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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背后的孤寂正式k
言说背后是孤寂孤寂背后是自我
——浅析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对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探究
摘要：
刘震云新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以他独有的言说方式展现了底层人民的孤独以及说话的欲望。
小说在语言描写、人物形象设置、情节叙述等各个方面无一不渗透着对孤独这一主题的阐释。
笔者试从上述几个方面对该小说加以分析，明确该小说的乡土性以及对农民孤独生存状态的关注，同时就孤独这一情感体验提出个人见解：
言说背后是孤寂，孤寂背后是自我，即孤独是人生的常态，人虽有言说的需求欲望，但更需孤独这一人生状态来保持和建构自我。
关键词：
《一句顶一万句》底层人孤独自我
引言：
朱自清先生曾在落寞的夜色里感叹：
“热闹是别人的，而我什么也没有。
”孤独是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雅士吟咏过，感叹过的永恒主题之一。
无论古今，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孤独之感萦绕于人们心头，无法排解。
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同样将“孤独”作为他表达、分析以及试图加以解决的主题。
但与前人不同的是，他将“孤独”的承载者从文人雅士、知识分子置换为形形色色的普通底层人物：
卖豆腐的，剃头的，拉车的，贩卖人口的等等。
同时，他又用他那极富乡土特色的叙事语言，借助平淡的生活化而又富于寓言色彩的故事情节，细致描述了人们精神的漂泊和流浪，以及在孤独寻找一个可以与之对话、交心之人的心路历程中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
在这种言说方式中，刘震云以其冷峻深沉的笔调写出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被各种话语、口号所束缚、扭曲的痛苦，消解了人与人沟通、对话的可能性，表明了底层民众突出话语重围，在孤独状态下不被同化，积极寻找自我，发现自我，构建自我的过程，从而以极鲜明的乡土特色阐释了他对于农民生存状态的观照。
下面笔者将就以上几个问题分别加以论述。
一、话语言说背后的的孤独生存体验
陈晓明教授曾这样评价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这部小说极为大气，手法也极其独特诡异，其包含的主题思想复杂丰富。
”【4】对民间生命主体性的关照这是对刘震云小说的极高评价，因为刘震云的这部小说走出了一般乡土小说的狭小格局，以广阔的河南延津、陕西西安、山西沁源为背景，广泛而深入地描写了中原大地上普通民众的生活和生存状态，手笔大气，风格鲜明，思想深刻。
其中，孤独主题是他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1、首先，是在人物形象设置上，刘震云把他对孤独这一人生状态的认知寄托在普通的底层人物身上来表达。
刘震云认为，“更大的孤独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芸芸众生劳动大众中间。
这些劳动大众从事的体力劳动越是繁重，精神上的孤独感越是剧烈。
”所以他力求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全面、系统地、特别深入地挖掘这种孤独。
”【3】一部孤独和寻找的历史—试析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成振鹏；文学界；2006年第六期。
这种不加任何矫饰地从生活中打捞出来活脱脱的人和事，使之直接进入到读者的审美视野的追求，从本体意义上揭示了生活，触及到国人最本真的灵魂，将生活化推向了极致，从而使孤独这一稍嫌形而上的问题有了最厚重、踏实的质地和依托，这就是真实的庸常生活。
在河南延津、陕西咸阳、山西沁源的大背景下，刘震云选取了生活在这些辽阔土地之上的普普通通的底层人民作为小说的人物。
小说没有主角，有的只是一群孤独地寻找能和自己说上话的知己的小人物群像。
卖豆腐的老杨把赶车的老马当作朋友，但老马却并不跟他交心；吴摩西认为和老高是朋友，但最后却是老高和自己的妻子私奔；老曹自认为和老韩是朋友，却不防他为了另一个朋友在儿女大事上也糊弄；又如杨百顺和老杨的无话可说、曹青娥和牛书道之间的无话可数、牛爱国和庞丽娜之间的无话可说等等，无一不从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各个角度阐释了底层人民在各种复杂的关系网中却孤独地无人可说话的孤独体验。
同时刘震云又通过杨百顺、牛爱国这两代人的近乎相同的轮回式的寻找表明了孤独这一情感体验和人生状态是历时性存在的。
一代代人都囿于其中不得解脱，于是在不停的寻找中来试图走出这样的人生困境。
2，是在叙述语言上，刘震云用经过改造了的乡土化的语言作为形式来承载他那与底层人生存命运有关的深刻主题。
