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头晕目眩和风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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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头晕目眩和风格
第十章头晕目眩和风格
1889年1月7日，即文森特自残耳朵两星期之后，他得以允许离开阿尔医院。
当他的伤痛得到恢复后，他迅速回到他的画架旁。
因为正是冬天，他便画静物写生和肖像，他画的人物肖像包括头上缠了绷带的自画像和实习医师雷伊的肖像。
然而到二月初，他的精神病又一次发作。
虽然只持续了几天，但是他的怪异举动使极端迷信和拘尼于宗教仪式的阿尔人感到害怕，他们开始对居住在黄房子里的文森特进行骚扰和折磨。
结果，由于公众的请愿，二月下旬，他被送到医院的隔离病房监禁起来，虽然其时他是神志清楚的；这样，促使他的疾病紧接着又作了一次明显而短暂的发作。
令人尊敬的赛莱斯先生，一个新教徒的牧师，对文森特伸出援助之手，他认为如此对待文森特是有失公正和道义的。
正像文森特对他弟弟所诉说的那样：
“总之在这里，我被幽禁在小室里，整天整天地在漫长的时日中煎熬，房间上了锁，并被看守严密地监视，没有任何可以证明我有罪的证据……所以你能理解我所遭受的打击，我的双眼之间是一片眩晕，我发现这里竟有如此多这样的人，他们怯儒到联合起来去对付一个患病的弱者。
”他感到自己像是个囚犯，他喋喋不休地吐诉这种感觉；现在他已经使这种感觉成为真实的东西，但是他表明造成这一切是因为其它人的儒弱，而不是他自己的缺点和过失。
文森特在不知不觉之中触怒了镇上的居民，同样是这些人，前不久还被他看作是爽朗的和友好的，可是现在却敌视他、攻击他。
当他们这样对待他的时候，他对之报以责骂和苛斥，他赢得了朋友们及他弟弟的同情和关注。
他把受到不公正遭遇告知他们，让他们为他的处境而愤懑。
以上插曲可以看作是文森特惯用的一个典型模式，他将自己置于一个殉难者的位置上，然后利用其反作用来树立他的自尊心。
他被一群人嘲笑并威胁，正如基督在客西马尼受到嘲笑和威胁，而且基督也被抓捕并被诬陷有罪。
由于面临这种的灾难，文森特重申很久以前耶稣对他的教诲：
“去承受痛苦，不要抱怨，这是此生必须学会的一门课程。
”通过将不利于自己的举动导向到和基督身份同一的认定中去，他把自己置于他的迫害者之上，蔑视他们。
如此便可以抵御沮丧的袭击，否则沮丧会跟随着这样的被拋弃感而来；此外，混合着正义和愤怒的强烈情感是可以为艺术家的目标所利用的，以致不让它在忧愁的痲痹状态中被消耗掉。
一月二十三日，鲁兰因调任马赛而离开了阿尔镇，不久以后他的妻子和家人也告别了阿尔。
鲁兰一家已经成为文森特日益亲密的朋友，他们的离去无疑使文森特的孤独和凄寂之感陡增。
文森特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鲁兰的最后一次探访：
“最后一天，当我看到他和他的孩子们，我很感动，特别是他带着最小一个孩子，引她笑、让她在自己膝上蹦跳、并为她唱歌。
”文森特又说，他的声音具有“催眠曲甜美而悲伤的”特质。
为文森特唱催眠曲的是鲁兰，像母亲一样关心看护他的也是鲁兰。
这并非是文森特第一次发现他作为一个男人却能比妇女更精心地照料他。
他画了很多妇女表现照料自己婴儿的素描和油画，但是对于妇女本身，他不是谨慎地和她们保持距离，就是去悉心照料她们。
三月二十九日，文森特回顾他进医院以来的精神状态：
“时而，我的情绪被难以言喻的极度痛苦所纠缠，时而，时间的帷幕和境遇的不幸似乎在瞬息之间被撕裂开来。
”不久以后他写信给提奥说“除了有些不可名状的悲哀暗流之外”他感到尚好，而他对画家保罗-西涅克说，他忍受着“巨大的绝望，任这种情绪在内心发作和蔓延”。
