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实验.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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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公共经济学实验,导语,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规律，通过对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学习，我们已经了解了经济学的大致框架；但认识世界运转背后的规律可以而且必须是多角度的，经济学也不仅仅是枯燥的模型，在模型思想的墓础上，通过观察和运用其他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更全面的了解经济学。
实验方法为经济学的研究和课堂教学提供了一种非常直观和富于参与性的方法。
其魅力在于同学们不仅可以通过实验深入理解经济学理论，更可能通过参与实验得到更为直观的体会。
实验方法是一个更为贴近市场运作的方法。
在实验过程中，我们不仅仅可以验证经典理论的正确性，更可以观察到现象的波动，了解市场运作中人们的心态和行为特点。
参与是最好的学习，方才我们做的实验即是针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实验。
一、公共产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市场从来不是如同马歇尔所描述的完全竞争市场那样完备的一个理想产物。
在现实的市场中，政府的存在、非市场性配置的存在等，几乎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就已经和人类共生。
在现实市场中，至少可以观察到以下几种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相违背的问题。
1.外部性的存在。
外部性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产品或服务在被使用者使用的时候不仅仅对使用者发生效用，而且对没有投资的外部无关环境产生效用。
外部性又可以分为正和负：
正外部性对旁人有益，负外部性对旁人有害。
外部性会引致“搭便车”（Freerider）行为的产生；也同时产生了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
2.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
由于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私人是没有动力去提供公共产品的，相反，却会为了节约自己的成本而破坏公共环境。
但是在现实中，即使没有政府的存在，我们也可能观察到公共产品的提供，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是怎么一回事呢？
带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方法探讨。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纯公共产品具有这样的特性：
1.非排他性当一个人提供了特定数量的公共产品时，就不可能排除其他人来免费享用该公共产品，或者这种排他成本相当高，这就是所谓的“非排他性”。
2.非竞争性当一个人消费了某一数量的公共产品，该公共产品同时也可以被其他人消费同样数量，即他们之间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是竞争性的，一个人不可能用价格去阻止别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这就是所谓的“非竞争性”。
只具有“非排他性”而不具有“非竞争性”或者只具有“非竞争性”而不具有“非排他性”的物品，一般称为“准公共产品”。
（三）公共品由谁来提供,公共物品究竟由谁来供给，采取何种方式供给和生产一直是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公共物品在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容易造成消费者偏好的隐藏和搭便车行为，而只有拥有公共强制力的政府能有效解决该问题，因而它理所当然成为公共物品供给的唯一重要主体。
但透过供给与生产相分离的理论分析以及对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考察，我们发现政府并不必然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唯一主体。
现实中还存在着私人市场供给安排和第三部门供给安排，以及它们与政府相结合的混合供给安排模式等等，并且这些安排同样具有可靠的效率保障。
面对现实变化，我们不禁要分析，在多元供给主体并存的条件下，传统的由政府独家垄断公共物品供给和生产的局面被打破，政府不再是供给中唯一的发言者，那么它的角色又将会变为怎样呢?
它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又将是怎样的昵?
多元性的并存格局又会赋予政府角色哪些新的内涵和与之对应的责任和义务昵?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做出一番理论上的梳理。
西方学术界对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研究集中于以下三个领域：
（l）博弈论框架的拓展：
在不存在优超均衡的情况下，公共物品的供给可能是一种纳什均衡。
Cornes和Sandler（1986）研究发现，公共物品的纳什均衡供给不会为零，但要小于帕累托最优供给，两者之间的差距随社区居民人数的增加而扩大，而供给不足的程度与效用函数的特征有关。
（2）合作提供公共物品的可能性：
考虑到集体行动可能有的动态博弈的性质，人们能从重复决策中吸取教训。
这样，反馈、学习和重复博弈将解开囚徒困境的枷锁（Stevens,2003；Sen，1974）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利他主义道德观可以通过合作行为摆脱囚徒困境。
Weisbrod（1986）则以英国16世纪私人自愿组织的慈善机构提供了广泛的公共物品之实例说明利他主义由来已久。
（3）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相联系的激励机制：
一种思路是使公共物品具有私人物品一般的排他性（Goldin，1977），另一种思路则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搭配提供（Coaes，1974）。
除了完全由私人供给公共物品外，还存在第三种非政府的自愿供给方式，即非政府解理论。
如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模型：
在没有政府强制下，处于私利的一组公共物品的消费者，能够通过自愿协商方式，达成一种联合供给的契约，来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
只要满足一些严格假定条件，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实现各自私利的最大化，而且能够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
