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朝鲜学者的燕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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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朝鲜学者的燕行
乾嘉時期朝鮮學者的燕行
彭林
清華大學思想史研究所教授
中國與朝鮮山水相依，至遲在先秦時期，就有了密切的交往。
宋明理學東傳朝鮮之後，儒學被尊奉爲國教，浸潤日久，朝鮮成爲儒家化相當徹底的國家。
明萬曆壬辰（1592）年，日本豐臣秀吉大舉侵朝，占領南北八道，史稱“壬辰倭亂”，朝鮮亡國在即。
明朝政府應朝鮮政府之請，派遣軍隊入朝參戰，爲之用兵七年，所發帑銀八百萬兩，使朝鮮得以複國，彼此遂結下血肉情誼。
一、清軍入關前後的中朝關係
明末，由女真人建立的後金政權迅速崛起。
萬曆四十六（1618）年，努爾哈赤宣稱與明廷有“七大恨”，開始發動推翻明王朝的征戰。
朝鮮政府堅决擁明，次年（1619），朝鮮王光海君命薑弘立率師協助明軍抗擊後金，但兵敗于富察之野。
隨後又出境抵抗瓦爾喀之師，幷與明將毛文龍配合，襲擊沿海城寨。
1626年，努爾哈赤病死，朝鮮拒絕遣使吊問。
皇太極天聰元年（1627）正月，貝勒阿敏等率軍渡鴨綠江，連克義州、定州、漢山城、安州，幷攻入平壤，朝鮮仁祖逃至江華島，不得已而遣使求和。
三月庚午，“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
和議成，約爲兄弟之國”[①]。
後金希望朝鮮積極介入打擊明軍的行列。
朝鮮政府迫于大勢，口頭允諾，實際上虛與委蛇。
天聰三年（1629），後金征朝鮮兵攻明，朝鮮“誤軍期，降詔切責”。
天聰五年（1631），皇太極爲了攻打明軍控制的皮島等沿海島嶼，徵兵船于朝鮮。
仁祖雲：
“明國猶吾父也。
助人攻吾父之國，可乎？
”遂拒絕之。
天聰六年（1632），皇太極的使者到達朝鮮，雙方在頒定貢額、互市、征糧等問題上發生嚴重糾紛。
天聰六年（1632）正月，後金爲了攻打錦州的明軍，要求調用朝鮮舟船五千，運糧萬石。
仁祖稱“軍船、糧船三十二艘漂沒無存”，拒不從命。
皇太極“知其飾詞，詔切責，刻期督催”。
其後，朝鮮軍船、糧船雖遵命出發，但途中要求更改水路行進爲陸路行進，而且暗中與明軍接觸，被皇太極獲知，“詔以朝鮮三艘飄入明境通信，及見明兵船不迎敵，又不由水路進，嚴斥之”。
其後，明軍兵船“二至朝鮮界”，朝鮮政府拒不采取任何措施，皇太極大怒。
天聰九年（1635），後金平定察哈爾林丹汗，繳獲元代皇帝的傳國之璽，八和碩貝勒和外藩蒙古四十九貝勒等請上尊號，後金希望聯合朝鮮共同推戴，乃修書遣使，前往朝鮮。
朝鮮大臣堅决反對，幷扣留使臣。
次年四月，皇太極改元爲崇德，國號爲“清”。
朝鮮雖派使者朝賀，但不拜，拒絕行臣子之禮。
清帝要求朝鮮送交質子，朝鮮亦置之不理。
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清帝率軍征朝鮮。
在清軍打擊下，朝鮮八道兵皆潰散。
清軍圍困南漢山城。
崇德二年（1637）正月庚午，仁祖及從數十騎投降，奏書稱臣，乞免出城。
