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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地球

只有一個地球

——對一個小小行星的關懷和維護

[美]芭芭拉·沃德 勒內·杜博斯著

ONLYONEEARTH:

TheCareandMaintenanceofaSmallPlanet

ByBarbaraWardandRenéDubos(1972).

序英文版序前言

第一篇地球是一個整體

1我們所繼承的世界

2未曾料想到的秩序

第二篇科學的一致性

3能量與物質

4生命的起源

5脆弱的平衡

第三篇發達國家的問題

6發展的差異

7污染的代價

8人類對土地的利用問題

9資源的平衡

第四篇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10發展的現狀

11發展經濟的策略

12人類定居地問題

第五篇地球上的秩序

13共同享有的生物圈

14在技術圈中共存

15人類生存的戰略

曲格平

  1972年6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heHumanEnvironment),是世界環境保護運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它是國際社會就環境問題召開的第一次世界性會議,標誌著全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覺醒。

  《只有一個地球》一書,是受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秘書長莫里斯·斯特朗委託,為這次大會提供的一份非正式報告。

雖說是一份非正式報告,但卻起了基調報告的作用,其中的許多觀點被會議採納,並寫入大會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

因此,本書是世界環境運動史上的一份有著重大影響的文獻。

  本書的兩位作者,芭芭拉·沃德是一位經濟學家,勒內·杜博斯是一位元生物學家,他們廣博的知識背景使他們能夠勝任編寫本書這樣的工作。

不僅如此,正像大會秘書長莫里斯·斯特朗先生所說,他們還應該被看成是一項合作事業的創造性組織者,因為本書是在58個國家152位元成員組成的通訊顧問委員會的協助下完成的。

  書中不僅論及最明顯的污染問題,而且還將污染問題與人口問題、資源問題、工藝技術影響、發展不平衡,以及世界範圍的城市化困境等聯繫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探討環境問題。

書中始終將環境與發展結合在一起論述,在談到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時,作者指出:

“貧窮是一切污染中最壞的污染。

”發展中國家面臨發展資金不足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政府,還應該注意到發達國家對抗污染設計和技術上的發展,對那些效果好、花錢少的方法,通過法令或合同使所有國內外新投資者採用這些技術……經過仔細的計畫工作,當前的一部分工業增長可以繞過工業化污染的原始階段,而把新工藝設備納入最初的整體設計之中”。

本書對環境及相關問題的看法是在歸納、總結各方面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形成的,因而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大會召開的時候,我國正值十年動亂時期,人們的腦子裏充滿了極左的情緒。

對待世界性的環境問題,我們差不多是采取事不關己、幸災樂禍的態度。

那時候,我們相信,並不存在什麼世界性的環境危機和生態危機,有的只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公害是資本主義罪惡制度的產物,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產生污染的。

誰要說有污染、有公害,誰就給社會主義抹黑。

  環境污染並不因為你不承認它就不出現、不存在。

事實上,中國的工業污染、城市污染和江河污染已經相當嚴重。

周恩來總理高瞻遠矚,意識到環境問題的潛在威脅,決定派代表團參加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

代表團由國家計畫、外交、冶金、輕工、衛生、核工業、石油化工、農業等部門和北京、上海以及科技界的40多人組成,浩浩蕩蕩,我參加了代表團的籌備和會議的全過程。

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我們參會的目的只能是政治鬥爭,回國以後上報的會議總結裏,說的也全都是政治鬥爭的事情,對於會議的中心議題——環境與發展,幾乎隻字未提。

然而,代表團還是學習到了許多新的東西,特別是我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震動,因為此前我對中國的情況有了一點瞭解,學了一點環境保護知識,對照別人,就發現中國的環境問題實際上相當嚴重,中國城市和江河污染的程度並不亞於西方國家,而自然生態破壞的程度卻遠在西方國家之上。

  回國後,我們繼續籌備全國環境保護會議。

由於眼界比以前開闊了,認識比以前深化了,原定的會議內容和參會範圍都擴大了。

與此同時,我們著手整理和編譯從會上帶回來的資料,決定出版一批反映國外公害問題的書籍,內部發行,供有關人員參考。

本書就是其中之一。

  在中譯本首版20多年後,本書再次納入《綠色經典文庫》出版,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

