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三言与二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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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三言与二拍

第六章市井闾巷的世态人情

——“三言”与“二拍”

第一节“三言”、“二拍”的编创者

明代的小说名著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外，还有古代短篇通俗小说的代表作——“三言”与“二拍”。

“三言”是《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的简称，由当时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纂而成。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又号墨憨斋主人、绿天馆主人、无碍居士、可一居士等，长洲（今苏州）人。

他“早岁才华众所惊”，可在科举场上屡屡败北，直至57岁才选为贡生，61岁任福建寿宁知县，“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寿宁县志》）。

65岁归隐乡里。

清兵南下时，曾参与抗清活动，后忧愤而卒。

冯梦龙年轻时曾“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王挺《挽冯梦龙》），与妓女、艺人、市民打成一片。

他酷嗜李贽的学说，崇尚真情，喜爱俗文学。

当时，苏州地区俗文学刊售风气甚浓，受书坊主邀请，他开始从事俗文学的编创活动，曾改编过章回小说《平妖传》、《列国志》，鼓动书商购印《金瓶梅》；纂辑过文言小说及笔记《情史》、《古今谭概》、《智囊》和散曲选集《太霞新奏》；编创了传奇剧本十馀种，合刊为《墨憨斋定本传奇》；收录、编印了民歌《挂枝儿》、《山歌》等等。

而最能代表其俗文学编创成就的，当属“三言”。

“三言”每集40篇，共120篇，分别刊于天启元年（1621）前后、天启四年（1624）、天启七年（1627）。

它们网罗了宋元明以来一些脍炙人口的短篇通俗小说，并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冯梦龙的加工、润饰乃至于再创作，因此艺术成就斐然，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

凌濛初就说：

“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

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

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

”（《拍案惊奇序》）凌氏本人也正是受冯梦龙的影响和书商的请求，才动手编创“二拍”的。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

乌程（今浙江吴兴）人。

出身于官宦家庭，曾希望以仕进荣身，但是科场蹭蹬，直到55岁，才以副贡资格得授上海县丞。

后因政绩颇佳，被擢升为徐州通判并分署房州。

崇祯十七年（1644），房村被李自成部下包围，他亲自登城固拒，在走投无路、四面楚歌声中，忧愤交加，呕血身亡。

凌氏“为人豪爽俊逸，倜傥风流”（《别驾初成公墓志铭》），因科举失意，又受书贾之请，遂“取古今来杂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拍案惊奇序》），先后创作了《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

除“二拍”外，他还精通曲学，著有散曲集《南音三籁》、《燕筑讴》，杂剧《识英雄红拂莽择配》、《虬髯翁正本扶余国》、《宋公明闹元宵》等九种，以及曲论《谭曲杂札》等。

“二拍”每集40篇，共80篇，分别刊于崇祯元年（1628）和崇祯五年（1632）。

后来，可能由于明末清初社会动乱，书板受到损坏，《二刻拍案惊奇》的第23卷与第40卷皆佚失，书坊主遂把《拍案惊奇》的第23卷拿来充作《二刻拍案惊奇》的第23卷，并将凌濛初所写杂剧《宋公明闹元宵》拿来充作《二刻拍案惊奇》的第40卷。

因此，“二拍”实际上只有78篇小说。

“二拍”与“三言”在题材内容、编创方式及艺术旨趣等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故文学史上一般将两者并称。

至明末，“姑苏抱瓮老人”，见“三言二拍”“卷秩浩繁，观览难周”（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故从中萃取40种，略作润饰，编成《今古奇观》，遂使该书成为清代流传最广的短篇通俗小说选本。

第二节“三言”、“二拍”的编创方式

一．冯梦龙的小说观与“三言”的编订

冯梦龙之所以热心于“三言”编订，与他对通俗小说审美教育作用的认识有密切关系。

他认为，通俗小说的特点是“谐于里耳”，不像“六经国史”“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醒世恒言叙》）；好的小说有丰富的情感内容，能以“情”载“理”，以情动人，以理化人，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古今小说序》）。