清帝宣詔赦之，幷命令朝鮮王，從此去明年號，交出明所賜誥命册印，質二子，奉大清正朔。
是年十月，册封仁祖爲朝鮮國王。
十一月，仁祖派臣子到北京表賀清帝萬壽。
冬至，進攻方物。
十二月，遣使祝賀元旦。
“嗣凡萬壽聖節、元旦、冬至，皆專遣陪臣表賀，貢方物，歲以爲常。
[②]”從此以後，朝鮮政府每年至少三次，即萬聖、元旦、冬至，派使節團到北京。
清與朝鮮的君臣關係從此確定。
但是，朝鮮對此事深感耻辱，稱之爲“丙子胡亂”。
清軍剿滅明軍的戰鬥節節勝利，1644年又擊敗李自成軍隊，建立了新王朝，朝鮮與清的關係終于塵埃落定。
順治即位前，孝宗李倧遣使北京，奉表祝賀登極。
順治元年（1644）、二年（1645），原先作爲質子的兩位朝鮮王子先後獲准回國，清廷還减低朝鮮歲貢和三大節慶賀的方物的種類和數量，以示懷柔。
順治六年（1649）六月，李倧去世，清帝先是派禮部官員前往諭祭，贈以謚號。
其後又派戶部官員前往册封新即位的朝鮮王。
自此，每逢朝鮮王去世，清廷必派使者前往諭祭，贈以謚號，幷册封新王和王妃。
清廷還多次减少朝鮮貢物的數量。
雙方邊境雖然時有事故發生，但雙方都能妥善處理，因而邊境比較平和。
乾嘉時期，兩國關係趨于緩和。
乾隆八年（1743）九月，清帝詣盛京，朝鮮英祖遣使表貢，乾隆特賜禦書“式表東藩”匾額，以示恩寵，幷許使臣與諸王大臣宴。
在此後的幾十年中，這種舉措一再出現。
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帝謁祖陵，事先通知朝鮮勿前來朝賀，但正祖仍遣使賫表迎駕，清帝禦書“東藩繩美”的匾額賜之。
乾隆五十年（1785）正月，舉行千叟宴，朝鮮王遣使入貢，乾隆帝賞以仿宋版《五經》以及筆墨等物。
嘉慶元年（1796），朝鮮正祖的使臣到北京祝賀太上皇乾隆歸政，在寧壽宮參加千叟宴，賜予《聖制千叟宴詩》，嘉慶十年（1805），清帝詣盛京，朝鮮純祖遣官接駕，特賜“禮教綏藩”匾額。
嘉慶二十三年（1818）九月，清帝詣盛京，純祖遣使迎覲表賀，清帝賜禦制詩及“福”字。
凡此，似乎都足以說明兩國關係正在不斷密切。
但是，這僅僅是表面現象，朝鮮政府俯首聽命于清廷，不過是懾于清軍兵鋒，表賀、迎駕，例行公事而已。
二、清初朝鮮人的夷夏觀
所謂夷夏之別，原本是孔子提出的觀念。
春秋時期，四方夷狄進逼中央王朝，中原諸侯以“尊王攘夷”相標榜。
其後，韓愈提出儒家道統，從文明消長的角度說夷夏之別，認爲《春秋》之義，在嚴夷夏之別，“諸侯而行夷狄之禮則夷之；夷狄而行中原之禮則諸侯之”[③]。
韓愈之說被宋儒尊奉，進而爲朝鮮儒者所尊奉。
在朝鮮社會走向儒家化的進程中，朝鮮學者無不耻爲夷狄，而以仿效中朝衣冠文物、“進于中原”爲目標。
清軍入關推翻明王朝，中華上下剃發易服，朝鮮舉國震驚，感情上無法接受。
今後如何處理與清政府的關係，成爲朝野議論的重大問題。
以著名學者宋時烈爲代表的一派，主張尊明攘夷、反清複明。
宋時烈曾經擔任過鳳林大君的師傅，仁祖十四年（1636）滿軍圍逼南漢山城時，宋時烈是“扈從”之一，與鳳林大君親身經歷過兵臨城下的驚恐與耻辱。
1649年（己醜），鳳林大君即位，是爲孝宗。
宋時烈是當時最爲激烈的反清人物，他在給孝宗的奏議中提出了著名的“北伐議”，主張北伐中原，恢復大明乾坤，一時成爲輿論主流：