它從一個側面顯示了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繁榮向上。

從前只能內部發行供批判用的書,如今堂堂正正成為“綠色經典”,這中間包含了多少思想觀念方面的轉變。

今天,我國的環境保護事業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願本書為喚起我國讀者的環境意識繼續發揮作用。

1997年10月

英文版序

  這份報告是國際合作中一種獨特嘗試的成果。

58個國家的科學界和知識界的知名人士,組成了一個大型委員會,作為編寫本報告的顧問,其中70多人寫了詳細的書面材料,對編寫本報告的準備工作,做出了直接的貢獻。

  把芭芭拉·沃德和勒內·杜博斯兩人列為這份報告的作者,是十分恰當的。

他們確實在負責起草和修改文稿中,做出了自我犧牲,既不顧時間的緊迫,又只有極少的助手,並且還不取任何報酬。

他們對全書的風格也是負責的。

他們為這份報告所付出的精力,可以說無法恰當地加以形容。

  然而,作者在這項工作中的作用,更確切地說,是該項合作事業的創造性組織者。

因為這本書的編寫工作,是由世界上環境事業中許多部門的權威人士擔任顧問而完成的。

顧問名單另列。

  作為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秘書長,我曾於1971年5月,委任杜博斯博士擔任準備本報告的著名專家顧問小組的組長。

其目的是從世界上許多知名人士那裏取得寶貴的建議,為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參加者,同時也為廣大公眾,提供概念性的綱要。

要求顧問小組的全體成員通讀初稿,並提出他們的批評和建議。

在委任杜博斯博士的信中曾講過,這份報告的最大價值,將在於“當人類活動對環境正在產生深遠影響的時候,使世界上第一流的專家和思想家們,就人類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方面,都能準確地表達出他們的知識和主張”。

  這份報告曾被視為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籌備工作的主要組成部分。

同時,它又是許多人以個人身份參加編寫的,不受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官方約束的一部著作。

因此,這份報告不是聯合國的正式檔,而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專家小組,向聯合國會議秘書處提出的一份報告。

對於編寫這份報告的成員提出的唯一約束,就是要求他們不要以具體的國際協議或聯合行動的方式,來估價各國政府在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上的工作。

報告的主要目的,就是提供一些與正式決策有關的背景材料。

  許多人對這份報告的編寫方法是否可行,曾表示過懷疑。

可是不到30天,顧問們就研究了初稿,並寫出了他們的意見寄回紐約。

70多份意見書均及時收到,並在修改初稿中加以考慮。

幾無例外,專家小組寄來的意見都是實質性的、明確的和具有建設性的。

不少意見寫得很詳盡。

  正如作者在前言裏所強調的那樣,儘管對於某些科學事實沒有嚴重的爭議,但對現有許多重要技術在社會上的應用,卻存在著完全不同的見解。

在有些情況下,顧問們的觀點正好互相矛盾,所以主編們要權衡各種因素和意見。

有些人認為原稿的內容太杞人憂天了,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過於樂觀。

所有的意見都很寶貴,因為對決策者來說,瞭解專家們有爭論的或一致性的意見,都是同樣重要的。

也許沒有一個人會對最後的文本完全滿意,尤其是那些提出寶貴意見,而可惜收到太晚,來不及予以考慮的少數專家們。

可是我清楚,這種困難的創造性工作的組織者,在時間十分緊迫的情況下,確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從常常是互相矛盾的意見中尋求平衡。

  需要強調的是,在重新編排材料的建議方面,以及在核實或校正事實細節方面,顧問們對許多科學問題的提法,都提供了許多非常有益的指導。

  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秘書處對於這份報告的內容,並不負有責任,也沒有人要求秘書處批准報告的全文或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秘書處對產生這份報告的協作方式的成功,確實表示由衷的歡迎。

並對顧問小組的成員以及所有設法協助這項不尋常工作的人們,表示深切的感謝。

  最後,我必須對哥倫比亞大學亞伯特·施韋策講座、世界銀行和福特基金會深表謝意,感謝他們承擔了這份報告的全部費用。

並感謝國際環境問題協會對於這項空前的複雜工作的高效的全面安排,提供了指導。

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秘書長

莫里斯·夫·斯特朗

前言

  這篇前言是從自40個國家寄來的大約400頁信件中提煉出來的。

我們曾經要求對《只有一個地球》的初稿提出批評,並對最後文本應當強調的問題提出建議。

我們從收到的大量複信中得到了啟發。

多數信件都超過了十頁,從所有信件的語調來看,顧問的大多數對我們這個行星的現狀極為擔憂,可是卻很少有人表示絕望。

世界各地區和人類事業中不同領域的許多富有思想和學識的專家們,對環境都表示了殷切的關懷,這就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保持清醒的樂觀態度。

