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教学课纲春安国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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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教学课纲春安国小
書法教學課綱20081217春安
壹、課堂教學：
一、文房用具：
1.紙筆墨硯：
清洗、保養
紙：
毛邊紙、白宣、加工宣。
紙的起源
關於造紙術的起源，人們長期以來一直沒有找到滿意的答案，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沒有弄清究竟什麼是紙，怎樣理解中外古書中所記載的紙。
其二，長時間以來，人們一直看不到早期的原始紙，因而也無法對它作科學的研究。
其三，在沒有早期的實物標本紙以前，人們只能求助於古書中的文獻記載，來探討造紙術的起源問題。
有些古書往往由於前述兩種原因，還存在著種種不正確的記載和解釋。
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東漢蔡倫開始造紙。
據《後漢書》記載，漢和帝元興元年（公元105年），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蔽布、魚網以為紙」，獻給皇帝，受到嘉獎，「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鹹稱『蔡侯紙』」。
這是史籍關於發明造紙術的記載，也是歷來認定紙在東漢時由蔡倫發明的惟一文獻記載。
二十世紀以來的考古發現表明，早在蔡倫之前的西漢時期，中國已造出了植物纖維紙，1933年，中國考古學家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淖爾西漢亭燧遺址中發現了一片西漢古紙，人們稱之為「羅布淖爾紙」，屬西漢中後期產，紙面存有麻筋。
不幸的是，此紙毀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火，而未能進行科學分析。
1974年，甘肅居廷金關漢代亭燧故址出土了古紙，人稱「金關紙」，屬西漢晚期，該紙內尚存麻筋及線頭、麻布的殘留物；1978年，陝西扶風中顏村西漢窖藏出土古紙，稱「中顏村紙」，屬西漢中期產，紙內含有較多的麻類纖維束及未打散的麻繩頭；1979年，甘肅敦煌馬圈灣漢代亭燧出土古紙，稱「馬圈灣紙」，屬西漢中後期，紙面麻類纖維分布不勻；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西漢早期墓出土古紙，稱「放馬灘紙」，造紙原料亦為麻類，該紙殘片紙面平整光滑，紙上有用細墨線勾畫的山川道路圖形，是目前所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一張紙地圖。
上述五種西漢紙比蔡倫所造之紙分別早300~100年。
總的看來，這些紙質地還較粗糙，結構也較為松散，制造技術明顯處於初級階段。
同中國古代的其他發明創造一樣，造紙術並不是蔡倫個人的突然發現，西漢植物纖維紙為蔡倫造紙打下了基礎。
蔡倫對造紙術進行了總結和改進，不僅擴大了造紙原料，更重要的是，他對紙之推廣普及，作出了重大貢獻。
經過蔡倫對造紙技術的改進和推廣，東漢造紙業日益發展，漢末出現了一些著名造紙工匠，其中，佼佼者當首推左伯，所造之紙稱「左伯紙」。
東漢後期已較多地用紙書寫文字，當時官府習慣用紙書寫文告，庫存頗多，有專人負責其事。
如少府守宮令「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尚書令右丞主管紙墨諸財用庫藏。