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一統之義于天下，後世凡有血氣之類，莫不知中國之當尊，夷狄之可醜矣。
朱子又推人倫，極天理，以明雪耻之義，曰：
“天高地下，人位乎中。
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
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
然仁莫大于父子，義莫大于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
其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出于一己之私也。
”臣每讀此書，以爲此一字一句或有所晦，則禮樂淪于糞壤，人道入于禽獸，而莫之救也。
欽惟我太祖高皇帝與我太祖康獻大王，同時創業，即定君臣之義、字小之恩、忠貞之節，殆三百年不替矣。
不幸頃者得醜虜肆凶，舉國淪陷，堂堂禮義之邦，盡污腥膻。
彼時之事，尚忍言哉？
繼值甲申之變，皇京蕩覆，天下無主。
是則，雖曰非此虜之所爲，然乘時聘醜，淩夷我寢廟，殲污我皇族，已爲痛疾。
至於弘光皇帝，建號南方，大統有存，我朝雖未有聘享之禮，然既是我神宗皇帝之骨肉，則君臣大義，豈以天外而有間哉？
何意天不悔禍，逆虜複肆弑逆，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性命之倫，莫不有不共戴之義矣。
况我國實賴神宗皇帝之恩，壬辰之變，宗社已墟而複存，生民幾盡而復蘇，我邦之一草一木，生民之一毛一發，莫非皇恩之所及也。
……此虜者，君父之大仇，矢不忍共戴一天，蓄憾積怨，忍痛含冤，畀辭之中忿怒愈蘊，金幣之中薪膽愈切，樞機之密死神莫窺，志氣之堅賁育莫奪，期以五年、七年以至于十年、二十年而不解［懈］。
[④]……
孝宗內心深處依然眷戀與明王朝的舊情，切望洗刷丙子國耻，所以十分贊成宋時烈北伐中原、“雪耻正義”的圖謀，曾對宋時烈說：
“予與卿志同道合，常如骨肉兄弟。
[⑤]”孝宗賜裘一襲于宋時烈，宋氏謙辭不受。
孝宗乃密諭宋氏：
“遼薊風雪，將與同驅馳也。
”可見賜裘之意，在遙寄驅馳遼沈之日抵禦風雪之情。
宋時烈爲仁祖陵墓（長陵）撰寫的碑文，拒不奉清朝正朔，依然使用明朝紀年。
宋時烈此舉影響很大，爲朝鮮學者所仿效，樸趾源《熱河日記·渡江錄》開首記渡鴨綠江的年份朝鮮正祖四年（乾隆四十五年）爲“後三庚子”，即崇禎後的第三個庚子年。
樸氏解釋說：
曷爲後三庚子？
記行程陰晴，將年以系月日也。
曷稱後？
崇禎紀元後也。
曷三庚子？
崇禎紀元後三周庚子也。
曷不稱崇禎？
將渡江，故諱之也。
曷諱之？
江以外清人也，天下皆奉清正朔，故不敢稱崇禎也。
曷私稱崇禎？
皇明中華也，吾初受命之上國也。
崇禎十七年，毅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三十餘年。
曷至今稱之？
清人入主中國，而先王之制度變而爲胡。
環東土數千里劃江而爲國，獨守先王之制度，是明明室猶存于鴨水以東也。
雖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肅清中原，以光復先王之舊，然皆能尊崇禎以存中國也。