因为文学话语不仅仅是一种表述的工具，而且是蕴含着文化、思想内容的一个独特的构成。
刘震云在小说中的叙述语言简短、朴实，完全是为讲述故事服务而无任何花哨的东西，但正是这样的话语结构方式，使这部小说的风格干净、利落，有一种农民的朴实劲儿在。
此外，小说中大篇幅地连续描写人物之间的对话，如
“曹青娥：
‘你喜欢，你嫁给他，反正我是不嫁。
’又说：
“除了他，我嫁谁都行。
”本来不是赌气，也变成了赌气。
老曹老婆验证了自己的想法，这时不骂曹青娥，开始拍着手骂老曹：
“这婚事可是你提的头，你张罗的这摊屎，你自己吃去。
”又说：
“反正这事我答应了；要是办不成，我就上吊。
”倒把老曹夹到了中间。
这天半夜，老曹起身，欲去小温的醋坊翻醋糟，来到院中，见女儿房里仍亮着灯，便放下手中的木锨，拍了拍女儿的门。
曹青娥打开门，老曹进去，蹲到地上吸烟；又招招手，让女儿坐在自己身边。
老曹吸着烟说：
“挺好的孩子，咋就不嫁呢？
”曹青娥不说话。
老曹：
“别故意跟你娘致气，别因为跟她致气，耽误了自个儿。
”曹青娥：
“过去是跟她致气，这次不是致气，我看着那人别扭。
”老曹：
“哪里别扭了？
”曹青娥：
“我觉得他有点傻。
那天我到东屋墙根下偷听过他读书，他天天念的书，都是同一段；一大半还念错了，自己往里填词。
”老曹点点头，又叹一口气：
“我也看出来了，他不是个聪明人，是个老实孩子。
正是这个老实，爹才劝你嫁过去。
人都说聪明人好，可嫁人，还是嫁个老实的妥当。
这不是出门做买卖，是居家过日子。
爹活了五十多岁，吃亏都在精人手里。
你娘不就假装精？
我这一辈子，就毁在她手里。
”曹青娥：
“除了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沁源县牛家庄。
”老曹：
“你就去过一回；醋坊的小温，见过大世面，他就喜欢。
”曹青娥：
“再说，那里太远。
”老曹又一愣。
路远，本是老曹老婆起初不同意这门婚事抓的把柄。
曹青娥：
“我一下又感到自己被卖到了生地方。
爹，到一个新地方，我夜里怕黑。
”老曹叹息一声：
“你如今长大了，和五岁时不一样。
就说这个远，也听爹一句话，远有远的好处。
我儿嫁得远一些，再不会受你娘的气。
”老曹又说：
“再说，老韩看准的人家，不会出大错。
他是爹的好朋友，不会骗我。
”又说：
“他要骗我，图个啥呢？
”【8】《一句顶一万句》361页
3，是在情节发展上，刘震云通过寓言化的情节来将他孤独的主题范围延伸至最广。
不仅中国人孤独，甚至于连那些心中有主的虔诚西方人也孤独。
就中国式孤独而言，作家通过吴摩西和杨百顺两代人在亲情、友情、爱情上所遭遇的各种挫折背叛以及他们终其一生的追寻来阐释普通底层民众孤独、压抑的生存状态。
而就西方式孤独而言，刘震云并没有明显阐释，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传教士老詹的经历来了解。
老詹为传播使人明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样困扰人的问题的伟大的基督教，便穷其一生，用了近四十年的光阴屈居延津县传教。
但是结果却是，教堂被占，只有八个并不真诚、坚定的“伪信徒”。
也就是说，他的话语系统在延津县并不被认可，因此，他也就是孤独的。
虽然他从未放弃过，或者在话语中抱怨，但他故意撒谎告诉远在意大利的亲友说自己很好，传教伟业轰轰烈烈，以及他死后留下的那张写有“恶魔的私语”的新教堂设计图样。
他用间接的方式表明了他在延津县的孤立无依以及痛苦。
从这两方面，刘震云向我们表明了孤独之于人类是普遍的。
上述几个方面，也正是《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之所以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原因所在。
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小说这一文类的兴盛，都是和城市的发展、市民读者的增加以及印刷技术的发达密切相关的，这决定了小说与农村的遥远距离。
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随着启蒙思想的涌起和“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刺激和鼓舞了一批来自乡间的作家从自己的经验和记忆中寻找文学资源，农村和农民题材才被有意识地引进了小说。
鲁迅是最早给这类小说命名为“乡土文学”的人，但他同时也指出这是产生在城市的“乡土文学”：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管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
导言，转引自《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20世纪中国文学史》黄修己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65页。
后来经过沈从文、沙汀、张天翼、东北作家群等人的实践走向辉煌，并在沈从文的笔下诞生了浪漫主义书写。