另外奥斯特罗姆（1977）提出了多中心公共经济下的效率解；萨尔蒙等公民社会理论的一些学者，则提出了第三部门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模型及慈善经济学模型。
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公共治理又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作为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的政治学家、公共行政学家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制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里著作颇丰，而她最为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是1990年出版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为在现实生活中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使得政策分析更具可操作性。
作为制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里的重要著作，书中作者在搜集大量经验案例的基础上，首先对公共事物治理传统模型的适用性进行评析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将研究的视角从理论转移到现实中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上，指出其中的困境；然后针对公共池塘资源困境，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现实的政策问题；最后根据经验研究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指出要改变单层次的研究方式，而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多层次，提出公众内部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可能性。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另一部著作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中，对人类公共物品的制度供给方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在公共物品的制度供给中，存在着市场安排与用户团体、集权与分权和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几种方式。
其中市场安排与用户团体以市场机制为前提，集权与分权的制度安排以政府的行政机制为基础，而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则适应于非政府、非营利的志愿事业。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治理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提出多中心理论。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经济人假设的重大缺陷是发现人的利己性的同时忽视了利己性之间的制约关系和利他性的社会价值。
她认为国有化或私有化都不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有效解决方案，应当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寻求新的路径。
社会当事人自己的自治性组织可以解决很多公共治理问题。
例如鱼类资源和地下水。
著名的“公地悲剧”主张认为，除非进行私有化或由政府控制，否则此类资源将遭到过度开发。
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研究中发现一些案例，表明私人用户可以联合行动，有效地管理公共资源。
2在多中心理论的基础之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挑战传统集体理论构建自主组织理论。
她提出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4个内部变量：
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部规范和贴现率。
她认为在一个自主治理的群体当中，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她还总结和界定了自主治理的8项原则。
（1）分享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之边界界定清晰。
（2）使用、供给与当地具体情况相适应。
（3）集体选择安排。
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
（4）有效监督。
（5）越“规”的分级制裁。
（6）低成本如论坛式的冲突协调机制。
（7）对组织权的认可。
（8）分权制组织。
3社会资本理论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社会资本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
社会资本同其他资本有一些共同的属性，而在某些方面又有所不同。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
（l）社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但会由于不使用而枯竭；
（2）社会资本不容易观察和测量；（3）社会资本难以通过外部干预建立；（4）全国性和区域性政府机构对个人用来追求长期发展努力的社会资本类型和水平有重要影响。
“公共悖论”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表现尤为明显，一方面，人类具有众多的公共需求，并且希望通过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实现和满足来实现各自的私人需求和利益；另一方面，人们大多又不愿为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而提供公共物品。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有必要从社会运行机制设计入手，探索不同机制或制度安排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分工机制和有效途径，以实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均衡。
在人类社会的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志愿（志愿事业）机制中，公共物品供给已由传统的政府担当唯一供给主体的政府机制发展成为多种机制并存的供给模式，在不同领域中不同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每一种机制中，政府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只是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