由此可見，兩國雖有君臣名分，關係也建立常態，但朝鮮君臣內心視滿清爲夷狄。
朝鮮文人、士大夫的認識相當偏激，他們過于看重剃發的作用，把它與文化等同，“皇帝也剃發，將相、大臣、百執事也剃發，士、庶人也剃發。
雖功德侔殷、周，富强邁秦、漢，自生民以來，未有剃發之天子也。
雖有陸隴其、李光地之學問，魏禧、汪琬、王士禎之文章，顧炎武、朱彜尊之博識，一剃發則胡虜也，胡虜則犬羊也。
”[⑥]在他們看來，凡是剃發者，即使學識如顧炎武、朱彜尊，也都是犬羊、畜牲。
還有的人到中國之後，狂妄自大，“謂中土不見文章”[⑦]，認爲中國連會做文章的人也沒有了。
他們不瞭解明清之際，漢族人民和知識分子爲了反抗清軍的剃發令所付出的慘重代價；也不瞭解顧炎武、傅山等堅守節操的學者，是如何拒絕與清政府合作，而以局外人的輕鬆譏誚中州之士，“謂一部《春秋》無地可讀，每嘆燕趙之市未見悲歌之士”。
[⑧]
他們認爲文化可以象頭髮那樣被剃盡，既已舉國剃發，則中華文化已從中國人的頭腦中和社會生活中消失殆盡。
他們以“小中華”自稱，認爲中華文化的正宗已經轉移到朝鮮；傳統的夷夏觀正在顛倒，歷來稱夏的中國已經變成夷，而一向以夷自稱的朝鮮已經成了夏。
有些人甚至用對待夷狄的方式與中國人打交道，“見大國人，無滿漢，一例以胡虜視之”，“必無款接之理，雖相接，必以犬羊待之”[⑨]。
這樣的意識，當時的清朝學者是無法想見的。
三、乾嘉時期燕行的北學派學者
朝鮮半島在經過了“壬辰倭亂”和“丙子胡亂”之後，國力空虛，加之朝政黑暗，黨爭不斷，已是危機四伏。
而位高勢尊的士大夫依然空談心性，高遠自賞，全不以生民爲念。
而某些有識之士則開始探討社會問題，關注諸如天文、農學、交通、商業等涉及民生日用的領域，希望通過改革來振興日漸頽靡的國勢。
其代表人物是洪大容、朴齊家、樸趾源、金正喜、丁茶山等，學術界將他們稱爲“實學派”。
幷非巧合的是，除丁茶山之外，其餘四位都有過“燕行”的經歷。
北京古稱燕，故朝鮮人稱北京之行爲燕行。
每年萬歲節、元旦、冬至，朝鮮政府都要派使節團到北京祝賀，燕行者不在少數。
隨團成員不乏有撰作“燕行詩”、“燕行錄”、“燕行日記”之類的紀行文者[⑩]，記述沿途所見山川形勝、制度文物，因多爲例行公事的官員所作，可觀者不多。
而四位思想家的入燕，所見、所交、所思、所論，自然不同繁俗，他們所撰寫的燕行記，成爲朝鮮思想史上的豐碑。
四位學者中洪大容最先入燕。
洪大容（1731—1783），字德堡，號湛軒，學者、思想家。
洪氏“早自廢舉，絕意名利”，[11]厭惡朋黨傾軋，而潜心于經史子集之外的自然科學，自設“龍天閣”，研究天文曆法。
44歲時，方才經蔭補而獲得從九品的職務——繕工監監役，其後擔任過司憲府監察、泰仁縣監、榮州郡守等職。
英祖四十一年（1765）12月，洪大容隨其叔父、三節年貢兼謝恩使洪檍前往北京，逗留兩月有餘。
其間，與浙江名士嚴誠、潘庭筠、陸飛、孫天義等過從甚密，而與嚴誠結爲生死之交。
洪氏在京期間，與中國士人的筆談稿，彙集爲《乾淨同筆談》；歸國後與浙江友人的往來信件，彙集爲《杭傳尺牘》。
洪氏所撰《湛軒燕記》，介紹中國聞見，有較大的社會反響。
洪大容在漢城向好友朴趾源介紹燕行聞見，使樸氏大爲興奮。
樸趾源（1737—1805），字仲美，號燕岩，朝鮮時代著名文學家、思想家。
樸氏渴望燕京之行，而苦于一時沒有機會，他的弟子朴齊家却得以先行，幷且成爲四人中入燕次數最多的一位。