他还指出小说为了寓教于乐，可以“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只要“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能“激扬劝诱”读者“为忠臣，为孝子”等，就有不可取代的存在价值（《警世通言叙》）。

因为有此认识，所以他才自觉地利用通俗小说来教化民众。

在《醒世恒言序》中，他就公开声称自己编纂“三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喻世”、“警世”和“醒世”，所谓“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通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因此，在编纂“三言”时，他有意选择那些既有世俗情趣又有助于劝惩的作品，进行修订或改编。

例如，《警世通言》卷33《乔彦杰一妾颇家》，改编自宋元小说《错认尸》。

《错认尸》写乔彦杰贪色，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小妾。

小妾不耐寂寞与长工董小二私通，又让董小二诱奸了乔的女儿，乔妻知道后一怒之下谋杀了董小二。

不想又被无赖王酒酒抓住了把柄。

王趁机讹诈，未能得逞，就去官府告发，弄得乔氏家破人亡。

小说意在强调好色的危害，但没有写明王酒酒的结果。

冯梦龙觉得这是个缺憾，因为像王酒酒这样害人的地痞恶棍如果被轻意放过的话，那么天理良心何在？

所以他在原作篇末又增补了一大段文字，让乔彦杰的阴魂索去了王酒酒的性命，并说：

“这番索命，亦天理之必然也。

”这样，原作在戒色的主旨之外，又多了一层对世道人心的反省。

对于有些小说中有伤大雅的地方，冯梦龙也有意识地予以雅化。

例如，他虽然将宋元话本《玩江楼》编入《古今小说》，易名为《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但又觉得它“鄙俚浅薄，齿牙弗馨”，因为该小说把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写成了一个轻薄无行的流氓，说他为了占有歌妓周月仙，竟然指使船夫奸污了她，然后再于玩江楼酒席间吟出她被人奸污后所作的愧恨诗，使她无地自容而委身于己，这显然是有意捏造名人绯闻以媚俗悦众，艺术趣味低下。

冯梦龙对之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说周月仙幽会的是黄秀才，设计奸污她的是刘员外，而县宰柳七却出资为月仙除了妓籍，让她与黄秀才终成眷属。

这样一来，柳七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风流才子、众名姬心目中的偶像。

在他死后，众名姬或以身殉情，或不约而同地“上风流冢”；作品也由此获得了一种对现实的反讽意味，即结尾诗所说的“可笑纷纷绅士辈，怜才不及众红裙”，艺术品位明显提高。

又如，《警世通言》卷6《俞仲举题诗遇上皇》的“头回”部分，出自于宋元旧本《风月瑞仙亭》。

旧本中的司马相如是个色急儿，与卓文君对饮几杯，就笑求枕席之欢；而卓文君略为告诫他不要“久后忘恩”，两人就在瑞仙亭上“倒凤颠鸾，顷刻云收雨散”。

冯梦龙则改写司马相如欲求枕席之欢，遭到文君婉拒：

“妾欲奉终身箕帚，岂在一时欢爱乎？

”随即两人便商量私奔的计划。

这不仅符合一个大家闺秀的身份和教养，而且也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审美情趣：

旧作显得肉麻、刺激，带有市井的俚野和直率；而冯氏所改则较重诗情升华，流溢着儒雅蕴藉的书香气息。

当然，冯梦龙对旧小说的加工、改定，并不仅仅着眼于思想意趣的拓展和雅化，同时还有审美、艺术方面的考虑，也即通过对原作错讹之处的校正，文字的增删、修润和体例的规范、统一等，来体现其个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

