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新闻导读.docx
《915新闻导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915新闻导读.docx（2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915新闻导读
【新闻导读】
Troubleisonlyopportunityinworkclothes.（H.J.Kaier,Americanbusinessman）
困难只是穿上工作服的机遇。
（美国实业家凯泽HJ）
—――――――――――――――――――――――――――
1.市场经济地位：
欧洲应有“公平心”
2.为什么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与百姓的生活体验不一致?
3.专家否认PX项目必须远离城市100公里
4.产业结构不能以西方为样板
5.梁稳根：
员工工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6.顺德家电巨头自建渠道进军县级市场
7.形势趋紧三四级市场成各大空调企业希望
8.[哲理故事]信誉的债务
市场经济地位：
欧洲应有“公平心”
9月14日，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简称“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开幕。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的致辞。
多年来，是否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一直是中欧关系中一大障碍。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１４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呼吁，欧洲领导人“要大胆地从战略上看待中欧关系”，包括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朋友之交在于诚。
在欧洲债务危机显现、经济困难之时，中国多次伸出援手，继续加大对欧投资。
然而，欧盟依然以“技术标准”为托词，在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裹足不前，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诚意与公平之心，实在令人遗憾。
众所周知，欧盟是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国的行动，体现了同舟共济、对世界经济负责任的为友之道，表现了“伙伴”的应有之义。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派遣多批“采购团”赴欧，并宣布购买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国债，紧急关头施以援手，欧洲和世界很多国家对此给予极高评价。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通电话时再一次明确表示，中国相信欧洲经济能够克服困难，仍然愿意扩大对欧洲的投资。
但是，一直以来，一些欧盟领导人虽在公开场合表示要推动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往往只听雷声，没见下雨，更有一些欧盟官员以市场经济所谓“技术标准”为借口搪塞。
这种“拖延战术”，其实是“小算盘”，它以“贸易公平”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零和”思维，到头来对欧盟也不利。
早日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欧盟当前应该认真考虑的决断。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到２０１６年就为全世界所承认。
也就是说，欧盟“拖延战术”的“价值”正一天天损耗，不到５年就会最终消失。
所以，早一天承认，就能多体现一分诚意，表达世界经济高度依存中的伙伴之谊。
与此同时，这也有利于欧盟内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
中国与欧盟间经济互补性强，但欧盟的某些传统产业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而要求欧盟“死扛”2016年最后期限的，包括了这些行业协会及其代言人。
从长远看，只有着眼合作与优势互补，才能共促调整与发展。
诉诸“保护主义”，只会背离自由、公平贸易的精神。
其实，欧盟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有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
欧盟方面就市场经济地位所制订的“技术标准”，实际上是给中国设置了一个障碍。
从严格意义上讲，包括一些已被欧盟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乃至部分欧盟成员国，都没有完全达到这些标准。
反过来看，一些欧盟之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如新西兰等，已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就很说明问题。
目前，欧盟是中国头号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在巨大双边贸易数字面前，欧盟是否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并不能阻挡中欧经济合作总体发展。
利用这个问题对中国采取反倾销等措施的效果也越来越小。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曾直截了当地指出：
“我们提出希望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无非是要提醒欧盟公平地对待中国。
”
当前，中欧经贸合作正继续蓬勃发展，欧洲债务问题面临新关头，当历史性机遇正抛向欧盟时，布鲁塞尔应有战略眼光，拿出大的政治智慧，以诚意和公平作出明智决策，使包括经贸在内的中欧关系发展得更顺畅。
为什么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与百姓的生活体验不一致?
