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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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初探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初探
【内容提要】文明是人类对“人这为人”在思想上的一种自觉及其在实践中的表现。
儒家文明是以传儒家文化为标志的古代中华文明。
它不但有其民族性、时代性，还有其主体性。
无不其现实层面、理想追求还是价值观念，它都是不同于西方的一种文明类型与文化。
中国现代人是建构现代中华文明体系，既要继承儒家传统，又要超越儒家思想，从而保证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与时代发展。
在现代化中仍有它的生命力而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对世界文明、未来亦。
儒家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是探讨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日本经济的腾飞、东亚经济的崛起，儒家管理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其企业经营管理以深刻的影响。
中国的企业在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时，怎样处理好儒家管理思想这一人文资源，学习外国企业的先进经验，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 键 词】儒家管理思想/三纲八条目/现代价值
【 正 文 】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伦理在我国两千多年的社会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中国的管理思想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对此，孔子及其以后的儒家大师均作过深刻的阐述。
尤其是体现在被后世誉为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道德作用及其与治国平天下关系的“德治主义”大成的《大学》之中。
而《大学》又集中体现在“三纲八条目”上。
何谓“三纲八条目”？
《大学》作了规定。
“三纲”，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其大意：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这里不仅包含“三纲”的含义，而且揭示了“三纲”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明明德”（即弘扬仁、敬、孝、慈和信等封建人伦道德），然后用“明德”教化百姓（“新民”），最后使君臣父子都处于至善。
“八条目”，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格物”。
其大意：
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己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
这里不仅包含了“八条目”的含义，而且也揭示出“八条目”之间的关系。
首先阐明了个人道德修养的过程和方法（即“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等“内修”），其次由内而外的中间环节是“修身”，最后通过“修身”而“外治”（即“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等治国的步骤）。
可见，“三纲八条目”所阐述的儒家管理思想以德治为目标（即以封建人伦道德教化百姓，使其各安其位，达到和谐，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通过“修身”（“内修”）和“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治”）两条途径具体实施的。
“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表述的管理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
首先是“修身”。
“修身”被儒家看作是进行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没有“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就无从谈起。
这里主要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修养。
此外，结合“三纲”和孔孟等儒家大师这方面的有关论述，“修身”实际上包含三层意思：
其一，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大学》规定：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其大意：
之所以说管理好家庭和家族要先修养自身，是因为人们对于自己亲爱的人会有偏爱；对于自己厌恶的人会有偏恨；对于自己敬畏的人会有偏向；对于自己同情的人会有偏心；对于自己轻视的人会有偏见。
因此，很少有人能喜爱某人又看到那人的缺点，厌恶某人又看到那人的优点。
孟子也说：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注：
《孟子》）其二，强调“教化”的重要性。
孔子说：
“善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戒”、（注：
《论语》）“不教而杀谓之虐”、（注：
《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止且格”（注：
《论语》）等，反映出孔子十分重视道德教化。
孟子也有类似的看法。
他说：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注：
《孟子》）其三，强调统治者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孔子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注：
《论语》）孟子也说：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注：
《孟子》）《大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弃之。
