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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学诚方志理论

论章学诚方志理论

作者：

张立新

中国方志学历史由来已久，历朝历代所编纂的方志，到今天所能见到的多达八千多部，可谓洋洋大观。

但方志学理论的真正建立还是到清朝中叶。

历史上方志学家们通过编纂方志，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

章学诚正是在前人编纂方志所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并通过自己的编纂方志的实践，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为我国方志学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后人编纂方志学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

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我国杰出的史学家和方志学理论的奠基人。

他生活于充满着浓郁史学氛围的家庭，祖父章如璋“惇行隐德，望于乡党，尤嗜史学。

晚岁闭关却扫，终日不见一人。

取司马《通鉴》往复天道人事，而于惠迪从逆吉凶，所以影响之故，津津盖有味乎其言。

”〔1〕父章镳，“少孤，先祖遗书散失，家贫不能购书，则借读于人，随时手笔记录，孜孜不倦。

晚年汇所札记，殆盈百佚，尝得郑氏《江表记》及五代十国时杂史数种，欲钞存之，嫌其文体破碎，随笔删润，文省而意义更周。

”〔2〕章学诚生长于这样的家庭，虽“二十岁以前，性绝呆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尤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识其理”，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

”〔3〕可见与家庭熏染不无关系。

章学诚从少年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钻研史学，十五六岁时删节改编《左传》、《国语》，这种从少年时期对史学的学习和训练，使章学诚在史学研究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穷毕生精力于治史、修志、讲学以终。

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和《史籍考》等史学著作。

从二十七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并着手撰写方志论文。

从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陆续纂修或参修《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方志。

在纂修志书的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经验，进行志书的理论建设，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方志理论，成为我国历史上方志理论的奠基人〔4〕。

一、志为信史

1．志乃史体

在我国，方志虽然起源很早，但对方志的性质的认识，却一直存在着偏差，即一般认为，方志为地理书。

唐刘知几《史通》中说：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异，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宏之《荆州志》，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

此之谓地理书者也。

”〔5〕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把方志归入地理类，到淸前期，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总目》依然认为方志为地理书：

“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

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

《元和郡县志》颇设古蹟，盖用《山海经》例。

《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

”〔6〕章学诚对于这样的认识是不赞同的，他认为，方志乃“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7〕“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

而后人忽之，则以家学不立，师法失传，文不雅训，难垂典则故也”〔8〕。

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因而他从儒家经典中寻找方志为史书的依据，他说：

“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

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

若晋《乘》、鲁《春秋》、楚《檮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

”〔9〕当时乾嘉学者多主张方志为地理之书，戴震曾与章学诚论辩说：

“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

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

”〔10〕在戴震看来，方志只是记述地理的专书，撰写志书，只需把一地的地理沿革考证清楚就可以了。

章学诚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书”〔11〕，而历史上多数方志撰写者不懂这一道理，“方志一家，宋元仅有存者，率皆误为地理专书。

明代文人见解，又多误作应酬文墨。

近代渐务实学，凡修方志，往往侈为纂类家言。

纂类之书，正著述之所取资，岂可有所疵议？

而鄙心有不能愜者，则方志纂类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襞积，仍是地理专门见解。

”〔12〕按照章学诚的见解，他认为“志乃史体”〔13〕，方志是众多史书之一种：

“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

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1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章学诚认为地方志是地方史，按今天的方志学理论来看，这种理论显然不正确。

但他把方志从纯粹的地理考证学中分出，归为史学范畴，无疑扩大了方志学的学科范围，也提高了方志学的作用。

当然，把方志作为史书看待，并不是章学诚的首创。

早在宋代，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就说过：

“郡国有志，犹国之有史。

”〔15〕但似乎并未引起志家的重视。

到了明代，这个说法开始流行起来，许多方志的序、凡例、跋中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过这个见解，如姚九功在为冯惟贤修的《潞城县志》所作的《序》中说：

“夫志，即古列国史也。

古者列国各有史，以纪时事，触类而推，故郡邑各有志以存实录。

”〔16〕到清代，李绂也提出了“志属于史”的主张：

“志始见于《周礼》，小吏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国史之属也。

春秋列国皆有史，后世郡县皆有志，而后征文考献，千载犹旦暮焉。

……一邑之志与天下之志，无以异也。

”〔17〕不过，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方志学的史学性质给以论证的，章学诚是功绩最大者。