  顧問們對於初稿中引用的材料謬誤、疏漏和不當之處予以的提醒,我們深為感激;而復信中對於將在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上討論的問題所表示的極其廣泛和豐富的論點,則是對我們最大的獎賞和啟發。

正是由於“人類環境”這個片語的概念有些含混不清,使顧問們有機會從各自的社會和科學的哲學出發,來探討在專業術語上以不同觀點所作出的結論。

  在顧問們中間持有的各種各樣的見解,比我們預料的要廣泛得多,可是遠未因此而引起混亂。

他們對環境的見解之多,正好說明了人類天性的豐富,正是這種豐富說明了文化的多樣性。

自由的人類,不但在他們認為最滿意的環境特徵上各有差異,而且對生活方式、願望以及人類在自然界中所處的地位都有不同的看法。

無論是專家還是一般人,對於純粹客觀的科學問題,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見。

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並不專門討論理論生態學的抽象問題,會議主要關心的是影響人類生活質量的環境特徵,這是一個主觀的和含義不清的概念。

  一位非洲顧問在復信中建議把英文的“人”字(man,men),一律用大寫的“M”代替原稿中小寫的“m”。

我們認為這不是一個瑣碎的拼寫格式問題,而是表達了環境學家在實際討論和結論中不能回避的概念性問題。

難道人類僅僅是較高級的類人猿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人類同自然生態系統中的其他生物相比,不是就無關緊要了嗎?

“人”是否在自然界中確實佔有特殊的地位呢?

  在我們的顧問中,凡是專門從事理論生態研究的專家,自然主張把編寫的重點放在地球的生態系統上,而把人類看成是破壞生態的一個主要因素。

毫無疑義,當前大多數的環境問題,都來自人類對生態的錯誤行動。

我們日益認為人類不是地球上的寄居者,而是地球的主人。

我們把征服客觀世界看做人類的進步,即使這意味著常因我們錯誤地認為與我們幸福無關而破壞了自然界。

儘管作為物種之一的人類,在破壞和污染了自然界之後仍能生存下去,但是在這樣污穢的環境裏,人類還能長期保持它的尊嚴嗎?

  籌備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政治家們,確實認識到人類的物質和精神素質同地球的關係,至少同我們這個地球生態的健全是同等重要的。

他們自然全神貫注於缺少食物和舒適生活,自然資源的枯竭,環境污染物的積累,世界人口的增長以及超越物質需要的某些自然價值所受到的威脅等。

此外,他們也認識到,由於人類已經遍佈於地球上的各個地方,所以這些問題己成為十分緊迫的事情了。

據最近估計,到1985年除極寒冷的地區和高山地帶,人類無法長期居住或開發外,其餘的陸地表面將全部被人類佔據和利用。

  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是在這個極其關鍵的時刻召開的。

現在人類正在完成向全球移殖的過程中,學會明智地管理地球已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

人類必須擔負起地球管理員的責任。

地球管理員當然意味著是為其他一些人服務。

由於他們各自不同的科學、社會,哲學和宗教的態度,環境學家們對於自己應當成為一個怎樣的集團的管理員,有著某些不同的看法。

然而,實際上聯合國對這次會議的要求,顯然是要確定我們應當幹些什麼,才能保持地球不僅成為現在適合於人類生活的場所,而且將來也適合子孫後代居住。

  自然資源的日益減少,當然是使人類懷疑地球還有多大能力繼續維持未來文明的一個主要原因。

對自然資源未來供應的關心,是十分普遍和深切的。

歐洲高度工業化富裕國家的一位顧問,竟然提出這樣過分擔心的建議,他主張人類應當立刻放棄工業化,而集中精力去發展高效率的農業技術!

