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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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

《春秋经》开篇首句就是：

“（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对此，《公羊传》解释道：

“元年者何？

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

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

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

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

这里所说的“大一统”问题，指的是春秋时期诸侯一律听命于周天子，即全国由地位至尊无比、权力至高无上的周天子进行统治。

   西汉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以维护中华帝国的统一，董仲舒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得到武帝的支持，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

董仲舒特别强调儒家"大一统"思想，认为大一统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他将大一统思想推崇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的高度，后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

大一统思想的内涵因此也相应地扩大为万民归心，国家统一[1]。

历史的发展使这一元典精神最终成为中华文化最基本的思维观念及中国各民族共同的精神理念和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台湾学者李威熊指出：

“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安详而有层次的社会，使我们的国家2000多年来始终维持大一统的局面，不像面积与中国等大的欧洲，一直四分五裂，国家居然有二三十个之多，由这一点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博大能容。

”[2]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始终。

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有追求国家统一的心理特质。

陆游的诗句：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正是中华民族盼望和守护国家统一的心理写照。

   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和探索

   四海一家，万邦和协是我国的人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的心理趋向和精神模式。

先秦时期，华夏的初民们分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创造着璀璨的多元地域文化。

这些地域文化珍珠般地镶嵌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各自发展，在当时并没有整合成统一的文化形式。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植根于共同地域基础之上的、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断扩大，终于形成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社会局面。

客观形势促使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先人们开始酝酿国家的大一统问题。

然而，大一统还只是当时人们头脑中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实现。

尽管如此，先哲们还是从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各个方面对未来的大一统的国家模式进行了探索，为后来的中华大一统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在我国的元典文化古籍中，大一统的理想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一）《山海经》——大一统的自然地理观

   《山海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自然地理著作。

根据顾颉刚先生考证，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

全书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

《山经》把全国分为东西南北中5部分，以今天山西省的西南隅和河南省的西部为《中山经》，自此以东为《东山经》，以南为《南山经》，以西为《西山经》，以北为《北山经》，分别加以描述。

《山经》以山为纲，分述方向和道里，后附记相关的地理知识，如河流、动物、植物以及矿产资源等，共5卷，又称《五藏山经》。

《海经》有8卷，《大荒经》并附《海内经》共5卷，记录了古代的人们对于远方的地理知识，内容充满了怪异和迷信。

《山海经》首次用地理大视角来描述客观世界的状况，其意义不仅在于描述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表达远古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们追求国家统一的自然地理观。

（二）《尚书·禹贡》——大一统的社会经济观

   《尚书·禹贡》是先秦时期一篇系统的古代地理文献。

它以简洁的文字描述当时中国的地理概貌，以分区的形式表达区域地理、疆域轮廓和各区域的农业、物产、贡赋，同时系统记录山脉、河流、土壤、田地、道里。

《禹贡》描述各地的社会经济状况、贡赋等级和入贡道里，其目的是服务于当时的经济大一统的需要。

《汉书·地理志》序说：

“昔在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

……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

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

古人尊禹为神，相信禹平定天下，因此有“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的说法，禹迹也就成了天下的代称。

从《禹贡》的名称来看，贡赋是该篇文献的重心，侧重表达远古时期中国辽阔大地上的社会经济状况，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希望实现经济统一的强烈愿望。

   （三）九州和畿服制——大一统的政治地理观

   《尚书·禹贡》把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区域，称为九州。

这种地理区域的划分，虽然还不具有实际意义，但是反映了华夏民族活动范围的扩大，他们的地理视野也随之拓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向往国家统一的超越心理和思想倾向。

同时，九州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地方制度，展示了人们向往国家大一统的政治蓝图。

“畿服”之说最早见于《国语·周语》，祭公谋父曰：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即所谓的五服。

《尚书·禹贡》也表达了五服的观念：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按照书中所描绘的、以方五百里或以方千里这样整齐化一的尺度来划分天下，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尽管如此，古人以丰富的想象来表达政治大一统的思想却是真诚而又热切的。

   向往国家统一，整合多元文化，还只是先秦时期哲人的理想。

在政治分裂的春秋战国时代，“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和产生，为继之而来的秦汉统一王朝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

   大一统思想的实现与巩固

   公元前，秦灭六国，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地域上的空前的统一，先秦时代的大一统理想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秦始皇北逐匈奴、南定百越，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形成“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3]的庞大帝国，初步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地域基础。

秦始皇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废分封、置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把中国纳入到统一的模式中去。

汉代继秦之大一统，进一步经营、促进和巩固了中国的统一。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国土疆域的大规模扩展时期：

“南抵岭南，北达贝加尔湖，东临大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奠定了统一的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地理基础。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帝国统一，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确立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体地位。

儒家思想不但从精神层面上统一人们的思想，形成中国人独特的思维观念与民族精神，而且带来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而这种凝聚力的外在表现就是秦汉时代所奠定的中华大一统观念。

它作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民族心理特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操守。

