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梅花一样清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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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梅花一样清档
人与梅花一样清
刘晓闽《中华读书报》（2016年04月13日11版）
王祥夫笔下的传统文人身上都有个显著的中国特性——“清”。
有了“清”为底色，还有一种以“苦”为趣的生活态度。
认识王祥夫先生是从他的文字开始的，但让我深刻品味传统文人及其身上的品性，是从这本《纸上的房间》开始的。
王祥夫笔下的传统文人身上都有个显著的中国特性——“清”。
这个“清”字从作者最爱的梅花身上得到最好的诠释。
他这样写台静农的梅花：
“有骨骼和风致在里边，圈圈点点中无俗尘气”；梅花独有的美则是“周瘦鹃那瘦瘦的一盆宋梅，斜斜的枝子……疏落、寂静、自开自落，就那么很少的几朵，花要少，才能更见其精神”；还有王元章先生题画诗中的“个个花开淡墨痕”“愿留清气满乾坤”。
梅花干净脱俗的“清雅”，疏落寂静的“清静”，留在世间的“清气”，也如这书中人物之风格，台静农、周瘦鹃、齐白石……无一不是一身“清”色，在自己的生活中清气若兰地开放或清静无为地凋落。
有了“清”为底色，还有一种以“苦”为趣的生活态度。
能过清苦的生活，并且善于苦中作乐——“可以在想象中得到无边的乐趣”“在纸上建筑你最美丽的房子”。
其实，不仅这些文人画家，连普通人的生活也“充满了烂漫的诗性”，人们都爱观赏风雪中的梅，为什么？
不会觉得苦又冷吗？
非也，“撑一把红油纸伞，顶着风雪去赏梅，其实是自己已不觉走进了诗的意境”。
原来，那种诗意的感觉与想象，已经将“苦”变成一种乐趣，成为精神追求与视角享受上的一场盛宴。
如此看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细节、态度，也是“诗意地栖居”。
人物品性上的“清”气，生活态度中的“苦”趣，正应合扬州八怪之一汪巢林“清爱梅花苦爱茶”的诗意，有梅花的“清”气与茶香中的“苦”趣为伴的生活，也当真就是一首诗了。
祥夫先生的文字中也有一种难得的“清”。
那种天然去雕琢，清水出芙蓉般干净朴素的气质，与他笔下人物品性之“清”相得益彰，让人如赏梅之“清”、品茶之“苦”一样，走入诗境之中，感到惬意舒适，回味远久。
“老人穿了白布短裤短褂坐在那里，脚下是趿鞋，手里是用旧布缘了边的芭蕉扇，简直是没一点大师的色彩，而大师就在这里！
”某次有人请老人画鸽子，“老人忽然竖起一个手指头问：
‘为什么要我画鸽子？
’不等别人回答，老人马上接着就笑起来，说，‘鸽子不打架。
’这非但是童心，亦是本色。
”这就是王祥夫眼里的齐白石，“白石老人的本色，是从人到画，再从画到人。
白石老人没有上过美院，但他永远是美院的圭臬，白石老人的一生，艰苦而辉煌。
”在《何时与先生一起看山》中，王祥夫写，“先生也似乎没了多大作画的欲望，这是从表面看，其实先生端坐时往往想的是画儿，便常常不拘找来张什么纸……然后不经意地慢慢左一笔右一笔地画起来。
画画看看，看看停停，心思仿佛全在画外，停停，再画画，一张画就完成了……”“吴先生还说：
‘人活到最后就只能是自己一个人……弹琴是一个人，赏梅也是一个人，访菊是一个人，临风听暮蝉也只能是一个人，如果一大堆人围在那里听，像什么话？
开会吗？
’……先生笑着用朱漆筷子在小桌上写了个‘个’字，说：
‘我这是个人主义’……”吴先生口中的个人主义其实是传统文人的本真本色。
《纸上的房间》里所写人物的身上都裹挟着“疏落寂静”“凌寒自开”“勇毅自主”的风骨与本色。