可是這種從工業化中後退的思想,同為了使自己擺脫窮困,而現在剛開始工業化的一些國家的顧問們的意見完全相反。

他們知道工業化會帶來一些危險,可是他們看到,只有工業化才是達到高生活標準的唯一道路。

由於發展工業會給人們帶來糧食豐產,減少失業,良好的公共衛生和相當好的舒適生活的希望,所以,根據他們的看法,實際上,幾乎任何發展工業的方法都優先于對未來環境損害的考慮。

  因為工業增長有賴於大量電力和某些化學產品的供應,所以毫不奇怪,正在爭取經濟發展的許多國家的決策者和計畫人員,都不會改變工業化的主張。

用一位亞洲政治家的話來說,就是“盼望著沒有煙囪的美景”。

誠然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環境污染是工業發展不可避免的副產物,而且經驗表明,只有工業化達到經濟富裕的高水準後,社會上才會出現長遠的生態後果。

“富足之日就是惡果來臨之時”己成為法則,至今仍無形地統治著許多人對待環境的態度。

如果在這方面歷史重演的話,看來在今後許多年內,大多數地方的環境質量勢必服從於經濟發展的目標。

  可是,經濟富裕不過是影響人們對待環境態度的因素之一。

在我們顧問之間關於對核能看法的巨大分歧,就很能說明,由科學專家來權衡在工業發展中的技術和環境問題的相對重要性是困難的。

  就在同一天,我們收到了兩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關於核能問題的來信,措詞都很堅決。

他們兩位都是著名的人物,不但在自然科學上有很大的成就,而且作為國家機構的領導人和國際團體的顧問,他們的社會貢獻也很重要;同時,兩位又都是來自高度工業化講英語的國家。

他們中的一位認為,《只有一個地球》的正文,對於核能的潛力沒有作出很公正的判斷,過於誇大了它對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的威脅。

形成對照,另一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卻認為核能完全不應當發展,用他的話來說,因為它“完全不適合於生物圈”。

許多其他的顧問對爭論的雙方,都各自表達了同樣堅決的觀點。

  如所預料,關於殺蟲劑的問題,顧問們之間也多次出現近乎相反的意見。

一位顧問告訴我們,當他在圭亞那工作的時候,如果沒有滴滴涕的話,他可能早就死了。

許多顧問以同樣的心情反復說明,倘若嚴格限制殺蟲劑在公共衛生和農業方面的使用,就會有千百萬人死於傳染病和營養不良。

另一方面,其他一些專家則堅信,自然生態系統己遭到殺蟲劑的嚴重破壞,如按目前使用殺蟲劑的趨勢繼續發展下去,地球將逐漸不適合於人類生活。

  我們從顧問們寄來的關於技術介入人類環境的影響的各種各樣的意見中,可以彙集成下述幾方面非常重要,但又是眾說紛壇的看法:

  ·有些人認為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恢復力,大於其脆弱性。

  ·有些人強調人類定居問題,認為它比自然生態系統和自然保護更為重要。

  ·有些人優先考慮水污染,另外一些人卻考慮大氣層的狀況,還有些人則重視土地管理。

  ·有些人相信,用個人的行動就能很好地控制環境污染和自然資源的枯竭;另外一些人認為應嚴格控制工業;還有些人則認為應當徹底改變政治制度或生活方式。

  ·有些人認為對生態具有最大破壞的損害,是因為採用了高能量、高收益的技術,它們的優點,往往由於強調效率而過分地被誇大了;另一些人則把能量視為獲得基本經濟成就的關鍵,即用較少的投資生產較多的物品,從而使公民的財富和選用品得到無可比擬的增加。

 ·有些人認為環境問題的解決,應從更多的科學知識和更好的技術裝備著手;另外一些人重視社會經濟學的道義;還有些人則重視高尚生活的培養。

  ·有些人不贊成用“發達國家”這個片語,因為他們認為世界上還沒有一塊地方己是充分發達的了;另外一些人則形成明顯的對照,他們認為在富裕國家中,工業發展已太過分了,應當減少到一定的限度,從而能人為地穩定地球資源的經濟利用。

如前所述,某些高度工業化國家的顧問,甚至主張人們應當回復到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並認為發展中國家把工業技術看成未來的前途是不明智的。