研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思想，对我国经济建设与经济理论研究有着巨大的借鉴作用：
1对于我国发展公共服务领域提供了有益启迪。
单一的“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提供或“政府”、“市场”二元结构都无法适应当前形势发展，“政府”、“市场”、“社会（非政府组织）”共同治理的三元结构作为新的范式呼之欲出。
如何通过个人自主行使自由组合社团的权力建立科学的村民自治、社区自治体系，以保证实现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成为我国下一步公共服务领域改革的重要问题。
2对解决公共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我国目前公共资源主要由政府集中进行管理这种体制虽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公地悲剧”所带来的影响，但也会由于信息成本和实施成本过高而导致的政策迟滞、政策失误甚至政策缺失和执行困难的问题。
而且，政府集中管理也容易产生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和官员腐败。
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和政绩，不断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开发，结果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退化。
这些管理制度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科学发展观的推行。
借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公共治理思想，通过社群自治解决公共资源管理问题成为可供考虑的思想。
（四）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搭便车问题”1.“搭便车问题”的产生纯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极易导致“搭便车”问题，因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不能排除其他人来消费此公共产品，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提供了公共产品，其他人就不必花费任何成本而能享用此产品，而“非竞争性”又将保证每个人（无论是供给者，还是免费享用者）消费的品质是一样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只要有一户住户安装了公共楼道里的灯，这幢楼的其他住户就可以免费享用灯光带来的照明，并且一个人享用照明并不会影响别人来享用这种照明。
由于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自己付出了成本却让别人获得了额外收益，而别人并不需要因此而付费，这样的事显然是没人愿意做的，所以“搭便车”产生的结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量为零或者达不到最优供给水平。
2.“搭便车问题”的理论解决方法从理论上说，当形成林达尔均衡时，公共产品的数量就能达到最优供给水平。
而林达尔均衡的前提条件是每个人都能真实地表明自己对某公共产品的边际效用。
Croves-Ledyard机制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它是恰好能让每个人说出其真实的边际效用的一种机制。
参见TheodoreGroves和JohnLedyard（1977）发表的公共产品的最优配置：
解决“搭便车”问题的一种方法。
Falkinger激励机制。
Falkinger（1996）提出了一项激励机制来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
该机制是一个税收补贴计划，对于每个既定的收入阶层，如果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贡献率偏离了该收入阶层的平均水平，那么就给予这个人相应的补偿或者是惩罚。
具体来说，如果一个人的公共产品贡献率高于其所在收入阶层平均贡献率b个单位，那么他就会得到补偿ab，由于他增加了边际贡献率而得到a补偿。
相反，如果他的贡献率低于其所在收入阶层平均水平b个单位，那么他就必须付出ab的税收作为惩罚，这样他通过支付税收增加了其边际贡献率a。
如果a选择合适的话，通过这一简单的激励机制从理论上证实可以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此外，这一机制完全是“自我融资”的，与被试者处于均衡状态还是没有达到均衡状态无关。
3.“公共地悲剧”的产生与解决方法具有“非排他性”但是在消费上又具有“竞争性”的准公共产品也将导致“公共地悲剧”现象的发生。
经济学上著名的“公共地悲剧”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块公共牧地，每个人都可以免费地让自己的羊群到这块牧地上去吃草，结果造成过度放牧，超过了草地的可承载能力，最终导致了无牧可放。
国际水域的过度捕捞和若干种动物因过度捕猎而灭绝的现象也是典型的“公共地悲剧”例子。
由于这类公共产品产权的共有性，每个人都可以免费地消费此公共产品，正如不能排除任何一个人来免费放牧，而对于此产品的消费又是竞争性的，一个人在公共牧地上放牧会影响到别人放牧的质量，所以每个人都争先恐后来放牧，以免费获取额外收益，直到无牧可放，所以这类公共产品极易形成过度使用。
由于公共产品具有这样的特征，所以决策是很难作出的。
在一般情况下，有关公共产品的决策都是通过政治方式进行的。
在民主社会中，便采用投票方式来进行决策，投票理论也是经济学领域一个丰富多彩的课题。
二、实验在公共产品理论中的应用,
（一）实验的目的实验方法在公共产品理论中的应用相当广泛，在前面提到的“搭便车”问题、“公共地悲剧”现象和投票理论中实验均有广泛而深入的应用，学者们设计出一套实验机制，如自愿捐助机制、公共资源机制等，模拟真实世界中的公共产品供给和消费决策，来验证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并努力创造新的与以往不同的理论。
如果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结果不一致，学者们将通过改变所能想到的各种影响因素来改变实验结果，并且分析每一个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通过控制影响因素仍无法实现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结果相一致，最近的研究方向是用实验方法来对此作出解释，这样的解释更符合实际，因此也更具有说服力。
如最近有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公共产品实验中被试者表现出的合作而非不合作感兴趣，显然这不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所能解释的，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被试者对实验原理的不理解所导致的错误，还是我们对“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存在问题？
