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 重看近代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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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重看近代史
重看近代史:
关于近代三次改革的再思考
演讲人: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
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预测”专家、中国国有企业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青年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促进会学术委员、《大公报》特邀评论员、台湾大学《政治科学论丛》编辑委员。
)
演讲题目:
重看近代史:
关于近代三次改革的再思考
时间:
2011年10月26日(星期三)下午1:
30
地点:
上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第2教学楼B座202室
主持人:
凌忆情、邱麒
整理者:
邱麒、钱琼慧
提要:
近代史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我们的国家陷入了一段沉重而痛苦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我们有过挣扎,有过彷徨,也有着无数的仁人志士的努力。
理清对中国近代历次改革的脉络,对我们解读历史能够起到坐标的作用,也能够对我们现今的改革有所补益。
主持人: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参加人文大讲堂。
近代史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我们的国家陷入了一段沉重而痛苦的历程。
在这一历程中,我们有过挣扎,有过彷徨,也有着无数的仁人志士的努力。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萧功秦老师为我们解读关于近代三次改革的再思考,萧功秦老师是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
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希望今天的讲座能够理清对中国近代历次改革的脉络,对我们解读历史能够起到坐标的作用。
正文
各位同学,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在这里和各位交流。
应该说,最近很多人邀请我去讲近代史。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演讲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次。
因为在座各位是我们21世纪历史学家的候选人。
我觉得这个时代特别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历史学家,他们首先应当从在座的各位同学当中产生。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的这个演讲,是为21世纪的历史学家做的一个报告。
这是我的真心话,不是刻意地奉承。
等到我的报告做完了,同学们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讲。
我今天讲得是重看近代史。
近代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
但我这个解释贯穿了这么的一个线索,即中国当面临西方挑战以后,如何在应对西方挑战的过程中,进入了三次改革运动。
这三次改革运动为什么会失败?
失败以后为什么会导致一场革命?
这些革命为什么会导致20世纪的一种碎片化的状态?
所以我说重看近代史,是从三次改革的这个角度来进行考虑。
大家知道我们的近现代史,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70年,应该说是2000年的历史当中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时期,而且是变化最为剧烈的历史时期。
换一句话,如果再过几千年,当未来我们的中国学生们要回顾我们中华民族3000年的历史的话,如果你问他在这3000年的历史中变化最大的历史时期是哪一段,他一定会首先指出春秋战国,其次会指出是鸦片战争之后的这100多年历史。
他是变化最激烈,离我们最近,矛盾最深刻,内容最丰富,能够对我们当代人提供相当多启示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
我想这段历史应该说有充满了灾难、不幸、挫折、奋斗。
这个灾难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打一个比方,做这么一个比较。
如果从1840年开始,每隔10年做一个阶段,分成17个阶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最近30年,也许是170年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没有战争,没有内乱,整个社会在发展,虽然问题很多,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着对现实的怨言,但是你从历史的长时段来比较的话,你不得不承认现在是最好的时段。
反过来说,我们过去的历史问题非常之多。
1840年以后的第一个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江宁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第二个十年,太平天国运动,再加上英法联军的入侵,中国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到60年代后,中国开始在条约下不断的受到约束和束缚。
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70年代之后中法战争,80年代后情况稍微有所好转,但80年代你可以看到中国在向一种危机的深渊下沉。
到了90年代,甲午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可以说是中国2000年来的一场对我们国家命运具有严重消极影响的战争。
到了20世纪初,第一个十年,庚子事变,《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两白银。