史書中亦屢見用紙抄錄文稿的記載。
近百年來考古活動中曾多次發現東漢紙。
1901年，在新疆發現的東漢末年紙，上面寫有詩文。
同年，又在甘肅敦煌發現用墨書寫的東漢信紙。
1942年，在內蒙古額齊納河東漢烽燧遺址出土東漢紙，上面亦有文字。
1959年新疆民豐縣東漢墓出土古紙，但其表面粘附黑色物質，有無文字難以分辨。
1974年在甘肅武威旱灘坡東漢晚期墓出土帶字紙，文字用墨書寫，多數因紙的破碎而筆劃不全，清楚可識者有「青」、「貝」等字，經顯微鏡觀測及化學測試，此紙甚薄，其厚度僅為0.07毫米，表面光滑，纖維組織緊湊而且均勻，是一種較好的紙。
1978年在甘肅蘭州伏龍坪東漢墓出土古紙，紙上墨書文字，字體在楷隸之間，字數較多，可辨識者有「婦悉履……奈何當奈何……」八字。
上述諸件除「民豐紙」因污染嚴重一時難辨外，其他五紙均寫有字，或為詩文，或為信函，或記有其他內容。
出土的實物也可以證明東漢後期已較多地用紙寫字。
東漢、三國、西晉的墓中，不斷出土竹簡、木牘，表明當時還處在紙簡並用階段。
紙簡並用說明，一方面，當時紙的產量還不能完全滿足人們的需要：
另一方面，則是人們用簡牘的習慣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才能改掉。
這種情況到了晉朝就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由於晉代已能夠造出大量潔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紙，人們就不再使用昂貴的縑帛和笨重的簡牘來書寫了。
晉代造紙業中，還出現了用橫簾、豎簾撈紙的方法。
簾床由可舒卷的竹編條簾、框架以及邊柱組成，可隨時拆裝，且長短自由。
用簾床抄紙，產品薄而均勻，又可減少工時。
這一技術被長期延用，甚至歐洲一些國家在十八至十九世紀造紙使用的長網結構，也是由此發展而來。
這一時期還采用了紙的施膠技術，後秦白雀元年（公元384年）款施膠紙是現今發現最早的施膠紙。
它是在紙的表面均勻地塗一層澱粉糊劑，再以細石砑光，以此來增加紙的強度及抗水性能。
類似的加工紙還有一種，稱塗布紙，即將礦物粉（高嶺石）或澱粉或其他膠粘劑均勻地塗在紙上，用以增加紙的平滑度與潔白度。
據新疆出土的前涼建興三十六年（公元349年）文書判斷，塗布紙可能是在四世紀前半期出現的。
晉代紙的加工還染色，稱為「潢」，是以黃檗為染劑，染出的紙呈黃色，故又叫黃紙。
晉時染潢有兩種方式，或者是先寫後潢，或者是先潢後寫。
關於染潢所用的染料，古書中也有明確記載。
黃紙不僅為士人寫字著書所用，也為官府用以書寫文書。
不少都經染黃。
現在各博物館和圖書館收藏的魏晉南北朝寫經紙中，有不少是染黃紙。
這種風氣後來到隋唐時尤其盛行。
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喜歡用黃紙的原因是：
第一，黃柏中含有生物大鹼，即是染料，又是殺蟲防蛀劑。
能延長紙的壽命，同時還有一種清香氣味。
第二，按照古代的五行說，金木水火土五行對應於五方中的中央和五色中的黃，黃是五色中的正色，所以古時凡神聖、莊重的物品
常飾以黃色，重要典藉、文書也取黃色。
第三，黃色不刺眼，可長期閱讀而不傷目。
如有筆誤，可用雌黃塗後再寫，便於校勘。
這種情況在敦煌石室寫經中確有實物可證。
造紙術的改進使造紙原料也隨之擴大，許多植物纖維都可以用於造紙。
「苔紙」、「剡紙」都是當時的名紙。
所謂「苔紙」，是以水草作原料，因其紋路側斜，又稱「側理紙」。
「剡紙」是以剡縣（今浙江嵊縣西南）所產的野籐為原料生產的。
除傳統的麻類植物外，當時還用桑皮、楮皮造紙，出現了「桑皮紙」等，這實質上開了「皮紙」制造的先河。
不過，這一時期的紙以麻類纖維紙為主，潘吉星先生對魏晉南北朝近百種古紙檢驗，發現90%以上都是麻紙。
由漢至唐近千年間傳世的書法繪畫作品，絕大多數用的是麻紙。