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关于自主的价值这么说过：
“它允许我们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所驱使，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权利框架允许的范围内，成为他的那个自己。
”王祥夫笔下的白石老人、吴先生即是“他的那个自己”。
在我看来，祥夫先生的这篇文字就是写给吴先生的最好祭文，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个远去的故人，还有人人内心深处一直存在，却被忽视遮掩、遗落掉的那个真实质朴、简单本色的“我”。
读画我是外行，但从书中收录的“祥夫画”中，可以看出祥夫先生对自然、生灵和生命倾注的文化情怀与人文关怀，不论是活灵活现的蜻蜓、蜜蜂、蚂蚱，亦或意趣盎然的花花草草，寂静苍茫的山水风光，无不散发古风气韵和乡野趣味，传达了一种恬淡、宁静的生活姿态。
“祥夫体”一如家常絮语，看似随意直白、平淡无奇，细续之下，却每每在细微处见人生，透出清雅文人的本色与追求。
“春随芳草千年绿，人与梅花一样清”，这是祥夫先生最喜欢且年年写的春联，我想这除了一种美好的意境，更是传统文人对高洁品性的至高追求吧。
（《纸上的房间》，王祥夫著，海峡书局出版，31.00元）
“饶舌”时代的快感
黄桂元《中华读书报》（2016年04月13日03版）
“嘴巴”的功能，无非就是进食与说话，所谓美食家与说客的出现，是这两种功能的精彩延伸。
随着现代人类大众审美需求的变化，可以发现舌音的分贝不断加大，舌动的频率日益加快，赫然呈一枝独秀之势，人们由“舌头”获得的快感和利益与日俱增，“大言希声”的典训正在沦为笑柄。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词典里，古人对于“舌头”的观瞻其实并不美妙，随便列举一下，与“舌”有关的成语或俗语即可达百位数，油嘴滑舌、摇唇鼓舌、巧舌如簧、一口三舌、多嘴多舌、翻唇弄舌、乖嘴蜜舌、尖嘴薄舌、鹦鹉学舌、赤口毒舌、巧舌如簧、满舌生花等等，诸如此类，多含贬义。
更有甚者，《诗·大雅·瞻卬》云：
“妇有长舌，维厉之阶。
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
”封建社会休妻规定的“七出”中，有一条就是针对“长舌妇”的，“长舌妇”当然只是一种说法，并非指舌头的生理长度，不久前，美国密西根州的18岁女孩阿德里安娜·刘易斯声称自己的舌头长达10.16厘米（4英寸），可轻松舔到自己的下巴、鼻子、甚至是眼睛和手肘，超过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9.9厘米，但刘易斯不在“长舌妇”的修辞范围，“长舌妇”也并非专指女人，舌长事多，男女不限。
因此先哲总是对人们强调谨言慎行的道理。
有句西谚，就是让人们说话前先将舌头在嘴里转三圈，大概是源于苏格拉底对弟子的一句告诫：
开口前，要用三个筛子筛一下。
孔子主张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则被视为一种传统美德，于是中国的高人名士历来多沉默是金，不苟言笑。
不过，也有一些中国古代的谋略家、雄辩家格外信奉“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并由此演绎出许多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他们要向世人证明，汉字中的“赢”，由亡、口、日、月、贝、凡几个字组成，而口在中间位置，就是起统领作用的。