例如，被冯梦龙收进“三言”的宋元旧本，其“入话”部分往往草率、阙漏，有的入话只是一首诗，有的虽有“得胜头回”，但较短，且与正话联系不紧，有的干脆没有入话。

冯梦龙为求形式的规范、统一，就一律配置入话，并对原有的入话，或增改，或更换，或强化，或拉长，既使小说的结构形式整饬、规范了，又使“入话”与“正话”的内在关联得到了加强，有效地增加小说的审美容量。

此外，他还将旧话本五花八门的题目作了统一处理。

如旧话本的题目，有的以事为题，如《刎颈鸳鸯会》；有的以人为题，如《碾玉观音》；有的以物为题，如《戒指儿记》。

不仅标题不统一，字数也参差不齐。

冯梦龙将它们一律改成以人物故事为题，且相邻的两个故事标题还基本对偶，字数也均为7字或8字，如《警世通言》卷1“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与卷2“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就是如此。

除了改编旧有的小说外，冯梦龙还亲自编创了一些作品。

历来的学者多从故事情节、语言风格入手，并参照冯氏的一些其他著作来进行甄别，可得出的结论却颇有出入，目前能确定的只有《老门生三报世恩》一篇，因为冯氏在他改订的传奇《三报恩》中曾说：

“余向作《老门生》小说。

”当然，实际篇数肯定不止于此。

不管是改编还是自作，冯梦龙往往都会将个人的思想认识、教化意图、人生感慨、审美情趣等有机地融化在作品的人物、情节的描绘之中，只不过其主体意识在不同的作品中体现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二．凌濛初的小说观与“二拍”的编创

凌濛初对冯梦龙的编纂宗旨颇为赞赏，指出冯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世陋习”，认为小说“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拍案惊奇序》）；并说他编创“二拍”也是“意存劝戒”，“使世有能得吾说者，以为忠臣孝子无难”（《二刻拍案惊奇序》）。

在小说中他常现身说法，如《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所以宣这个话本，奉戒世人，切不可为着区区财产，伤了天性之恩。

”《李克让竟达空函》：

“如今依传编成演义一回，所以奉劝世人为善。

”

凌濛初还从通俗小说的畅销中看到了它的价值：

“支言俚说，不足供酱瓿，而翼飞胫走，较捻髭呕血、笔冢研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也。

嗟乎！

文讵有定价乎？

”（《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在他看来，小说之所以深受读者欢迎，原因就在于它能让读者“拍案惊奇”，所谓“委曲奇咤，最是好听。

”而在读者“奇咤”的同时，小说中寓含的“雅道”也就自然发挥了讽劝作用。

他在《硬勘案大儒争闲气》里就说：

“从来说书的不过谈些风月，述些异闻，图个好听。

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却从不曾讲着道学。

”这就是他的寓教于“奇”之小说观的形象表述。

与“三言”基本属于冯梦龙的编辑、修订不同，“二拍”出自凌濛初个人的编创，并且是以创为主，以编为辅。

如果考察“二拍”的材料来源，就不难发现其中有16篇小说无材料来源或出处不祥，其他小说虽有材料来源，但多数为千字以下的短文，而经过凌氏的改编和创作，它们就变成了数千字乃至上万字的小说。

孙楷第在《三言二拍源流考》一文中曾说：

“要其得力处，在于选择话题，借一事而构设意象，往往本事在原书中不过数十字，记叙旧闻，了无意趣。

在小说则清谈娓娓，文逾数千。

抒情写景，如在耳目。

化神奇于腐臭，易阴惨为阳舒，其功力亦实等于创作。

”既然是以创作为主，那就免不了合理的虚构与增饰，在《拍案惊奇序》中，凌氏就坦言：

“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

文不足征，意殊有属。

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

”其中对“耳目前怪怪奇奇”的强调，就说明了他已具有取材于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加工的独创意识，而这也正是“二拍”中独创成分较多的原因之一。