我该相信谁的调查（民生视线）
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有句名言，“世界上有三种谎言：
谎言、该死的谎言，还有统计数据。
”事实上，统计数据本身并无罪，可人们往往喜欢滥用统计工具来支撑自己的立场，而不是反映真实情况。
如今，来自于方方面面的统计数据、调查数据越来越多，并日益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
面对海量的数据，该如何分析辨别？
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正点率、物价涨幅怎么和我感受不同？
统计数据常是“一篮子”项目的全国综合水平，往往与个人感受不一致；某些指标或算法有特定的含义
去年下半年以来，看着菜价、肉价一路飙升，退休职工田英开始关心起CPI。
不过每个月和自己的家庭账本“对账”时，田英总会很疑惑：
“我账本里的肉价、菜价都翻一两倍了，房租也涨了两成，可当月CPI还是个位数，这统计局的数据是不是造假了？
”
和田英一样对官方数据抱有怀疑的还有常在京沪之间出差的薛先生。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的统计，2010年民航航班正点率为75.5%，可这个数据与薛先生的感受大相径庭。
“怎么可能这么高？
我去年跑上海，就没一次准点过！
尤其是世博会期间，航班延误一般都要两三个小时！
”
为什么这些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与百姓的生活体验不一致呢？
一是人们往往喜欢用少数商品的价格水平或服务水平，与相关部门统计的“一篮子”商品或服务项目的综合平均水平相比较。
比如田英的账本仅记录了自己家附近农贸市场的菜价和自家的房租变化。
而统计局公布的CPI构成分八大类262个基本分类，价格往往有升有降，而且各分类的权重也不同。
二是人们往往喜欢用某一地域的价格水平或服务水平，与全省、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较。
比如，薛先生就是用自己经历的某一条航线某几个航班的准点率，与全国范围所有航线所有班次的正点率相比较。
三是人们对某一调查的样本及统计口径不了解。
统计口径是指统计数据所采用的标准，包括统计方式、统计范围等指标。
统计方法又包括抽样调查、全面统计等。
不同的统计口径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统计结果。
例如，今年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月支出111元”就是个狭义口径，购建房款支出不包含在内，只统计实际发生的房租、供暖费、维修费等现金支出。
而且该调查样本有80%以上是自有住房户，20%是租房户，因此样本中的“零房租”大大拉低了最终的平均支出水平。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长期研究媒介调查与统计方法。
他认为，“有些指标的定义或者算法，民众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物价指数是一个有多个子指标计算合成的综合指标。
但如果人们只关注或比较关注其中个别指标，则两者的涨跌状况有时会有出入。
因此，在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统计方法的同时，也需要提高民众的统计素养和科学素养。
”
目前，统计部门对外公布的各种报告中，都会附有该项调查的统计口径、统计样本、统计方法以及具体名词的解释，以便研究机构或大众媒体更科学地解读和运用数据。
比如目前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这项统计针对的是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不包括农村劳动力、国有及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以及未主动登记的其他城镇失业人员；“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包括了工资、津贴、奖金，以及个人应交纳的养老、医疗、住房等个人账户的基金和税金。
不过也有人建议，这些民生调查的统计口径与样本应继续完善，使之更合乎现实国情。
例如，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月支出调查中80%的样本为自有房住户，这一比例是否偏高？
如果以该统计数据为参考，那么各地是否会丧失巩固房地产调控政策、大力发展保障房的动力？
如果“失业率”的统计口径与方法能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完善，是不是就会使感觉自己“被就业”的人群相应减少呢？
■仅凭平均数可能会被误导？
平均数不能代表一组数据，更不能反映一组数据间有多大差异，还会受到极端值的巨大影响
大学生小仇还没毕业，就掉进了“平均数的陷阱”。
她曾到一家展会公司求职，被老板告知企业平均工资为3000元，她的实习起薪是800元。
后来她托熟人一打听，发现公司业务员的薪水都是1000元，便去找老板理论。
老板给她算了一笔账：
公司业务员10名，薪水1000元；业务经理5名，薪水2000元；部门主管6名，薪水2500元；副总经理拿10000元，总经理拿24000元。
由于收入差距悬殊，全体人员一平均，平均工资确实是3000元。
而对于小仇这样的求职者而言，一组数据中出现最多的数值——众数，即大多数员工的工资1000元，以及一组数据从小到大排列位于中间的数值——中位数，即员工中等工资2000元，可能比平均数更具有参考价值。
实际上，小仇的经历也反映了目前统计数据无法反映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
2010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
其中，最高工资行业与最低工资行业年平均工资之比为4.7∶1；最高工资行业金融业中，非私营单位与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之比为2.6∶1。
由于行业差距、地域差距，以及同行业中不同企业、同企业中不同级别的收入差距，导致低收入群体在看到37147元时，往往产生“被增收”的感觉，而高收入人群看到37147元时，又觉得该数值被严重低估。
由于可以简洁地反映样本总体的情况，统计中的“平均数”无处不在。
然而平均数也具有误导性，常会掩盖原始数据的信息，还会受到极端值的巨大影响。