2．志属信史

章学诚在确立了“志乃史体”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志属信史”〔18〕的观点。

他认为：

“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

”〔19〕志和家谱、国史有着共同之处，其义就在于真实可信。

他在论述方志为人物作传时说：

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贵辨真伪。

凡旧志人物列传，例应有改无削。

新志人物，一凭本家子孙列状投柜，核实无虚，送馆立传。

此俱无可议者。

但所送行状，务有有可记之实，详悉开列，以备采择，方准收录。

如开送名宦，必详曾任何职，实兴何利，实除何弊，实于何事有益国计民生，乃为合例。

如但云清廉勤慎，慈惠严明，全无实征，但作计荐考语体者，概不收受。

又如卓行亦必开列行如何卓，文苑亦必开列著有何书，见推士林，儒林亦必核其有功何经，何等著作有关名教，孝友亦必开明于何事见其能孝能友。

品虽勿论庸奇偏全，要有真迹，便宜采访。

否则行皆曾、史，学皆程、朱，文皆马、班，品皆夷、惠，鱼鱼鹿鹿，何以辨真伪哉？

〔20〕

从章学诚的观点看，作为信史的方志，必须以真实为基础，人物传记必有实征，无有实征，无法辨其真伪者，是不能入方志人物传的。

他批评当时的志书编写中的不良现象，“闻近世纂修，往往贿赂公行，请托作传，全无征实，”认为“善恶惩创，自不可废”，“今之志书，从无录及不善者，一则善善欲长之习见，一则惧罹后患之虚心尔。

仆谓讥贬原不可为志体，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直宽隐彰之意同，不可专事浮文，以虚誉为事也。

”〔21〕由此看来，章学诚主张，讥贬人物，并非志书的体例，至于人物的善与恶，只要据实书写，就可以了，这实际上是他“志为信史”的体现。

对于志书中的褒贬问题，钱大昕有不同的看法，钱氏虽也主张据实直书，但又认为应有褒无贬，钱大昕说：

“盖郡县之志，与国史不同。

国史美恶兼书，志则有褒无贬，所以存忠厚也。

公论所在，固不可变黑为白，而桑梓之敬，自不能已。

”〔22〕钱大昕与章学诚的不同，不仅仅是对方志学的作用的认识不同，更主要的是对方志的性质的认识存在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章学诚认为方志乃一方之信史，而钱大昕则折衷章学诚和戴震的理论，将方志看做“一方之征信”即一方地情文献记录。

〔23〕

二、从“四体”到“三书”

1．志书四体

志书的体例是方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方志学家都十分重视志书的体例问题，章学诚尤其重视。

由于章学诚因生活所迫，也因性格所致，一生都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史书，编写志书就成为章学诚实现史学理想的主要途径，他说：

“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因而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一事也。

”〔24〕二十七岁时，从其父修《天门志》，后“屡庸志乘之聘，阅历志事多矣”〔25〕，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从而也为其研究志书体例奠定了基础。

章学诚为方志所创制的体例，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乾隆二十八年后，他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说：

州郡均隶职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国别为史，然义例不可不明。

如传之与志，本二体也。

今之修志，既举人物典制而概称曰志，则名宦乡贤之属，不得别立传之色目。

传既别分色目，则礼乐兵刑之属，不得仍从志之公称矣。

窃思志为全书总名，皇恩庆典，当录为外纪；官师诠除，当画为年谱；典籍法制，则为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则为传以列之。

变易名色，既无僭史之嫌；纲举目张，又无遗漏之患。

其他率以类附。

至事有不伦，则例以义起，别为创制可也。

〔26〕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章学诚方志学的体例，包括四个部分：

外纪、年谱、考和传。

在这封书信中，章学诚显然把这四个部分看作志书的主要体例，从“窃思志为全书总名”一句来看，这里的“四体”，是就方志的总体来说的，并非只对后来“三书”中的“志”所说。

所谓“变易名色，既无僭史之嫌；纲举目张，又无遗漏之患”，正是最好的说明。

但根据他修志的经验，有些内容无法全部包含其中，如何处理它们，当时还没有个成熟的看法，只好根据具体的情况，创立新的体例：

“至事有不伦，则例以义起，别为创制也。

”他说：

今世志艺文者，多取长吏及邑绅所为诗赋记序杂文，依类相附，甚而风云月露之，无关惩创，生祠碑颂之全无实征，亦须入焉。

此姑无论是非，即使文俱典则，诗必雅驯，而诠次类录，诸体务臻，此亦选文之例，非复志乘之体矣。

夫既志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学士著选书籍，分其部汇，首标目录，次序颠末，删芜撷秀，掇取大旨，论其得失，比类成编，乃使后人得所考据，或可为馆阁雠校取材，斯不失为志乘体尔。

