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话中的唐宋诗论剖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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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话中的唐宋诗论剖析

引言

一詩話的緣起

何谓“诗话”，对诗话性质的研究，我们需要从“诗话”的缘起谈起。

【关於诗话缘起的论说】

1、三代說：

大概与乾嘉好古世風有關。

何文焕编辑《历代诗话》，成书於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

《历代诗话序》：

“詩話於何昉乎？

賡歌紀於《虞書》，六義詳於古序，孔孟論

言，別申遠旨，《春秋》賦答，都屬斷章。

三代尚已。

漢魏而降，作者漸夥，遂成一家言，洵是騷人之利器，藝苑之輪扁也。

爰勒前賢之書為一編，間有管見，為考索若干條附於末。

”

昉：

天放明，引申為開始。

*賡歌紀於《虞書》：

指偽《古文尚書·舜典》。

《古文尚書·舜典》：

帝曰：

“夔！

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夔曰：

“於！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今文尚書》無《堯典》《舜典》之分，惟有《尚書·堯典》）

*六義詳於古序：

《周禮·春官·大師》：

“大師教六詩：

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

*孔孟論詩：

《論語·八佾》：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

《論語·陽貨》：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

《孟子·萬章上》：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

*春秋賦答: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趙叔子對叔向說:

“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

”

《左傳》文公十三年記載鄭伯背晉降楚後，又欲歸服於晉，適逢魯文公由晉回魯，鄭伯在路上與之相遇，請他代為向晉說情，兩方的應答全以賦詩為介。

鄭大夫子家在宴會上賦《小雅·鴻雁》，該詩第一章為：

“鴻雁於飛，肅肅其羽。

之子於征，劬

勞於野。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鄭大夫子家賦此詩的用意，即在“劬勞於野”、“哀此鰥寡”二語，暗示需要魯國哀恤鄭國，勞駕魯君去晉為之遊說。

魯國不想介入鄭晉兩國的紛爭，魯大夫季文子於是賦《小雅·四月》一詩，其首章為：

“四月維夏，六月俎暑。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取義行役逾時，思歸祭祀，以示拒絕。

鄭大夫子家又賦《鄘風·載馳》第四章表示懇切之意：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控於大邦，誰因誰極。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賦此，取義小國有難，急盼大國給予援助之意。

季文子又答賦《小雅·采薇》第四章：

“彼爾維何，維常之花。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戎馬既駕，四牡業業。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取義“豈敢定居”之意，表示答應為鄭國效勞奔走。

鄭人賦詩，祈求而兼頌意；魯人賦詩，先辭謝而後允許。

總結：

何文煥將詩話的起源上溯到三代，在他看來，那也不能稱為真正的“詩話”，所謂“都屬斷章”也；而“漢魏而降，作者甚夥，遂成一家之言”，這也是很客觀的觀點，所以《歷代詩話》首列六朝梁代鍾嶸的《詩品》。

——三代之說，的確太玄遠。

2、鍾嶸《詩品》說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寫作時間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嘉慶六年[1801]）：

詩話之源，本於锺嶸《詩品》。

然考之經傳，如云：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

（按：

孟子·告子上）又云：

“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按：

《論語·子罕》）

此論詩而及事也。

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按《詩經·大雅·烝民》）；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詩經·大雅·嵩高》），此論詩而及辭也。

事有是非，

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啟發實多。

江河始於濫觴，後世詩話家言，雖曰本於锺

嶸，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矣。

……《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

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

要義：

一是：

詩話創体於六朝鍾嶸的《詩品》，溯其源流，則可推至先秦之經傳,其与

何文煥觀點還是有契合之處的。

《宋金元文學批評史》：

“锺氏《詩品》雖為論詩專著，但態度嚴肅，邏輯謹嚴，理論自成系統，与後世詩話著作的閑談隨筆面貌并不相同。

如果《詩品》稱詩話，那么《文心雕龍》為什么就不能稱詩話、賦話或文話呢？

這樣一來，詩話与一般詩論著作泯滅界限，失掉了理論個性。

”

二是：

關於詩話的性質（后面再談）

3、詩話出於《本事詩》說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何謂詩話》（第六篇第十一章220頁）：

“三代的說法墜於玄渺，詩品確是勒成專書的論詩初祖，但不即是宋人詩話本源。

”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孟棨<本事詩>》（第五篇第五章第243頁－244頁）：