朴齊家（1750—1805），字次修、在先，號貞蕤、楚亭，著名詩人、思想家，歷任奎章閣檢修官、軍器寺正、扶餘縣監、五衛將、永平縣監等職。
1778年5月，朝鮮政府派遣宰相蔡齊恭爲正使，出使北京，朴齊家及其好友李德茂隨行。
在北京期間，朴齊家與紀曉嵐、李調元、潘庭筠、祝德麟、江德量等相交。
1790年，朴齊家與著名學者柳得恭隨使節團再次赴北京，與京師碩學鴻儒翁方剛、阮元、孫星衍、羅聘、陳鱣、黃丕烈等都有交往。
1801年，朴齊家、柳得恭第三次出使北京，回國不久即辭世。
三度入燕，與之相知的清代學者竟達百餘人之多。
朴趾源入燕，是在朴齊家首次燕行之後的2年，即正祖4年（1780）才得以成行。
當時，朝鮮政府派遣使節團前往北京祝賀乾隆帝七十大壽，樸趾源的堂兄、錦城尉樸明源擔任正使，時年四十三歲的樸趾源以觀光客的身份隨行。
朴氏一行渡鴨綠江、越遼野、過山海關，到達北京。
因乾隆皇帝駐蹕熱河避暑山莊，故又自古北口折向承德，往返六千餘裏。
樸趾源在中國逗留的時間特別長，到過的省份，比洪大容、朴齊家以及其他的燕行者都要多。
樸趾源每到一地，都詳細考察當地的地理沿革、風俗人情、文物典故，以及政治、經濟、軍事、吏治等方面的情况。
在北京期間，他對京城的主要建築和名勝，如太和殿、午門、天壇、萬壽山、太液池、紫光閣、萬物樓、琉璃廠、南海子、太學、明朝進士題名碑、文丞相祠、觀象臺、利馬竇冢等，無所不至。
連對一般人很少開放的城內近二十所寺院，也都一一訪問。
歸國後，他將燕行所見所聞，整理成洋洋三十余萬言的《熱河日記》。
金正喜（1786—1856），字元春，號秋史，又號阮堂、禮堂、詩庵、老果、果坡，朝鮮時代著名學者、金石家和書法家。
金正喜是朴齊家的弟子，自幼爲朴氏慕華之情所感染，來華之前，曾作《惠山啜茗》、《武夷泛月》、《蒲磵聽泉》、《淨業蓮因》、《黃岩看瀑》、《富春梅隱》、《栖霞獻賦》、《漢江旅泊》、《岱岳觀雲》等詩，筆迹所至，自無錫的惠山、鎮江的夢樓、福建的武夷山，浙江的黃岩瀑與富春江，廣州的羅浮山，山東的泰山和栖霞的纖佛岩，武昌的黃鶴樓等等，無處不神游，向往之情，可見一斑。
純宗九年（1809），金正喜的生父金魯敬奉使入華，金正喜終于得以實現夢寐以求的北京之行。
在北京期間，金正喜與曹江、徐松、洪占銓、李鼎元、吳嵩梁、周達、陳用光、葉志詵、李璋煜、鄧尚璽、劉喜海、阮常生、汪喜孫、張深、朱爲弼、徐有壬等學者過從甚密，論談典籍、文集，切磋書畫、拓本。
金正喜與阮元、翁方綱相交最篤，回到漢城後，翁、金以信函討論學術，品評刊本，考訂古禮，探討考據之學與義理之學的是非等。
翁方綱還將自己的《蘇齋筆記》、《複初齋詩集》、《複初齋文集》以及趙松雪天冠山詩真迹石本等寄贈金正喜，金正喜亦以《李退溪集》、《李栗穀集》以及日本舊刻泰峰山碑、春藤大石硯等相贈。
[12]
作爲乾嘉經學重鎮的阮元，與金正喜的失系亦極密切，原東京帝國大學高田真冶教授藏有《揅經室文集》一卷，據此書金正喜親筆題記可知，阮元曾將親手點校而尚未出版的《揅經室文集》、自己主持編纂的《經籍纂詁》、新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等贈送金氏。
道光年間，阮元主編《清經解》，凡180餘種，1400百卷。
此書初成，遠在雲南的阮元，就將抄本寄至北京的阮常生處，囑轉贈金正喜。
