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抗日背后动机研究分析以雾社事件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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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抗日背后动机研究分析以雾社事件为例

原住民抗日背後動機研究分析──以「霧社事件」為例

208楊佩螢

204翁馨

203張珮甄

203洪鈺淳

一、前言

二、和番政策─婚姻觀

三、靈魂故鄉─土地觀

四、英雄證明─狩獵觀

五、隘勇線上─生存觀

六、苛役勞動─工作觀

七、結論

參考書目

附件

附件一：

隘勇線前進圖

（一）

附件二：

隘勇線前進圖

（二）

附件三：

隘勇線總長度的演變

附件四：

高山族工資勞工化的演變

附件五：

蜂起部落、家庭、人口數的演變

一、前言

我們之所以想做〈霧社事件─原住民抗日背後動機研究分析〉這個題目，是因看了電視劇風中緋櫻的關係。

我們對劇中原住民的境遇、心情及最後不得已的抗日舉動感到同情，也對他們當時的社會相當感興趣。

因此藉著寫小論文的機會，選擇了霧社事件作為我們的題目。

我們不斷的看書、上網、參考別人的論文、專著，對霧社的認知，也從一開始的半生不熟到漸漸的了然於心。

我們發現日本的理番政策之所以失敗，最重要的原因便是雙方的文化差異，像是日本因經濟因素強制徵收原住民土地；為方便管理而控管槍枝。

但是對原住民來說，土地及槍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是日本所無法理解的文化，雙方的衝突也由此而生。

另外像是和番政策、隘勇線的設置等，都因雙方觀念不同而成為事件導火線，可見文化差異確實是事件爆發的主要原因。

　　因此我們決定以文化為主軸來分析此一事件。

以下我們將分為婚姻觀、土地觀、狩獵觀、生存觀及工作觀等五大部分來描述原住民與日本的觀念差異。

二、和番政策─婚姻觀

原住民問題一直是日本治臺的隱憂，為了安撫原住民及達到「控制」的效果，日本當局積極推動下屬與原住民女子通婚，藉由迎娶各社頭目的女兒或姐妹來穩固對各部落的掌控。

例如近藤勝三郎已娶了巴蘭社頭目的女兒伊娃利羅拔，而又入贅到荷歌社，娶頭目塔達俄諾康的妹妹娥萍諾康；勝三郎之弟儀三郎娶了莫那魯道之妹狄娃斯魯道；下山治平的妻子是巴力巴社頭目的女兒貝柯塔霧莉；中田安太郎則是娶了莫那魯道的堂妹碧拉卡莉。

對原住民來說，婚姻與紋面是一件神聖的大事。

以男子為例，成年的男子須獵到人頭，才能在臉上刺青，刺青是勇士的象徵，表示自己是真正的泰雅族男子漢；而女子方面，則是在學會紡織技藝後，才具備紋面資格，成為完美的泰雅女子。

在泰雅族的習俗裡，沒有紋面的人不會被尊重，也不能在死後回到祖靈的天界，他們是不配結婚的。

因為結婚是神聖的儀式，所以想要結婚，必須先紋面才行。

對日本而言，迎娶原住民女子只是政策需要，所以大多數被指派結婚的日本男子都不是心甘情願的。

他們沒有多餘的心思去關愛原住民妻子，也沒辦法理解這項代代相傳的傳統。

他們覺得紋面是一項陋習，顯示番人未開化的野蠻習性，所以日警佐塚愛祐在婚後不久，便令其妻部落停止紋面的動作。

之後日本當局採納其建議，下令廢止了千百年來的紋面及鑿齒傳統。

這令許多原住民相當不滿，因為廢除紋面等於是否定他們長久以來的傳統─男人們失去了勇士的證明，女人們不再有代表能幹與完美的刺青。

為此他們與日本抗爭許久，但始終不被日本人重視。

除了紋面的廢除，日本人對婚姻不負責任的態度也令原住民相當憤慨。

雖然日本警官依照上級命令迎娶原住民女子，但因為語言、文化上的隔閡，無法相敬相愛，所以後來不是遺棄她們，便是另娶日藉妻子，讓許多嫁給日本人的山地姑娘都有不幸的遭遇。