“自宋人以后的‘詩話’，每偏於詩人及詩本事的探討，無疑的是受了本事詩的影響……本事詩是詩話的前身……‘詩話’出於本事詩，本事詩出於筆記小說，則‘詩話’的偏於探求本事詩，毫不奇怪了。

”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何謂詩話》（第六篇第十一章220頁）：

“詩話沒有興起之前，除了鍾嶸詩品和司空圖詩品，還有三種論詩的書，就是詩格、詩句圖和本事詩。

”

【詩格】論述詩歌的格律之書，目的在於提示作詩的方法。

如王昌齡《詩格》、齊己《風騷旨格》、徐衍《風騷要式》……

【詩句圖】選集麗句，目的在於提示詩句典型。

如李商隱《梁詞人麗句》、張為《詩人主客圖》、李洞《集賈島詩句圖》。

按：

《宋金元文學批評史》：

“這就注目於詩話著作的某些特殊性，把它從玄遠的三代高論，拉囬到比較接近實際的境地。

”

4、歐陽脩《六一詩話》說。

見郭紹虞《宋詩話輯佚·一九七八年序》：

“詩話之稱，當始於歐陽修；詩話之體，也創自歐陽修。

”

二、詩話的性質

【詩話】詩話者，詩論與說話的結合，是一種有關詩的理論著作。

*詩話之名：

唐宋之際，歐陽脩之前，已有“詩話”之稱，如民間說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之類。

王國維《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

“其稱詩話，非唐宋士夫所謂詩話，以其中有詩有話，故得此名。

其有詞者，則謂之詞話。

……所謂說話之一種也。

”《四庫提要卷·一九五》：

詩話“體兼說部”，頗有識見。

但是名字中的“話”字或來自“說話”、“話本”，可也沒有確證。

1、歐陽脩《六一詩話》：

“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

”（歐陽修1007－1072，晚年知蔡州，上表告老，以太子少師致仕。

熙寧四年1071，歸潁州汝陰，故云。

）又司馬光《續詩話》：

“詩話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

”

——早期的詩話旨在紀事以資閑談，和詩品的“第作者甲乙而溯厥師承”（四庫提要）並不相同。

2、許彥周《彥周詩話·序》（建炎戊申1126年）：

“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記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

若夫含譏諷，著過惡，誚紕繆，皆所不取。

”

記盛德和錄異事仍然是記事，特別是錄異事仍然是在以資閑談。

記事是主要的，個中應包涵批評鋻賞的意味。

至於辨句法是詩學方法，備古今是詩學源流，正訛誤是詩學利病，至於“若夫含譏諷，著過惡，誚紕繆，皆所不取”，則是強調溫柔敦厚的詩教原則了。

3、郭紹虞《宋詩話輯佚·一九七八年序》：

“詩話之稱，當始於歐陽修；詩話之體，也創自歐陽修。

歐陽氏自題其《詩話》云：

‘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

’……司馬溫公仿其例續之，也說：

‘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紀事一也，故敢續書之。

’所以詩話一體原同隨筆一樣，論事則泛述聞見，論辭則雜舉雋語，不過沒有說部之荒誕與筆記之冗雜而已。

所以僅僅論詩及辭者，詩格句法之屬是也；僅僅論詩及事者，詩序本事詩之屬是也。

詩話中間，則論詩可以及辭，也可以及事，而且更可以辭中及事，事中及辭。

這是宋人詩話與唐人論詩之著之分別。

……詩話內容既兼有論詩及辭、論詩及事二種，所以它的性質，也與純粹論辭論詩者不同。

……由詩話之性質言，又界於此二者（按：

詩格詩法及本事詩二類著作）之間。

在輕鬆的筆調中間，不妨蘊藏着重要的理論；在嚴正的批評之下，卻又多少帶有些詼諧的成分。

這是一般撰詩話者所共有的態度；至少，尤其在宋人是如此。

”

參考一：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關於詩話的性質：

章氏認為，詩話有兩大類：

一是論詩而及事；二是論詩而及辭。

因此詩話的性質即是：

論事明是非，析辭見工拙，思理与藝術，無不觸類徬通。

參考二：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關於詩話的性質

孟棨《本事詩·自序》：

“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懷佳作，諷刺雅言。

著於群書，雖盈廚溢閣。

其間触事興詠，尤所鍾情。

不有發揮，孰明厥義？

因採為《本事詩》。

”