这里，不妨以《拍案惊奇》卷18《丹客半黍九还》为例，对凌濛初的编创方式略作探讨。

这篇小说是根据冯梦龙编纂的《智囊补》卷27《杂智部·丹客》编创而成的。

原材料两则，只有515字，为便于比较，现抄录如下：

客有炫丹术者，舆从甚盛。

携美妾日饮于西湖，所罗列器皿，望之灿然，皆黄白。

一富翁见而艳之，前揖问曰：

“公何术而富若此？

”客曰：

“丹成，特长物耳。

”富翁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为母使炼之，客之铅药，练十余日，密约一长髯突至，绐曰：

“家罹内艰，求亟返。

”客大恸，谓主人曰：

“事出无奈，烦主君同余婢守炉，余不日来耳。

”客实窃丹去，又嘱妇私与主媾。

而不悟也，遂堕计中，绸缪数宵而客至，启炉视之，大惊曰：

“败矣，似有触之者。

”因詈主人无行，欲掠治妾，主人不能讳，复出厚镪谢罪，客作怏怏状去。

主君犹以得遣为幸，而不知银器皆伪物，妾则典妓为骗局也，翁中于贪淫，此客亦黠矣哉。

嘉靖中，松江一监生，博学有口而酷信丹术。

有丹士，先以小试取信，乃大出其金而尽窃之。

生惭愤甚，欲广游以冀一遇。

忽一日，值于吴之阊门，丹士不俟启齿，即邀饮肆中，殷勤谢过，既而谋曰：

“吾侪得金，随手费去，今东山一大姓，业有成约，俟吾师来举事。

君肯权作吾师，取偿于彼，易易耳。

”生急于得金，许之。

乃令剪发为头陀，事以师礼，大姓接其谈锋，深相钦服，日与款接。

而以丹事委其徒辈，且谓师在，无虑也。

一旦复窃金去，执其师，欲讼之官，生号泣自明，仅而得释。

及归，亲知见其发种种，皆讪笑焉。

经过凌濛初捏合、编创，它们就变成了长达10210字的精彩小说。

凌氏是怎样编创的呢？

首先，他把这两则本来互不相干的故事捏合在一起，主要人物统一为松江监生，说他姓潘，酷信丹术；同时，调整了叙事角度，从潘氏的角度详叙前者，略叙后者；原材料写丹客如何设局骗人，没有什么悬念；小说则写潘氏如何痴迷炼丹，堕入局中而不醒悟，叙事过程中悬念迭生，引人入胜；至于叙事旨趣，也由原来突出丹客之狡黠，转换成讽刺潘氏之贪痴、愚蠢，劝惩之意甚为显豁。

其次，添枝加叶，展示过程，把本来极简略的记述演绎成为一篇情节曲折、趣味盎然的讽刺小说。

松江监生为何上当？

原材料说他痴迷炼丹，“中于贪淫”，但未写他“贪淫”上当的具体过程，而这正是导致情节变化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最能刺激读者阅读兴味的地方，凌濛初于是从监生的视角展开了鲜活、细致的敷衍：

先写潘氏偷眼看去，那小娘子果然生得丰姿美艳，体态轻盈，只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接着写潘氏与小娘子见面，就“好象雪狮子向火，不觉软瘫了半边，炼丹的事又是第二着了”；然后又写他心中的一段痴想：

“这个人有此丹法，又有此美姬，人生至此，可谓极乐。

且喜他肯与我修炼，丹成料已有日。

只是见放着这等美色在自家庄上，不知可有些缘法否？

若一发钩搭得上手，方是心满意足的事。

而今拼得献些殷勤，做工夫不着，磨他去，不要性急。

且一面打点烧炼的事。

”于是，他便“时时送长送短到小娘子处讨好”；丹客假装奔丧去后，潘氏色心愈炽，“一眼估定这小娘子，恨不得寻口水来吞他下肚去，那里还管炉火的青红皂白”？

他还卖弄诗才，作诗勾引小娘子，终于设法将小娘子弄进丹房，成其好事。

作者紧扣潘氏贪财又贪色的性格心理，对其色令智昏、贪鄙可笑的言行心理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摹绘，还有意用诗赋对性爱场面作了露骨的渲染，这样就使情节发展、变化得到了有力的表现，故事的趣味性、吸引力也大为增强。