次年，由金正喜的弟子李尚迪携歸朝鮮，轉交金正喜，是爲傳入朝鮮的第一部《清經解》[13]。
四位學者在中國的經歷，使他們目睹了一個繁榮、安定、富强的社會，一個真實、生動的清朝。
朴齊家筆下的北京印象是，“其語文章，其屋金碧，其行也重，其臭也香，其都邑城郭笙歌之繁華，虹橋綠樹殷殷訇訇之去來，宛如圖畫。
”[14]
乾隆的治國能力、社會的安定、朝廷的人才之衆，給金正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乾隆固英主也”，“乾隆之致六十年太平之治”，“乾隆之朝，如此名臣項背相望，不可以一二計，俱是滾滾台省，充衍滿廷。
君臣慶會，上下寅協，文思武工，直欲上掩漢唐。
[15]”樸趾源看到國子監外學舍“莫不汛治肅清，架桌齊整，窗戶明淨，紙塗雖舊，無一殘缺，此雖一事，足見中國法度之概焉”[16]。
他在北京目睹一場火灾是如何被有條不紊地被撲滅的，因而感嘆“可見中國法度之嚴，每事之不苟艱如此雲。
”[17]
洪德保、朴齊家、金正喜入燕，與漢族上層知識分子接觸較多，因而對于精英階層的文化水準之高，自然會有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樸趾源不然，他與社會下層民衆或身份不太高的士大夫交談較多，但是，得到的結論則是完全相同的。
某日，朴氏一行從新廣寧往十三山的途中，遇見一位七八歲的小孩，遂與之“談討”，小孩落落大方，用鐵篦畫地作答，文雅得體，樸氏嘆爲“絕妙”。
[18]樸氏從如此偏僻的山村、如此稚幼的孩童的身上，看到了中國社會真實的、基層人民的文化水準。
樸趾源在熱河太學見到的尹嘉銓，可能是他燕行全程中交談最多、身份最高的漢族知識分子。
尹氏曾任通奉大夫、大理寺卿，與朴氏見面時已經“致仕”（退休），是臨時奉命差遣而來。
朴、尹相見後，“六日對窗，通宵會話”，樸氏根據筆談整理而成的文稿，竟達二萬字左右。
其中一日，“且飯且語，易數三十紙，自寅至酉凡八時”，[19]一次談話，竟然長達八個時辰、十幾個小時，足見樸氏情感之投入。
朴氏對尹氏的才華極爲欣賞，“鵠汀敏于酬答，操紙輒下數千言，縱橫宏肆，揚扢千古，經史子集隨手拈來，佳句妙偈順口輒成，皆有條貫，不亂脉絡。
或有指東擊西，或有執堅謂白，以觀吾俯仰，以導餘使言。
可謂宏博好辯之士。
”[20]這也使樸氏看到，漢文化的傳統沒有因剃發而喪盡。
金正喜離燕歸國時，作《我入京與諸公相交未曾以詩相契臨歸不禁悵觸漫筆口號》詩，詩的首句雲“我生九夷真可鄙，多愧結交中原士”，表達了他對中華文化的欽敬之情。
北京之行，使四先生的“經世致用”、“正德利用厚生”等實學思想得以深化和完善。
例如，樸趾源從發展朝鮮經濟的需要，詳盡考察了中國的各類車制，如太平車（乘車）、大車（貨車）、獨輪車、水銃車（救火車）等，詳記其構造、輪高、質料、帷飾等等。
朴氏由中國發達的車制聯想到朝鮮的落後情况，提出了改革的理論和設想：
“有國之大用莫如車，故周禮問國君之富，數車以對”；“乘車、載車，尤系生民先務，不可不急講也”；“車制莫先于同軌”，“我東未嘗無車，而輪未正圓，轍不入軌，是猶無車也”；他反駁朝鮮多山、不可用車的說法：
“是何言也？
國不用車，故道不治耳。
車行則道自治，何患乎街巷之狹隘，嶺阨之險峻哉！
”“中國固有劍閣九折之險、太行羊腸之危，而亦莫不叱馭而過之”。