至坛庙碑铭，城隄纪述，利弊论著，土物题咏，则附入物产、田赋、风俗、地理诸考，以见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班史取延年、贾让诸疏入《河渠志》，贾谊、晁错诸疏入《食货志》之例可也。

学士论著，有可见其生平报复，则全录入本传；如班史录《天人三策》于《董仲舒传》，录《治安》诸疏于《贾谊传》之例可也。

至墓志传赞之属，核实无虚，已有定论，则即取为传文；如班史仍《史记自序》而为《司马迁传》，仍扬雄《自序》而为《扬雄列传》之例可也。

〔27〕

对于这些文献资料，当时的章学诚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体例，而是延续了以往史传体例各入相应的内容之中。

在后来的《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中，他把志书的以上四种体例又给以概括，并说明了其中原因，他说：

州县志乘，混杂无次，既非正体，编分纪表，亦涉僭妄。

故前书折衷立法，以外纪、年谱、考、传四体为主，所以避僭史之嫌，而求记载之实也。

然虚名宜避国史，而实义当法古人。

外纪年谱之属，今世志乘，百中仅见一二。

若考之与传，今虽浑称志传，其实二者之实，未尝不载，特不能合于古史良法者，考体多失之繁碎，而传体多失之浑同也。

考之为体，乃仿书志而作。

〔28〕

到《修志十议》中，章学诚明确以四体来标明：

“有四体：

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

”〔29〕这可以说是章学诚早年所认为的方志的基本体例。

2．方志三书

到了晚年，章学诚经过几十年的修志实践，在总结早年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方志应有“三书”的体例理论。

在早年章学诚确立“志书四体”义例理论后，先后编写了一系列的地方志，像《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等，虽然这些志书多数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存的完整志书只有《永清县志》一部），但他为这些志书所写的各部分的序例却在后人为其编刻的《章氏遗书》中保留了下来，使我们从中还能看到这些志书的编写体例。

从这些序例中，我们看到，章学诚在志书编写中，并未完全按照他自己所规定的“志书四体”来实际编写，而是作了相应的改动，有些名称上都发生了变化。

这些都说明，所谓“志书四体”，只是他的早年设想而已。

随着实际的志书修撰的实践，章学诚自己主动修正和完善着自己的理论。

例如，他在《和州志》中，没有用外纪、谱、考的名称，而是用了皇言纪、表、图、书、政略和文徴等名称。

在《永清县志》中，他用了纪、表、图、书、政略、传、文徴，在《亳州志》中又增加了掌故，这些变化，都说明了章学诚的志书体例理论，是变动和发展的，在志、文征、掌故三种体裁都被实践所应用后，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基本完善起来，《方志立三书议》的写作，使这一理论才得以最终确立。

他说：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

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徴。

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

〔30〕

章学诚的“三家之学”不仅是其实践的总结，在他的思想中，这三者都是有着经典作依据的，而且，三者又都是被史家所运用的：

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

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

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

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

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

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

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

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政，无空言也。

〔31〕

由此可见，章学诚的方志三书，既有儒家经典《春秋》《诗》《礼》作依据，也有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刘知几《政典》、杜佑《通典》、吕祖谦《文鉴》苏天爵《文类》现成范本的支持，因而他坚信：

“书必成家，而后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

”〔32〕

除三书外，对那些编写三书而剩余的材料，章学诚认为也不可废，建议编为“丛谈”附于三书之后。

丛谈不能合于三书而称四，是因为三书为经要，而丛谈则“攔入则不伦，弃之则可惜”“非必不可缺之书也”〔33〕，因而仿余编、杂志之例作丛谈而附焉。

丛谈不象三书是方志必需之体例，或有或无，应视情况而定。

方志三书的编纂体例，在章学诚晚年所修撰的《湖北通志》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他在《湖北通志凡例》中说：

“仿史裁而为通志，仿会典则例而为掌故，仿《文选》《文粹》而为《文征》。

截分三部之书，各立一家之学，庶体要既得，头绪易清。

”〔34〕可以说，《湖北通志》的编修，是章学诚方志学体例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他的方志学理论最终形成的标志。

〔35〕

三、“史家法度”与“文人不可与修志”

1．方志乃国史之备删

章学诚为何一再强调方志为信史，方志应归于史学中？

细细研究，我们会发现，章学诚是把方志看作国家和朝廷编纂国史的主要依据，认为方志乃“朝史之备删”〔36〕，“为国史取裁”，“史部要删”〔37〕。

他说：

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乎朝廷犹三代比闾族党，以上于六卿；其在侯国，则由长师正伯，以通于天子也。