第二个十年,北洋军阀混战。
第三个十年,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接着八年抗战。
第四个十年,国内战争,内战。
第五个十年,50年代60年代,应该说是一个好时期,对中国来说统一了,可以搞建设了,如果真的按照《论联合政府》的那个决定,中国开始走向新民主主义,那么也许后面的大灾难就不会有。
但是50年代又是大灾难的开始。
大跃进,人民公社。
60年代,中国是个和平的年代,没有战争。
但是恰恰在这60年代,也许许多同学都知道,我们饿死了3755万人。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
在一个和平年代,没有战争,由于我们领袖的一个低级错误,居然死了那么多人。
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口的一半,中国非常贫困。
70年代文化大革命。
80年代一直到现在,这么比较下来,应该说这最后30年确实是最好的时期。
所以从这个角度反过来理解,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是一系列的牺牲、挫折和追求真理的一个历史进程。
可见,我们这段历史是非常的重要。
而失败的历史,一个民族的挫折,从某种意义上,又是这个民族他的智慧、他的经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你要懂得总结这段历史,知道为什么会陷入这么一种困境,然后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经验,成为智慧的资源。
所以一个落后的大国的苦难的历史,比一个幸福的小国来说,是更有分量的一种资源。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未来的历史学家,应该好好地利用者鸦片战争以来的这100多年的历史,好好进行研究。
苦难,应该是智慧的来源。
记得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假如你有一个好夫人,我祝贺你,因为你是一个幸福的人。
假如你有一个坏夫人或者一个坏丈夫,那么我同样祝贺你,因为你会变成一个哲学家。
一个幸福的小民族,澳大利亚人、冰岛人、挪威人,我想他们不会有那么丰富的经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在座的诸位也一定会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近现代历史,他是渊源于他的革命史学,从他的社会发展史理论框架里面延伸出来的。
他历来是革命政治宣传的组成部分,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革命年代为什么会选择历史学来担当意识形态宣传的作用呢?
因为我们要鼓动大家起来革命,鼓动大家起来造反。
我们就要宣传,要动员,形成凝聚力。
革命的宣传目标决定了我们历史的叙述过程,和历史的真实可能会有异。
对于革命者来说他首先要夺取政权,为了夺取革命的伟大目标,那个最高的善,求善高于求真。
当历史的真实与我们伟大的革命者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革命者当然就会有一种功利的思想。
我宁愿牺牲真实,但是我要实现一种伟大的善。
求善高于求真可以说是革命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那么从这个角度这个框架来看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小学从初中开始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按照50年代形成的这个史学范式,就是一条红线,三大高潮。
一条红线是阶级斗争作为红线,三大高潮的第一个高潮是什么?
太平天国。
第二个高潮是什么?
义和团。
第三个高潮是什么?
辛亥革命。
由此来对人民群众进行动员。
然而历史的真实又是如何呢?
太平天国,你看的材料越多你会发现,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洪秀全,就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邪教徒。
革命群众是要起来反对封建王朝的,但是领导人物的质量直接降低了革命、造反的政治质量。
洪秀全一个人有88个妃子,但是不允许他们的手下过夫妻生活。
他手下营排级干部,过夫妻生活,被发现了,当场砍头。
像这样的一种政权,他怎么能够代表一种所谓的革命呢?
我有时候在想,假如太平天国真得赢了的话,我甚至觉得这个打赢的概率非常之大。
比方说没有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在国门以外,完全靠清王朝和太平天国斗。
那么太平天国打下天下的可能性极大。
但是洪秀全这个皇帝,这么低素质的,那么中国未来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想如果按照这个推理的话,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发展起来了。
30年的明治维新到90年代一下子把中国灭掉都有可能。
那时候中国人迎接日本侵略者很可能像柬埔寨人迎接越南人一样。
因为太恶劣了,这个政权太坏了。
1953年江西省的人口统计还没有1853年江西省的人口多。
这种战争的破坏,我想接触太平天国这段历史的同学们,只要你们去接触材料,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教科书,你们一定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第二次所谓的高潮就是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就是所谓的看到洋人就杀,看到信教的人就杀,看到大使馆就冲进去要打,然后烧杀抢掠,但是我们却把它看做是第二次高潮。
最后引入八国联军,使中国损失九亿八千万两白银。
好在有一个东南互保,中国才没有被瓜分。
中国之所以没有被瓜分是因为有盛宣怀、李鸿章、袁世凯这三个所谓的卖国贼。
他们和西方之间在上海签订的一个君子协定。
只要我们东南地区保持和平,保持秩序,洋人的身家安全得到保证,你们就不应该出兵。
我觉得1900年是中国面临被瓜分最危险的时候。
英法德已经准备出兵了,山东已经准备好,只要杀了一个洋人,德军马上就过来,过来就不会再退走了。
也就是170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存在着比现在还要坏的可能性。
比方说洪秀全赢了,那么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就是洪秀全那个邪教的被害人,整个民族都成为被害者。
或许100年200年后我们可以推翻了,但是日本人早就打过来了。
第二个高潮如果胜利了那是什么的一个结果?