战国时期最著名的说客是苏秦、张仪二位。
苏秦最初相当落魄，以至于“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进而发愤攻读，“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终于靠游说列国促成合纵抗秦，佩六国相印，而名震天下，他凯旋途经家乡洛阳，家人皆匍匐在地，不敢仰视，由此才有了苏秦讥讽其嫂“何前倨而后恭也”的著名桥段。
张仪最先也很不得志，甚至曾因被怀疑偷窃而遭楚相“掠笞数百”，家人悲辱有加，张仪却不以为然，还问其妻：
“视吾舌尚在否？
”并踌躇满志地自答曰“足矣”，后来硬是凭借口舌之功获得成功。
此外，毛遂自荐救赵于危，晏子使楚不辱使命，张良“以三寸舌为帝者师”，诸葛亮“隆中对策”，“舌战群儒”，凡此种种，其人生中的得意亮点，皆拜舌头所赐。
相传鸠摩罗什在自己大限即近之时，曾起誓“假如我所传的经典没有错误，在我焚身之后，就让这个舌头不要烧坏，不要烂掉”，弟子照办，果然灵验。
对“舌头”魔力的看重，“老外”的疯狂程度往往更甚，堪称登峰造极。
法国人拿破仑相信“一条舌头能抵达300支毛瑟枪”，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能够入主白宫，据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拥有绝佳的口才，其演说时口若悬河，魅力四射，民众往往为之倾倒，也印证了美国人卡耐基的这句名言是有充分道理的，“一个人的成功，15%是靠他的专业知识技能，85%是靠口才和交际能力”，此言出笼逾半个世纪，早已风靡全球，成为现代“成功学”的一大宝典，没有人怀疑，口头表达能力已经成了现代复合型人才的基本素质，于是，仅在美国就有百余所大学设有口才培训内容课程。
在中国，人们对口才的热衷方兴未艾，先觉者开始从娃娃抓起，最近见到有个“2016口才夏令营”正在组织报名，他们许诺家长：
口才决定一切，而“超级演讲家特训营”将演讲训练、口才训练、表演训练融为一炉，一个个全新的孩子将从这里出炉。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饶舌”的时代。
有句成语“巧言令色”，是指人自身所拥有的两种长处，用现代语形容就是舌功与颜值，如果说“令色”是上天所赐的恩惠，那么，“巧言”则多为一个人的后天修炼而成，可望可及。
如今，营销达人孙路弘的口号“说话就是生产力”，已经成为人们励志格言，舌功正在覆盖几乎所有行业，谁都希望自己既是舌尖上的美食家，更要唇舌好使，能说会道，把柔软的“舌头”可以变成利器，为人生圆梦带来无本万利的收获。
在各种电视讲座、清口、直播、选秀、比赛、辩论、感言、现场告白等节目中，名嘴们各施口技，舌音流转，不绝于耳。
舌功的妙处无所不在，“爱要大声说出来”，爱情字眼就像某一时期廉价的口香糖，随处可见，“舌”吻甚至还演成了情人示爱的寻常风景。
“舌头”里可以有蜜，也可以有“毒”。
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毒舌”最早是指有毒的舌头，不会单独被使用，通常只是成语“赤口毒舌”的组成部分，曾几何时，“毒舌”的阴辣、犀利竟可以取悦大众，并产生出其不意的娱乐效果而被效仿、追捧。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的之所以火爆，孟非的妙舌自然是最大王牌，那些来来往往出没不定的年轻女嘉宾，又何尝不是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其中不乏“毒舌”，其收视率居高不下，舌头居功至伟。