*《宋金元文學批評史》：

“本事詩雖然不脫隨意生發的筆記性質，但綴拾故實，專載詩事，力主言情抒懷，有助於開啓宋詩話中論詩及事一類著作的方便法門。

不過孟棨《本事詩》終還非詩話。

詩話不僅論詩及事，而且論詩及辭，常是事中有辭，辭中見事，論事論辭只是一種方便研究的大致劃分，實際是事辭兩難分離的綜合性著作。

孟棨《本事詩》尚未發展到這一程度，所載缺乏理論光彩。

”

宋人詩話特點（《宋金元文學批評史》）：

其一，由於儒家重教化的實用傾向，及佛家尚直覺妙悟思維方式的影響，宋以后詩人論詩，多是触類而起，漫無拘束，隨意生發，妙語如珠，在具體批評和審美鋻賞中透露了理論的信息。

其二，宋詩話的作者多是詩人，因此其論詩多是創作甘苦之言，依靠直覺體驗的思維方式來表述，理論大多不成體繫，這是其缺陷；但論述生動活潑，趣味盎然，深入淺出，充分展示了理論個性，易於為讀者接受，便於理論普及，又是其優勢。

……與《文心雕龍》、《詩品》相比，宋詩話又為中國詩歌的理論批評和審美鋻賞，開拓出一片廣闊的新天地。

三．兩宋詩話概貌

詩話的首創者歐陽脩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人物，故而詩話這種新興的論詩專著形式，很快就出現了創作高潮。

接踵而來的是司馬光有《溫公續詩話》、魏泰有《臨漢隱居詩話》、劉邠有《中山詩話》…南渡以後，詩話更為豐富，如清息翁《蘭叢詩話序》稱：

“詩之有話，自趙宋始，幾於家有一書。

”

1、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三冊附錄《兩宋詩話年代存佚殘輯表》：

今存五十一種，輯本三十四，殘本十四，已佚二十二，未詳四，計一百二十五種。

2、郭紹虞《宋詩話考》（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和《宋詩話輯佚》（中華書局一九八0年版），共收錄一百三十九種：

其中現尚流傳本四十二種，部分流傳或他人纂輯之書四十六種，已佚或尚有佚文未及輯者五十一種。

宋詩話雖然處於詩話的誕生時期，但很快發展并趨於成熟，許多著作頗有理論價值，而以後歷代詩話的發展變化，皆可以在宋詩話中見到它們的雛形。

第一講歐陽脩《六一詩話》

一、關於《六一詩話》的因革和寫作時間

1、《四庫全書總目》根據《詩話》前的小序，以為是歐陽脩“晚年最后之筆也”，

而學界則一致認為是寫於熙寧四年（1071），第二年歐陽脩謝世。

又郭紹虞《宋詩話考》據宋人張邦基《墨庄漫錄》卷八所記，認為歐陽脩所作《雜書》為《六一詩話》前身。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八：

“文忠公又有《雜書》一卷，不載於集中，凡九事，今亦附於此。

云: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听愁滴。

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手學書。

樞密院東廳。

’”其條末云：

“右永叔所書九事，頃在京師貴人家見之。

當時人謁狀收書之。

字畫清勁，多柳誠懸筆法，愛而錄之。

然其間稱‘馬放降來地’及‘春生桂嶺外’之句，並論嚴維‘柳塘春水漫’，溫庭筠‘鷄聲茅店月’之工，與夫賈島哭僧之誚，皆已載於詩話中；及晏元獻評富貴之句，亦見於《歸田錄》，但其言或不同，故不敢刪削，併錄之云。

”

2、異議：

張海明《歐陽脩<六一詩話>與<雜書>、<歸田錄>之關繫》（《文學遺産》2009年第六期）：

“《歸田錄》初稿包含了《詩話》的大部分內容，且曾以本來面目刊刻行世。

歐陽脩致仕歸隱後，借編文集之機對舊稿加以整理，……《詩話》可以說是歐陽脩編輯文集、整理舊稿的衍生物或副産品，但《詩話》既從《歸田錄》中獨立出來，便具有了全新的文體意義，而從根本上有別於傳統的筆記小說。

”

又云：

“《詩話》部分條目作為《歸田錄》內容之一部分，其寫作時間實際上是在歐陽脩致仕之前，而《詩話》成書則是在歐陽脩退居汝陰之後。

……實際上《六一詩話》的編撰時間應該是在熙寧五年，亦即歐陽脩致仕後的第二年。

”