比如在中小学里，班级平均分往往会因为一两名不及格的学生而大幅下滑，因此总有老师会愤懑地说：
“真是一颗坏小豆，毁了一锅粥”。
再比如，在各种体育、文艺比赛中，往往会“减去一个最高分、再减去一个最低分”，这也是因为将少数异常值去掉后计算出的平均值具有更好的代表性与稳定性。
“仅靠平均数不能反映一组数据间有多大差异。
平均数通常需要与标准偏差结合起来报告或考察，才能得出相对全面的分布描述。
”金兼斌认为，人们对统计数据产生误读或误解，往往是因为有关部门发布这些调查数据时，只报告了平均数，而没有解释相关指标的分布差异情况。
“那些与平均数水平差别较大的民众，会觉得调查结果与他们实际感受有出入，进而认为数据有问题。
”
实际上，统计是无限接近现实，却不能代替现实，很多统计数据只能反映宏观趋势的变化，不适合作为个体选择的参考。
比如，统计部门公布的商品住房销售均价、销售额与销售面积，在研究一个区域的经济、产业走势上的作用突出，对单一购房者，这种“均价”在判断房价走势、决定是否该买房等方面，没有太多参考价值。
■哪些调查的“百分比”不可信？
样本容量小、抽样不科学，一些街边问卷与网上调查的结果不可偏听偏信
“89.3%的人坦言物价上涨影响生活”、“一半人认为房屋单位售价在5000元以下最能接受”……每天电视、报纸、网络都在刊登着各种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这些耸动视听的“百分比”调查结果真的反映了现实情况吗？
张小姐曾经供职于北京一家小型的信息咨询公司。
她接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问卷调查都市人群的牙齿保健行为。
但令她不解的是，公司并没有采取严格的抽样方法，而是让员工和临时志愿者去城市商圈、地铁站等处，临时找人填写问卷。
而且问卷中的一些问题，受访人可能不会真实回答。
“比如您现在存在哪些口腔问题，我想不会有人主动选择口臭一项。
而且上班时间逛商场的人群是否就能代表这个都市的基本面，我也很怀疑。
”
金兼斌认为，统计数字误导最常见来自抽样问题。
抽样调查首先要保证一定的样本容量。
另一方面，样本能很好地代表总体，避免调查受到社会倾向的影响。
“例如，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填写问卷承认自己歧视农民工，但实际言行显然是另一回事。
”
不仅是街头问卷调查，很多所谓的网上民意调查的结果也值得商榷。
例如今年8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83.2%的受访者确认现在社会谣言很多，其中34.4%的人表示“非常多”。
大量媒体据此撰文“八成民众认为现在社会谣言很多”。
实际上，该调查是仅对1714人进行的在线调查，而且参与者最可能是上述网站的常客以及曾经历过该话题的人群。
媒体的结论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
网络调查是一种计算机辅助的信函访问方式。
通过电子邮件和互联网页面，被调查者可以轻松而不受拘束地完成调查，提高了调查的便捷性。
但网络调查不能实现人口全覆盖，且受到虚拟匿名等局限，真实性很难鉴别。
“目前很多网上调查，包括一些调查机构发布的调查，有时从抽样方案上看是一个非概率调查，样本对总体没有代表性。
对于谁有资格参加调查不加设计和筛选，得到的样本不管多大，都属于方便样本，调查所得到的意见和看法，只能反映调查参加者这部分人群的意见和看法。
”金兼斌说，“因此这样的调查结果是不可以推广应用到样本以外的人群的；但从对结果的解释和得出的结论上，这些调查又恰恰试图去作过分的推广或推论。
”
如今，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特别是描述经济增长、宣传商品价值乃至吸引眼球时，“百分数”也常常被滥用，以掩盖样本容量过小的事实。
比如，广告中常常出现“80%的测试人员”一致认可某种牙膏、某种咖啡的质量，而参加测试的人员可能只有5个人。
再比如河南某媒体报道“九成家长愿孩子当班干部、近半孩子不愿当班干部”，这一调查结果被广为传播，但其实只调查了30个孩子及家长。
“百分数不仅被当作催人入眠的安眠药，还被用做使人激动不已的兴奋剂。
正如一架望远镜，如果人们没有正确地使用，那么，它既可以把小东西变成大东西，也可以把大东西变成小东西。
”德国学者瓦尔特·克莱默在《统计数据的真相》一书中这样表述，“滥用百分数往往只有一个目的：
用百分数比例来隐藏基础数据。
因此公众应尽可能关注基础数据，规避百分数的欺骗性。
”
■为什么统计数据会打架？
统计方法不同以及行政干预会导致数据打架，这提示统计制度及其方法改革的必要性
2007年4月，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布该市一手房的销售均价每平方米环比下降400元，几天后，当地统计部门公布新建商品住房售价环比上涨1.2%。
同一指标，为何统计数据差距如此之大？
主要还是统计方法不同。
前者是以3月份备案的住房销售总额和销售面积相除，得出的平均交易价；而后者，考虑到大城市房屋有高中低档之分，地段差别较大，普通住宅价格相对低但购买者多，豪宅单价高但购买者少，因此对不同房价赋予了不同权重，按加权指数计算。
除了统计方法，行政干预也是造成数据打架的原因。
以备受关注的GDP核算为例：
目前，我国GDP核算采取分级独立核算体制，国家和地方分别核算GDP。
为什么近5年每年各地公布的GDP汇总数据，都会高于全国呢？
除了重复统计等因素外，也不排除某些地方GDP虚报。
因为目前GDP核算还牵扯到政绩考核，因此存在地区GDP核算易受地方干预等弊端。
为避免数据打架，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和公信力，我国统计制度方法改革势在必行。
今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始推进统计改革，建立统一的基本单位名录、统一的一套表调查制度、统一的数据采集处理软件平台和统一的联网直报系统，最终将实现各级统计机构在线同步接收、审核和共享原始数据，确保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无论是调查研究机构还是媒体，从关键概念的测量、抽样的设计、样本量的要求、数据的采集，到数据的分析、结果的解读，都应该遵循基本的科学性原则。
只有这样，调查结果才是可信、有效的；也只有通过扎实、科学的研究与解读，才能逐渐建立其社会公信力。
”金兼斌说。
专家否认PX项目必须远离城市100公里
最近，大连福佳大化有限公司码头防波堤发生局部坍塌，出现化工产品泄漏危险，引起社会对PX项目的关注。
PX要离市区多远？
危险性到底如何？
生产过程会产生什么有害物质？
如何防范意外？