他再没有勇气去面对画室的孤寂，也再不敢冒险和其它画家住在一起；但时而他又想到加入外国军团。
文森特被解除监禁以后，他决定继续留在医院里，直到赛莱斯牧师能为他找到合适的寓所。
有一次物色到一个地方，但是他担心他不适于控制和管理自己。
他还发现自己产生了一些以前所不能接受的想法，那是长期以来和他维护独立和蔑视权威的主张相对立的。
他发现他有一种希望彻底被别人支配掌握的意念。
他说：
“当我必须遵循某种章程的时候，就像在医院里那样，我感觉我触摸到了安宁和平。
”
渴望寻找安宁平和、自身的孤独、公众的仇视以及对精神病再次发作的担忧，这种种因素促使他以精神病人的疗养院来作为他苦苦寻找的避难之所。
在赛莱斯牧师建议下，提奥为文森特进圣保罗陵疗养院作了筹划，疗养院位于阿尔东北方向十二英里处。
是在圣雷米的郊外，靠近被称之为古老的罗马时代废墟，其中以圣保罗陵最为美丽而且保护得最为完善。
追溯到十二世纪，这里原先是奥古斯丁教会团修道院，十九世纪初才被改为疗养院。
它那迷人的、错落有致的建筑物和公园似的庭院，位于高兹山的山麓，高兹山是淑静美丽的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支脉。
1889年5月8日，文森特进入这个保护性的环境之中。
他的精神处于警戒状态，他和主管医生佩隆讨论自己的病情。
佩隆医生五十岁，早先的一个病人曾这样描述他：
“大腹便便，是半个森林之神，半个福斯泰夫1。
”他被人看作是个吝啬的家伙，使他的病人处于简陋俭朴的给养之中。
在男病人住区，病员不超过一打，尚有三十间空着的房间，故而文森特得到了一间单独的画室。
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他很愉快，他的忧郁随之减轻，他感到胃也舒服多了。
在写于圣雷米的第一封信中，他强调他需要工作，并说他开始在疗养院的花园里以及在疗养院周围写生。
他的陪伴者，二十七岁的让-弗朗索瓦-普莱几年后回忆说：
文森特是一个很好的伙伴，虽然他性情古怪、沉默寡言，他一旦投入工作便很快将痛苦置于脑后。
文森特本人也坦言，只有当他站在画架之前，他才感觉到自己活着。
很快，他就开始抱怨食物发了霉，他注意到贫寒的病人“没有别的日常消遣，他们定时限量地用细小的碗豆、蚕豆、扁豆、其它杂粮以及产自殖民地的劣质食品来填塞自己的肚子。
这些食物很不容易消化，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满足于自己的日子，认为便宜是无害的。
”一连几个月他都拒绝吃这种食物，而用“面包和一点儿汤”来替代它们。
七月五日，他获悉他弟媳怀孕的消息，便立即发出他的贺信。
不久以后他在陪伴者的随同下去了阿尔，买了一些画布，还去探访赛莱斯牧师和雷伊医生，可是他们都不在镇上，所以这天他便和曾经临时照顾过他的老年女帮工、还有以前的一些邻居一起度过。
回到疗养院后的第一天或第二天，他的精神病又严重发作，故而他一度被锁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且不准许使用他的画室。
在这条禁令取消之后，他依然心有余悸，他害怕和别人接触；“我是徒劳的，我试着迫使自己下楼，”他在九月十日写道：
“而我脱离户外的空气要接近两个月了。
”恢复以后，他再次抱怨“忧郁症的可怕发作”。
像往常一样，忧郁逐使他“用沉默的愤怒”去投入自己的工作，并且重又唤醒他那被虐待狂的哲学：
“我很明白，如果一个人是个勇者，
他应该把疾病的治愈看作是出于对痛苦和死亡的绝对服从。
”他住在安装了铁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他有充份理由反复强调自己的处境如同囚犯一样悲惨。