再次，增添了原材料中未提及、未暗示的情节内容。

小说写潘氏接连几番受骗后，流落异地，乞讨回家，路遇曾与他偷情的小娘子，小娘子怜其落魄，赠与盘缠，告知潘氏她是妓女，当初与丹客一起设局骗他，劝他以后再不要痴迷炼丹，潘氏这才如梦方醒。

这个结尾就是凌濛初增加的，意在强化小说的劝化之旨。

另外，凌濛初还在开头、结尾处增添诗词，发表议论，奉劝世上好丹术者引以为戒。

通过这篇小说与原材料的对比、分析，再结合“二拍”中其它小说的编创情况，可知凌濛初的编创特点是：

1、注重展示故事情节发生、变化的过程，追求情节的传奇性与趣味性，甚至带有媚俗倾向，如不少小说都有较露骨的性描写；2、注重细节描写，语言泼辣、恣肆，表现力强，能胜任各种情调、氛围的描绘和渲染，其叙述功力不亚于冯梦龙，并且更有个性特色；3、注重揭示世俗生活中人性的阴暗面，诸如贪婪、自私、放纵、愚昧等，讽刺意味浓厚；4、注重小说的劝惩教化意义，叙述者声音突出，尤其在故事开始前总是议论风生，正文中也不时穿插议论，结尾处再次点明教化之旨，致使有的小说如同一篇议论文，故事本身反倒变成了论据。

当然，凌濛初在改编过程中体现的独创性的大小，与他依据的素材详略、多寡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素材叙事较详，那么他只须在此基础上进行细节的增衍，使其更为生动、丰满即可；反之，则要在情节的编织与虚构、细节的描绘与渲染、人物性情的展示和主旨的强化等方面多下功夫，这样其独创成分自然也就多起来。

第三节“三言”、“二拍”的时代意蕴

“三言”、“二拍”主要描绘的是市民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五花八门的事情，它们“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形象地反映了市井闾巷中变幻莫测的世态人情。

虽说这两本小说集中的不少作品还带有比较浓厚的劝惩、教化意味，但是它们又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新观念和新风尚，展示了正在勃兴、壮大的市民阶层的精神风貌。

一．婚恋观念的时代嬗变

本来，按照传统的婚姻观念，“贞节”对女子来说，无疑比“情爱”更为重要，所谓“妇人贞洁，从一而终”，“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等，都意在强调“贞节”是女子的安身立命之本。

但是，到了明中后期，由于城市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心理、世俗风尚的巨大转变，“节”比“情”重的传统观念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从“三言”、“二拍”所写的婚恋故事中就可略窥一斑。

（一）对少女偷情、私奔的宽容与同情

在“三言”、“二拍”中，与人偷情或私奔的少女屡见不鲜。

如《警世通言》卷29《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少女李莺莺，与张浩私定终身，当她得知张浩为叔父所逼而另娶她人时，竟然到官府指控张浩“忽背前约”，要求府尹陈公“礼顺人情”，并在公堂上大胆宣称私奔无罪：

“女非媒不嫁”，此虽至论，亦有不然，何也？

若文君心喜司马，贾午志慕韩寿，此二女皆有私奔之名，而不受无媒之谤。

盖所归得人，青史标其令德，注在篇章，使后人继其所为，免委身于佣俗。

这种言论颇有点惊世骇俗，它痛快地吐露了女子们希望自择佳配的强烈心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们的人性觉醒意识。

而陈公也相当开明，居然肯定了莺莺以“情”抗“礼”的做法，他对李莺莺说：

“天生才子佳人，不当使之孤零，我今曲与汝等成之。

”