”
其次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是“修身”所要达到的目的。
《大学》视家为国之本，认为家庭道德是国家安治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根本。
它明确规定：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又说：
孝、悌、慈“其为父子兄弟是法，而后民法之也”，所以“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其大意：
对父母的孝顺可以用于侍奉君主；对兄长的恭敬可以用侍奉长官；对子女的慈爱可以用于统治民众。
只有当一个人无论是作为父亲、儿子、还是兄长、弟弟值得入效法时，老百姓才会去效法他。
一家仁爱，一国也会兴起仁爱；一家礼让，一国也会兴起礼让。
这就是“齐家而后国治”。
第三是仁爱。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依据《大学》对“三纲八条目”中“齐家先修身”、“治国先齐家”的规定以及儒家大师的有关论述，两者有着内在联系。
其中的先后逻辑秩序是不允许打乱的。
而要保持这一秩序，儒家所倡导的“仁爱”原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修身”到“齐家”、“治国”正是循着由孝悌开始，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内而外进行的（即内圣外王）。
从孔子所讲的“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注：
《论语》）到孟子所讲的“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注：
《孟子》）就是其具体体现。
这一原则也是孔孟伦理思想的核心。
第四是贵和。
提倡、实施“仁爱”原则，既是维系通过“修身”由“内修”到“外治”之需要，又是协调社会关系，减少人际关系冲突，使社会和谐发展，达到合乎“礼”的标准社会之需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贵和”原则是人在实施“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仁爱”原则涉及处理家庭、家族、社会和国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时所应遵循的又一重要原则。
儒家对此非常重视。
孔子说：
“礼之用，和为贵”；（注：
《论语》）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注：
《孟子》）
第五是整体主义思想。
“齐家先修身”，而“修身”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个人的独立人格和人格自由，恰恰相反而是把个人束缚在家庭道德，并进而受制于君臣上下的等级制度。
也就是说在家通过“孝”（父是纵向家族利益的代表）、“节”（夫是横向家族利益的代表）两个德目维系家庭利益，倡导的是个人绝对服从家庭，是家庭本位。
在国则是通过“忠”的德目维系国家，是国家或社会本位。
所以，在封建社会倡导个人绝对服从家庭乃至社会的要求蕴含着整体主义思想。
二、儒家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儒家文化发源于中国，其影响范围十分广泛。
以中国为发源地，以日本为直射点，以东亚为辐射面。
首先，儒家管理思想对日本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
日本虽然与中国一衣带水，属于不同的国家，但同处儒家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
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时代，是通过官方和民间渠道而传入。
日本圣德太子当政时所制定的《十六条宪法》就明确地把儒家伦理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发展到明治维新。
到了被誉为“日本近代工业之父”的涩泽荣一（1840～1930），提出用儒家伦理来指导经济和商务活动的主张，倡导“论语加算盘”的经济伦理。
在“二战”以后，日本在经济腾飞中更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横山亮次（日本化成公司总经理）、小平浪平（日立集团创始人）和立石一真（立石电机公司创始人）分别把“礼和佛教的持戒”、“和与诚”、“和为贵，建立相爱相互信赖的夫妻式劳资关系”列为社训。
认为“礼”与“和为贵”是同被西方人士誉为企业经营方式法宝的“保障职工终身就业，按工作年限和成绩提级增薪，在企业内部设立工会”三原则相对应的，“礼”是前两条原则的体现，“和为贵”是第三条原则的体现。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本田”的经营思想。
“本田”公司虽然没有直接用儒家文化某一条、某一款为社训，而是以“三现主义”为其工作要求，“以人为中心”为其主要经营思想，在形式的表达上有出入，但在经营方式中无不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
“以人为中心”，认为一切的根本在于人，主张把公司办成一个“有人性味的集团”。
“三现主义”，指一切工作要从现场、现物和现实出发。
要求各级领导者言传身教，注意密切与职工的关系。
可见，“本田”的经营方式，是以人为企业管理的出发点，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尤其是领导者的道德修养。
因此，日本企业的经营思想，无论是直接用儒家的条款来表达，还是用其他形式来反映，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儒家文化的管理思想。
其次，儒家管理思想对新加坡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
新加坡从一个亚洲落后的国家一举变成经济发达的国家，从文化、伦理道德层面分析，主要与坚持了儒家价值观取向的企业文化有一定关系。
新加坡的企业文化注重“培养家庭核心价值观”。
（注：
新加坡《联合晚报》，1994.10.19）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
李光耀十分重视儒家家庭伦理，尤其是孝道。
他说：
“如果孝道不受重视，生存体现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变得粗野。
”（注：
新加坡《联合晚报》，1994.10.19）甚至还提出：
“我们有必要立法规定，子女必须照顾或供养父母。
”（注：
新加坡《南洋晚报》1982.1.24）此外，在涉及新加坡企业文化的家族主义时，有的专家作了深刻的分析。