例如近藤勝三郎遺棄了兩位妻子回到日本；儀三郎莫名失蹤，讓狄娃斯‧魯道無依無靠，重嫁給比她小五歲的青年；碧拉卡莉後來自盡；貝柯塔霧莉與下山治平生了二男二女，卻只能成為他的「同居人」，下山後來又娶了日本妻子，拋棄山地妻子兒女回到日本去。

不僅如此，還有不少原住民女子被日人強姦而生下私生子，日本當局也完全置之不理；甚至還發生二名原住民女子被帶回日本，流落妓女戶的悲劇！

由於原住民必須紋面才能取得結婚資格，因此可知婚姻對原住民而言具有極大的神聖性。

然而日本因政策因素娶了部落的姑娘，卻沒有善待她們，始亂終棄、在法律上不承認此婚姻的存在、一夫多妻的事例比比皆是。

其中，日本警官肆意強姦原住民女子，更令原住民感到完全無法忍受。

女兒及姐妹們的不幸讓頭目們相當憤慨。

雖然並不是所有日本人皆如此，但因為這些悲劇發生的頻率太高，讓原住民有「碰上日本人的女子都沒有好下場」的感覺，被玩弄的恥辱讓他們不想繼續忍氣吞聲，霧社事件的爆發就在和番政策下揭開了序幕。

日本當局藉由和番政策，雖然是成功的利用了頭目的威勢讓各部落臣服，但也因雙方文化理念不同而使和番政策成了霧社事件一大起因。

三、靈魂故鄉─土地觀

　任何殖民帝國的侵略總是有它的藉口與理由，當然日本也不例外。

日本對原住民的侵略，其目的含有很高的經濟利益因素，不論是樟腦的製造、林野的開墾，沒有一個不與原住民的土地有關。

因為占領原住民的土地就等於享有臺灣經濟的寶藏，所以為了控制原住民，就設立了合理化的侵略理論。

日本政府為了山林的經濟利益，在1896年4月1日頒布第九十三號的「臺灣總督府撫墾署官制」的政令，把原住民與漢人的行政區分開，以便撫墾局合理的接收原住民的土地，雖然在政令上日本聲稱一切是為了原住民的利益，但事實上卻是以「撫墾局」為保護傘，明目張膽的掠奪山地豐富的資源。

1902年12月，任職於臺灣總督府參事官的持地六三郎向兒玉總督提出「侵略原住民政策理論」，他認為日本占領臺灣既然以土地利益為主，那麼土地比原住民重要，為了奪取土地不擇手段，在日本人的眼中，原住民是類似禽獸的「劣等人種」，一旦與「優秀人種」接觸，不是被同化就是被消滅，因此除了大量砍伐山林的木材，還強迫原住民砍伐自己視為「靈魂故鄉」的山林。

以原住民的觀念來說，山地與他們的生命、認同以及宗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原住民們的眼中認為土地是生命的有機體－「我們離不開它，它也離不開我們」，但是日本的「理番政策」卻不顧原住民的意願，制定法規來剝削原住民，原住民就這樣的被予取予求，遭受不被日本重視、尊重的對待。