  專家們一致承認,環境問題己日益成為世界範圍的問題,所以需要一個全世界統一解決的辦法。

但是來自兩個不同的亞洲國家的兩位顧問卻認為,除非每一個國家都懂得管理自己國家的生態系統,否則無論在經濟發展方面,或是在環境改善方面,都很少能取得進展。

他們認為,在我們理論上的一個世界之內,還存在不同的世界,它們不但在地理特徵和經濟結構方面都各不相同,甚至更重要的可能在文化傳統和願望方面也都不一樣。

  有些顧問感到《只有一個地球》的總語調過於悲觀,他們認為把世界現狀描繪成“可怕的軼事”是不公正的。

其中有一位竭力反對《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內容,認為那是“出於感情衝動,而不是根據事實”,他指出我們這本書的風格具有同樣的缺點。

其他的顧問卻相反,他們希望本書提出強有力的警告、更加響亮的呼聲,使人們注意到,當前的環境趨勢不能繼續太久,因為人類正在走向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

一位顧問明確地主張,《只有一個地球》的作者不要讓編輯部削減書的內容,以致只剩下枯燥的事實羅列,因為只有喚起人們的熱情,才能最終拯救世界。

  從我們顧問那裏收到的互相矛盾的意見和建議,如果一一列舉,還要占很大的篇幅。

它包括各種各樣關於改善環境的專家意見,從鼓吹技術己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的說法,直到對宗教採取新的態度,應有盡有。

初看上去,這種意見的分歧,好像證明了專家們對事實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因此,他們的意見對於制定行動綱領,沒有什麼幫助。

可是實際上,專家們對於事實本身的真實性,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只是對於怎樣解釋和應用這些事實,具有不同的看法而已。

  例如電離輻射能增加生物的變種率,而大部分生物的突變是有害的,這是沒有人懷疑的。

因此,輻射水平的提高,即使提高得很小,也可能導致對人類生命和生態系統的損害,而一旦有許多核發電站在運行時,勢將引起輻射水平的提高。

所有科學家對於這些事實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可是對人類對於輻射的耐受量,看法就有分歧,因為這裏牽涉到基本價值判斷的社會考慮。

例如工業上利用核能所產生的生物損害,應當同核能對經濟發展帶來的利益,權衡得失做出抉擇。

毋須多說,在許多其他的技術革新方面,都可以開展類似的討論。

  技術干擾生態系統,除當時可能察覺到的初期影響外,還有難以預料的間接和緩發性後果,這就使價值判斷的問題更為複雜。

滴滴涕在適當控制的條件下使用,對於人類幾乎沒有任何直接和立刻的危害。

只有經過長期使用,在食物鏈中逐漸產生積累作用之後,滴滴涕才相當明顯地對廣泛的自然生態系統,最終對人類產生毒性。

因此,工藝技術的種種干擾,不能只從當時和當地著眼來判斷其影響,而且還要考慮到以後若干時期可能對人類或環境產生的影響。

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將能為所強調的有關問題做出有益的貢獻,它要求人們把社會和科學的注意力,集中於社會和技術革新對複雜生態系統所引起的間接和難以預料的緩發性反應。

  由於有關人類環境的政策,既需要社會的判斷,也需要專門性的科學知識,所以聰明而有經驗的外行,對於政策的制定,往往能同技術專家具有同樣的發言權。

在某些情況下,外行人的判斷甚至比專家更聰明,因為外行人對人類和環境問題的複雜性,看得可能更全面些,而不受專業技術的限制。

  即使是同一社會制度和同一國家的專家,其觀點仍有很大的分歧,這說明擺在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代表面前的工作,將會有許多困難。

在大多數情況下,困難不是由於科學事實的不夠準確,而是由於對社會價值的看法持有不同的觀點。

  建立理想的人類環境,不僅包含保持生態平衡、自然資源的經濟管理以及對威脅機體和智力健康的因素的控制,而且,還需要給社會集團和個人機會選擇各自的生活道路和各自的環境。

人類不僅在自己的環境中生活和工作,而且還在改造環境,同時環境也在改造人類。

正是由於人類和環境之間不斷地反復影響的結果,雙方都得以在自然法則下發展各自的特徵,因而使人類克服了對自然現象的盲目的宿命論。

豐富多彩的人類環境,不但是由於它天然的構造和自然現象的無窮多樣性,而且更多的還是由於自然力量和人類意志之間,無窮無盡地互相作用所產生的結果。

  艾德萊·史蒂文生大使顯然認識到了,人類的作用對決定環境和生活質量的巨大影響。

他在1965年7月9日於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上發言時,曾把地球看做我們共同旅行的小小宇宙船,它的“一切依賴于地球上易受損害的空氣和土壤”。