朝廷六部尚书之所治，则合天下州县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

其自下而上，亦犹三代比闾族党，长师正伯之遗也。

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备籍也。

乃州县掌故，因事为名，承行典吏，多添注于六科之外。

而州县纪载，并无专人典守，大义阙如。

〔38〕

章学诚认为，天下政事，以州县为基础，而史官也必须以州县典籍为主要的纪载来源。

他把历史区分为天下之史、一国之史和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牍，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这天下之史，正是在各国史书的基础上修撰而成，因而他说：

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

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责善而无憾也。

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虞，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

而方志之中，则统部取于诸府，诸府取于州县，亦自下而上之道也。

然则州县志书，下为谱牒传志持平，上为部府征信，实朝史之要删也。

〔39〕

但是当时的州县志乘的修撰，并不能成为史官备籍的依据，以为州县志乘不仅无专人修撰，而且内容虚妄，“间有好事者流，修辑志乘，率凭一时采访，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挟私诬罔，贿赂行文。

是以言及方志，荐绅先生每难言之。

史官采风自下，州县志乘如是，将凭何者为笔削资也？

”“州县仅恃猥滥无法之志乘，曾何足以当史官之采择乎？

”〔40〕为了使方志能够担负起“朝史之要删”的重任，他提出了在州县设立“志科”的建议，他说：

今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实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

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

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盖以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谓师三代之遗意也。

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

〔41〕

设立志科建议的提出，充分说明了章学诚对方志编纂的重视，这重视，也当然源于他对方志“朝史之要删”的重要性的认识。

2．史家法度

章学诚把方志看作信史，认为“志乃史裁”，明确指出其性质属史学范畴，并且把方志作为国家编纂历史的主要依据，对于方志学的编纂，他也明确提出，志乘编纂必须符合“史家法度”。

他说：

“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

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

”〔42〕还说：

“志者，史之一隅；州志，又志之一隅也。

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例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

”〔43〕作为史学体裁的方志，应该具备史学编纂的规矩准绳、方圆，而所谓的规矩准则或方圆，章学诚又称其为史法或史家法度，也就是司马迁、班固和刘向刘歆父子在编纂《史记》、《汉书》、《七略》中所确立的编纂原则。

他说：

体裁宜得史法也。

州县志乘，混杂无次，既非正体，编分纪表，亦涉僭妄。

故前书折衷立法，以外纪、年谱、考、传四体为主，所以避僭史之嫌，而求记载之实也。

然虚名宜避国史，而实义当法古人。

外纪年谱之属，今世志乘，百中仅见一二。

若考之与传，今虽浑称志传，其实二者之实，未尝不载特不能合于古史良法者，考体多失之繁碎，而传体多失之浑同也。

考之为体，乃仿书志而作。

子长八书，孟坚十志，综核典章，包函甚广。

范史分三十志，《唐书》广五十篇，则已浸广。

至元修《宋史》，志分百六十余。

议者讥为科吏档册。

然亦仅失裁制，致成汗漫，非若今之州县志书，多分题目，浩无统摄也。

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产，俱地理志中事也；户口赋役，征榷市籴，俱食货志考中事也；灾祥歌谣，变异水旱，俱五行志中事也；朝贺坛庙祀典，乡饮宾兴，俱礼仪志中事也。

凡百大小，均可类推。

篇首冠以总名，下乃屡分件析，汇列成编；非惟总萃易观，亦且谨严得体。

此等款目，直在一更置耳。

〔44〕

章学诚以考为例，说明了如何在体裁上符合史法。

并且批评了当时的志书在考体上的不合史法：

“而今志猥琐繁碎，不啻市井泉货注簿，米盐凌杂，又何观焉。

”〔45〕如何使志书的编纂符合史法，章学诚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

知方志非地理书，，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

知方志为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于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诗文也。

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绮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法也。