原住民在霧社事件所顯現的價值觀，在於為守護土地的利益而奮鬥，因為在原住民看來，出賣土地就是賤賣了自己的生命，讓統治者成為土地的主人就是出賣了祖先的靈魂。

因此，霧社事件的原因若只歸咎於工資的問題，是貶低了土地對原住民的意義，所以原住民為了捍衛自己的土地，奮不顧身的發動霧社事件。

四、英雄證明─狩獵觀

日本人的理番政策，主要是解除武裝和掠奪土地。

其中日本人的山地政策，掠奪了原住民的土地，使得原住民成為日本人開發山地的低廉勞動資源，因而無法以農耕維持生活，在這種情況下狩獵便成為重要的維生方式。

但是槍械是阻礙日本人統治原住民的重要原因，因為槍械不僅是原住民賴以維生的工具，也是抵抗日本人的重要武器。

於是日本有了收繳槍械和斷絕子彈的舉動，在1910年的「五年理番事業計劃」中收繳了許多的槍枝。

對原住民來說，狩獵來的獸皮可以換取生活物資，一旦槍枝被收繳後，就無法換取那些生活必需品。

對原住民而言，能獵到兇猛的獵物是英雄的證明。

打獵和出草都是成年男子證明自己的重要方式，藉由這二項活動表示自己已真正成長，才能獲得族人的尊敬與結婚的權利，這是自古流傳下來的傳統，無法輕易更改。

因為狩獵在原住民的社會中是如此重要，無法馬上禁止，所以政府採取「槍枝借與制度」，但這項制度卻變成日本人欺壓原住民的手段。

因為掌握借與權的是警察，警察們常假借各種理由來拒絕出借，不然就是肆意刁難、予取予求，使得原住民對日本更加的不滿。

對於那些交出槍枝的原住民，日本雖認為他們是歸順於日本，但也認為原住民未把槍枝全面繳交出。

後來陸續發生槍械被迫繳交的情形，從原住民不願完全繳交槍枝的舉動可以發現，其實他們不能認同日本人的治理方式，也不願在日本人的統治下過生活，雙方的理念及文化差距更是擴大。

五、隘勇線上─生存觀

「隘勇線」是為了配合「專賣制度」的實施，以維護國家利益而使用的武力設置。

樟樹產於深山之中，要製造樟腦便勢必得深入山地砍伐樟樹。

原住民為了保護樹林及證明自己而不斷出草，獵殺上山的樟腦業者人頭，使得樟腦製造不能順利進行。

樟腦是日本獲取經濟利益的最大寶庫，為了確實獲取樟腦的利益，日本於是設置了隘勇線，以通電的鐵絲電網及不斷巡邏的隘丁構成一防線，限定原住民只能在特定領域內活動，無法妨礙樟腦的收取。

隘勇線的設置，對原住民造成很大的影響。

一方面，原住民深處深山之中，唯一能獲取鹽的方法就是跟平地人交易，在隘勇線的阻擋之下，原住民無力離開深山，完全無法獲取那些生活必需品，也沒辦法去森林深處狩獵，每天只能吃著對他們而言乏味、沒有佐料的飯，收成不好還得餓肚子。

另一方面，對原住民而言，狩獵不只是為了獲取食物，能獵到兇猛的獵物是「真正男子漢」的證明，但是今日卻因為日本的限制而無法進入深山，只能獵些小動物，這讓他們失去了身為狩獵者的證明。

自由的剝奪、生活的無法維持、尊嚴的喪失，讓原住民一次又一次的試圖穿越隘勇線，死在隘勇線的勇士不在少數。

在這種情形下，日本卻又打算推進隘勇線（參考附件一、二、三），讓原住民們的生存空間更加狹小。

為了隘勇線，日本與原住民前前後後打了幾場小戰爭，而且日本不直接與原住民對戰，而是採取以夷制夷的方式，利用漢人、平埔族來壓制原住民，讓原住民相當憤慨。

惡劣的生活環境、日本忽視的態度、肆意剝奪他們的生存空間，種種的原因逼得原住民們不得不造反。

六、苛役勞動─工作觀

文化的差異與族群的隔閡所導致的誤解與仇恨，是霧社事件發生的最大淵藪，而其中的苛役勞動，更是原住民所不能忍受的。

原住民長年以來的生活習慣，搬運物品時以拖曳搬運木材，這樣對行走在窄小的坡路上極為方便，但日人卻強迫原住民以肩扛負木材作為建造日人房舍、住宅所、教育所、橋樑等。

昭和三年（西元1928年）能高郡役所在埔里街興建武德殿（指在今埔里街鎮公所），臺中州廳下令能高郡轄區之內居民奉獻建殿基金，雖然同是能高郡轄區內的霧社原住民族人，因居住高山地區，生活困苦且經濟窘困無法捐獻金錢，霧社警察分室於是徵召原住民族人，以工代金方式，義務服勞役，前往守成大山去砍伐檜木。

守成大山造材地位在埔里東北方約十公里處高山峻嶺，地勢險惡，原住民族人必須先由霧社下山，前往守成大山造材地，再將檜木到埔里街，後才折返霧社，來回的路程相當遙遠，且沿途山路崎嶇難行，而「理番」警察為避免檜木受到損害，規定必須將木材扛在肩上搬運，導致族人傷痕累累，苦不堪言。

許多半途逃返回家的族人，皆受到霧社警察分室的留置與罰役處分。

當時能高郡守古藤曾於七月間前往巡視，各社頭目代表族人向古藤郡守陳情，但皆未受到重視，並未減輕勞役，反而陸續進行各項工程。

昭和五年（西元1930年）八月間，為了讓霧社地區及其各地駐在所的日人子弟，能擁有更舒適的生活環境，日本在霧社將日人房舍加以改建，又徵召了一批原住民投入砍伐、搬運木材和採砂等工作，自馬赫坡內山搬運檜木到霧社。

