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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关系定势与权力策略
夫妻关系“定势”与权力策略
郑丹丹 杨善华*
一、引言
家庭权力是家庭及妇女地位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
以往对家庭权力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
资源理论用家庭决策来衡量夫妻间的权力对比,并用资源的可得性对这种决策差异进行理论解释(埃什尔曼,1991;凯勒阿尔等,1998;LiatKulik,1999)。
女权主义者则用父(男)权制来解释家庭中的权力现象,认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父权制规范才是影响家庭中权力分配的根本原因(沃特斯,2000;CandaceWest&DonH.Zimmerman,1987;VeronicaJ.Tichenor,1999;GreerL.Fox&VelmaM.Murry,2000)。
如果采取后来很多学者所持的泛化资源观,把父权制规范看作一种规范资源,那么二者具有理论同质性,争论的焦点转化为哪一种资源在决定家庭权力分配时占优先地位,对家庭权力的研究也就基本等同于“谁由于什么原因占有更多的家庭权力”这样一个问题。
究其实质,这两种理论取向都持一种物化的权力观,将权力视为一种可以交换的实体或是影响他人的努力。
由于对“决策”的实际强调和依赖,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对权力的考察范围:
不论理智上多么清楚权力的多面性,一旦落实到研究中,就会将与决策无关的内容撇除出去,最终在实际上把权力与决策等同起来,并相应地使用问卷方法收集资料,忽视了现代家庭生活中大量与决策无关的权力表现形式,阻碍了对家庭权力过程的有效研究。
本文试图由新的视角切入,拓展家庭权力研究的思路,即不再把权力过程①作为一种补充,而是作为一种权力表现形式来进行研究,将夫妻生活中丰富生动的互动过程纳入研究范围。
根据福柯的权力观,权力不是物,因而不能交换;权力是流动的,因而也没有固定的形态,不存在始终不变的权力模式(Foucault,1982)。
换言之,权力总是表现为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寄寓于一系列事件之中,通过这些事件在互动过程中得以型塑(shaped)。
所以,通过对家庭中夫妻互动具体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透视权力关系如何同时体现为一系列的权力技术、策略。
现象学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者,总是运用手头的库存知识,按照某种自然态度,来应对各种不同的情境,采取的是一种“想当然的”、“合乎情理”的处理方式(许茨,2001)。
“手头知识库”是个体用以指导行为的框架。
在家庭生活中,夫妻间的相处、互动也会型塑出类似个体手头知识的一种针对夫妻关系的手头知识,我们称之为“关系定势”。
②它既会通过一种“不言自明”的“自然态度”指导个体的行动,也会给个体的权宜性行动以足够的创造空间。
正是在这些权宜性行动中,关系定势被型塑,各种权力技术得以运用,权力得以体现自身。
常人方法学对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行动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
他们认为行动并非按照事先规定的规则进行,而是行动者根据局部情况,根据场景条件,依赖自身“永无止境”的努力完成的。
正是在这种权宜性行动中,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依赖行动者复杂的技术、方法得以完成;行动者运用自身能力来生产、再生产或改变行动的结构。
“场景”界定、“索引性”关联以及行动的“可说明性”等内容是行动者赖以行动和建构现实感的几个重要手段(李猛,1999b)。
基于这些理论认识,本文试图立足家庭中夫妻间的互动,通过对一系列事件的叙述和刻画,分析夫妻关系定势③型塑、维护和突破过程中个体的各种权力策略和技术。
之所以侧重对关系定势的研究,是因为权力正是在这样一些具体事件、关系和过程中体现自身的,对这些事件的深入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权力技术和策略。
这对家庭权力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为了突出过程,本研究没有采取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和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而是采用质性研究的思路和个案访谈的方法,通过对一些家庭事件的刻画和分析来透视家庭中的权力策略和权力过程。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来自郑丹丹从2001年4月到2002年3月期间在北京、杭州、景德镇、武汉等地对33人访谈所得的资料(其中男性16人,女性17人)。
二、夫妻关系定势型塑中的权力技术
案例之一 个案bj01(女)和个案bj02(男)是大学同学,bj01从小喜爱文学作品,向往幸福、快乐的家庭生活。
bj02从小家境贫寒,对文学作品没有任何兴趣,他说,“我认为感情没有什么问题。
我是个平淡的人,过实在的日子。
既然结了婚就有感情。
我这个人跟谁结婚都一样。
”
bj01说,每当她提出要交流感情时,bj02都认为她不踏踏实实过日子。
他认为所有的家庭都和他们的一样平淡。
bj01觉得应该有幸福的浪漫的家庭,bj02就说:
“哪有?