就是被瓜分。
我们编纂的那个历史是荒唐的。
你现在觉得太可笑了。
当然辛亥革命,我们承认他是一场民主的革命。
但是辛亥革命的后果,我不得不说,他是20世纪的一个大灾难的起源。
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不会出现北洋军阀的大分裂。
如果没有北洋的分裂,也不会有日后日本的入侵对我们造成的如此大的灾难。
这些都是事实。
当然有的人说历史不可以假设,你用假设证明每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用假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一个推论,来了解这个事情发展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的历史在革命的意识形态下,他发展到一个极端,甚至在你们的小学教科书里面,朱德的扁担一度成为林彪的扁担。
那么历史就变得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可以任意打扮。
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却实际在做着。
我还记得吴法宪有一个回忆录
,我这里顺便说一下,吴法宪是四人帮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军事首脑人物。
大家可能都知道他的一本回忆录在香港出版的,有着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你们在座的诸位一定要想办法看一下。
其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材料,他说毛主席要江青编一部中共党史,后来江青就要杨成武把中共党史编出来了,编出来以后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以后大发脾气,马上撕掉然后扔在地上说马上烧掉不要给任何人看。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他按照革命史学的这个逻辑,中共党史当中只有三个人,毛泽东、江青、林彪。
朱德、周恩来都没有了。
你说这个历史毛泽东看了是不是觉得好笑啊。
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是吧。
像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
我记得以前在人民大学有一个演讲,有一个女同学,应该很年轻吧,一个小姑娘,写了一个纸条,说萧老师,为什么你讲的和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都是两样的呢?
我当时说了一句很激动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位同学当时有足够的时间,看和我同样多的材料,你会得出和我同样的结论。
这个革命史学延续到现在,例子实在太多,我再随便讲一个例子吧。
我最近到了泸定桥,红军长征的泸定桥。
我们所有的教科书上都言之咄咄我们是怎样拿下泸定桥的。
但是我到了哪里之后发现那只有天兵天将可以过去。
当年没有木板,九根链条,你怎么都爬不过去啊。
我们到现在还写着哪一年几月几号,班长什么名字,排长什么名字,从这里冲过去。
但是事实情况怎么样的?
这里口述历史就很重要了。
山东社科院的一位老师曾经在50年代的时候问过山东军分区的一个副司令员,叫孙继先。
他就是那个时候指挥的营长。
孙继先就问那个老师“你要听真的还是假的?
你要听真的我告诉你真的,你要听假的你看报纸去。
”真的就是说,没打过就过去了。
我倒现在去问当地老乡有没有打过,当地老乡讲:
“没怎么打。
”没怎么打,这里面就很有讲究,为什么叫没怎么打呢?
当然你说孙司令员酒喝醉了胡说八道也可以的。
但是现在又找到了另一个口述人,当时对面的守军是谁知道么?
刘文彩的哥哥刘文辉。
刘文辉都知道吧,四川军阀,西康省主席。
他是个军长,他那个军就是在这里的。
解放后起义成为我们的一个部级干部。
在政协里面说实际情况是:
事先已经和共产党商量好了,共产党说我来借宿,我不来干扰你,你继续当你的军长,我们要去北上的。
但是刘文辉提出一个条件,你们过来我们要开枪的,大家一起开枪,给上面一个交代。
我们要开枪,要别人以为我们在打。
情况就是这样。
当然这样的一件小事情是无关乎对大的历史的这个看法,但是看得出,求善高于求真嘛。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对历史的真实、历史最本质的东西做出判断分析。
如果历史失去了真实,他怎么提供经验教训?