著名書法家王羲之、陸機等人都以麻紙揮毫，陸機的書法真跡《平復帖》就是在白麻紙上書寫的，並流傳至今。
當時，人們還用紙作畫。
1964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地主生活圖》，縱47厘米，橫106.5厘米，就是在6張紙相接的一張大紙上繪成的。
這可能是迄今最早的紙本畫卷。
同時，又在紙上寫經，敦煌千佛洞就曾發現大量的這一時期的紙本手抄經文。
官方用紙書寫各類文書，在吐魯番阿斯塔那曾發現了若干唐代和十六國時期的紙本文書。
隋唐五代是中國封建文化發展的高峰時期，造紙技術亦相應提高。
對造紙原料處理增強漚泡措施，然後用鹼水蒸煮，能比較好地清除膠質。
臼搗原料亦更加精細，加大了纖維的分散度，經攪拌後，纖維交結緊密而且均勻，故紙的質量又比以前提高。
據李林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六、歐陽修《新唐書‧地理志》、杜佑《通典‧食貨典》三書的記載，唐代各地貢紙者有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等十一州邑。
當然這是個很不完全的統計。
在《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條，按李林甫注，進獻者應該還有益州黃白麻紙，杭州、婺州、衢州、越州的細黃狀紙，均州大模紙，宣州、衢州案紙、次紙，蒲州細薄白紙。
李肇《國史補》卷下說：
「紙則有越之剡籐、苔箋，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揚之六合箋，韶之竹箋，蒲的白薄重抄，臨川之滑薄。
」除常用的麻紙、皮紙外，唐代又用竹料來造紙。
當時，不斷的創新造紙工藝，生產出眾多名紙，如施膠紙、蠟質塗布紙、金花紙、水紋紙、宣紙等。
唐代所造紙中，以硬黃紙最為著名。
除硬黃外，雲藍紙也很有名氣，據說，此紙為段成式所造，質地均佳，時人極為推崇。
又據《博物志》記載，蜀妓薛濤所造十色花箋，深為當時社會所寶重，當時文人如元稹、白居易、牛僧孺、杜牧、劉禹錫等二十余人與濤唱和率用之，薛濤花箋遂名傳千古。
唐代的日常用紙，則有短白簾粉、蠟紙、布絲籐角紙、黃麻紙、白麻紙、桑皮紙、桑根紙、雞林紙、苔紙、建中女兒青紙、卵紙、宣紙、松花紙、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綾紋紙、松皮紙、密香紙、一蠻紙、笈皮紙、竹紙、楮皮紙、凝霜紙、麥秸稻紙、由拳紙等，種類之多，不勝枚舉。
唐代紙的產量已相當可觀，種類亦多，用途廣泛。
除供書寫、繪畫外，又有其他之用。
據文獻記載，當時已用紙來做燈籠，糊窗戶，做衣服、帽子、帳子，甚至做鎧甲。
20世紀70年代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先後出土紙鞋、紙棺，更是唐代多方面用紙的實證。
五代時期戰亂不斷，但南方一些地區仍相對比較穩定，造紙業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特別是南唐後主李煜，他酷嗜文事，對造紙亦極為經心，當時的徽州地區成為造紙中心，所產澄心堂紙最受士林歡迎。
會府紙，長二丈，寬一丈，厚如數層繪帛，更是前所未有。
鄱陽白紙，長如匹練，也是當時的新產品。
另外浙江造紙也有發展，吳越王曾雕刻《陀羅尼經》八萬四千卷。
宋元時期造紙技術更加成熟，可以說是登峰造極。
以前名紙，無不仿造，尤以澄心堂紙為最佳，宋代的許多著名書畫家多用此紙。
除此之外，張有自造紙也很有名。
至於箋紙、匹紙、各色箋紙和藏經紙更是名目繁多，不可屈數。
元代造紙中之特異者，有白鹿紙、黃麻紙、鉛山紙、常山紙、英山紙、觀音紙、清江紙、上虞紙，箋紙則有彩色粉箋、蠟箋、黃箋、花箋、羅紋箋等。
造紙原料進一步擴大，出現了麥莖紙與稻稈紙，並收集舊紙，與新料摻在一起，打出混合紙漿造紙，稱之為「還魂紙」。