你怎么知道的?
你问了别人吗?
”bj01说这种事好问的吗?
所以也没有结论。
如果用电视作例子,bj02就会说,“电视上的东西能信的吗?
那都是假的,编出来哄你们这些女人眼泪的。
这么大年纪了还不好好过日子。
”日子久了,bj01有时候就觉得是不是真像bj02所说的那样,自己不好好过日子,老想些虚幻的东西。
bj01觉得bj02总是从根本上否定自己的需求,大到感情交流,小到春天出去照相什么的。
有时抱怨bj02大男子主义,bj02并不否认,说,“我是大男子主义,可男人都这样”。
bj01说可能大多数男人都这样,但总有不这样的。
“哪有?
”bj01说“我爸我哥就不这样”。
bj02会说,“别拿你爸和你哥打比方,世界上哪有几个像你爸和你哥那样的?
”相反,bj02的单位大扫除,他回来后就会对bj01说,“我们科长的老婆来给他擦玻璃”,又说谁谁的老婆来替他扫地。
具体到家庭矛盾,bj02也表示俩人有时会为小事不快,“比如说上街吧,走着走着,她不走了,非要你拉她才走,耍小孩子脾气。
我就不拉”。
bj02认为这是故意折磨人、耍脾气。
碰到这种矛盾他们通常“互相不理呗。
我不理她,她也不理我”。
“一般过些时候也就好了,大多数时候是她来找我”。
至于原因,他认为“我个性比较强。
总是有一个人让步的嘛”。
bj02认为,社会上一般还是女的让步比较多,他觉得这跟传统有关,“中国就这样。
比如美国吧,大家都讲平等,也合理,中国大家都这样,也合理”。
bj01在很多事情上懒得(或不愿)做主,因为“他老说你呀”。
比如他们家原来的电视机买的时间长了,④bj01要求再买一个,“每天没有任何娱乐,也没什么感情沟通,就是个看电视,还不买个好点的?
!
”这是bj01的看法,她认为日本进口的电视比国产的好。
可bj02认为国产电视各方面质量一点也不比进口的差,价钱则差了一大截,“那不是花冤枉钱嘛!
”
在这一轮争执中,bj01占了上风,他们买了一个日本进口的电视机。
可是从此就不消停,只要那个电视有任何毛病,或者说只是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好处,bj02就会不停地唠叨,“你看,我说买国产的吧,你非不听。
跟我犟。
你看,花冤枉钱了不是?
!
”包括后来他们离开了那个地方,电视被送给了bj01的父母。
这也是一个事:
“你看,咱们都快走了还买个电视,浪费钱。
”
bj02认为自己家里没什么大事,因为自己“比较特殊”。
他的解释是“我比较平淡,怎么都行,我不太在意很多事情。
我们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进而他承认,家里的“小事”一般还是他做主。
然而他立刻补充说,“但我也不太计较,她要做什么我也不管。
比如说买什么衣服呀,我总是要她买,要买什么买什么吧,我无所谓的。
比如说上次买电视机,就在出来⑤前半年,她非要买,买就买吧,我无所谓。
结果家里两个电视,给一个给她妈妈了。
她非要买进口的,那就买吧,其实我觉得国产进口差不多。
不就两千多块钱嘛。
”⑥
我问他,“你也不在乎?
”
他一带而过,“当然,后来我也说过一两次。
我说你看这事办的。
”
我追问,“为了让她下次听你的?
”
他笑着承认,“有这个因素吧。
”
bj01后来说,“他才不是只随便说说呢!