《醒世恒言》卷28《吴衙内邻舟赴约》，还用“前缘”来为女子的幽期偷情作辩护：

“古来才子佳人往往私谐欢好，后来夫荣妻贵，反成美谈，天公大算盘，如何又差错了？

看官有所不知。

……若是五百年前合为夫妇，月下老赤绳系足，不论幽期明配，总是前缘判定，不亏行止。

”《喻世明言》卷4则把少女偷情的责任推在父母身上，说：

“男大当婚，女大须嫁，不婚不嫁，弄出丑吒。

多少有女儿的人家，只管要拣门户，扳高嫌低，担误了婚姻日子。

情窦开了，谁熬得住？

”这段议论是冯梦龙在把《戒指儿记》改编为《闲云年庵阮三冤债》时添加的，可见冯氏对少女偷情的理解与同情。

至于“二拍”，则对少女偷情、私奔，则作了更大胆的描写与肯定。

如《拍案惊奇》卷23《大姊魂游完宿愿》中的吴兴娘，在未婚夫崔生来到她家时，就主动前去私会，说：

“如此良宵，又兼深夜，我既寂寥，你亦冷落。

难得这个机会，同在一个房中，也是一生缘分。

且顾眼前好事，管甚么发觉不发觉？

”崔生碍于礼教，推三阻四，她竟“勃然大怒”：

“吾父以子侄之礼待你，留置书房，你乃敢深夜诱我至此！

将欲何为？

我声张起来，去告诉了父亲，看你如何折辩？

不到得轻易饶你！

”吓得崔生立即依从。

两人偷欢月余，兴娘又提出私奔：

“依妾愚见，莫若趁着人未及知觉，先自双双逃去，在他乡外县居住了，深自敛藏，方可优游偕老，不致分离。

”结果，两人夤夜逃走。

同书卷29《通闺闼坚心灯火》中的罗惜惜，则因父母嫌贫爱富，置其意愿于不顾，于是便不计后果地与情人张幼谦幽会，还断然宣称：

“我此身早晚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么！

”同书卷12《蒋震卿片言得妇》中的陶幼芳，也因对父母包办婚姻不满而移情别恋，约情人一道私奔。

陶父知情后亦不怪罪，反说：

“此正前定之事，何罪之有？

”作者在故事结尾处说，这是“前缘分定，天使其然”，还说：

“此等新闻本可传。

”通篇没有一句指责女子私奔不合礼法的话，流露的完全是一种津津赞赏的情调。

联系“三言”、“二拍”产生的时代环境来看，小说对少女偷情、私奔表现出来的宽容与同情，无疑与当时激进的人文主义思潮息息相通。

如李贽在《藏书》卷37《司马相如传》中就对卓文君私奔相如一事十分赞赏，说：

“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

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计事？

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

”这种看法与小说中莺莺的话不就如出一辙吗？

这说明反对婚姻礼法对女性的过分束缚，要求给予女性一定的婚恋自由权利，不仅是女性的吁求，作者的呼声，也是时代的声音，它预示了人性逐渐觉醒的春天的到来。

（二）对女子失节的原谅与理解

“三言”、“二拍”中还有不少作品表现了对失节妻子的同情和谅解。

如《喻世明言》卷1《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蒋兴哥告别新婚燕尔的妻子王三巧，远出经商，久而不归。

三巧无法忍受深闺寂寞，与人通奸。

蒋兴哥发现后，既气恼又懊悔，心想：

“当初不该贪着蝇头小利，撇她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

”可见，他已意识到妻子红杏出墙，乃是少年守寡所致，所以回家后，他一面休了妻子，一面又“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而且“心中好生痛切，睹物思人”，并在三巧儿改嫁之夜，送给她16个箱笼细软作赔嫁。

这种对人的情欲的谅解，这种不纯以贞节观念为准则的夫妻感情，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不是很罕见的吗？