在历史上，尽管中国社会分合无定，但是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却愈加强化，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心理底层的、不可动摇的文化根基。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沿着国家大一统的轨道行进，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国历史演进的主旋律。

纷争离合的政权更迭、际会风云的古今之变，无不围绕大一统这条主线展开。

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分裂到统一的三个发展周期。

   第一周期：

先秦到秦汉的大一统。

相传，黄帝有百里之国万区，商代有方国3000，周初封国1800，春秋时有100多个国家。

经过相互并吞，战国时，只剩下7个大国和十几个小国。

最后秦灭六国，中国第一次实现国家统一。

从秦到汉，历时400年，初步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地理格局。

其间经过楚汉战争、七国之乱、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等几次短暂分裂，社会政治格局终于稳定下来。

这一时期是大一统的磨合期。

   第二周期：

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大一统。

这一时期持续了700年左右，先是三国鼎立，接下来是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形成五胡十六国的局面。

在继之而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原居于中原的汉人却偏居东南一隅。

南朝经历了从东晋到宋、齐、梁、陈各政权的线性更迭，北朝则从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后变成北周、北齐对峙。

整个中国此时维持着有限的几个政权的对立。

再往后，隋继秦再次统一中国。

李唐王朝创造了大唐盛世，奠定了东方天朝大国的地位，开创了中国大一统最光辉灿烂的时代。

隋唐两朝，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战争等几次大的动乱。

但总的来说，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真正稳定下来。

这一时期是大一统的发展期。

   第三周期：

从五代十国到宋、辽、金分立，再到元明清的大一统。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5个政权依次更迭，外加周边的一些封建政权，共约10个左右的政权对立。

经过宋、辽、金、西夏的南北对峙，元朝统一中国，再次形成大一统的局面。

明清继元之后，继续保持着国家的大一统格局。

元明清时期是继承与发扬隋唐大一统的时期，也是国家大一统的定型时期。

中国的疆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持续时间长达600多年。

除了元末和明末所进行的改朝换代战争外，王朝内部具有分裂性质的大规模战争仅有三藩之乱和太平天国运动，但历时都很短，根本不足以破坏国家大一统的格局。

这一时期是大一统的巩固期。

   可见，中国历史发展呈现出“大分裂——统一→中分裂——统一→小分裂——统一”的周期发展律。

中国社会分裂的次数越来越少，分裂的程度也越来越低。

分裂时期，中国社会貌离神合，形散而神不散，大一统的思想在分封割据、独占一方的封建政权统治者的观念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事实上，从古至今，有文字记载的全部中国史告诉人们，中国社会分裂的时间短，统一的时间长。

统一是中国发展的大趋势。

而中华文明的长盛不衰是与中国的统一密切相关的。

中华文明就是中华大一统思想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巩固和强化的结果。

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

他们并肩战斗，抵御外侮，共同保家卫国，英勇地捍卫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从根本上证明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

中华文明以其数千年的发展，为人类文明史续写了十分罕见的辉煌篇章。

   大一统思想的表现与影响

   大一统观念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文化的永恒主题。

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割据时期，还是统一时期，各个封建政权无不以大一统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无不以国家统一大业作为首要任务。

大一统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演进而不断得到充实强化。

中国历代王朝的分分合合、政权的更替变迁，无不发生在大一统的框架体系内。

纵观历史，中国大一统观念的主要表现是：

（一）中华共同始祖的追认

   神话是一个民族幼年时期的记忆形式。

它集中反映这个民族最原始的观念。

炎帝与黄帝，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著名人物。

黄帝是大约40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联盟的首领，是传说中的英雄。

炎帝，为上古时代姜姓部族的首领，也是一位治国有道、安民有方的杰出帝王。

据史料记载和神话传说，在中华大地上曾经生活着三个大的部落集团：

黄帝族、炎帝族和九黎族。

后来，炎、黄两族联合打败了九黎族，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联盟，在黄河流域长期生活、繁衍，构成了后来的华夏族的主干成分。

现在，人们把中华民族称为炎黄子孙，就源于此。

炎黄二帝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

大陆学者徐旭升说，华夏、夷、蛮实为秦汉间所称的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

他们中间的交通相当频繁，始而相争，继而相亲；相争相亲，参互错综，而归于完全同化[4]。

除了炎黄二帝之外，尧、舜、禹等缔造中华民族、建树丰功伟业的最早人物，历来被看作是大统一思想的象征。

   大一统思想在中华始祖的神话和传说的基础上延续、传承。

例如，东晋十六国时期，前赵的开国皇帝刘渊，本是匈奴人，但他建国号为“汉”，自称汉王，并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鲜卑族也把自己当作黄帝之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5]。

赫连勃勃建立夏国，“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6]，以此来说明自己秉承夏朝正朔，以中国正统皇帝自居。

契丹人始终把自己称作是炎帝、黄帝的子孙。

《辽史》记载契丹族为“轩辕后”，“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7]，表达了他们与汉族同祖的思想感情。

众多民族对中华共同先祖的确认，从精神层面上认同和确立了中国各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