但是为了摆脱其它病人的干扰，他宁可把自己锁在画室里。
尽管受到忧郁的纠缠，但他的食欲增强了，佩隆医生破例准许他食肉和饮酒。
虽然近来他拒绝食用医院指定的单调食物，但此刻他又反过来责备自己“像猪一样地吃喝”，“说到吃，我确是吃得很多──但如果我是医生的话我会禁止的。
”接着他又如此说。
“我看不出保持巨大的体能对我有什么好处，因为对我而言更合理的是全神贯注地去考虑做好工作……”这段话启示我们：
文森特平素的禁欲主义饮食习性是出于担心自己过于强健，因为强健会令他产生破坏性的举动；他希望处于半饥饿状态，这可以削弱他侵略性的犯罪冲动，而奋发忘我地工作也能是抑制这种冲动的有效手段。
在十一月里，文森特作了他进疗养院后的第二次阿尔之旅，他在赛莱斯牧师的家中见到了这位朋友。
这次重访故地没有导致病情的复发，但是如他所忧虑的，他有一种圣诞节期间的感觉，还好，这仅仅使他疲惫乏力，大约持续了一个星期。
他得以暂时“克服沮丧和忧郁的纠缠”，他立刻订出新的绘画计划，他断言他的健康状况是两年来最好的。
1890年初，他又思量联合在布列塔尼的高更，尽管他们在阿尔的合伙不欢而散。
然而高更业已离开布列塔尼去了巴黎，而高更提议在安特卫普建立一个工作室的主意引起不了他的兴趣。
该年二月一日，他得知他的侄儿诞生，并取了和他相同的名字：
文森特-威廉。
一月二十三日，那是他对再次造访阿尔之后，他的病又有一次短暂的发作；一个月之后，出现了一次持续两天的严重发作，而他的疲软乏力却一直延续到四月底。
在文森特写于阿尔和圣雷米的信中，以及在这两地医院的记录中，明确地提到文森特的精神错乱有七次发作。
其实并不止这些，因为在有记录的第三次发病之后，文森特在信中写道：
他已经经历了四次“严重的危险期”和三次昏厥的阵阵发作，所有这些发作期的特征是对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失去了记忆。
病况的阵阵发作是突然开始的，然后缓慢地消失，这点，文森特本人的描述是和疯人院的正式记录相一致的。
有两次病情持续了大约两个月，而另一次发病的恢复化了一到两个星期。
在圣雷米疗养院的居留期间，四次发作中有三次是发生在去过阿尔之后，而此间他对阿尔的四次探访只有一次没有引发不良的后果。
两次病发是在他绘画的时候，一次是在西北风吹刮的季节。
文森特还注意到对他起左右作用的情绪会自然而然地使他失去清醒的意识，遗憾的是他对此没有作详尽的说明。
精神病的发作是在急性的精神错乱和定向力障碍状态下开始的。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他写道：
“我的脑子混乱不堪，像迷了路似的。
”视觉和听觉上的幻象伴随着精神错乱而来；他回忆说，这些幻象就像是“真的”，使他非常非常地“恐慌”。
他还产生奇异的宗教想法，产生被攻击和被侵害的幻念，这种幻念有时会激起他具有攻击力的冲动。
他的看护普莱说，有一次文森特突然猛踢他的腹部，事后文森特加以解释，因为他觉得从阿尔来的警察在紧跟着他；这件事有助于验证高更那段有争议的陈述──1888年圣诞节，文森特在发病状态下对他进行了袭击。
在阿尔和圣雷米两处，当文森特发病之际，他曾经想到自杀，似乎他还确实去尝试这样做。
据保罗-西涅克回忆，1889年三月当他们在阿尔会面时，他试图喝下一瓶松脂制成的香精。
2在疗养院还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喝偷来的煤油并吞咽油画颜料的空软管。
有一次佩雷医生不得不下令，要求护理主管特拉布和看护人员普莱从他身边拿走软管。
在精神病发作期间，文森特觉得人们好象距离他很远很远，听到的声音也是朦朦胧胧的，像是来自远方，而且眼前的物像都变了样子。
他常常认不出人：
他们看上去“和他们原本的模样非常不同”，他解释：
“在他们之中我看到如此之多的和蔼可亲者或令人讨厌者，他们好象是我在以前和在别处所认识的人们。