當時還發明了紙藥，即用植物的汁（常用的有黃蜀葵、楊桃籐等）放入紙漿中，作為飄浮劑。
宋代能生產三丈余長的巨幅紙，稱為「匹紙」。
宋元名紙眾多，有浙江海鹽金粟寺所造的「金粟山藏經紙」及謝景初所造十色信箋（被稱為「謝公箋」）等。
元代名紙則有「明仁殿紙」等。
宋元時期大量用紙印刷書籍，雖有若干因年久或戰亂而不存，但現今保存下來的仍多處可見。
此外，用紙作畫、寫經較前更為普遍，亦有不少流傳至今。
當時紙的用途廣泛，甚至用以包裹火藥，制造火槍上的火藥筒。
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造紙技術集大成時期，總結了歷代造紙技術，創造了染色、加蠟、砑光、描金、灑金銀和加礬膠等各種技術，生產出大量品種繁多、質量上乘的紙張，包括仿造歷代名紙以及研制出一些新品種的加工紙。
明代紙類尤全，凡以前名紙均能仿造，政府對造紙業也很重視。
永樂時期，江西西山設置官局，專門制造官紙，其中尤以「連七」、「觀音」紙最為著名。
還有秦本紙、榜紙、小箋紙、大箋紙以及大內所用的細密灑金五色粉箋、五色大簾紙、印金花五色箋、白箋、磁青紙、高麗繭紙、皮紙、松江潭紙、新安箋等等，都是當時的名紙。
當時，竹紙產量居第一位。
有些素紙經過再處理，造出適合不同需要的加工紙。
著名的「宣德貢箋」，上注「宣德五年素馨印」，與宣德爐、宣德瓷齊名。
清代，對紙箋的仿制加工極為盛行，凡前代佳紙無不仿制，湧現出了許多紙中名品。
御用的紙有：
金雲齡朱紅福字絹箋、雲龍珠紅大小對箋、各色蠟箋、各色花絹箋、金花箋、梅花玉版箋、白色暗花粉箋。
一般常用的有：
開化紙、開化榜紙、太史連紙、羅紋紙、棉紙、竹紙、宣紙等。
舊紙則有側理紙、藏經紙、金粟箋、明仁殿宣德敕箋。
仿古紙則有：
澄心堂紙、藏經紙、宣德描金箋。
其中，乾隆年間仿制的「澄心堂紙」、「明仁殿紙」、「金粟藏經紙」在制造和加工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其中的「梅花玉版箋」、「五色粉蠟箋」則是清代加工紙的新創之作。
除此之外，清代時還有許多外來紙，如高麗的麗金箋、金齡箋、鏡花箋、苔箋、咨文箋、竹青紙，琉球的雪紙、奉書紙，西洋的金邊紙、雲母紙、漏花紙、各種箋紙，回回各色花紙，大理各色花紙等，這些也都是紙中的珍品。
宣紙。
它和湖筆、徽墨、端硯一起被譽為文房四寶。
宣紙以其質地柔韌、潔白平滑、細膩勻整和色澤耐久而著稱，是中國特有的毛筆書畫用紙。
1000多年前，宣州府（今屬安徽）把本地出產的上等紙，作為貢品奉獻朝廷，宣紙因地得名。
史傳東漢蔡倫死後，其弟子孔丹曾在宣州一帶以造紙為業。
他在山澗中發現倒在溪水中的枯檀樹樹皮經水衝刷後又白又爛，取其為原料，造出的紙潔白、細膩。
宣紙一詞的最早記載見於唐大中元年（847），張彥遠（約815～875）所著的《歷代名畫記》，載有「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
表明至遲唐代時宣紙已廣為運用。
另據涇縣《小嶺曹氏宗譜》記述，宣紙造紙術在唐代以後傳襲到唐姓、梅姓，宋末又由曹氏從南陵傳至涇縣小嶺，一直延續至今。
宣紙於1886年獲巴拿馬國際博覽會金獎。
1911年小嶺「曹鴻記」宣紙，在南洋國際勸業會博覽會上獲超等文牘獎。
1915年小嶺「桃記」宣紙，選送巴拿馬國際博覽會，獲金質獎。
宣紙的產地集中在安徽省涇縣一帶，專用的纖維原料充足，水質優異。
宣紙的加工過程是:
將韌皮纖維和禾本科莖稈纖維經過水泡浸漬、石灰發酵、緩和蒸煮、日光漂白、石碓打漿、竹簾撈紙、榨帖炕焙等18道主要工序，100多項操作，費時300天抄造而成。
其加工特點是:
以溫和的方式，逐步剔除原料中的非纖維素雜質，而又保存纖維大分子原有的結構形態。
宣紙紙質具有細密、光滑、綿韌、潔白、輕軟的特性。
細密利於潤墨，能呈現筆墨層次；光滑利於運筆，能揮灑自如；綿韌利於筆墨皴擦和揭裱，耐搓拖；潔白利於顯現墨、色光彩，能經久不變；輕鬆利於加工、淄折、耐揉疊。