我們確實都是離不開地球的一群旅行者,都以地球上薄薄而脆弱圍屏裏的空氣和水來維持生命,並且不斷使用和再使用地球上非常有限的自然資源。

現在地球上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已為人所佔有,對於地球的細心維護己成為人類繼續生存和為全世界人民創造舒適生活必不可少的條件。

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基本任務,就是要說明宇宙船地球固有的極限問題,同時規劃集體行動方案,以滿足多種文化繼續繁榮發展的需要。

  在上一段中,經過慎重考慮,我們使用了文化這個字的複數,稱之為多種文化。

正如個人之間的生活和願望不相同一樣,社會集團之間也不相同。

這裏也明顯地表現在顧問們對世界環境這份報告所表達的廣泛看法,有些差別則大得無法並存。

可是我們毫無理由感到失望,這些看法上的分歧,正說明了人類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這就是它的多樣性。

在人類環境中,完全可能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環境和生活方式。

  當我們同這個大型國際小組協作準備編寫《只有一個地球》的同時,勒內·杜博斯正在撰寫另一本書。

在那本書裏,他強調發展每個地區、每個社會集團和每個人的特殊風格的重要性,換句話說,也就是培養個性。

這兩本書的內容並不是不相容的,實際上,兩本書的內容代表了相輔相成的見解。

我們所珍視的多樣性感情,並不影響我們企圖發展全球性思想的努力,這就是要培育一種對地球這個行星作為整體的合理的忠誠。

我們己進入了人類進化的全球性階段,每個人顯然地有兩個國家,一個是自己的祖國,另一個是地球這顆行星。

第一篇地球是一個整體

1.我們所繼承的世界

人類創造了自己

  人類生活在兩個世界裏。

一個是由土地、空氣、水和動植物組成的自然世界,這個世界在人類出現以前幾十億年就已經存在了,而後來人類也成為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另一個是人類為著自己而用雙手建立起來的社會結構和物質文明的世界。

在這後一個世界裏,人類用自己製造的工具和機器。

自己的科學發明以及自己的設想,來創造一個符合人類理想和意願的環境。

  追求一個生活得較好的人類社會,這是自有人類以來就有的願望,而這種願望又來自人類生活經驗的本身。

人類深信他們自己能夠得到幸福。

他們感受到的幸福有:

舒適、安全、愉快地參加各種活動、心智的馳騁、知識的獵取、詩意的陶醉、精神的恬靜以及身體的閒適等等。

他們力圖在人類環境中體現所有這一切。

  但是,人類絕大多數的現實生活卻並不幸福。

他們經常受到繁重勞動的折磨,遭到死亡或疾病的襲擊,成為戰爭和饑荒的犧牲品,遇到失去兒女的痛苦,充滿了憂慮和愚昧,從愚昧又滋生了更多的憂慮。

最後,每個人面臨著恐怖,而莫明其妙地死去。

總之,渴望著快樂、友情和舒適,急切地想擺脫憂慮和痛苦,這就是人類的現實情況。

  這些本能,除人類以外在其他動物中也能有所發現。

飛鳥築巢,水獺建壩,走獸成群覓食,都是有目的地在保衛它們的生命和“改善”它們生存的環境。

人類從其動物祖先那裏繼承了許多本能,是為著有效地對付自然界之所需。

因為自然界有時是有益於人類,有時卻會造成災害。

原始的人腦,曾是有效地接受感覺的器官,並能適當地指揮身體其他部分的感情和知覺反應,例如遇火奔逃、畏避野獸的進襲、互相擁抱和求偶等等。

  後來,人腦發展到一定階段,才使人成其為人,開始脫離人類動物祖先的原始狀態。

大約十萬年以前,人的大腦就變得格外地大和更加複雜了。

現代人的頭顱,約比通常被認為是人類最近祖先的所謂南非類人猿要大三倍,人腦的大小及其組織的改變,既增加了它的感覺接受能力,也增加了它進行抽象、回憶、預見和合理地選擇目標等的能力。

僅就能進行抽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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