”他为自己的头昏眼花而诉苦，由于他已经患病多年，要对这种状况精确地评述是很困难的。
在病情恢复的过程中，他那残留着朦胧恶梦的记忆力暂时替代了可怕的幻觉，而他又抱怨自己的眼睛“异常敏感”。
医生认为他的智力功能并没有因为频频发病而受到损伤，他信中的有关内容可以证实这个情况。
在精神病的急性发作阶段他没有能力作画，只有当定向力障碍、幻觉、妄想等症状消失之后，他才能够回到画架旁边。
有些人想要证明精神病患者尤能创作出杰出绘画，可是文森特的情况对他们的论点并没有支撑作用。
按照临床医生的经验，精神妄想症往往伴有定向力障碍、幻觉、妄想、惊恐，而暴戾猛烈的行为举动则意味着一种通常称之为“中毒性精神病”并发症的出现。
这是由各种各样的毒害或其它器官激起大脑骚乱而引发的，它和所谓的“机能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的病况有所区别。
也许，发病是由于文森特的情绪问题和粗劣饮食的共同作用，两者合在一起上升为主要的诱发原因，而每种单一的因素则不足以引起这样的精神骚乱。
精神妄想症属于最为人熟知的是中毒性精神疾病。
它往往在饮酒过度时或突然停止饮酒之后出现。
文森特有三次精神病的剧发都是紧跟着他对阿尔的探访而来的，也许是因为他在重访故地期间恢复了饮酒无度，而另一次发作则出现在他被强制监禁在阿尔医院隔离室之后，这可能是由于突然停止饮酒所致，虽然对这些假设还没有具体的资料来加以证实。
另一方面，与之矛盾的是1889年圣诞节他在疗养院的那次发作，我们可以假定在疗养院他的酒量是受到控制的。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也有悖于对文森特的疾病作精神妄想症的诊断：
精神妄想症患者通常具有视觉上的幻觉，而听觉上的幻觉却不常出现，没有头晕症状的阵阵发作，它的最特征化的症状是双手颤抖，故而在医生对文森特的病情记录中没有出现精神妄想症这个名词。
显然，文森特的医生们不认为文森特患的是精神妄想症，这一事实是对上述假想的致命冲击。
无疑，生活在普罗旺斯的医生是非常精通这种酒精造成的病理反应。
苦艾中毒是另一种可能作出的诊断。
文森特对苦艾酒是不陌生的，根据高更叙述，那个文森特用杯子砸高更脑袋的夜晚，他们去了酒吧，其时，文森特喝了苦艾酒。
文森特在否认一个不知名的画家是死于苦艾酒的时候，也许同时在告白自己饮用它的理由：
“并且，他会去喝它，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快感，而是因为他已经病了，他需要用它来支撑自己。
”苦艾酒是在1847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由士兵作为一种治疗热病的药物推广到法国来的，而到1915年它才被立法禁止，它的消耗量以罗讷河口省为最高，阿尔位于该省之中，罗讷河口省的人均消耗量为六十公升，与之相比，阿尔的人均消耗量则大大超过，为二点四五升。
在植物苦艾之中有一种称之为崔柏酮的成份，它对人脑有毒害作用，因此苦艾酒成为所有酒类饮料中对人体最有威胁的一种，在法文医药文献中，所记载的苦艾中毒的最典型反应是癫痫性的惊厥和精神错乱的反复发作。
但是，不像精神妄想症那样，这种中毒症的发作会持续到病人停止饮用苦艾酒以后，并且通常还伴有听觉上的幻觉。
如果在一次又一次发作的间隔中，患者的精神功能没有明显的恶化（如记忆力衰退，智力机能减弱），则病人患苦艾中毒症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实习医生费里克斯-雷伊不认为文森特患的是苦艾中毒症，佩隆医生也是如此，佩隆是一个在精神病学和神经学方面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但是他的目光超前而敏锐，他们两人诊断文森特患了癫痫症。