据说孟非最近将搭档三位一线“名嘴”做一台全新社交服务类节目《四大名助》，采用“席地而坐”的说话方式，孟非大呼过瘾，表示“如果开心的话，以后我还可以躺下来做节目”，时代真的不同了，那些大牌名嘴，生活的所有角落都可以成为其用武之地。
邮递马车的岁月，“大美无言”是一种只可意会的大境界，“俱往矣”。
“饶舌”时代，人们一上镜就来神儿，一开口就兴奋，一握麦克风就癫狂，翻卷的“舌头”正在成为时尚流行色。
我愿意现代人少一些浮躁，狂动，多几分澄明，静雅。
毕竟，荷尔德林笔下的“人充满劳绩，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生活状态是人类真正向往的家园，抵达之，仅靠“舌头”的快感显然是不够的。
闲读记略（之一）
凸凹《中华读书报》（2016年04月13日03版）
1《礼记·儒行》云：
“多文以为富。
”这勾画出大儒的风范。
而今读书人，进入儒的境界的人几近于无，多为市井小雅，便无“多文以为富”的那个心理屏障，便被乌纱诱、被金钱美色诱，弄得心中忐忑，自秽自惭；若遇时机，便成官场中小走卒，钱场中小仆役，肉场中小掮哥。
信然。
大儒大雅须有自己的品格。
郑逸梅有自己的品格：
“不与富交，我不贫；不与贵交，我不贱；自感不贫不贱，就能常处乐境，于身心有益。
”他有儒的风骨，心理不失衡，静对内心，写出了辰星般繁丽的文章，成为“补白大王”。
他之补白，不是补字纸之空白，而是补自己时光的空白。
人生无空白，便无失落，还追逐身外物象作甚？
安享于“纯洁的精神”。
2聂绀弩以为，人在“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之境，一样有山川日月，一样有可歌可泣的人生。
这话可信。
因为聂氏是经历中人：
他被划为右派，在北大荒的“劳动改造”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山西坐过七年多的牢。
其经历，“坎坷”二字已不能形状。
却从未作自我哀怜，从悲苦中悉心体味生命的甘味，以“滑稽亦自伟”写出了乐观、浪漫，浸透着生命温暖的《散宜生诗》。
“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胡乔木语）
其独一无二，便是苦难中的妩媚。
“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是吴梅村送吴汉槎流放东北时写成的句子。
梅村未到过东北，把东北想象得太坏，感于自己是个文弱书生，年纪也不轻了，已吃不起陌途之苦，所以清廷要他做官，就只好乖乖地做，以免流放或入狱，不生不死。
从此，作为诗人的吴梅村便塌了骨架，失了往昔那高标的风采。
聂绀弩悲叹：
“假如他早知道东北不过像我写的《北荒草》，监狱不过像我写的《怀监狱》，也许他会敢不做官，他不做官，‘诗人吴梅村之墓’的碑石该要高得多啊！
”（《写出来篇答舒芜》）
文人的柔弱，多不是怕死，而是畏苦。
苦不堪言是也。
后继的文人，若心有踌躇，便读一读苦难的花朵《散宜生诗》，若依旧踌躇，索性不做文人吧。
3“所以贵我生，岂不在一身？
一身能复几，倏如流电惊!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此为陶渊明的一番感慨。
这番感慨是人的感慨，不是隐士的感慨。
人生一世，只有一身，且“倏如流电”，过了这个树，就没这个店，现世人生，愁苦再多，再不尽人意，亦不可轻言出世，须好好体验一遭才好。
同意徐诗荃的说法，他说：
“叫芸芸众生趋向毫无所得的仙佛，修往另一世界，骗去一生的精力和光阴，究竟是仙道，佛道，而非人道。
而和尚道士之话，多是鬼话，不宜说给人听的。
人生自有人生之价值和意味!