他批評性理學者雖然熟讀《周禮》，知有輪人、輿人、輈人之官，“然竟不講造之之法如何、行之之術如何，是所謂徒讀，何補于學哉？
”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樸氏理論與當代“要想富，先修路”的口號何其相似！
類似的例子，在四先生的文集中觸目皆是，此不贅舉。
四、燕行學者對朝鮮的影響
洪大容等的燕行，對他們自身的思想産生了重要影響。
而由于他們在朝鮮學術界的重要地位，故他們的燕行著作對朝鮮思想學術界和朝鮮社會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下面略作論述。
首先，清代學術傳入朝鮮。
清代學術以考據見長，與注重義理的宋明學術有明顯區別，而朝鮮半島的儒學幾乎就是程朱理學的同義詞。
到明末，理學家游談無根，成爲末流，故清初學者多痛詆之。
顧炎武最早倡導經世致用之學，對于清代學術有强烈影響。
阮元張大顧炎武之說，高標“實事求是”之學。
“實事求是”一詞，源出于《漢書·河間獻王傳》。
阮元之學以經學爲宗，雲“餘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
[21]實事求是是阮元學術思想最重要的特色，[22]也是清代乾嘉樸學最重要的特色。
金正喜對阮元此說極爲推崇，他彙集阮元的有關論述，題爲《實事求是說》。
[23]淩廷堪是清代提倡“以禮代理”的學者，試圖用禮學代替宋明以來的理學思潮，所著《複禮》三篇曾加系統闡述，此篇也爲金氏全文抄錄。
可見，洪大容等入燕之初，對迥异于宋明理學的乾嘉學術有耳目一新之感。
朴齊家批評朝鮮朱子學者空談心性理氣，不能切實研究自然界本身，他以“實事求是”作爲其實學思想的宗旨，與他的燕行經歷顯然有密切關係。
清代學術影響朝鮮學術最典型的例證，是以“真興二碑考”爲代表的朝鮮金石考据學的建立。
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歷代流傳的銅器、石刻、璽印等文物不計其數。
到北宋，劉敞、呂大臨、薛尚功、趙明誠、歐陽修等學者搜集金石碑帖以爲研究之資，擁現了諸如《考古圖》、《宣和博古圖》、《歷代鍾鼎彜器款式》、《集古錄》、《隸釋》、《金石錄》等金石學名著，從而形成爲顓門之學。
到乾隆年間，因編《西清古鑒》等書，金石學再度復興，幷達到超邁前賢的顛峰水平。
清儒認爲，金石銘文的價值，“其重與《九經》同之”[24]，故用以正經補史，阮元是清代金石學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所著《積古齋鍾鼎彜器款式》、《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等，奠定了清代金石學的格局和規模。
朝鮮半島古代碑刻本來就不多，而且不爲文人所注重，金正喜雲：
“金石一學，自有一門戶，東人皆不知有此。
[25]”金氏在北京期間，在阮元、翁方剛處目睹把玩各色文物，引發研究興趣，故回國後開始研究朝鮮碑刻，以“羽翼經史[26]”。
他運用乾嘉樸學的研究方法，考訂《新羅真興王巡狩碑》與《真興王巡狩碑》，所著《真興二碑考》[27]，成爲朝鮮金石學的開山之作。
《新羅真興王巡狩碑》原植于鹹鏡道鹹興府之北的黃草嶺，出土時殘存12行、239字。