由于拿不出发病时出现惊厥、抽筋等具体症状的证明，故而当时作出这样的诊断，即便是一个专家作出的，也似乎很出人意料。
到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神经学专家之中兴起过一场有关“癫痫症假象”的争论，其中最著名的休林斯-杰克逊3医生提出癫痫患者中的精神失常现象只有在痉挛阵发之后才会产生。
然而现今，患者一些心理上的骚乱不安，包括精神上的错乱，都被作为癫痫症的临床表现而为医界所普遍接受。
由外部刺激而触发的病况以及文森特曾经描述过的迷乱幻觉，近来已被发现是癫痫症患者特征性的症状，是由于患者大脑的枕叶中存在异常的电活病灶所致。
也许雷伊医生和佩隆医生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也许是因为文森特家族中有几个癫痫病患者的事实启发了他们；也许他们熟知文森特所感到的头晕目眩实际上就是惊厥发作的症状，故而没有将惊厥写入简短的病情记录之中。
总之，将文森特的疾病诊断为脑枕叶癫痫症（即有时候被称之为“边缘发作”）是可能性最大的推想。
而关于这种疾病的不规则电荷的释放，其原因目前尚不可知，大多数人坚持它仅仅是一种神经科的疾病，也许是由于遗传而自然出现的。
一些人相信，内心承载过度的情绪负荷可能是发病的原因。
通过进一步研究，包括使用现代化测试手段，可以揭示一些不容置疑的病理过程。
但是在我们作结论的时候，我们必须慎重，像荷兰精神病学者K.克劳斯教授那样,在科学的反方向上展开他的推论，这无疑是错误的，他在对患者作了广泛的研究之后，竟提出文森特的疾病就像文森特的画，是“个人主义化的”，因此应该将它单独归为一类。
这种论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天才也像其它人一样，不可能念咒般地幻变出一种属于他私有的疾病。
德拉-法伊目录中列出了文森特在圣雷米的这一年里所画的作品，大约有一百五十幅油画，十幅水彩画和一百幅素描。
这些油画的调子较画于阿尔的来得阴郁晦暗，辉煌明灿的对比色被混合着土质的色彩所替代，他说：
“当我状况最佳的时候，我所梦寐以求的不是如此耀眼刺激的色彩印象，而仅仅是以前那种色调效果的一半。
”这种变化可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医院里的监禁生活使他清醒泠静下来，或是他可能担忧自己的健康濒临崩溃，而明亮的对比色则会对他的神经系统产生猛烈的冲击作用。
他本人这样写道：
“（我）非常希望以北方时期那样的调色板而开始”，他将自己产生这种变化的灵感归结于来自蒙彼利埃博物馆的德拉克罗瓦作品的激励──而同是德拉克罗瓦的画作，从前却是他调色板明艳起来的激发力。
这种似是矛盾的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文森特总是很随意并自如地借鉴其它画家的长处，但那必须是他所需要的东西。
而当他的需要变化了，他的头脑便会受到这个画家作品中另一种状态的影响，这种状态是更适合他目前需要的。
作为一个类别，文森特画于圣雷米的油画要比画于阿尔的更具有骚乱感和狂暴的力度。
很多作品具有线状风格的特征，这种风格表达了骚扰不安的运动印象，具有剧烈的冲击力，就像是在魔力控制下演奏的乐章。
尽管他精神恍惚，但是当他再现他的对像时，依然控制有度，比例非常正确。
这个时期由于他特别强调线条的表现，结果使得他的作品像是介乎于油画和素描之间。
在住入疗养院的第一个月里，他开始画花园里的景致──花、长春藤、树、长凳、灌木林、楼梯以及喷泉等等。