（二）“搭便车问题”的实验研究从理论上讲，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搭便车”问题，从而导致供给不足或者根本没有供给，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有什么方法可以缓解“搭便车”的程度呢？
又或者根本不存在“搭便车”呢？
许多经济学家设计了各种实验来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获得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和结论。
总的来说，他们认为，制度和环境会影响“搭便车”问题的发生。
我们也使用“Z-tree”软件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公共产品实验，来研究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通过这个简单的实验，读者可以对公共产品实验的基本过程和基本原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三、一个简单的公共产品实验,欢迎您参与这次实验，并感谢您的合作！
如果您能按时参加，您将会获得5元人民币。
如果您能认真阅读下面的实验说明，就可以做出决策使自己赚得更多。
初始的5元准时出场费以及所有在实验中赚得的金钱将在实验结束后立即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您。
在实验过程中，金钱数量将会以实验代币的方式代表。
实验代币将会以如下汇率兑换为人民币：
1单位实验代币=0.01元人民币。
在实验过程中严格禁止与其他参与者交流，如果您有何问题，请举手示意，我们将会单独解答您的问题。
您对规则的遵守是十分重要的，否则我们必须将您从实验中排除，并且不支付任何报酬。
有关实验要求介绍如下：
关于实验的细节信息实验包括12个相互分割的回合，在每个回合中，您将与另外2位参与者发生互动。
您与其他2个人共同组成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将在12个回合中保持不变。
您将不会知道小组中的其他2个人是谁。
小组的构成对每个参与者都是保密的。
在每个回合的开始，每个参与者将会得到100单位实验代币。
在后面的实验中，我们将把它看作您的禀赋。
您的任务您的任务（同时也是您的组中其他组员的任务）是决定：
将您禀赋中的多少钱投资于一个项目中。
没有被供给的部分，您可以自己留下（称作“保留的实验代币收入”）。
在每个回合中，您的收入总数将由下面两部分组成：
a.“保留的实验代币收入”b.“投资项目获得的收入”其中，“投资项目获得的收入”的计算方法是：
将3个组员各自的投资加总，然后将加总值乘以0.5，计算公式为：
投资项目获得的收入=0.5（投资加总）（单位实验代币）您所投资给项目的每一个单位的实验代币都会有50%用于提高“投资项目获得的收入”。
由于“投资项目获得的收入”对一个小组中的每个组员都相等（即，每个组员都会从项目中得到相同的收入），您所投资给项目的每一单位的实验代币既会提高您在一个回合的收入，也会相同地提高您所在小组中的其他组员在该回合的收入。
这种情况对您小组中的其他组员也是相同的。
“保留实验代币收入”值等于您的禀赋值减去您对项目的投资值。
您所留给自己的每一单位的实验代币都会100%地用于提高您的“保留实验代币收入”以及您在这一回合的收入。
也就是说，您所留给自己的每一单位实验代币都完全只属于您的收入。
在每个回合结束时您得到的信息在每个回合结束时，您将得到如下信息：
您在这一回合中的收入，您在整个实验中的总收入。
您的最终的收入您的最终的收入将会按如下方式计算：
a.您在所有回合中的收入将会被加总。
b.实验结果将被兑换成人民币并加上5元出场费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您。
请安静入座等待实验开始，如果您有何问题，请举手示意。
（一）实验结果的理论预测解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共产品实验中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有许多理论对这一结果进行过预测。
一是博弈论的预测，没有任何人会贡献任何东西给公共产品，每个人都会试图“搭便车”。
在这个理论中，每个人的最优决策是贡献0元给公共产品，即纳什均衡。
因为如果被试者i每贡献1元而其他人不贡献，i只能从公共产品处得到0.5元的回报；如果被试者i不贡献而其他人每贡献1元，i就能从公共产品处获得1元的收益，所以每个理性人都试图搭别人的便车，采取不贡献的策略，最终导致所有人的贡献都为0。
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了冲突。
另一个是社会心理学的预测。
该理论认为，每个被试者都会贡献100元给公共产品。
因为人的利他性、社会道德标准或者集体的认同感会引导每个人贡献100元，这是集体的最优产出，每个人将因此获得150元的回报，公共产品也将得到300元的贡献。
从这个理论的观点来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一致的。
真实的实验结果是怎样的呢？
实验产生的数据表明，这两种理论的预测都不对。
在我们的12期实验中，各期平均贡献率在10-30之间，总的平均贡献率是18.74%，既不是纳什均衡所预测的0，也不是社会心理学所预测的100%，而是位于两者之间，但与纳什均衡的偏离程度更低些。
正如Dawes和Thaler（1988）所说的“的确存在搭便车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强烈的搭便车预测明显是错误的。
”下图描述了实验1各期的平均贡献率，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个明显的向下倾斜的趋势，从第一期的24.89降至最后一期的5.83%，下降幅度高达83.3。
可见随着实验重复次数的增多，“搭便车”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显著增大。
实验结果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理论经济学没有发现这一规律，还是我们做实验的激励机制不够完善，还是“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存在问题？
笔者的个人观点是每个人都在追求其个人效用最大化，但个人效用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个人收益最大化，效用只是一种主观感受，除了受经济利益影响外，还有文化、教育、习俗等等非经济因素会影响个人的效用。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就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实验研究。
（二）加入领导机制的公共产品供给实验集体行动失败的案例和成功的案例都有不少,当然,通常状况下失败的情形远比成功的情形多。
因此作为一个有解释力的集体行动理论,它必须既能预测集体行动在什么条件下会失败,也能预测集体行动在什么条件下会实现。
现存的理论在解释预测集体行动失败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但在解释集体行动的实现方面（比如公共物品的自愿供给方面）却进展缓慢。
那么,什么是集体行动的实现问题呢?