你本来编造了一个童话故事,然后说通过这个童话故事我们可以引出什么经验来,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不可以,因为他是假的。
历史必须要真实,求真是他的本质。
所以革命史学这个体例,它已经不再能够符合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需要、知识需要和我们民族反思的需要。
我们所谓的革命史学其实就是一个篮子,我们把认为更重要的东西放在了这个篮子里面,然后告诉大家这个篮子就是历史。
那么要改变这么一个情况,在座的诸位都是任重而道远。
21世纪中国历史更新与发展的使命就落在在座的各位同学身上。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得第二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学?
我想我们在反思了意识形态史学的缺点不足之后,要重建一个当代改革时代的历史学。
那么,历史上的中国人是怎么进行改革的,他在改革当中有哪些经验教训,应该是我们考虑的一个中心。
根据这个角度,我想我有一个心得,希望把这个心得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革命史学的主线是一根红线、三大高潮。
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改革时代的史学,应该有一个新的叙述框架。
在我看来,大题可以概述为:
五次战争、三次改革、一次革命。
所谓的五次战争,是西方挑战后,一直到辛亥革命之间出现在中西之间的五次战争。
而中国的改革又往往是在打败以后才进行改革的。
相比之下,日本基本就没有打,美国的黑船,佩里到达之后希望日本打开门户,按照国际规则作为我们的一个交往方式,日本人就同意了。
而中国不是,中国是把这个门牢牢地封闭在这里,然后不得不把这个门打开,所以就出现了五次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英法联军战争,合起来才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运动,那是什么?
洋务运动。
到了70年代的中法战争,再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么这第三次第四次战争之后,出现了中国的第二次改革运动,那就是戊戌变法。
然后戊戌变法失败了以后,保守的满清权贵联合了义和团,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入侵。
在八国联军进入中国,签订了《辛丑条约》以后,中国开始了第三次改革运动,就是1901年到1911年长达11年的清末新政。
这场改革恰恰被我们的教科书大大忽视。
你不得不承认这次改革的力度之大、影响之深远,远远超过以前的几次改革。
我们却把他看做是假改革、真保皇。
然后,第三次改革失败,辛亥革命爆发。
如果从新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我们的近代史、现代史大为不同。
我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来作为我们新的史学范式,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今天就是把我们近代史的轮廓,给各位介绍一下。
我前面都算是开场白,现在开始进入主题。
首先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过去的思路一直是这样的,英国人要打开我们的市场、大门,发动了鸦片战争然后签订了南京条约。
但是这是值得推敲的。
其实鸦片战争是一场文化战争。
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之间发生的剧烈冲突。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应该说中国和欧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的地域里面发生发展而且完全没有交往,孔子没有提到过柏拉图,他们完全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并且中国人被蒙古人越打越远,最后文化的中心转移到了中国的南部。
欧洲人随着一系列的运动,中心从希腊罗马转移到了英格兰、北欧。
到了十五、十六世纪,英国人发现了好望角。
然后经过印度洋、太平洋、南中国海,进入了中国的南部。
但是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固有的观念就是我是天下的中心,所有外面的都是蛮夷,蛮夷只可以受到我们的恩赐,不可以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来交流。