他就是指责。
”bj01觉得在bj02面前总是被压抑,受打压。
“我有时候觉得他是故意的。
非要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好。
他最喜欢说我不顺着他,惹他生气了,跟他犟。
可能因此老是要打击我。
”从这些简单的对话和情境中,我们可以看到,bj02运用了一些权力策略来维护他的定义权,将他自己的手头知识和自然态度定义为双方相处的模式和关系定势。
下面我们对这些权力策略作一些分析。
个体在社会世界中所面临的情境首先是他所要对付的问题——这个世界首先向他提供了无数开放的可能性,他根据自己的主观兴趣以及其生平情境的相应成分,对这些可能性加以怀疑和选择,最后确定由经过选择的可能性所构成的情境。
解释这种情境就是个体行动者在其中进行的最基本的行动,因为个体进行这种界定所使用的方式确定了这种情境在他的世界中所具有的状态(霍桂桓,1996:
353)。
由此可见,情境定义是所有权力技术的根本和出发点。
以下是笔者抽离出的个案bj02所使用的几种影响情境定义的权力技术。
⑦
(一)通过“场景界定”进行有选择地关注和有系统地忽视
进行“场景界定”就是在无穷的开放的可能性中形成区别,确定什么是“可见的”,什么是应该“有系统地进行忽视”的。
换言之,针对一件事,什么是和它相联系的,什么是与它无关的,这些都需要通过界定加以把握。
通过这种划分和区别化,生活中具体的场景得以界定(参见李猛,1996),生活的秩序得以建构。
在本例中,个案bj02很娴熟(或武断)地使用了这一权力技术。
关于什么是过日子,他坚持认为应该“踏踏实实、平平淡淡”,并下了一个判断“所有的家庭都一样,还不都是过日子”。
对于这一点,个案bj01提出了质疑,bj02的策略是“哪有?
你问了别人吗?
”bj01没有去问别人,因此那种或许有的生活方式就被他冠以并不存在的名义。
即使bj01拿出一些证据,比如说电视上的一些情节,bj02也很轻易地否定了这一证据的充足性,“电视上的东西也可以相信的吗?
那都是假的!
”bj01所向往而bj02认为不切实际的生活方式就这样被bj02通过界定而系统性地忽视了,被定义为和他们的具体生活不相关的东西。
bj02坦然承认自己是大男子主义,可是他强调男人都这样,这一事实因此有了合法性。
正如他自己说的,“大家都认同的事情就是合理的”。
bj01对此有异议,并提出了实际的例子:
她的父亲和哥哥。
可是bj02的说法是,“少拿你的父亲和哥哥来举例。
有几个男人像他们那样的?
”他的例证是“我们科长的老婆来给他擦窗户”。
bj02通过否定bj01所举例子的合法性,将之定义为和自己生活不相关的事情,而“科长老婆”则是和他们生活具有可比性的例子,是他们应该关注的事件。
通过这样一种权力策略和技术,bj02有效地过滤了不利于自己既有手头知识和自然态度的参照物,得以使自己在既有框架下安全地生活,并将自己的知识定义为他们夫妻生活应该遵循的定势。
(二)通过建立范畴类型确立行为规范
日常生活中,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交往总是建立在某种“类型化”的知识基础上,这种通过一体化(unification)过程而得到的“范畴”知识(比如“女人是什么样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等)是社会行动者借以认识世界、建立彼此联系的重要手段。
同时这种范畴类型知识通过建立身份认同,确立行动的合理性和依据,也能有效地规范个体行动、影响夫妻互动和权力关系。
bj02比较成功地运用了各种范畴类型知识来建构他们生活的合理性:
首先,男人都是大男子主义,“我们科长的老婆”(女人)来给他擦窗户。
他通过情境定义所希望建构的是关于男女的某种应该的角色规范;然后,“像你父亲、哥哥那样的男人有几个”,也就是说,“你父亲和哥哥”不属于bj02界定的“男人”范畴,那是另类男人,不能作为我们的范畴知识存在,也不足以动摇我们的范畴知识和角色规范;还有,我们大男子主义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大家都这样就合理”,如果有的地方讲平等,那一定不是中国,那是异邦,是和我们不同的范畴;最后,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特殊,我是个平平淡淡的人”,所以我应该过踏踏实实的日子。
而“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不踏踏实实过日子”。
显然,bj02认为bj01和自己都应该在类似的范畴之内,也就是说,即使有和我们不一样的,那也是其他人——不特殊的人,不平平淡淡的人,年纪不够大的人,所以,你和人家比什么!