宣紙不易蛀蝕，便於長期保存。
中國古代流傳至今的文獻、書畫，多用宣紙，故史有「千年壽紙」之稱。
宣紙按原料、呎吋、厚度和加工不同，約有60多個品種。
按原料成分分為特凈宣、凈皮宣和棉料宣等；按呎吋規格分為四呎宣、五呎宣、六呎宣、八呎宣、丈二匹、丈六匹等；按紙的厚度分為單宣、夾宣、三層貢、四層貢等。
歷史上還留傳下了一些特別的宣紙，如羅紋宣、金榜宣、白鹿宣、露皇宣等。
通常，可把宣紙分成兩大類。
一類是生宣，即生產的原紙，未以特別加工，直接使用。
潤墨性好，吸水性強，紙面色澤經久不變。
可用於中國畫、書法、裱裝等。
另一類是熟宣（加工宣），即以生宣為底紙，經過浸礬膠、加米糊、染色、灑金、塗蠟等處理而成。
以白色為主，吸水潤墨性較輕，多用於工筆書畫。
久藏後，紙面會出現斑點（漏礬）。
宣紙除用於中國書畫外，還用於木版浮水印、摺扇扇面、沿印篆刻、中式信箋、仿古碑帖、民間剪紙和精製紙花等。
筆：
硬毫（兔毫、狼毫、其他有顏色的毛。
）、軟毫（羊毫）、兼毫（軟硬毫兼具）。
筆的起源
考古發掘中發現最早的毛筆實物，屬戰國時代。
1954年，在長沙左家公山舊戰國木槨墓的發掘中出土了毛筆。
根據發掘報告講，「毛筆，在竹筐內，全身套在一枝小竹管內，桿長18.5厘米，徑口0.4厘米，毛長2.5厘米。
據制筆的老技工觀察，認為毛筆是用上好的兔箭毫做成的，做法與現在的有些不同，不是筆毛插在筆桿內，而是將筆毛圍在桿的一端，然後用絲線纏住，外面塗漆。
與筆放在一起的還有銅削、竹片、小竹筒三件，據推測，可能是當時寫字的整套工具。
竹片的作用相當於後世的紙，銅削是刮削竹片用的，小竹筒可能是貯墨一類物質的。
先秦文獻中用筆的記載屢見不鮮，但缺少對筆形制的具體描述。
據考古發現提供的直觀材料，從早期筆的形制上看，筆尾部削尖，合乎記載中的「簪筆」說法，便於別在頭發或冠巾上。
這種用法到了漢代即演變為「簪白筆」制度，「白筆」指未蘸過墨的新筆，以新筆作簪用，漢代時很多見。
秦筆較之戰國筆在技術上有一定的改良，即筆頭鏤成腔狀納人筆毫。
它的優點是筆頭可以保持渾圓的狀態，更利於吸墨和書寫，且更具穩定性。
這種模式至今仍在沿用，可以說是制筆史上一次重要的革新。
兩代時期的毛筆，繼承了戰國及秦的遺制，筆的粗細、長短都差不多。
東漢人蔡邕在他的的《筆賦》中，對當時毛筆的形制進行了較為具體的描述：
「惟其翰之所生，於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悍，體遄迅以騁步。
削文竹以為管，加漆絲之纏束。
形調摶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
」文中對毛筆的筆桿、筆毫及纏束方法都有詳細的說明，考古所發現的實物與這一記載也基本相似。
魏晉時期，隨著制筆工藝的不斷發展，出現了對制筆進行總結的著述，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筆經》及「韋誕製筆法」。
唐時，安徽的宣州成為全國的制筆中心，這裡所產的毛筆，稱為「宣筆」。
宣筆以兔毫為原料，精選勁挺毫毛，稱為紫毫。
這種筆，精致絕倫，在選料及制作技藝上都有著極高的水平。
當時最為流行是鋒短形如雞趾的「雞趾筆」，毫芒犀利勁健，如劍如戟，使書寫者的筆力得以施展。
現日本奈良正倉院收藏的中國唐筆，就多為這種類型的，有斑竹管、斑竹管鑲象牙、金管象牙等，工料精致，極為講究。
到了宋代，宣州制筆名工輩出。
制筆技術不斷提高，宣筆聲譽日隆。
這一時期，出現了一種新式的毛筆——散卓筆，這種筆逐漸趨向軟熟、散毫、虛鋒，改變了晉代以前的舊制。
散卓筆「無心」，顯然不是兼毫，可能是單用羊毫制成的較軟的長鋒筆。
過去的筆則用較硬的筆毫，如兔毫、鹿毫作心，僅以羊毛作副，由於兔毫偏硬，在書寫楷書、行書時還可以，但作草書時就不適應了。
在這方面無心散卓筆卻能得心應手，運用自如。