如朱宪辰、李玉连（2007）所说,“集体行动的实现问题就是在具体的场景中分析一定规模群体中的个体通过策略互动实现自主组织与自主治理的过程,即群体内个体在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实现相互信任与合作,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朱宪辰、李玉连（2007）基于个体理性分析了异质性个体的存在及其策略互动过程如何为集体行动的实现提供可能,无疑,他们的理论在解释集体行动的实现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但是我们认为,仅仅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并不能为集体行动构造坚实的理论基础,还要考虑个体在社会环境约束下的公平诉求。
现有的实验经济学文献中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公平诉求会影响经济行为（Kahnemanetal.,1986a;Fehretal.,1993）。
Guthetal.（1982）、Binmoreetal.（1985）和Kahnemanetal.（1986b）的实验表明人们会抵制不公平。
就公共物品的供给而言,Rabin（1993:
p.1283）基于Orbell（1978）、MarwellandAmes（1981）、Guth（1982）、vandeKragtetal.（1983）、Isaacetal.（1984,1985）、KimandWalker（1984）、Andreoni1988a1988b）和Walker（1988a,1988b）等人的实验认为,如果人们觉得别人没有贡献公平的份额,那么他们为别人“牺牲”自己的热情就会极大地降低。
本实验主要想要说明的是,符合个体理性约束的个体可能会成为潜在的组织者,形成公共产品的有效自我供给机制，但潜在的组织者却有可能因为不符合公平相容约束而难以真正组织集体行动。
四、自愿供给机制与领导者机制的实验经济学研究,1.实验目的领导者的示范作用对解决社会集体行动的困境有巨大潜力，对于提高组织内部的团队绩效有着重要作用，他能够通过非契约关系或等级关系（通常都是不完善的）影响其他人的行为向希望的方向发展。
因此，本文总体的实验的目的是对群体决策中领导者的作用进行综合的实验研究。
本实验研究的目标：
首先，通过与自愿供给机制的对比分析，重新考察在公共品实验中，领导机制对供给水平的影响；其次，在经典文献的基础上，对领导者角色的赋予方式是否会影响供给行为这一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期望得出较为可靠的实证依据。
为了实现上述实验目的，本文设计了两种方式的对比，包括由一名组员固定充当领导者的方式以及由所有组员按照一种公开的既定方案轮流担任领导者的方式。
2.理论模型公共品实验的理论基础来自于自愿供给机制（即VCM，VoluntaryContributionMechanism），该机制是由Isaac与Walker（Isaac&Walker，1988）提出的。
其基本结构如下所示：
用I=1，3代表一个由三个成员构成的小组，这个小组要进行t（=1，T）个时期的互动。
在每个时期t内，个体i（I）都有e的初始禀赋，这个禀赋既可以用于私人消费，也可以投资于公共品。
每个个体在时间t的供给记为，其中。
用代表在t时期内个体供给的总合，即，此时个体I在时期t的货币收益是线性的，形式为：
这里，。
由于，每个局中人的上策就是不对公共品做任何供给。
如果所有局中人都这样做，那么每个个体得到的收益就为。
因为，所以对于全社会来说最有效率的结果（即，对所有i的的总和求最大化）本来应该是局中人将初始禀赋全部供给公共品，这样每个个体I所得到的收益为：
。
领导者机制的实验，在其每个回合内，设有两个阶段。
第1阶段，领导者选择其供给水平，这个供给水平将告知跟随者。
第2阶段，小组内的所有跟随者同时决定其供给水平。
运用逆推法进行理论预测，可知领导者机制实验的结果应当与标准的自愿供给机制实验的结果一致，这是因为：
由于，因此在第2阶段，跟随者的上策应为0供给；因此,一个理性的领导者应当预期到这一点，并且在第1阶段采取搭便车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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