因此,我们应该过我们这种范畴的人所应该过的日子。
(三)通过质疑对方资格能力确立优先资格
买电视是bj02通过质疑bj01成员资格能力实现自己的控制的一个例子。
其实正如bj02所说的,“不就两千多块钱嘛”,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在乎钱的人(bj01也这么认为),而且“比如说买什么衣服呀,我总是要她买,要买什么买什么吧,我无所谓的”。
但是一再强调自己“无所谓、不在乎”的bj02为什么对这“两千多块钱”耿耿于怀呢?
他自己一语道破天机:
为了让她下次听我的!
bj01的感觉很说明问题,“他才不是只随便说说呢!
他就是指责”。
“我有时候觉得他是故意的。
非要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好。
他最喜欢说我不顺着他,惹他生气了,跟他犟。
可能因此老是要打击我”。
bj02对bj01资格能力的否定具体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bj01春天想出去照相,bj02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根本否定bj01的需求,使bj01觉得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是荒唐的。
甚至包括bj01所学的专业、所做的工作,都一概被bj02贬为“有什么用啊?
!
”bj01常常被搞得很沮丧,认为自己一无是处。
bj02通过对bj01的打击、否定使得她认为自己不对、不好,不能与bj02抗争。
bj02也通过这一过程确立了自己的资格能力,把自己界定为合格的成员,有资格定义家庭事务的人,因而可以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家庭的意志。
但是即使夫妻间型塑出了某种关系“定势”,这种定势也只是给行动提供框架,个体还需要在具体的情境中权宜行事。
正是在这种权宜行事的过程中,夫妻双方在互动中进行着种种权力实践。
一方面,夫妻互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某种新颖经验,夫妻双方或一方为了维护既有的现实秩序感或关系和谐稳定,可能会将这种新颖经验结构化进既有的框架之中,避免既有框架“被问题化”以及危机状态的出现,使之在既有定势的张力下被同化。
另一方面,为了突破某种既有定势,寻求新的关系结构或建立新的现实秩序,个体也可能利用某些新颖经验,刻意寻求将既有框架问题化和危机化,从而运用这些权力技术实践某种关系的突破和再建构。
下面我们分别从定势框架内以及寻求定势突破⑧两个方面谈一谈权力的策略问题。
三、运用权力策略维护既有的夫妻关系“定势”
案例之二 个案bj03(女)婚后日子过得不错。
“但是30岁一过,我就觉得悲哀。
觉得这么下去不行”。
于是她借出差的机会到外地看望以前的导师,讨教自己的出路。
回来后就决定改变生活,考博士。
可是根据她对丈夫的了解,他肯定不支持这件事:
一个女的要读那么多书干什么!
以前她也曾提过考博士,但丈夫的态度很坚决:
“你要考咱就离”。
由于当时出了一些意外事故,考试的事情就搁下了,矛盾因此也没有激化。
导师对她的家庭有所了解,所以对她说,“你要考可以,但必须先把家庭问题解决好了。
”
bj03对此有了盘算。
回家后她对丈夫说了自己的打算,丈夫还是那句老话:
你要敢考,咱就离。
“离就离。
离我也要考。
”bj03这回毫不犹豫。
丈夫对此显然没有思想准备,愣住了。
后来口气就发生了改变:
“那好,我保留意见。
”就这样,bj03开始准备考试。
面对bj03积极复习考试这件事,丈夫经常强调:
你要考,我不管,反正我是不反对,但也不支持。
然而,bj03说,复习考试时经常要跑外地学校,找导师、买资料,没少花钱,口头说不支持的丈夫并没有实际行动,在经济上一点儿也没有为难她。
bj03是在和我讨论家庭决策时说到这事的。
当时我问她家里的事大多谁做主。
她说大部分事情还是商量,看谁对。
并给我举了个他们买房的例子。
说她看中一套两室一厅,她丈夫则看中一套三室一厅。
最后丈夫说:
你看,这是差一万多块钱(当时钱不宽裕),但买了以后住着舒服呀。
“后来我就听了他的,结果他是对的”。
随后她又说,“但是对于我自己的事情,如果我认为是对的,就很坚持”。
并把考博这件事情作为例子说给我听。
在考博这一事件中,他们夫妻双方都运用了某种权力策略。
事实上bj03还是很认同家庭事务夫妻双方要商量这一定势的,这是指导他们家日常行动的自然态度,比如说买房,大家是以商讨、说服为原则的。
可是考博士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有教训(丈夫坚决反对),她知道用既有的定势——商量看来是不能解决问题了。
于是,她采取决然的态度:
离就离,离我也要考!