国家这个概念你问中国古代的皇帝他不知道,我们就是一个天下的共同体。
然后呢,就在广州划了一块很小的土地,定了很苛刻的条件,一年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剩下的时间就要到澳门去。
根本没有资格交流,那四个月时间不能过冬,平时老老实实的待在里面,中间会有一次集体放风,有一个人带着小旗在城里面转一圈。
你不能和中国人接触,只有十三家买办,买办克扣你的钱也没办法。
你不能接触汉人、学汉语、买汉文书。
曾经有人学汉语,在乾隆时期,那个教汉语的当场就砍头砍掉了。
税收有时候很高有时候很低,但是到不了朝廷,都被克扣掉了。
于是欧洲人为了做生意,提出是不是派一个官方代表常驻中国。
同时定下税率,有章可循。
要求是很普通的。
从现在来看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商业贸易协定最起码的要求。
然后第一次在乾隆时期派出了马嘎尔尼,但是因为不肯向皇帝下跪被赶走了。
第二个是在嘉庆时期,也被赶走了,嘉庆皇帝还很生气,说他居然那么不懂礼貌,居然不下跪,我要好好开导他。
然后说你以后就不要来了,只要你把本国老百姓管好,我作为天子就放心了。
然后第三个,被赶到到澳门,最后病死了。
他们始终想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一直解决不了,于是爆发了鸦片战争。
鸦片贸易呢,我要讲一个确切的事实,这不是一国的国策、政府行为,是东印度公司的商人,种了鸦片之后卖给中国人。
当然英国政府客观上是有好处的,但英国女皇曾经亲口说过你们鸦片贸易如果遭遇到任何损失,我们英国政府不会保护。
但是他们做了,并且造成了损害。
于是林则徐开始禁烟,非常成功,不管你是做布匹生意的还是做鸦片贸易的,统统抓起来,然后不给水喝,要求把鸦片交出来,不交出来不放人。
英国代办要来解决问题,结果也被关起来。
结果最后烟被交给了义律,义律转交给中国政府。
这个消息六月发生后,在四个月之后传到英国。
那么英国当时是什么表现呢?
虽然说中国政府做的是有些过火,但是这是中国的内政。
既然中国政府要求你把烟交出来,那么我们英国政府需要承担责任。
当时准备把国库里面的2万英镑拿出来补助英国商人。
而林则徐也马上就要升官了,从两广总督上升成为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是在中国总督的地位上是第二级的。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偶然事件,并成为这个战争的导火线。
一个中国在香港的农民,吃醉酒和英国人打架被打死了。
那么林则徐要求把凶手交出来,那么英国人也不知道,就去帖布告。
当时交出来肯定是判死刑,但是英国人认为是过失伤人罪,不应该判死刑。
然后呢林则徐采用了一场“清官办案”的方式,把英国人男女老少关到一艘船上去了,要求一天之内,把这个人交出来,不交出来我把所有的船烧掉。
然后就开始烧船,烧的是一艘西班牙人的船。
烧死了十几个英国人。
这个时候,新加坡的英国兵舰来了,就打了一仗。
真正打起来是半年以后,但这个事情传到了英国,然后群情大怒——居然把所有人都赶到船上,好不容易到香港去偷点水,结果水里面都是毒药,这个太野蛮了,我们要教训教训他们。
然后就派了一支军队,也不是要打广州,就是要去天津去讨一个说法,向皇帝告状。
那么林则徐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件事情?
他为什么那么有恃无恐?
他在给道光皇帝的一封信里面谈了八点理由,第一点,英国的船吃水很深,进不了我们的海岸,所以炮打不到我们的海岸上。
第二点,是英国人的腿是不会弯的。
这是我们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说的话。
这都白纸黑字在《筹办夷务始末》中。
第三点,英国的国家距离我们很远,来回要八个月,所以不会为了这么一件事情来和我们作对。
第四点,英国现在的皇帝是一个小姑娘,只有22岁,和她的叔叔打来打去,不会再为这个事情来打一仗。
第五点,我禁烟那么容易,关他几天就交出来了,可见无能啊。
还有一点,英国人需要茶叶和大黄这两件商品,如果没有会死掉。
所以我们只要禁止出口这两个,他们肯定软下来,因为活命活不了了。
前几年我去福建,林则徐展览馆里面,出来以后我大发感叹,伟大,太伟大了。
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宠辱不惊。
然后就是琦善来解决这个问题。
琦善是个很能干的官僚。
他比林则徐更好的一点是什么,他派人去看了一下。
觉得这个军队打不过他。
炮会转的,炮那么大,炮筒那么亮。
另外我们中国是仁义之邦,怎么可以对普通的老百姓有这样的做法呢?
