的哈萨克、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生活风情。
闻捷的抒情短诗具有“生活牧歌”的风格。
作者努力建立完整的、首尾呼应的结构,并在对“细节”、“事件”的单纯化提炼中,加强情
感表达的空间。
《复仇的火焰》写发生于50年代初新疆东部的叛乱和解放军平叛经过。
有着
庞大的艺术结构和众多人物,被称为“诗体小说”。
三、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是十七年诗歌的主要诗体样式。
在这种诗体中,诗人以“阶级”代言人身
身份,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思潮的评说与情感反应。
在诗体形态上,是强烈情感宣泄
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但用了形象化的语言
来表达”。
这种诗体,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加以铺陈。
“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为贺敬
之、郭小川。
郭小川(1919—1976)的主要作品有抒情诗《致青年公民》(包括《向困难进军》、《投
入火热的斗争》等)、《致大海》、《望星空》、《林区三唱》、《青纱帐──甘蔗林》等。
50年
代还创作了《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等长篇叙事诗。
50年代他最有
探索活力的作品,主要写知识者个体融入集体、实现无产阶级“本质化”的过程。
但由于对
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化的尊重,他的诗并不完全回避这一过程中的矛
盾,写到了情感、心理上的困惑、裂痕,而且具有了思想情感上的丰富性和审美上的价值。
但《望星空》、《一个和八个》、《雪与山谷》等,有的在当时未获得应有的评价,有的还受到
批评,有的没有发表就在内部受到批判(《一个和八个》)。
《一个和八个》的公开发表,要迟
至20余年后的1979年。
第三章农村小说
一、小说的题材和形态
十七年小说创作中,“题材”问题是关系到文学性质的重要问题之一。
对于题材的处
理是:
1、题材被严格分类;2、不同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
在小说题材中,工
农兵生活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生活;“重大”社会、政治性质的斗争优于“家务
事、儿女情”等私人日常生活;现实的政治社会斗争优于“历史”情景。
现代历史上中共
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上的其它事实和活动。
这种“题材”观念,相应地产生了“重
大题材”、“非重大题材”等概念。
十七年小说中,“革命历史题材”(革命历史小说)和“农
村题材”(农村小说)作品数量最多,相对而言,艺术水平也较高。
在小说体裁上,短篇及长篇都较发达,中篇小说受重视的程度显然不够。
50年代后期
到60年代初被认为是长篇小说的丰收的时期。
当时出版的作品主要有:
《三里湾》(1955,赵
树理)、《小城春秋》(1956,高云览)、《林海雪原》(1957,曲波)、《六十年的变迁》(第一
卷1957,第二卷1962,李六如)、《红旗谱》(1957,梁斌)、《山乡巨变》(上篇1958,下篇
1960,周立波)、《上海的早晨》(第一部1958,第二部1962,周而复)、《红日》(1958,吴
强)、《青春之歌》(1958,杨沫)、《三家巷》(1959,欧阳山)、《创业史》(1960,柳青)、《红
岩》(1961,罗广斌、杨益言)等。
二、赵树理的小说
赵树理(1906—1970)在40年代已有《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重要作品问
世,50-60年代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三里湾》,短篇《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
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等。
他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依然保持来自“生活底层”
的淳朴特色,并继续坚持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之间存在的隔阂的试验。
虽说在一
些作品(如《三里湾》)中,农村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其骨架,但对日常生活的叙述,
对于农村社会习俗、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家庭关系、公私关系和心理中留下的波痕,和因此发
生的冲突,是小说中最有成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的创作来,赵树理遇到很多的困难。
一
方面,文学界有关的写作规范更为严密狭隘,另方面则是激进的政治经济政策对农业生产,
对农村传统生活所产生的全面冲击,造成“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尖锐化。
这引起作
家的深刻忧虑。
也使他后期的创作主题,集中在对于农村传统生活,特别是建立在劳动之上
的美德的发掘和维护上。
《套不住的手》、《老定额》、《互作鉴定》等的主题,都可以从这一
方面来理解。
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小说艺术,与40年代比较,并没有重大变化,但趋向凝练,
叙述中时常会流露出隐而不露的忧郁.
三、柳青的《创业史》
柳青(1916—1978)著有长篇《种谷记》和《铜墙铁壁》。
《创业史》是他最重要、也
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得到很高评价的长篇。
小说的第一部出版于1960年,写陕西渭河平
原的农村组织互助会的过程。
原计划写四部,但因文革发生而使这个计划中断。
文革后仅出
版了没有最后写完的第二部。
作者说,小说的主旨,“要向读者回答的是:
中国农村为什么
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
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来表现出来”。
小说塑造了各个阶级的人物:
互助
会“带头人”梁生宝,徘徊、动摇在两条道路之间的梁三老汉,坚决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贫农
高增杰,想重振威势的富农姚士杰,开始想走个人“发家”道路的村干部郭振山等。
当时评
论界普遍认为,小说的成就表现为,细腻深入地揭示了土地改革后尚未充分显露的农村各阶
层的心理动向和冲突,并揭示这些冲突的现实的与历史的根源。
另一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
梁生宝这一“新人”形象。
《创业史》对陕西乡村生活情景、民情风俗等有生动描述。
小说
的人物语言是经提炼的口语,而叙述语言则以书面语为主,两种语言构成一种对比。
叙述语言时有诙谐、幽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