”（《泥沙杂拾》之五）
去年的《读书》杂志颇发表了几篇关于“归隐”的文章，推崇“大隐隐于市”的观点，并以陶渊明之隐为设论之据。
但作为“古之大隐”的陶潜，居然说出了如上一番极入世的话，不知论者作何感。
眼下，新旧体制交替，市声繁嚣，世象纷呈，已使习惯于旧体制的文人顿感不适。
然稍感不适，便生怨尤，便觉无奈，便求归隐，透出文人的落伍与无用。
若自己无真心归隐，却大作“隐”之鼓噪，怂恿别人去隐，让别人远离温厚的人类情感，在枯寂黯淡的苍茫之途作无益消磨，而自己却在烟粉纸醉中陶浸，最起码，亦是一种恶作剧也。
不是不可以隐，而不是时候，须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拼搏大苦难之后。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对人生已有太深切的体验，对苦难已不屑作不痛不痒的评说，隐也。
4初读汪曾祺的小说《复仇》，不禁有些惊异：
那个为报父仇的少年，在寻找仇人的漫漫时光里，在想象中与那个未曾谋面的仇人对话，居然感到了仇人那不凡的情怀，以至于爱上了仇人，希望被仇人杀死。
与仇人相晤后，果然失去了复仇的激情，与仇人一同开凿山路，心灵找到大慰安。
生活怎么能这样？
！
巴人在其《哭》中写道：
“有友人死了父亲，觉得非常悲痛，然而哭不出。
在父亲的灵前，看亲族皆放声大哭，于是觉得为人子的自己，也非一哭不可，然而偏哭不出。
——越哭不出，越觉责任重大，应该哭；终于欲仿效别人哭声，进而欣赏别人哭声，忘掉了自己的悲痛。
”
这是个奇异的情形，然而却是一个真实：
日前家父仙逝，自己正经历了这般情状，感到生活本身，常出人常理，超人想象。
生活是有道理的，而又是没道理的。
这是一个合理的结论。
忘却宿仇，而与仇人一同开凿山路，是没有道理的；却暗合了佛教“冤亲平等”的思想，在大慈大悲大恶大善的递嬗中，让人看到人类的希望，便又是有道理的。
丧父而不哭，是没有道理的；但悲痛之巨只有自知，示人何益？
况身后的责任正重，比悲痛更具实在的份量，哭不出，便又是有道理的。
大彻悟的弘一法师，临终偈语仅四个字：
悲欣交集。
人生不过“悲喜”二字：
大悲大喜，小悲小喜，不悲不喜，亦悲亦喜，悲中有喜……悲喜一世，没有例外，有什么大不了的？
必须想得开。
从“文从字顺”做起
中国文化报>2016-04-17文/邹德祥
据《北京青年报》4月10日报道，一位书法行业从业者发现，在北京国子监街有一处匾额“聖人鄰裡”四个大字有误，应写做“聖人鄰里”，“裡”是“裡外”的“裡”，不是“故里”“邻里”的“里”，用在这里是个错字。
该报道还说，此匾从2007年挂上至今已经快10年，这位热心人建议赶紧把匾摘下，将“裡”字改正之后再挂上。
识破此匾有错字，我对这位书法人赞赞赞；然而他建议改正“裡”字再挂上，我说他也是错错错。
错在哪里呢？
错在孔圣人不是北京人，他的故里在山东，他的“邻里”怎么可能在北京？
在北京挂“聖人鄰里”匾额，那是不可以的。
“邻里”是家庭所在的乡里，也就是自家的左邻右舍、乡里乡亲。
尽管北京“国子监”曾是明清时期的国家最高学府，时时高挂教育家孔子的画像，但毕竟不是孔子的“故乡”，孔子本人也肯定不曾来此地“周游”，因此“国子监”周边绝不可以说成是孔子的“邻里”。
中国书协这些年一再强调消灭错别字，已经初见成效。
写错了字，写白了字，这样的作品可能就入不了相关展事。
此“裡”非彼“里”的匾额错误，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书法人“识破”了。
另外，书协强调消灭错别字，据说在某些所谓领导那里，也起了作用。
有些原来动辄错字连篇，甚至无错不成“书”，如将“鲲鹏徙北海”篆作“鳏鹏徒北海”之类，就遭到同行挑剔，私下里被人讥为“严重没文化”。
现在他们下笔写字，也开始有所谨慎了，错字见少，也逐渐赢得大家的理解。
北京是全国最高的“文化高地”，随便扔块小石头就会砸到一大群文化人，按说，“此‘裡’非彼‘里’”之类的错误匾额长期挂在文化辐辏之地，这本身就非常让人汗颜。
众多的部门都负有净化街面之责、文字监管之责、文明建设之责、教书育人之责……可是这样的错误还要靠书法方面的人士偶尔去“识破”一次，那么到底这是谁家的失职呢？
据说这个牌匾是当初街道和社区为配合区里集中整治而悬挂的。
当时为了恢复整条街的历史原貌，在做好文物单位修缮的前提下，街道对沿街的各个院落进行了统一的整理。
现在文化机构、管理部门是不是也应该邀请行业协会的有关专家，也来个统一的查访？