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石化、纺织行业、高等院校、环境保护部以及专业咨询机构的有关专家。
疑问：
要离城市100公里吗？
【回应】与城市的距离不是控制因素，严格执行环评才最重要
针对网上“国际组织规定PX项目至少应该离城市100公里才安全”的传言，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的曹成波教授说，这个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的。
据记者了解，目前世界PX的产能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新加坡和泰国等。
专家表示，国内外任何法律、法规和标准等规章制度，都没有规定PX项目必须建立在距离居民区100公里以外。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副总工程师李晨举例，日本横滨的PX装置与居民区仅一路之隔；韩国釜山的PX装置距市中心4公里；新加坡的裕廊石化区也有PX装置，距市区约10公里。
曹成波说，PX工厂以及其他大型化工项目与城市的距离绝不是控制因素，最为重要的是工厂是否符合环保的标准。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高工周学双表示，从环境安全角度出发，化工企业与居民区之间应该设置适当的防护距离，卫生防护距离是酌情而定的。
一方面要看工厂的规模有多大，另一方面还要看当地的气象条件，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再对照相关的国家标准，来计算相应的防护距离。
疑问：
PX到底有多“毒”？
【回应】是易燃低毒类危险化学品，与汽油属于同一等级
据了解，PX是对二甲苯的英文名称para-xylene或paraxylene的缩写，是一种化工原料。
专家介绍，根据《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和《危险化学品名录》，PX属于危险化学品，但它是易燃低毒类危险化学品，与汽油属于同一等级。
无论是危险标记、健康危害性、毒理学资料，还是在职业灾害防护等标准下，PX都不属高危高毒产品。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金涌表示，目前没有科学证据证明PX会致癌，或者导致畸形。
“危险性主要来自它的易燃性，但这种危险性低于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
”金涌说。
疑问：
产生的有害物质能否处理？
【回应】正常情况下，对空气质量影响很小
PX主要用于生产塑料、聚酯纤维和薄膜。
曹成波说，PX以及其异构体OX和MX本身都是低毒化学品，都不属于致癌物。
但PX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苯、硫化氢具有高毒性和致癌性，是重要的大气污染物。
其中，苯在生产工艺中被循环利用，产生的硫化氢废气经过脱硫、无害化处理后排放。
根据实测研究，世界各国PX项目在正常生产运行的工况下，对所在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非常小，不会对市民的健康有任何影响。
专家介绍，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PX装置均未发生过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安全事故。
我国PX项目引进世界先进技术，成熟安全可靠，其风险是可知、可控、可防的。
疑问：
如何防范意外？
【回应】严格管理，讲究科学，才能防范风险
专家们认为，化工产品生产过程十分复杂，生产装置长期处于高温、高压状态，专业性很强、产品种类很多，其中不少产品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特点。
如果管理和使用不当，可能会引发安全和环境风险，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危害。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院长顾宗勤谈到，1949年至2010年，全国因化学品生产、使用、储存或运输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有35起，导致750人死亡。
细加分析，60%的重特大事故由违规、违章引起，29%由设备和设计不合理引起。
这就说明，严格遵守有关危险化学品管理的法律法规，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科学设计、科学施工，是防控危险化学品安全环境风险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谈到如何切实防范安全和环境风险，专家们表示，首先，要从源头上做到科学规划、合理选址；其次，在生产、储运和使用环节严格管理、按章操作；第三，就是要建立快速高效的应急救援体系，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并引发环境事件，能够妥善处置，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发达国家的化工企业，通过实时监测，可以提前发现和预防隐患。
同时，他们非常注意平时的应急演练，仿真模拟事故，训练员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凯捷咨询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吴剑云说。
链接
PX有何用途？
“涤纶是解决我国13亿多人穿衣、家纺需求和产业用纤维的主要合成纤维品种。
涤纶的原料就是PX，2010年我国涤纶产量占化学纤维产量的81.4%。
”中国纺织工业设计院教授级高工罗文德说。
PX的下游产品叫PET，是最重要的合成纤维品种。
在人口众多、土地紧张的中国，合成纤维不可或缺。
PET还用于容器、包装材料、薄膜、胶片、工程塑料等领域，正在越来越多地取代铝、玻璃、陶瓷、纸张等材料。
要正确认识PX项目！
多位专家强调，PX以及石化产业是解决人们衣食住行需求的重要保障。
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PX生产和消费国，产能占全球24%左右，消费量占全球32%。
科学布局有序发展
当前，石油和化学工业既面临不断增长的经济社会需求，也面临公众希望进一步提高安全环保水平的要求。