〔46〕

章学诚依据方志的“史家法度”，在方志的撰述范围和门类分别、方志的义理、方志的体例、方志的论断等个方面都提出了比较详尽的要求。

在撰述范围上，他认为应该既要兼顾古今，更要详近而略远；而门类分别上，他认为不可分类过于琐碎。

〔47〕在方志的义理上，他主张方志应像《史记》、《汉书》一样，谨守《春秋》家法，严名分，别尊卑，以有裨于风教。

〔48〕在方志的体例上，他认为要仿效迁、固的做法，兼顾志书特点，作志、掌故、文徴、必要时还可以加入丛谈。

〔49〕在方志的论断上，要求也应像司马迁、班固一样，立论力求谨严，不可随意臧否人物，甚至任加虚誉。

〔50〕此外，章学诚对方志编修中的原文引用、标题拟写，和列女传的写作等方面都作了细致的规定。

3．文人不可与修志

从章学诚对方志学的性质――志乃史体、方志学的作用――备国史之要删和方志学的编纂体例――史家法度等方面的规定来看，他完全把方志学看作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章学诚的思想中，志学即史学。

那么，作为史学的方志，是不是凡为文人，即可编纂志书呢？

对此，章学诚给予了明确的否定的回答：

文人不可与修志。

章学诚对于文人修志多有睚眦。

他认为，文人之文不同于史家之文，“余尝论史笔与文士异趣，文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语言，不可私矜一家机巧也。

”〔51〕“文士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

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

”〔52〕“文士为文，不知事之起讫，而以私意雕琢其间，往往文虽可观，而事则全非；或事本可观，而文乃不称其事。

”〔53〕“文士囿于习气，各矜所尚，争强于无形之平奇浓淡。

……惟法度义例，不知斟酌，不惟辞不雅训，难以行远，抑且害于事理，失其所以为言。

”〔54〕这些论述都告诉我们，文人之文多凭借想象进行创作，而史家之文必有所本，不能凭己意任加窜改。

所以，他认为，文人见解，不可与论史，他说：

大约古今学术源流，诸家体裁，义例多所发明。

至于文辞不甚措议，盖论史而至于文辞，末也。

然就文论文，则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

文，譬之品泉鉴石，非不精妙，然不可测海岳也。

即如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

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矣。

〔55〕

也就是说，史家之文，就在于言而有征，征而有信，这正是与文人之文最大的不同之处。

文人之文如此，其用于修志就可想而知。

他考查了宋元以后的多部志书，由于文人参修，夸饰文辞，不讲史笔，以至于猥滥不经，无足凭信。

他指出：

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滥之书，固可不论，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则往往有之。

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为得其正宗。

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途径不一。

著作之史，宋人以还，绝不多见。

〔56〕

章学诚在评论范成大的《吴郡志》时，虽认为其“文笔亦自清简，后世方志庸猥之习，彼时未开，编次亦尔雅洁”，但更指出文人之弊：

“其五十卷中，官名地号之称谓非法，人氏名号之信笔乱填，盖宋人诗话家风，大变史文格律；其无当于方志专家，史官绳尺，不待言也。

”〔57〕他在评论明代王鏊的《姑苏志》时也是既指出“郡县志乘，古今卒鲜善本，如范氏、王氏之书，虽非史家所取，究于流俗恶烂之中，犹为矫出”更对其不符合方志编纂体例上的地方严加指责“然有荒谬无理，不直一笑，虽末流胥吏，略解文簿款式，断不出于是者，如发端之三表是也”。

〔58〕章学诚就王鏊《姑苏志》中的三表不合法度的地方条分缕析，最后把其失误归结为文人习气：

“凡此谬戾，如王氏鏊，号为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于史裁，又浸渍于文人习气，以表无文义可观，不复措意，听一时无识之流，妄为编辑，而不知其贻笑识者，至如是也。

”他由此得出结论：

“故曰：

文人不可与修史也！

”〔59〕

在章学诚看来，文人不可与修史，不仅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他对当时志书修纂中所存在的种种文人习气，也深为不满，他说：

“州郡立志，仿自前明，当时草创之初，虽义例不甚整齐，文辞尚贵真实，剪裁多自己出。

非若近日之习套相沿，清雋小生，史字未曾全识，皆可奋笔妄修，窃叨饩脯者。

”〔60〕“闻近世纂修，往往贿赂公行，请托作传，全无真实。

此虽不肖浮薄文人所为，然善恶惩创，自不可废。

”〔61〕

从历史上看，文人修史、修志代不乏人，也有著史而流芳百世的，如欧阳修、范成大等。

但在章学诚看来，文人多乏史识、史学，所撰史书、志书多为不伦不类。

章学诚如此贬低文人修史、修志，是因为他把史学的地位看得很高，把史学的作用看得太重的缘故，相应地，他对修史志人的素质要求也就非常高。

他在《修志十议》中提出了修志的二便、三长、五难、八忌、四体、四要的要求：

修志有二便：

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有三长：

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有五难：

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识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有八忌：

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