毕竟，建设“文从字顺”的文化书坛，这不仅是书协的一大善举，纯洁和净化首都文化，大家都责无旁贷。
（作者为书法评论人）
闲读
第6版：
书法叶鹏飞
我喜欢下雨天，这样来客就少，能静下心来，泡一杯茶，挑一本闲书读读，享受一下清闲。
我的三竹居前，是我15年前亲手种下的竹子，已高至屋顶，遮阴蔽日，每年都遭内子砍伐，但依旧茂盛。
王维喜欢在竹里馆弹琴，而杜甫却不喜欢竹子，要斩其万竿，可见观物因人而异。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我喜伴着萧萧竹声，在窗前听雨，此能助阅读之兴！
《十驾斋养新录》是我最喜爱读的闲书之一，虽然读过几遍，但总记不住，这是“老大徒伤悲”的反映，少壮不努力，现在补读就存遗憾了。
由于数天前遇友谈及八卦方位和毛传转音之类的问题，回答不甚清楚，故趁闲翻书以补。
此书是不分类的杂记，阅完解惑之题后，继续闲读，正读到“沈休文不识双声”及“平水韵”时，甘肃诗友石松先生发来中秋唱和诗，打断了我的阅读之兴。
因我不会上网及发微信之类的现代工具，只会收发短信。
故对着手机细品其瑶章，觉得诗境甚高，惜用的是“窗”和“煌”作韵脚。
我即回短信，笑言我们江南地方作近诗严守格律，不能“三江”“七阳”之韵混用，不和出韵之诗是我的原则，不然，吾常诗友会笑话的。
只数分钟，石松先生即以改后之诗发来：
“淫雨绵绵嗟月隐，清诗厚赐启心窗。
万家灯火驱长夜，韵绕高楼万万幢！
”用“三江”险韵也，我想了一阵，没有妙句步韵唱和，只能作罢。
我起身在茶杯中加水，看着窗外的竹子，清了清眼，雨渐渐细了，我又继续闲读。
看到书中对史书、典籍上的纠误，或释名训诂，动我心处，都在书页上折叠夹条作记号，钱大昕的博学，不得不让人高山仰止。
尤其是书中讲“父母官”称呼的起源在宋代，将王禹偁的诗句作证，读到“虽然天下无不爱子之父母，而却有不爱百姓之官，甚至假其势以恣残暴”之语时，不觉感叹其对现实有警示，发人深省！
这时，家中老猫饿了，跳上书案向我撒娇，赶快起身给它喂食。
刚坐下，这时手机又响，本想不看短信，但忍不住，一看是山东文友自牧先生发来《六十初度》诗征和。
原诗是：
“平淡无奇六十年，编书著文兼办刊。
自耕自牧自知足，青果短柯满东园。
”其诗直抒心灵，言其目前的心境。
此诗用的是新韵，按“平水韵”乃是三韵合用，分别在下平声“一先”和上平声“十四寒”“十三元”中，由于是征和，诗友之情不可辜负，吟诗在意不在辞，不能酸腐于格律音韵，自己也将六十初度了，随即用手机次韵：
“耕云播雨笑年年，妙笔生花处处刊。
甲子一轮朝露起，再栽新果满诗园！
”愿自牧先生六十为开新，更多硕果，遂以短信发之。
这时，窗外雨未止，而风又起，吹着竹子嗖嗖作响，想到杜荀鹤诗句：
“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窗前虽无泉声，却有风声，我赶快关上手机，将《养新录》又翻过一页……
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中华读书报》（2016年04月13日12版）
病来如山倒，除了求医问药，我们真的毫无办法？
当衰老到来时，除了迎接死亡，我们只能得过且过？
面对疾病，我们总是盲目地听从医生的安排；面对衰老，我们则不假思索地把自己交给命运。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其他选择？
在《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中，积极心理学奠基人埃伦·兰格为我们揭开了医生和心理学家没有说出的真相，激励我们成为健康学习者，活出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从托尔斯泰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漫不经心地把自己托付给医学世界，就像他早先把自己托付给社交世界和物质世界一样。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对我们的健康并不好。
如果我们认为某种疾病是不可治疗的或者无法控制的话，那么我们也许绝不会尝试去治疗它，因为我们认为努力是没有意义的。
医学界征服过的大多数疾病，在某个时候都曾被认为是不可控的，实际上，当时它只不过是不确定的，而这一切转变都是从认识上的转变开始的。