在安装了铁栅的画室窗口，他还画了第一幅景色变幻的田野风景，这样的风景后来他画了很多；背景中低卧着的阿尔卑斯山常常被画得像扭歪的巨人──也许对习惯于平淡乏味灌木荒地的荷兰人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但是这同样是他内心骚乱的一种投影。
到六月，他终于能够走出疗养院的大墙，他画了他的第一幅橄榄树和《星光灿烂》（图28.5）。
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他开始将普罗旺斯阴郁的丝柏变形成波动着的、具有火焰形状的景物，并再次画了麦田的播种者和收割者。
七月和八月，他的病处于持续的发作之中，当他恢复以后，便开始着手画自画像。
虽然他这样做是出于缺乏其它的模特儿，但也可能在历尽了这场破坏性的变故之后，他试图重塑自身的形像。
在这组自画像的第一幅上，他写道，他“像幽灵一样地瘦弱和苍白”。
但是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又描述自己像一个“曾德特的农民”，他写道：
“当他们在他们的田地上劳作之际，我在我的画布上耕作。
”此外，他还为看护主管特拉布画了像，“在他那双小而机敏的黑眼睛中像是包含着某种军（隐）情”，马达梅-特拉布是“一个沉郁的、已辞职的小小会计”。
大约在这同一时期中，他临摹了一些复制品和一些木刻画、石印画。
这是提奥为他提供的，他最初临摹的是德拉克罗瓦的石印画《圣母怀抱受难基督之忧伤图》。
在他刚刚从中恢复过来的那场疾病发作期中，他毁掉了这幅石印画的原本，或许这体现他“虚弱的信仰转型”。
而现在他又带着它重返生活。
他还临摹了米-迪蒙特-布雷顿的《海上的人》、伦勃朗的《天使》（图29.5）和《拉撒路的复活》（图29.2）、杜米埃的《酒徒》、多雷的《囚徒放风》（图5.1）、以及德拉克罗瓦的《乐善好施者》（图12.4）。
他还临摹了四幅高更的《阿尔的妇女》、甚至还复制了他自己的《弯腰的男子》和《卧室》。
最重要的是他将米勒的农民画“译成另一种语言”，它们总共有二十幅，包括称之为《田野里的劳动者》和《白昼的四座屋子》的两个系列。
他以黑白的印刷品作为模板，在挖掘对原作记忆的同时，他即兴地运用色彩：
“色彩大体和谐，至少在感觉上是这样的──那是我自己的解释。
”实际上，文森特正是在和这些画家进行合作，而不单纯是复制他们的作品，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展开和他们的合伙，而这种合伙倘若以人和人相互面对面的形式来展开，则是不可能长久的。
无疑，他还想用其它画家的作品来增强对自己画家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曾因为他的患病而被削弱。
在1889年的最后一个月里，文森特画了收割季节的橄榄树，还有圣雷米的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以及在风格上追随日本版画家的雨中风景。
在1890年年初，当他听到他侄子诞生的消息后，他为之画了一幅蔚为壮观的作品，画中，“开满白花的杏树对着蓝天伸展它粗壮的枝干。
”
早在1876年，当文森特在英国布道的时候，他布道的中心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旅客和朝圣者，他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从尘世到天国”的长途跋涉和朝圣过程。
而文森特本人也神往于土地和天空，他终生都喜爱在乡间散步，将自己融合于天地的怀抱之中。
前面早就提到，文森特对土地所抱有的那种艺术家的迷醉，来源于他在童年时代对墓碑的恐惧，那上面刻有他自己的名字。
然而也来自于他把土地作为母亲替代者的观念。
一方面他感到土地疏远他、拒绝他，另一方面他幻想土地会接纳他、包容他，而且自己会成为它的一部分。