二、《詩話》中的宋詩史消息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第205頁：

“宋人中間首先開始論詩風氣，而指出宋詩方向的當推歐陽脩。

歐陽脩的《六一詩話》，首先開創了詩話的風氣。

以前論詩或重在品評，或重在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自歐陽脩開詩話之體，於是兼收並蓄，為論詩開了方便法門。

”

1、白樂天體

第二條：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

嘗有一聯云：

“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

”有戲之者云：

“昨日通衢過一輜輧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

”聞者傳以為笑。

【論說与辨析】

*最早提出“白體”和“白樂天體”的人是誰尚難確定，但知“白樂天體”之稱，在仁宗朝已很流行，在宋初詩壇盛行將近五十年。

*宋初的“效白樂天體”，主要是指由五代入宋的一批文人，如徐鉉、楊徽之、李昉、宋白等創作的唱和詩。

這些詩作如李昉（李至）太宗淳化四年（993）《二李唱和集·序》所說：

“南宮師長之任，官重而身閑；內府圖書之司，地清而務簡。

朝謁之暇，頗得自適，而篇章和答，僅無虛日。

緣情遣興，何樂如之。

”又說：

“昔樂天、夢得有劉白唱和集，流布海內，為不朽之盛事。

公此詩安知異日不為人之傳寫乎。

”——一是表明當時臣僚間當唱和詩多為達官貴人消遣時日的自娛之作；二是唱和詩在藝術上學的是白居易。

“白樂天體”其實就是元稹《白氏長慶集序》所說的“元和體”。

元和體即如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元和體詩》所說：

“其一為次韻相酬之長篇排律”，“其二為杯酒光景間之小碎篇章。

”兩者相互滲透影響，就形成了宋初以小碎篇章互相唱和的白體詩風。

*王禹偁對元和體對突破：

王早年對白詩喜愛的側重面與當時許多學白體者是相同的，創作了不少唱和詩，為長洲知縣時，與同年進士羅處約“日以詩什唱酬”，僅與太湖遊覽有關的詩歌就有一百首之多。

貶到商州，與商州知州馮伉的酬唱詩，一年之間也有近百首，曾輯為《商於唱和集》。

王禹偁晚年學習白詩不囿於元和體，以關心人民疾苦和積極的進取精神，突破了元和體的範圍，進而學習白居易的諷喻詩。

如《對雪》詩：

帝鄉歲雲暮，衡門晝長閉。

五日免常參，三館無公事。

讀書夜臥遲，多成日高睡。

睡起毛骨寒，窗牖瓊花墜。

披衣出戶看，飄飄滿天地。

豈敢患貧居，聊將賀豐歲。

月俸雖無餘，晨炊且相繼。

薪芻未闕供，酒肴亦能備。

數杯奉親老，一酌均兄弟。

妻子不饑寒，相聚歌時瑞。

因思河朔民，輸稅供邊鄙。

車重數十斛，路遙幾百里。

羸蹄凍不行，死轍冰難曳。

夜來何處宿，闃寂荒陂裏。

又思邊塞兵，荷戈禦胡騎。

城上卓旌旗，樓中望烽燧。

弓勁添氣力，甲寒侵骨髓。

今日何處行，牢落窮沙際。

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

深為蒼生蠹，仍屍諫官位。

謇諤無一言，豈得為直士。

褒貶無一詞，豈得為良史。

不耕一畝田，不持一隻矢。

多慚富人術，且乏安邊議。

空作對雪吟，勤勤謝知己。

*歐陽脩《六一詩話》所說的“白樂天體”，雖然有諷喻的意味，但重點是從藝術表現的角度來說，即白詩淺切隨意，不求典實的作法。

白居易的詩分類雖多，但淺近易曉確為其共同特色。

這種詩隨意隨時吟成，不重學問典故，作來輕鬆便捷。

的確很適合休閑唱和，臨場發揮。

【影響】

方回《桐江續集》卷三二《送羅壽可詩序》：

“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昆體、晚唐體。

白體如李文正（李昉）、徐常侍昆仲（徐鉉、徐鍇卒於南唐）、王元之（王禹偁）、王漢謀（王奇）。

”

2、西崑體

第八條：

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后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崑體”。