比如王庚武在《中国与海外华人》一书中对儒家文化与东亚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精辟的阐述。
其大意：
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
华人流移到新加坡，处于一个陌生的特殊环境，赖以生存的单位就是家庭、家族。
一个人要是没有一定程度上的家庭支持或者属于一个家族并按家族规矩进行活动就无法开展生意。
流移到东亚其他地区的华人也有类似的情形。
可见，新加坡企业文化呈明显的家族性。
第三，儒家管理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朝鲜半岛作为中国的近邻，历史上就与中国交往甚密。
儒家的管
理思想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据司马迁的《史记·朝鲜列传》第55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立国时。
儒家文化通过官方和民间渠道传播到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在李朝时代，就把儒教定为国教，形成正统的儒学体制。
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李朝保存并强化了纯粹儒教秩序原理，它所建立的儒教政治体制与思想教化，比在中国本土更为深入。
维系了500年之久的李朝政权使儒家伦理在朝鲜半岛深入人心，到了现代由于官方和半官方的导向，对于儒学的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
原南韩专制总统朴正熙说过，正像家庭是一个人的集团组织一样，国家是一个大的共同体，无法期望一个不能保持健康家庭秩序的人能表明对国家的强烈奉献，一个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比不这样做的社会发展更快。
这种情形，必然波及到企业经营管理，其企业文化则受儒家思想影响。
第四，儒家管理思想对中国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
中国作为儒家文化之发源地，儒家文化对企业管理影响的程序和范围，是日本、东亚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
以全面质量管理为例。
它是我国曾经实行的一种管理方法，是把市场调查、开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联系起来，对产品的数量、质量、成本、交货期、售后服务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的系统管理。
它是系统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合理运用，促进了企业的生存、发展。
它与儒家文化的整体观有惊人的类似，虽然前者远比后者精致得多，但二者有相同的出发点，都是从对象的整体性出发着眼于大系统的协调运行。
可以说在全面质量管理中蕴含着儒家的整体观，是不足为奇的。
又以注重企业人际关系为例。
建国初期，国家在工商企业开展了民主改革和民主团结运动，使职工的民主意识大大增强，人际关系充满了团结友爱，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1956年推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管理模式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是儒家文化“仁爱、贵和”的充分体现。
干部和工人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密切了干群关系，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
特别是在许多企业为了增强职工的参政意识，提高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设立了职工代表大会，作为职工的代言机构和监督机构。
职工代表大会不仅讨论生活福利、工资奖金等问题，而且讨论厂长或经理的工作报告，审议企业的重大决策。
这一方面提高了职工参与管理决策的积极性，提高了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促使企业的决策为群众所理解、掌握，提高了企业全体人员贯彻决策的自觉性。
此外，一些企业在经营管理方式上提出了企业宗旨。
北京同仁堂药店的“兢兢小心，汲汲济世”；民生实业公司的“公司问题，职工来解决；职工问题，公司来解决”；久大盐业公司的“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事业上积极发展实业，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精神上以能服务于社会为莫大光荣”等（注：
《企业文化》／罗长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3页），在其企业宗旨中企业文化直接体现了儒家管理思想给予的影响。
可见，注重人际关系走群众路线、提高职工地位的措施，除受现实的社会环境所制约外，与儒家所主张的以人为社会管理的出发点，注重“仁爱”、“贵和”，注重社会的整体调节，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等儒家管理思想不无关系。
三、认识儒家管理思想及其对企业管理现代价值的应有视角
儒家管理思想及其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是理论界探讨“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怎样看待儒家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呢？
第一，辩证地看待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体现在日本、东亚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上。
但是，对企业管理也存在消极的一面。
以“大一统”的道德遗风为例。
儒家管理思想除重视社会的整体调节积极作用的一面外，往往带来“大一统”的道德遗风，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事无巨细强调直接控制，忽视价值规律，把企业看成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而不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往往采取“大会战”的方式组织活动。