散卓筆在宋代頗為流行，有專家研究認為，無心散卓筆的出現與適應桌椅上懸肘懸腕書寫的需要有密切關系，看來是有一定的道理。
宋代著名的制筆家是諸葛氏一家，有諸葛高、諸葛漸、諸葛豐、諸葛方等，其中最為出眾者為諸葛高。
諸葛筆甲於天下，在歙州一帶，當時還相繼出現了一大批著名的制筆工匠。
如：
呂道人，歙州人。
其制筆在繼承宣筆工藝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名揚一時。
呂大淵，黟縣（今安徽省黃山市黟縣）人。
汪伯立，新安（今安徽省黃山市歙縣）人。
南宋理宗時，徽州知府謝暨以汪伯立筆、澄心堂紙、李廷珪墨、羊斗嶺硯（今龍尾硯）稱為「新安四寶」，一並列為進獻的貢品。
南宋以後，朝廷偏安一隅，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亦隨之南移。
到了元代，浙江吳興（今湖州）的制筆業異軍突起，漸漸取代了宣筆的地位。
湖筆雖採用紫毫、狼毫、雞毫、羊毫，但它主要是以羊毫制筆，因為羊毫價廉易得，其價值只有兔毫的二十分之一，所以為湖筆的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湖筆的羊毫主要採用「嘉興路」的山羊毛，這裡的山羊毛，毛細、鋒嫩、色白、質淨。
筆管出自余杭縣文山，非此則不中筆材。
湖筆選料考究，工藝精絕，從選擇原料到制成筆，要經地近百道工序，制成的筆具有鋒穎尖銳，修削整齊，豐碩圓潤，勁健有力的特點，即所謂「四德」，被譽為「毛穎之技甲天下」。
元代許多著名的制筆家都是出自吳興的筆工，如馮應科、張進中、吳升、姚愷、楊茂林、沈秀榮、潘又新等。
吳興的筆工也大量向外輸出，使湖筆在江蘇、浙江各處普遍制作，馳名於東南各地。
吳興筆工的技藝受到了極高的贊譽，如《歸安縣志》載：
「元馮應科制筆妙絕天下，時稱趙子昂字、錢舜舉畫、馮應科筆為吳興三絕。
」仇遠在他的詩中亦贊道：
「浙間筆工麻粟多，精工唯推馮應科。
到了明清時期，制筆在工藝上不但講究實用，且更注意裝飾。
隨著書畫藝術的發展，作為工具的毛筆制作也發展到了鼎盛時期。
這一時期筆頭的選毫極精，多捆扎出竹筍式、香盤式、蘭花式、葫蘆式等多種形式。
當時用毫有羊毫、紫毫、狼毫、貂毫、豬鬃等不同性質的毛，兼毫制筆多被采用，使筆毫軟而圓健，強勁有力，剛柔適中，經久耐用。
根據書法、繪畫的要求，還新創了楂筆、斗筆、聯筆、提筆等寫特大字的大型筆，而且在筆管的制作形式上也創制了許多精巧的工藝，有金管、銀管、瓷管、斑竹管、象牙管、玳瑁管、琉璃管、綠沉漆管、棕竹管、紫檀管、花梨管、琺琅管，等等，還加上雕刻、鑲嵌，大體以吉祥圖案為主，形成了一種特制的工藝品。
現今各博物館所陳列的那些富麗堂皇的筆，多為明清遺物。
除了以上所介紹的宣、湖兩大筆派之外，尚有江西、鎮江、湖南諸派。
江西派，原宗宣州派，歷史較早，現在漢口的鄒紫光閣筆莊，即江西派的嫡傳。
鎮江派，以專制水筆知名，精致耐用，銷行各地。
湖南派原宗江西，不過百余年的歷史，以制羊毫及雞毫筆有名，但工料遠不及湖州派，其勢力在西南諸省，然售價低廉，頗為一般人樂用。
墨：
墨條（油煙墨、松煙墨）、墨汁。
墨的起源
墨的產生與人類書寫或描繪的行為緊密相關，自然可以追溯到極為久遠的年代。
前人由於認識的局限，故稱「上古無墨」。
近代以來，隨著考古學的不斷發展，一些有關墨的文物陸續被發現，這些直接或間接的考古材料為人們大致勾勒出了墨的起源和發展軌跡。
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上，有用朱和墨書寫文字的痕跡，表明在甲骨文上書寫的文字，紅色是朱砂，墨色是碳素單質，這證明朱砂和墨在殷代就開始被巫人用來書寫文字了。
在商代石、玉、陶器的表面，也曾發現過墨書的遺存。
秦漢及魏晉時期是墨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以松煙墨的大量流行及「韋誕制墨方」的出現為標志，中國古代制墨工藝經歷了一個大的變革而進入了成熟斯。