对于这一改变,bj03的丈夫根据情境进行了权宜性行动,他通过“保留意见”这一说法避免直接面对自己先前的说法“你要考,咱就离”的后果(由他后来的行动可见,这只是一句威胁,也是一种权力策略),也含糊地维护了自己的现实秩序感:
你要怎么做是你的事,反正我态度没变。
而且他后来还一再强调:
我不反对,也不支持。
这一做法既不伤害夫妻感情,避免矛盾激化,又潜在地希望bj03有所改变。
而且即使bj03一意孤行,他也用“不支持”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尽管他并没有不支持的行为。
反观bj03,她则通过把考博定义为“我个人的事”回避直接破坏夫妻关系的定势——协商。
从她的叙述中,她把个人的事和家庭的事分得很清楚,家庭的事大家是要协商的,但是“如果是我个人的事,我当然应该坚持”。
这样她就在既有定势的张力下实现了自己的意愿。
案例之三 个案cc01(男)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单位很不景气。
年近50的他处于尴尬局面:
留在单位,收入太少,不够过日子;离开,又舍不得再熬几年就有的退休金,且自己这个年纪出去也没有多大优势。
目前他一个月收入400元。
他的妻子由于早已下岗,帮别的单位做帐(会计),有时可以挣600元钱。
cc01表示自己只管家里的大事。
什么是大事呢,买菜!
买粮!
对于这一点,他的逻辑是:
“因为这个花钱吧,它是有伸缩性的,是不是?
所以说呢,你得算着花。
我们老百姓你不得算着花嘛。
你不算着花,大手大脚的,咱不是那种档次的。
是吧?
再一个,日子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吃不穷,穿不穷,你算计不到受着穷。
”然后他对如何算计日常开销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比如到批发市场去买菜储存在楼梯间、没钱的时候少点灯等等。
这样,他认为,“这个月允许了,现在兴大衣,行,买个大衣吧。
那个大衣不是说咱们花什么钱挣来的,咱是算来的。
”
为什么管家这件大事会由cc01做主呢?
cc01说,“为啥我干呢?
这,我爱人吧,别看是个女同志,在这方面,这方面她心粗,她有时候无所谓。
因为她在家是个老姑娘啊,花钱这方面,她就比较手大一点。
”而他自己则“笔笔都有帐,这是养成的习惯。
因为我父母亲都是商店的,所以我就有这种习惯。
我从来都是算着花。
咱收入有限嘛。
”
对于管钱,他们家还做了实验,分别管家,结果由他妻子管的时候总是剩不下钱来,而cc01则能做到“不管挣多少钱都得剩点,哪怕一个月挣10块钱呢,也得剩两块钱”。
在这个例子中,个案cc01和个案bj03类似,也是通过“定义”维护了既有定势,而且他的定义过程显得逻辑严密。
首先,他就日常开支管理对家庭的意义和重要性进行了比较严谨的论证。
他的理由有三:
一是因为花钱是有伸缩性的,你得算着花;二是作为老百姓不得不算着花,不是大手大脚的那种档次的;三是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受着穷。
这样,cc01就把买米、买菜与能否过好日子紧密地联系起来。
其实,可以替代的逻辑并非没有,比如如何多挣钱来过好日子。
但cc01并没有太多地提到这一点,而更多地是强调这种日常购物中的智慧如何使家庭生活受惠。
因为他精于算计,妻子则没这个头脑,所以当cc01有意实行轮流管钱制度的时候,他的成功和妻子的失败形成明显的对比。
由此,cc01成功地对买米、买菜这样看似最微小的家庭事件进行了定义,由此,在他的家庭中,买米、买菜就从家务劳动或日常事务转化成家庭中的重要事件,他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就由于和这一重要事件紧密联系而显得格外突出。
而他家里妻子收入高于他这一事实,就此被他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了。
由此,cc01维护了既有的社会性别分工和夫妻关系定势,重构了现实秩序感,确保家庭关系持续稳定,维护了自己的安全感。
四、突破既有关系“定势”时的权力技术运用
既然情境定义是确立事件等级并因此型塑夫妻定势的根本策略,个体在寻求突破某种定势对他的局限时往往也从改变情境定义入手。
下面从场景定义、范畴类型定义、资格能力定义等几个方面来考察寻求定势突破中的权力运作和权力技术。
(一)通过突破场景框架实现定势突破
夫妻关系定势是在一定的场景下建构起来的,一旦脱离这一特定场景,关系定势的适用性就有可能遭到质疑,成为问题,进而有可能被突破。
前述的个案bj03(女),她通过将考博士定义为个人的事情而成功地在既有定势之下实现了自己的意志,争取到了考试的资格。
考取后她曾希望丈夫能和她一起出来,找份工作,离开原来的城市。
可是丈夫不同意,舍不下自己已有的安稳也颇有好处的单位。
可是毕业临近,“他正在家里忙着卖房子呢!