调整心态，掌控健康。
在30多年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有关人类心理的重要事实：
追求确定性是一种可怕的心态。
它会让我们的思维抵制可能性，并与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隔离开来。
当一切都确定的时候，我们就无从选择。
对形式的关注超过对内容的关注，这一特点在我们身上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很少质疑医生的嘱咐。
医疗界也很少劳神地要求我们遵从他们的“命令”，他们只是给出“命令”。
与其说他们给出的是“命令”，还不如说是建议，他们只是期待我们不怎么质疑就接受这些建议。
诊断并不是没有用，而且我也绝不是建议人们像疑病症患者那样过度警惕。
我的建议是，用心关注我们的身体，这样，我们就能在出现大问题之前发现那些细微的变化，并将其处理掉。
成为合格的学习者，要求我们把那些从世界中学到的所有东西都尽收眼底、了然于心，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大事情，而且要关注小事情，并且要明白，有时小小的变化就可以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们经常觉得某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并不这样认为。
减掉45斤体重，多么艰巨的任务!
但是，我认为，很少有人觉得减掉28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而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减掉28克的信心。
看过医学课本、咨询过医生之后，他的情况加重了。
当他每天将自己的身体同前一天相比时，几乎觉察不出差别，这样他可以欺骗自己说，恶化速度并不快。
但是，当他向医疗界寻求建议时，一切好像都在恶化，而且是在迅速恶化。
然而，不管怎样，他还是继续咨询医生。
那个月，他换了一个医生，也是一位著名专家，但是，这位著名专家所说的话几乎和第一位医生所说的一模一样，只是提问的方式稍微有所不同。
听过这位著名专家的建议之后，伊万·伊里奇的疑虑和恐惧加重了……体内的疼痛一直折磨着他，而且每次发作起来，持续时间似乎越来越长，程度也越来越严重。
他嘴里的味道变得越来越古怪，他自己都觉得这个味道很恶心。
他的力气和胃口都在变弱。
——托尔斯泰《伊万·伊里奇之死》（TheDeathofIvanIlyich）
医疗界并没有给伊万·伊里奇提供多少帮助。
他所咨询的那些知名医生，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治好他的病，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或者给他提供多少情感支持。
他们只是让他不断地尝试各种疗法和药物，但是结果证明这些疗法和药物没有一个有效。
托尔斯泰的小说向我们展示了许多人都能想象得到的一幅图景，患病之后的最坏情况莫过于此：
患上一种莫名的、不可治疗的疾病，身体每况愈下，内心感到无助。
从伊万的挣扎中，人们可以挖掘出很多意义，而我看到的是：
伊万不是一个很好的病人——不管他对医疗界多失望。
从托尔斯泰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漫不经心地把自己托付给医学世界，就像他早先把自己托付给社交世界和物质世界一样。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对我们的健康并不好。
医生兼作家杰尔姆·古柏曼（JeromeGroopman）曾经说过：
“我们医生需要你们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
我们需要你们质疑我们，在我们自以为了解了很多的时候打击打击我们，在我们误人歧途的时候提醒提醒我们……当医生真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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