由于管理模式上的“大而全”、“小而全”使企业内部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手续繁多，流通信息慢，“条”、“块”分割，使企业缺乏活力，缺乏个性，依赖心强，没有竞争意识、冒险意识。
不仅如此，还割裂了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要么表现为单向义务的集体主义，要么表现为平均主义，从而扼杀了企业的活力。
这种情形，虽然主要表现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仍应引起重视。
以企业家族化为例。
日本、东亚企业管理模式，带有明显的企业家族主义色彩。
企业的家族化曾经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如今仍在发挥作用。
积极作用主要是通过“集团意识”、“忠诚意识”和“参与意识”所表现出来，也是儒家管理思想中“整体主义”、“仁爱”、“贵和”和“修身”的具体体现。
日本公司常常被叫做“会社”。
而“会社”这个词本身就具有：
“大家赖以生存的集团”的意思。
“忠诚心”是“集团意识”的核心，是“忠于天皇，拼死不撼的武士道精神为核心的‘和魂’”在日本企业中的体现。
家族化也存在消极的一面。
其一，封闭性。
企业家族化，当以“集团意识”和“忠诚意识”形式出现时，对企业成员来说能自觉地维护其和谐，因而整个群体构成一个封闭的集团，呈现出明显的封闭性特征。
反映在企业的活动上易使企业对外部群体采取敌视或排斥的态度。
而这种对外部世界的“不合作”态度显然不利于企业自身的进步。
其二，压抑性。
由于集团意识强调协调、个体的行为必须追随大多数成员的行为方式。
这样以来，那些特异而不随大流的个体往往被视为“精神不健全”、“狂妄”和“不和群”而受到歧视。
无疑，这样“协调”极端化的结果会压抑个人创造性的发挥。
因而在企业内部个体之间的竞争也是疲软的，即使是出类拔萃的个人也很少有机会脱颖而出。
其三，“血缘亲情”的局限性。
这主要表现在海外华人家族企业中。
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由于恪守“传子不传女”的传统观念，而导致企业式微或破产。
像著名的王安电脑公司、印尼的谢建隆的阿斯特拉集团的破产就是其典型。
此外，企业家族化的变异可能导致企业“近亲繁殖”。
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的一些“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
出现诸如“夫妻床（机床）、父子车、婆媳班、父子兄弟班、姑嫂姐妹组和母女处等近亲繁殖”（注：
《工人日报》1991.7.19），虽然也可以看作是“仁爱”和“贵和”儒家管理思想的一种“体现”，但从企业的发展来看显然其负面影响超过正面价值。
第二，儒家管理思想是传统的还是“转型”的。
儒家管理思想对日本、东亚和中国企业经营管理怎样产生影响的呢？
从发生学的视角看，任何一种社会道德体系的形成，都有“源”和“原”两方面的综合因素。
其中“原”即本原，指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状况；“源”即渊源，指历史地形成的传统伦理文化。
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原”决定“源”在日本、东亚和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中发生影响的儒家管理思想（“源”）是经过了日本、东亚和中国各自的社会存在（“原”）的检验和筛选而发生作用的。
它是“转型”的而不是传统的。
否则，无法解释同处儒家文化圈的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有的为什么至今仍未经济崛起；无法解释在“五四”运动中遭受猛烈批判的儒家文化在今天构建中国企业文化时为什么会受到青睐。
所以儒家管理思想能否给予企业经营管理以积极的作用，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发展的需要，成为“时代的精神”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第三，批判继承。
儒家管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和两重性。
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
而且在有些情况下，精华与糟粕又相互结合，良莠混杂，瑕瑜互见。
对此的态度，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继承。
正确的态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糟取精和古为今用的方针。
以“修身”的批判继承为例。
它是由“内修”到“外治”转换的关键。
包含“个体道德修养”、“教化”和“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三层意思。
在今天的中国仍有重要意义。
当然“修身”的内容、目的，不再是封建的人伦道德，不再是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而是社会主义道德，维护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定、和谐。
就作用于企业来说，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再配合政治思想教育、法制教育、职工民主意识教育和纪律教育（“教化”）等，让企业职工认清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认识继续深化企业改革的必要性，以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为目的。
尤其是作为领导干部要“廉”字当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职工相应地也要“干”字当头，以“厂兴我荣，厂衰我耻”为己任，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即“个人道德修养”），共创一个和谐奋进的集体，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
四、儒家伦理与中国传统商业文化
中国古代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这当然是夸张了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实践价值。
然而，儒家伦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最深邃、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千百年来的确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人类历史上曾有许多灿烂一时的所谓的大文化，但终归灰飞烟灭。