于是要和平的解决问题,你们回到广州吧,到了广州我们再谈问题,到了广州以后呢,英国的要价很高,既然舟山都打下来了么,那你给我一个小岛,来摆摆货物什么的。
然后呢琦善就做了一件很不对的事情,把香港给割让掉了。
因为他认为这个对于中国来说是最小损失。
但是道光皇帝不同意,又打,一打的话呢,又打败了,不得不签订《江宁条约》,也就是《南京条约》。
在此我不能不强调这场战争的双方的死亡情况。
我们被俘虏1000人,被打死1000多人,受伤2000多人,这仅仅是广州附近的一场战役啊。
你们要是去看看茅海建的一本书,数字大概会更加精确。
而英国只死了几个人。
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啊,是不是说明我们那么的无能?
不是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一个是工业文明,一个是中世纪的农耕文明。
我们的炮还是明朝时代的炮。
你们尽管可以说他们无能,但这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中世纪文明对战工业文明的战争。
另一点,《南京条约》没有规定鸦片可以输入中国,那么鸦片战争是不是应该顺利地把鸦片输入中国呢?
英国人没有提出来,因为他们也知道理亏。
鸦片战争以后,道光皇帝还是没有承认错误。
他的晚年非常后悔,后悔为什么这场战争没有打下去,他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是打不赢的。
应该说,按照传统的标准来说道光是个好皇帝。
廉洁、勤奋、朴素,水平不知道比万历皇帝要高多少倍。
道光皇帝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愧对祖宗,自我惩罚,牌位不放在祖庙里面,在祭天的时候牌位不能够陪祭。
但是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这是文明冲突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意识到呢?
这就是中华帝国改革难以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最有权力的人是皇帝,但是皇帝得到的信息最错误。
能够得到准确信息的往往是那些第一线的谈判人员。
但是他们的想法无法影响皇帝,这正是我们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的问题所在。
然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咸丰皇帝,咸丰皇帝更加顽固。
寸土不让,寸钱必夺,什么都要对抗到底。
把林则徐调出来,准备重用林则徐,而林则徐到了晚年更加保守。
明知道英国人的船坚炮利,却不让他的朋友说出去,回来以后还说民心可用。
咸丰皇帝拒绝一切同西方的谈判。
西方希望通过谈判,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贸易。
西方想按照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标准,而中国不能接受,老百姓又拒绝西方人进城。
而洋人进城又是《南京条约》规定的。
然后呢,洋人就借口亚罗号事件,本来是一个小的事件,出现了海盗嫌疑犯,被中国抓起来,这本来很正常,结果就冲突了。
然后就要进城,把广州打下来。
这又很奇怪,打下广州用了四年。
结果最后又恰好遇到了太平天国运动,咸丰皇帝最后要求都同意了,一共56条条款。
应该说大多数还是通商的条约,但是结果当洋人回到上海的时候,咸丰皇帝又后悔了。
觉得自己吃亏了,尤其是其中有一条,说洋人可以派代表到北京来。
在北京建造一个领事馆,那么咸丰就觉得洋人怎么可以在北京来呢?
而且还要定居,携带家属。
就是把这一条取消掉,在其他部分作出更大的让步。
什么让步呢?
从此以后外国商品进入中国不收关税。
连上海道台都觉得不可思议啊,没有海关收入怎么对付太平天国啊。
我们将心比心,你们愿不愿意被一个这样的皇帝领导呢?
然后呢洋人不同意,还是要去北京谈判建立公使馆,结果么又走错了路,遇到了僧格林沁从俄国买来的大炮。
然后天时地利人和,啪一下就去炸洋人去了。
然后咸丰很高兴,把所有条约撕毁。
结果2年以后,英法派了18000人来,进入天津。
打到通州,我们的皇帝又做了一件傻事情。
把39个谈判代表抓起来,作为人质,认为这个巴夏礼肯定是个头头,抓起来英国人就逃掉了。
结果再进攻的时候,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去了,由恭亲王来处理这个问题,结果发现39人里面有20个人已经被杀掉了,交出来的也都奄奄一息。
英国人准备报复一下。
有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