視原住民如牛馬般的指使、虐待，常給予不平等的薪資（參考附件四），若有不從則施以鞭打、勞役或是居留處分。

在日人強制的徵調下，原住民不得不服從。

這較之前埔里街武德殿的苦力工作，有過之而無不及，引起霧社同胞們的怨聲載道，由頭目向日方的多方請求也一一被回絕，在各種不平等的待遇下，霧社族民們壓抑著種種的不滿，抗日的念頭可說是一觸即發。

七、結論

霧社事件爆發於西元1930年（昭和五年）12月27日，在霧社小學（日本人就讀的學校）、公學校（平地人就讀的學校）及番童教育所（山地人就讀的學校）的聯合運動會上，總頭目莫那魯道率領馬赫坡等六社攻進會場，殺害到場的日本人，自此拉開為期一個多月的抗日戰爭。

雖然明知以他們現有的武力裝備對抗日本無疑是以卵擊石，參與事件的原住民們仍奮不顧身的為自由而戰。

最後日本出動飛機槍砲及毒氣等武備，才平息了此一事件，抗日的原住民死傷不計其數（參考附件五）。

自古以來，外來政權的失敗皆是因為掌權者不能將心比心，無法將前朝的人民當成自己的子民來看待。

元朝開疆拓土直至歐洲大陸，強盛為歷朝之冠，卻因對內實行種族歧視而遭推翻；清前期善待漢人，故雖有反抗勢力卻不致動搖國本。

由此可知民心的掌握是政權能否維持的重要原因。

日本十分強盛，但對管理人民方面的作法卻令人嘆息。

不可諱言他們對臺的開發貢獻，經濟發展、交通建設、教育等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他們對漢人及原住民的態度卻是以一種統治者的姿態君臨臺灣，視臺灣為殖民地，更把原住民當成連法律都不配使用的「劣等人種」─瞧不起他們卻又要他們成為「高砂義勇隊」為日打戰，還策劃了「第二次霧社事件」來報復參與霧社事件的原住民，也難怪日本統治下抗日事件頻傳。

沒有人會喜歡打仗，霧社事件的發生正是對日本不人道行為的控訴。

如果今天日本能尊重並善待臺灣居民─不論是漢人或原住民，那日本對臺的控制一定會順利許多吧！

可歎的是日本─或許該說是全部的統治者，都不能認清這一點。

殖民地對他們而言就只是殖民地，除了掠奪資源外沒有任何用處，高壓管理，人民反抗便出動軍隊，沒有人去思考反抗的背後動機究竟為何。

從霧社事件的研究中，我們察覺出這個道理。

如果統治者可以不論種族或身分，真心為人民做事，那這世界的戰爭一定能減少許多；如果我們能彼此體諒尊重，不要有優越或低下的觀念，那這世界一定能更加美好。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

古今中外那以血鋪成的歷史，絕對是一面客觀的明鏡，讓我們能有所教訓，知所警惕。

參考書目：

1.YabuSyat、許世楷、施正鋒，《霧社事件─臺灣人的集體記憶》，臺北：

前衛出版社，2001年。

2.中川浩一、和歌森民男，《霧社事件─突發的大悲劇》，臺北：

武陵出版社，1992年。

3.阿威赫拔哈、許介鱗、林道生，《阿威赫拔哈的霧社事件證言》，臺北：

臺原出版社，2000年10月。

4.喜安幸夫，《日本統治臺灣祕史─霧社事件至抗日全貌》，臺北：

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9月。

5.喜安幸夫，《臺灣志士抗日秘史》，臺北：

聚珍書屋出版社，1982年11月。

6.臺大登山社，《白石傳說──泰雅族發源聖地探勘手記》，臺北：

臺大登山社出版，1997年1月。

7.臺灣省總督府警務局編，吳萬煌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四卷）》，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6月26日。

8.臺灣省總督府警務局編，宋建和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二卷下）》，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6月25日。

9.臺灣省總督府警務局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二卷上）》，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6月25日。

10.鄧相揚，《風中緋櫻》，臺北：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0月。

11.鄧相揚，《霧重雲深》，臺北：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11月。

12.戴國煇，《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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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井志津枝，《理番─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臺北：

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