它形象地昭示了贞节观念所发生的时代裂变。

这种裂变在“二拍”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如《二刻拍案惊奇》卷34《任君用恣乐深闺》写杨太尉姬妾想方设法与馆客通奸，凌濛初议论道：

“岂知男女大欲，彼此一般”，“枕席之事，三分四路，怎能勾满得他们的意，尽得他们的兴？

所以满闺中不是怨气，便是丑声，总有家法极严的，铁壁铜墙，提铃喝号，防得一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们的身，禁不得他们的心。

略有空隙，就思量弄一场把戏。

”这便从自然人性论的角度，肯定了“男女大欲”乃是人的本性，认为一旦这种本性受到严重压抑，它便会千方百计冲破禁锢，寻求实现的途径。

一些小说正是从这个角度，对妇女通奸表现出一种难得的谅解和宽容。

《二刻拍案惊奇》卷38《两错认莫大姐私奔》，写莫大姐因丈夫时常在外当差不归，故不耐寂寞，与人私通，被丈夫发觉后，干脆约情夫私奔他州外府，并沦落风尘。

可其夫徐德并不因她多次通奸并携财私逃而恨之入骨，也未因奸夫杨二郎破坏其家庭而力图使杨多受折磨。

相反，他竟让这两人如愿地成了夫妇。

官府也没难为莫大姐，反倒把乘机冒充杨二郎拐带莫大姐的郁盛严惩了一顿。

作者还风趣地说：

“这莫非是杨二郎的缘分？

”虽然他认为这并非“美事”，但毕竟默许了莫、杨的私情和结合。

于此不难看出，传统的贞节观念确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悄然发生变化，逐渐朝着合乎人性的方向发展，显示出情重于节的迹象。

而对于那些由于外在变故导致的妻子失节，其丈夫通常更能予以同情和凉解。

如《喻世明言》卷17《单符郎全州佳偶》，写邢春娘为乱兵所掳，转卖全州为娼，更名杨玉。

后来其未婚夫单符郎任全州司户，与杨一见钟情，询其家世，方知正是春娘。

于是便为其脱籍，结为夫妻。

这种甘娶风尘之女，不以失节易念的行为，不正是对传统贞操观的漠视吗？

它真切地表现了以情义为重，理解、同情失节女性的新的道德意识。

《拍案惊奇》卷6《机中机贾秀才报怨》，写巫娘子被人用计奸污后意欲自尽，其夫贾秀才却宽慰她说：

“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肯失节，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

”这话说得多么通达！

同书卷27《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入话”写王从事夫人受恶人拐骗，卖给人作妾五年，最后两人偶然相逢，重又团圆，这自然也是视情为重，视节为轻的表现。

《二刻拍案惊奇》卷6《刘氏女诡从夫》写金定与妻子刘翠翠情意款洽，不料翠翠却为张士诚部下掳掠。

金定非但没有因妻子失节于匪而恋情稍减，反而循迹追踪，谋求重聚，并终因团圆无望，忧病至死。

这种轻节重情，为情而死的行为，是多么地感人肺腑啊！

至于那些为复仇忍耻而失节的女性，在当时也颇受人们敬叹、称扬。

如《醒世恒言》卷36《蔡瑞虹忍辱报仇》中的蔡瑞虹，在合家被强盗陈小四所杀、自己也沦入强盗之手时，她并非不想自尽，但考虑到“一人之廉耻小，合门之仇怨大”，所以便忍耻失身于贼，后来又三易其夫，直到报了仇，方才以死明志。

如果按传统观念，她的行为无疑是与贞节观格格不入的，一次失身尚且可耻，何况三易其夫呢！

但人们并没有鄙弃她，反倒“人人垂泪，俱赞其孝节”，后来又“圣旨准奏，特建孝节坊”。

这种对女子失节行为的谅解与同情，不正表明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传统节烈观念的新理解和新认识吗？

它与程朱理学对妇女贞节操守的片面要求，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