他画的庄稼和树木紧贴在岩石的斜坡上，好像害怕失去对土地的依附，从本质上讲，这也是他的一种自画像。
《树根》（图1.3）意在表现一种“对土地痉挛性的、热情的依附和缠恋──最后被风暴所撕裂。
”当他画“幼小的树干坚毅地扎根于土地”的时候，他正是在用视觉的形式来表现他的信念，“成长吧，它必须扎根于大地”，他迫使自己以画家的眼光来观察树木强劲的躯干，他还画那些将根深深扎于地底并使之和肥沃土壤融合为一的树木，此时，他感到自己也和大地结合在一起了，没有根，他会枯萎和死亡。
我们已经看到，他对掘地者的题材深感兴趣，并用了许多素描来展现，其原因，一部分是出于他对土地的这种情感；所以他如此钟情于土豆，土豆用他祖国的语言说是aardeppel4，用他第二故乡的语言说是PommedeTerre5，他多次画到它们。
他屡屡被在爱情所拒绝，于是他将他的热情转移到对天国上帝的信仰之中；正如他在布道中阐述的：
“当一个人在尘世诞生的时候是快乐的，但是更欢乐的……时刻是一个天使在天国诞生了。
”在那里陌生的外来者成了受欢迎的客人；后来他在阿姆斯特丹写道，月亮、太阳、还有夜间的星星，“都在谈论上帝的爱”。
当文森特放弃宗教服务而接受绘画职业的时候，显而易见他对天国的信念和兴趣低落下来，但是他的热情并未衰减，他将它投入到自己创造的天空中去。
我们已经看到在文森特写于1888年秋的信中，他频频提到基督教徒有关痛苦、死亡、天国的观念，因此这时他沉醉于对灿烂星空的描绘并不是一种巧合；埋头这项工作有助他将有关天国的神秘意念加以具体化，而同时又使自己立足现实的土壤。
当他画普罗旺斯的星星时，他怀着希望仰望它们，而它们也用兑现希望的承诺来向他点头致意。
步履维难地朝地平线上遥远目标迈进的“旅客”经常出现在文森特的作品中，如《通往鲁森达尔的道路》（图27.1）。
他的一些风景画，在近景中用一个非常开阔的画面将徒步的旅行者从世俗的观察者视线中引开，但同时也使他远离天空。
而在另一些画中，跋涉者则趋于遥远的地平线。
此外还有一些相类似的风景画，里面，旅行者却不见了影踪，这是在喻指文森特本人是画面之外的画家旅行者，企望着前方艰难的道路和上方的天国。
其中还有令人注目的远景，将旅行者──即观察者──推向苍穹；在描述作于1888年的《播种者》（图17.1、图17.3）时，文森特写道：
田野“正朝地平线上升”。
有时他从远景的角度来画他的南方风景，他利用远景来使画面产生一种被强有力地向上推往天空的感觉。
例如，在《被圈的田地》（图27.3、图27.5）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向上的推力，这幅画画的是圣雷米疗养院前面的田野，它的实际地势比油画中所表现的地势要平坦些；但是一幅同样景致的素描显示他有能力像摄影一样准确地画下它们。
圣雷米地势倾斜的风景画和他的一些荷兰风景画是相似的，但也还是有所不同，荷兰的风景画迅速将观察者引向天空，而圣雷米的风景画和他在世最后一年画的其它风景一样，土地的表面像是崩裂，而且一下子就猛烈地将观察者投向天空。
文森特还采用其它一些构思将土地和天空联系起来，包括不可计数的教堂钟塔、高耸的树、烟囱、有尖塔的建筑物。
在荷兰，风车往往像基督教徒的十字架，直指向天空，这景色吸引着他那双画家的眼睛（见图27.2《多德雷克赫特的风车》，并且使得他到了巴黎之后仍不能忘怀，还继续画它们，甚至在走访圣玛利（SaintesMaries）时他还画了那里小屋顶上指向天空的十字架（见图27.4）。
他还迷醉于鸟类，并且收集和画它们的窝──鸟巢使他想起他自己也可以成为一只自由的飞鸟。
在抑郁一阵阵发作的时候，文森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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