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

第二十一條：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

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

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

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

如子儀（大年）《新蟬》云：

“風來玉宇烏先轉，露下金頸鶴未知。

”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

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

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論說與辨析】

*“西崑體”略晚於“白體”，是真宗景德年間興起的詩派，漸成詩壇主流，盛行半個多世紀，至晏殊去世，歐陽脩主盟文壇乃漸消退。

代表詩人是楊億、劉筠、錢惟演等館閣文臣。

景德二年（1005）秋，真宗命王欽若、楊億等人聚集於皇家藏書之秘閣，編篡大型類書《冊府元龜》。

脩書之餘，這些人相互唱和，並邀未參與脩書的文臣劉筠、錢惟演等唱和。

大中祥符元年（1008），楊億將這些詩編為酬唱集并作序，據《山海經》和《穆天子傳》所說崑崙之西群玉之山有先王藏書冊府的典故，以“西崑”喻朝廷祕閣，遂名《西昆酬唱集》（共收17位詩人的五、七言律、絕250首）。

“西崑體”之稱在仁宗朝尚未出現。

歐陽脩《六一詩話》始稱“崑體”；劉邠《中山詩話》稱“西崑體”，后人沿用之。

惠洪《冷齋夜話》又稱李商隱詩為“西崑體”。

嚴羽則以“西崑體”兼稱李商隱、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

楊億《西崑酬唱集序》：

“時今紫微錢君希聖，祕閣劉君子儀，并負懿文，尤精雅道，雕章麗句，膾炙人口。

予得以遊其牆藩而咨其模楷。

二君成人之美，不我遐棄，博約誘掖，置之同聲。

因以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於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

”

西崑體主盟楊億為詩初學白居易，后學李商隱。

他認為李商隱的詩“富於才調，兼極雅麗，包蘊密致，縯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鉆彌堅而酌不盡，曲盡萬態之變，精索難言之要。

”故有《西崑酬唱集序》如此。

對於西崑體的詩人來說，重要的不在於寫嚴肅的情致還是寫閑逸的情致，而在於藝術表現的深隱、淵博、富麗和華美。

個中潛存著一種鄙視通俗質樸、崇尚博雅雍容的文化貴族傾向，這種傾向凝聚著西崑詩派的精神底蘊和審美旨趣。

從詩歌題材內容來看，西崑詩人在酬唱中除了摹仿李商隱的《無題》詩外，所寫多為《禁中庭樹》、《槿花》、《館中新蟬》、《鶴》、《蚕》、《荷花》、《梨》、《柳絮》等日常景物，還有《南朝》、《漢武》、《明皇》、《宋玉》等詠史詩和一些送別之作，與當時社會現實有關的詩一組也沒有。

他們的創作視野與前輩唱和詩人一樣，是十分狹窄的，習慣於面向書本和過去，尋覓詞句和典故。

*歐陽脩指出“崑體”的特點是：

多用故事。

在他看來，詩作好壞與用事或不用事無礙。

歐陽脩和時人的觀點有些不同，歐陽脩並對崑體詩人，給予了客觀的評價和公正的肯定，一是認為他們有些作品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不同於“區區於風雲草木”者。

二是肯定西崑詩人的藝術成就：

“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

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

”指出西崑之陋，乃是後來不善學者機械摹仿、生吞活剝之弊。

由此而強調學力：

“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

”——理論上啟宋詩用事之端。

歐陽脩對西崑對評價，是從發展的觀點看問題，客觀地展示了宋詩運行的歷史軌迹。

*陸遊《跋西崑酬唱集》：

“祥符中，嘗下詔禁文體浮艷，議者謂是時館中作《宣曲》詩，‘宣曲’見《東方朔傳》，其詩盛傳都下，而劉、楊方幸。

或謂頗指宮掖，又二妃皆蜀人，詩中有‘取酒臨邛遠’之句。

賴天子愛才士，皆置而不問，獨下詔諷切而已。

不然，亦殆哉！

”陸遊認為《宣曲》所諷者為劉、楊二妃。

劉、楊均於真宗為襄王時入宮，後甚得寵倖，致礙朝政。

從楊億拒不受命作封劉妃為皇后之制來看，他對此是有想法的。

——可見歐陽脩的影響。

3、九僧與晚唐體

第一一條：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

如周樸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

故時人稱樸詩：

“月鍛季鍊，未及成篇，已播人口。

”