如何顺应这一形势？
顾宗勤认为，从大的方面讲，石油和化学工业要与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是当前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石油化工行业的环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忽视。
”周学双说，盲目无序的布局与发展必然后患无穷；科学布局、有序发展，环境风险是可防可控的，无需恐惧。
产业结构不能以西方为样板
最近几年，我国非常强调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必要性，但是在产业结构优化标准的问题上，流行的观点往往把西方国家产业发展模式看作样板，主张中国应当按照西方的产业发展模式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升级。
流行观点认为，一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过程是依第一产业（农业、采掘业等）、第二产业（制造业、建筑业等）到第三产业（金融、通信、娱乐、家政等）为主导的顺序、由低级向高级转化的过程，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标志着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
目前，从产值在西方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约为10%，第二产业约为20%，第三产业约为70%，这被认为反映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般规律。
与之相比，中国到2010年，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为10.2%，第二产业为46.8%，第三产业为43.0%。
按照上述标准，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没有实现高级化，没有达到先进水平。
这种差异毋庸置疑，但单就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发展水平而言，能否说它高级且先进？
笔者有三点质疑。
首先，一个高级而先进的产业结构应保证实现充分就业，而西方国家就业形势长期严峻。
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加强干预经济来保证就业。
然而时至今日，西方的就业难题越来越严重，这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产业结构变化。
战后，西方国家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减少，而吸纳就业量较大的加工制造业在过去几十年间普遍萎缩，对解决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小。
虽然第三产业具有较强的吸纳就业的能力，但是当农业、采掘及加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严重萎缩时，生产性服务业就失去支撑，难以发挥就业“蓄水池”作用。
其次，一个高级而先进的产业结构应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西方经济却长期低迷。
西方国家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速发展，其基础就是重化工业和加工制造业。
而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的农业和采掘业萎缩，加工制造业要么发展缓慢，要么转移海外，产业空洞化现象日趋严重。
虽然作为产业高级化标志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长期处于缓慢的发展中。
再次，一个高级而先进的产业结构应保证国家竞争力提高，而不少西方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却陷入衰竭。
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说到底是产业竞争力，即强大的制造和出口能力。
自19世纪末以来，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国家，大都是加工制造业基础雄厚、出口能力强的国家，没有制造能力的国家往往会沦为制造大国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地。
凭借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美国在1947年生产了世界上57%的钢铁和基础金属，62%的石油和80%的汽车，制造业生产量占世界的53%，1948年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额的1/3，最终取代英国成为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建立者和维护者。
然而仅过了30年，随着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美国丢失了制造大国地位，经济霸权地位也随之动摇，连3A主权信用评级都几乎丧失。
可以说，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并没有随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而不断增强，相反却是一路下滑。
同样，欧元区为债务危机所笼罩，也与制造业萎缩和衰败有关。
综合上述分析，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已经实现高级化，代表了产业结构发展和变化的最高水平和方向，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西方产业发展模式并没有给西方带来所期望的充分就业、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强大的经济竞争力，反让西方经济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