但是，松煙墨到了魏晉時才由丸狀變化為條狀，這與當時用膠配方的改進有很大的關系。
丸狀是因為用膠不多，加上膠的質量不是很高，很難把墨丸做得大。
墨丸小，就不能用手捉住研磨。
由於松煙墨是動物膠加工調合成形的，而動物膠則容易受潮生霉，失去粘合性能，墨的形體便由此自行損壞。
隋唐時代，制墨更加受到重視，政府設官辦廠，其中，墨官最著名者為祖敏，制墨之妙名聞天下。
產地也由前代的扶風、隃糜、延州擴展到易水和潞州，這些地方不但產松，而且所產之松皆很名貴，為制造上等墨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唐代制墨中已有多種顏色。
《唐書‧韋述傳》載，韋述家藏書宏富，全都都經他親自校點，「黃墨精謹，內秘書不逮也。
」黃墨，是用雌黃研細加膠合制的墨，多用於修改文稿或者點校圖書。
朱墨更是被當時徽州居民制墨家傳戶習，廣泛使用，它是用朱砂研細加膠而成，但容易褪色。
唐末五代由於戰亂頻繁，大量北方墨工紛紛南遷，制墨中心亦隨之轉移。
此後，徽墨雄踞天下，在制墨業中占據主導地位。
宋代由於科舉制度的發展和書畫藝術的繁榮，文人學士對墨的需求更為擴大，這也刺激了制墨的發展，墨的生產以徽墨為龍頭，范圍不斷增大。
墨模在唐代的制墨業中逐漸地普及。
墨的煙料搗杵原來盡用人力，因為人的握力有限，所以墨模便應運而生。
墨模的壓力大，因此而制成的墨質堅實而耐用。
同時，由於墨模的出現，墨的形狀也越來越豐富多彩。
在江蘇丹徒的南朝墓葬中，曾出土一錠扁圓柱體墨，長３厘米，寬4.2厘米，厚1.9厘米，墨色純黑，質堅硬，據分析可能是用模壓制成的。
當時的地方政府每年要向朝廷進貢龍鳳墨四斤。
宋墨在原料配制、藝術加工、種類品質上均較前大為提高和拓展。
宋朝墨分兩派，一是多加龍麝助香的，一是不用香料的。
潘谷、張遇屬香墨派；王迪是主張不加香料的，因為不加香料，「真松煤遠煙，自有龍麝氣。
」油煙墨的制作在宋代已經出現，據明羅欣《物原》中說：
「奚廷珪作油煙墨。
」油煙墨的產生決非偶然，它與松煙制墨大量砍代松樹造成資源的匱乏有一定的關系。
石油煙作墨是宋代科技的一大奇跡，從某種意義上講，它也應該屬於油煙墨的一類。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因君主皆輕視文事，制墨業未有特別的發展，但尚能待續宋的餘風，保持原來的成就。
明代麻三衡《墨志》中引楊升庵的話，元代制墨以朱萬初為代表，他取墨材為摧朽之松三百年不壞者，所制煙煤極佳。
明代制墨工藝上有新的發展，墨的配方和品質更加受到重視，墨的質量有很大的提高，墨品更為堅細，鋒可裁紙。
油煙制墨技術已相當成熟，據記載，明代制墨名家程君房集前人之長，創造性地提高了桐煙和漆煙的制墨水平，他的很多墨品都是油煙制成的。
但由於工藝、產量等方面的原因，油煙墨並未占據主流。
明代和清代前期是徽墨生產的盛世，墨模圖案的繪制和漆匣的裝潢制作，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
當時的墨模一般多采用堅細空心的石楠木，間有用棠梨樹和杞樹的。
由專家操刀雕刻，運用線刻、浮雕及圓雕等多種技法，著力表現各種山水、人物、龍鳳等圖案文字。
圖案往往延請書畫名家繪制，如明代的丁雲鵬、吳左干等，有的是摹仿前代名家的作品。
圖案須先在墨模大小的竹紙上繪出，然後將圖拓印於墨板上，隨後以類似木刻的過程雕刻，但一須反刻，二底部要平，難度頗大。
為了能圓滿地表達各派藝術家不同的風格，在刀法、刻線上或遒勁，或秀潤，或粗獷，或細巧，各具姿態。
明代墨一般深厚有力，清代墨則柔妍精細。
在今安徽省博物館保存有清代「御制鋸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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