而儒家文化却生生不息。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传统商业文化恰恰是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作为"儒者第一义"的义利之辩，就是商业文化学中一个重要课题。
儒家伦理关注人际间的秩序、规范以及社会责任感，强调人们在其所处的道德关系网点上所承担的道德责任，但并不排斥赚钱、发财。
人们往往根据孟子"仁义而巳矣，何必曰利"、董仲舒的"正其谊（义）而不谋其利"以及宋代儒家的一些说法，便认定儒学重义轻利，排斥商业。
事实上，《论语》中许多论述，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主张义利并举，将经济与伦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又强调经济生活的道德原则，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精神价值重于物质价值而已。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第一银行头任总裁涩泽荣一以及天皇教席三鸟中洲都曾说：
"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这句话贴切地阐述了儒家伦理与商品经济之间微妙而又深奥的关系。
道德附丽于一定的经济生活中，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适宜、更符合人们心理要求的规范、手段；而经济生活又蕴含了一定的道德原则，并调整道德生活中的各种关系。
两者彼此交融、互相促进。
这和中国历史上"义以生利"、"既无功利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等，表达的意思是基本一致的。
"义者，宜也"，这是优化、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度"。
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即从人类之爱、人际关系中延伸、生发出来的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友爱的人文精神，是儒学以仁释义，以义释利，在利益观与道德观之间建立的平衡机制。
儒家伦理作为商业文化的源泉之一，可以整理、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
比如作为儒学基本内涵的"礼"，原是尊敬和祭祀祖先的仪式，后来逐步演化为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伦理规范，渗透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朋友等各种社会关系中。
一方面，它维护了封建家长式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它又融入现实生活的习惯、风俗之中，成为人民言行举止道德化的潜在制约力量。
从后者引申开去，儒家伦理又将"礼"看作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外在符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记。
《孟子告子上》中有一段话说：
"一箪食、一瓢饮，得之则生，弗之则死。
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人的各种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文化活动，它往往超越简单的生理要求而带有精神满足的意味。
"呼"与"蹴"，是一种粗野、非礼的举止，因而得不到社会成员，即便是乞丐，的认同和接受。
"礼"是人们交往、沟通的共同语言。
今天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倡导优质服务、礼貌待客，实际上就是对儒家所讲的"礼"的批判性继承。
再如，儒家主张"信"与"和"的原则，即"朋友有信"、"国人之交止于信"。
信，是人际交往的法则，也是五伦关系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商业活动中的信用、公平、兑现的观点，就是"信"的体现。
有信，则能相互尊重、礼让；有信，则能"同气相求"、众志成城，才能联结起社会交往关系中稳固的伦理网络，实现"闭门一家亲，开门天下亲。
"由信而和，由和而亲，这种带有浓郁理想色彩的文化氛围在海外华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后世儒者尽皆如此。
譬如，汉代儒宗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深为汉武帝所倚重，成为中国儒学史上最早的“帝王师”。
他的《春秋繁露》专以发挥孔子《春秋》“正名份”之义，把孔子的“三正”（父子亲、夫妇别、君臣严）发展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进而又用阴阳五行说对此“三纲”说进行理论上的诠释和论证，从而使封建伦理纲常系统化、政治化，为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治和封建等级制度提供理论根据。
又如，宋明理学家重纲常、辨义理、别王霸、明天理人欲之分的根本标准，认为“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
”（13）其社会政治含义在于论证封建纲常的绝对性和永恒不变性。
在这方面，朱熹集其大成。
他不但从天理论的高度论证封建纲常的绝对性和永恒不变性，而且还专门撰写《资治通鉴纲目》发挥孔子《春秋》“正名份”之义，宣扬封建“正统”思想，用以辨证闰、明顺逆、诛篡弑、定尊卑。
他说：
“《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
”（14）由此当不难发现朱熹编篆《资治通鉴纲目》的意图同孔子作《春秋》的“大旨”是完全一样的。
其间存在如此密切的内在有机联系，难怪朱熹要被尊奉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圣人了。
从总体上看，儒家传统在实质上首先是一种人本主义学说，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尤其是人的伦理存在问题，并充分肯定了人的整体性存在中一己个体性、特殊团体性和普遍群体性三个维度的积极价值。
在个体性方面，传统儒家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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