第九條：

國朝浮屠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

今不復傳矣。

……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詞章，俊逸之士也。

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

“不得犯此一字”。

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擱筆。

【論說與辨析】

*晚唐體與西崑體大略同時。

如果說早期的白體流行於廟堂，晚唐體則流行於山林。

“晚唐體”之稱，至宋末元初才正式形成。

北宋人已有“晚唐”之類的說法，但通常是指唐代詩歌的后期階段。

如歐陽脩《詩話》所說“唐之晚年詩”，蘇軾說王安石詩歌有“晚唐氣味”（《侯鯖錄》卷七載蘇軾《書荊公暮年詩》）。

*歐陽脩對“唐晚之詩”的看法是：

“務以精意相高”，故而“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

又論“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句。

”——由此以往，從北宋到南宋末，論者對宋人學晚唐體的問題逐漸形成了較為一致的看法：

以孟郊、賈島為晚唐體之代表，以窮愁苦吟、精巧雕琢、寒瘦卑弱為晚唐詩風的主要特點。

關於九僧詩。

九僧是寇準的詩友，并學晚唐。

應該是歐陽脩首提九僧詩，亦生動地指出了他們詩境極其狹窄的特點和缺點。

司馬光《溫公續詩話》補充了《六一詩話》的記載，他說：

“歐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1078）秋，余游万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舍得之。

所謂九僧詩者：

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臺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

”現存《九僧詩集》就有景德元年（1004）陳充的序，可見是宋本之舊。

九僧詩主要抒寫高蹈塵世後的閑散生活，詩風平淡寧靜。

由於情思淡泊，故而情思所寄也只能是雲雨花木和星月溪水等自然景物，故詩材貧乏。

在藝術上，九僧詩善於以字句精煉的五言律詩描繪山水雲物和清雅的生活環境，也有不少清新意遠等詩句。

希晝《怀廣南轉運除學士狀元》：

“春生桂嶺外，人在海西門”；宇昭《塞上贈玉太尉》：

“馬放降來地，鵰閑戰後雲”；惟鳳《送人歸天臺》：

“岸盡吳山谷，潮平越樹低”；惠崇《剡中秋怀書師》：

“雲歸樹欲無，潮落山疑長。

”——柳開門人張景在為簡長詩作序時說：

“上人之詩，始發於寂寞，漸進於清奇，卒歸於雅靜。

”（《宋詩紀事》卷九十一）

【影響】

方回《桐江續集》卷三二《送羅壽可詩序》：

“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昆體、晚唐體。

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仲昆仲、王元之、王漢謀；昆體則有楊、劉《西昆集》傳世，二宋、張乖崖、錢文僖、丁崖州皆是；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真，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徒。

凡數十家，深涵茂育，氣極勢盛。

”（李昉、徐鉉、徐鍇、王奇、王禹偁、楊億、劉筠、錢惟演、丁謂、林逋、寇准、魏野、魏閑、潘閬、趙抃）

奠定了诗歌体派的传统。

4、宋人學唐的創作傾向

第六條：

（安鴻漸）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

“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

”贊寧應聲答曰：

“秦始皇未阬之輩，往往成群。

”時皆善其捷對。

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

“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第七條：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為“鄭都官詩”。

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

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

第一七條：

李白《戲杜甫》云：

“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為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

【辨析與論說】

歐陽脩是有“意思”的人，北宋人其實大多具有從容的生活態度，是很風趣的。

鴻漸化唐人詩句為己用，劉敞以“梅都官”為戲，唐人語的繼承與生發，這些都說明唐詩在宋代的影響。

5、論韓詩與宋詩發展的方向。

第二七條：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

“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

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

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余獨愛其工於用韻也。

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

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

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聖俞戲曰：

“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與？

”坐客皆為之笑也。

【辨析與論說】

顧易生等《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下）第471頁：

“詩發展至唐，古近諸體，臻於完美；而題材寬廣，舉凡國計民生、征戍戰亂、閨怨离愁、山川風物，皆形諸筆端。

宋代詩人重大思考的課題之一是如何進一步發展。

韓愈詩歌繼盛唐李杜高峰之後，繼續開拓新變，開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之路，以求淋灕盡致地抒寫心靈，表現個性，因而重技巧，求奇崛，走自己的路，這是韓詩對於宋人的啓示。

歐陽脩詩話正是這一創作傾向的理論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