金正喜將碑文與《新羅本紀》、《北齊書》等參證，考定此碑年代當高麗平原王十年、百濟威德王十五年，對應的中國紀年爲陳廢帝伯宗光大二年、北齊後主緯天統四年、後周武帝雍天和三年。
傳統的看法認爲，新羅王的謚號始于新羅中葉，金正喜通過對二碑考證，發現“真興”、“真平”不是謚號，而是生稱，朝鮮之有謚法，當晚在太宗武烈王（654—660）之後。
金氏對新羅官名、地理、真興王事迹等多所發明，幷發現了《海東集古錄》等文獻的錯誤。
金正喜學術思想受阮元、翁方綱影晌最深，故自號“阮堂”，又以“覃揅齋”名其室，氏雲：
“覃溪雲‘嗜古經’，芸台雲‘不肯人云亦云’。
兩公之言，盡吾平生”[28]。
又雲：
“大抵覃溪老人所著《群經附記》，門路甚正，持說甚平，無嗜异炫博、支離穿鑿之，無半解一知、東西顛倒之習，至于撤瑟之辰，猶筆削不休。
一字必致慎，一言必求是，積至七十四卷，八十年精篤盡在于是”[29]。
由日本學者藤冢鄰所撰《阮堂舊藏書目錄》可知,清代諸學術大家的著作，幾乎盡在金正喜的鄴架之上，如顧炎武《日知錄》、《音學五書》，黃宗羲《明儒學案》，全祖望《鮚埼亭集》，錢載《蘀石集》，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王念孫《讀書雜志》，王引之《經傳釋詞》，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錢大昕《潜研堂集》、《養新餘錄》，淩廷堪《禮經釋例》，惠士奇《禮說》，朱彜尊《經義考》，戴震《戴氏遺書》，崔述《洙泗考信錄》，翁方綱《複初齋集》，王士禎《帶經堂集》，閻若璩《潜丘札記》、《四書釋地》，胡渭《禹貢錐指》，焦循《雕菇樓集》，陸隴其《讀禮志疑》，江永《禮書綱目》、《群經補義》，阮元《儀禮石經校勘記》、《揅經室文集》、《考工車制圖解》、《詁經精舍文集》等。
由此可以窺見他與清代學者的關係。
藤冢鄰把金正喜作爲能真正把握乾嘉學術文化本質幷向朝鮮傳播清文化的最重要的功臣，誠非虛言。
第二，提出了“北學中原”的思想。
洪大容、朴齊家、樸趾源、金正喜等學者燕行歸國之後，不僅積極介紹燕行聞見，而且呼籲學習中國的先進文化，形成了與“北伐派”對壘的“北學派”。
“北學”口號的提出，絲毫沒有佞清的味道，恰恰相反，他們對于“皇明”的感情是誠摯的，對于統轄中華的“夷狄”則頗有不滿，這從他們的日記和文章中可以清楚地感知。
他們比一般的士大夫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們不爲耳食左右，而是積極尋找機會作實地考察；他們不以衣冠取人，更不以衣冠取文化，而能理性地把政權更叠與文化慣性加以區分。
中國雖然發生政權更叠，漢人不得不屈服于滿族的武威，但是，政權的更叠幷不等于文化的更叠，中華文明的進程幷沒有中斷，不僅如此，滿族統治者必須要融入漢文化之中，才有可能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
因此，儘管中國人的頭髮、服飾變了，但文化精神依然存在于社會的每一個層面。
洪大容與三位胡服的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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