跟我走。
”
关于这种转变从何而来,bj03说,“读书这几年,他经常来看我,我带他接触了很多同学、朋友,眼界不一样了吧,见识也不一样。
开阔了视野,他现在大概自己也觉得以前那种生活有问题。
”
bj03再一次成功地运用了某种权力技术。
这一次她突破了既有的一些框架,实现了自己的意志。
bj03首先是自己走出了以往生活的场景,并(有意地)促使丈夫也突破这种场景———带他见同学、朋友,使得以前在他生活中系统性地不可见、无关的一些东西和他们的生活联系起来,并因此使得他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变得问题化。
因此,他开始在新的场景框架下建构自己的生活方式,建构新的关系模式,愿意改变,愿意离开自己的单位,顺应个案bj03的方向发展。
bj03因而成功地突破了以往的关系定势,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定义为家庭的、夫妻双方更好的生活方式。
有时,个体并非有意寻找这种场景突破和定势改造,而是伴随着生活领域拓宽,自然产生这种效果。
比如说夫妻中某一方地位和职业变化、工作或生活地点的变更等等,均可能使以前与之无关的生活和经历进入视野,具有可见性,并因而使以往“不言自明、理所当然”的关系定势遭到质疑,具有突破的可能。
(二)通过否定既有的范畴突破定势
前面说过,通过建立范畴集合形成某种类型化知识是个体运用情境定义来进行权力运作以型塑某种夫妻关系定势的一个重要手段。
通过将夫妻双方明确划入某些类别,明确随之而来的行为规范,个体建立家庭生活中的秩序。
因此,对固有的范畴知识进行质疑或重新界定是力图突破既有框架的一个重要策略。
案例之四 个案hb01(女)原来在一家工厂做工,与在铁路工作的丈夫(个案hb02)一起养家。
这期间他们的婚姻生活很和美:
“我上班,中饭都是他做。
而且还洗衣服、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和我一同分担家务”。
诸如盖房、买房、买家电等“家庭的大事”,都是由她和丈夫商量决定的,没有人擅自作决定买大件物品。
hb01感觉丈夫那时还是很尊重自己的意见的。
1999年,hb01下岗了,此后一直呆在家里。
(hb01认为)下岗初期,生活还算安稳,丈夫对她的态度与她工作期间没有太多变化。
但是到了2000年,丈夫对她的态度有所改变,不再像以前那么体贴和关心她了。
“他也不做饭了,更不用说洗衣服。
如果我叫他去倒脏水、垃圾什么的。
碰上他不高兴,他就会说:
‘你整天在家里呆着干什么呀?
这些活还用我干吗?
’”
对此,hb02表示认同。
他表示以前做家务,“那不是她要上班吗?
现在我也帮她干呀!
这家务本来就是女人家的事情。
让她在家呆着干啥,还不应该把屋里屋外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呀!
还用我干?
”
hb02想买一台VCD,和hb01商量。
hb01觉得那东西没用,不同意买。
hb02事后没打招呼自己去买了回来。
这件事,hb02认为,“我和她商量过呀!
她不同意,说没有用,可我喜欢呀,就自己买了。
这是小事,不算大事。
才几百块,算什么大事呀。
那上千块的才算大事呢!
买房盖房买车才算是大事的。
这算是啥大事呀!
”但是他进而表示以前确实没有过这种事情,因为“以前她工作,她说了算。
盖房都是我们做的决定。
你看我们家的房,这可都是我们辛辛苦苦劳动的结果呀!
”
女儿没有征求父母同意就谈了一个朋友,hb02非常生气,“要是依我的,就得依我独尊,依我的脾气,我说不允许就不允许。
她妈说的孩子大了就由着她吧,这可不行,我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