革命文学出现后，乡土文学的美学特点弱化，解放后经孙犁以文人视角，赵树理以民间视角对乡土文学传统予以延伸，但到90年代后，随着农村的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剧，原本的农村传统正在急剧改变，作家作品都不同程度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就乡村文化现状和作家价值取向等方面而言，乡土小说完整性有待质疑；因为难于摆脱传统和西方的双重影响，作家难于“用自己的声音唱自己的歌”；或者是如今的乡土作家写法过于“实”，审美性缺失等。
作家们的创作之路就如同是一场旅行，寻寻觅觅，停停走走，见识了各样的神奇与美丽，也经验了各色丑恶与污浊，可能被诱惑也可能被隔离，但他们始终年年不忘的，仍是牵绊在他们心底的那个地方——故乡。
刘震云也同样在一系列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之后，回归到他的老家河南延津，抒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感情，打造了一个属于他的乡土世界。
他以他的幽默和洞察，以平常的乡土语言来写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表现的却是孤独这样一个超越了现实生活表层书写的有关人性、生存的哲理问题。
正如刘震云自己所说，“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2】——《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6年第5期他回归了生他养他的乡村，但是也在哲理性的层次上走出了乡村，以文学为手段探索地更远，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总之，小说中亲情关系的破裂、婚姻关系的多变、社交诚信的缺乏、沟通的无效等现象可谓大变革时代衍生的必然现象而非个体生命的偶然。
二、孤独挣扎中的自我闪现
“我希望自己的叙述不再是被动的描述和再现，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从对现实的具体再现中超脱出来，而成为一种丰富的表达和呈现。
当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讲述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千差万别的世界”李锐：
《重新叙述的故事——代后记》，见《无风之树》，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05页。
。
以写实笔调描述小人物的生存本相与困境，突现的是生活的琐碎、世态的荒谬、人性的丑陋。
“他的艺术世界是如此冷漠、冷酷，污秽可憎，荒寒彻骨，因为他写的不是现实的死亡，而是死亡的现实，不是人性的堕落，而是堕落的人性。
”——陈娟主编，记忆和幻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96页——面对显示持悲观主义态度，生活上幽默，然而作品中却透出悲观。
但《一句顶一万句》中却又重新肯定了抗争的积极性。
有心里话，必须找一个人你才能告诉他。
说话是为了找听话，刘震云断定，“话找话，比人找人还困难”。
为了强调说话，于是人与话语之间划了一条红线，其实所谓红线并不存在。
让语言自己说话，而人却身处其外，这样的简化如此惊人，以致被驱逐的关于无法分享的复杂性只能像影子一样跟在后面。
让人担心的是，这样的阐释所造成的缝隙，更容易打开而不容易弥合，它使人觉得通向理解对象的道路异常艰难又变幻莫测。
我们活生生的存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语言污染了，都觉得我们说的是心里话，实际上恰恰是“话”背叛了我们的“心”。
所有的人物都在讲述者与被讲述者之间不断交换角色，我们总是不断地向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建构他人的同时被他人的言辞所建构。
任何对话总是被其他对话所打断，一种对话总穿插着其他对话。
世事难料，人心也不是铁板一块，如同杨百顺的名字经常在不断变化，信教改为杨摩西，入赘吴家改为吴摩西，而到了“出延津记”结尾，中年男人问吴摩西叫什么，他思量良久，答：
“你就叫我罗长礼吧。
”刘震云的小说内容有时很容易概括，《一句顶一万句》写什么，作者自言，“两个杀人犯以及偷汉子的女人和奸夫”。
⑤但刘震云的故事又很难重复，不断地出走，不停地寻找，话语如滔滔江水，说话一段接一段，说理绕来绕去，神龙见首不见尾。
于是说得着说不着话，说得上说不上，过不过心，好话说成坏话，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把两件事说成一件事，假话、瞎话、掏心窝的话，一件事扯出十件事都成了涂抹刘震云故事的色彩，演绎事件的动力，用小说中的话说，“事情经常是这样发展的”。
吴香说话既是需求也是一种交往方式，既是欲望也是一种交换。
一整套自以为是的说话总是企图让我们承认生活就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
叙事者热衷于彰显叙事契约的经济色彩，供和需、提供和反馈、“自我”和“他者”，说者和听者的相互依存。
作为交易的说话是如何让一个个喜欢说话和一个个不爱说话的纠缠在一起，彼此折磨又相互需要，这既是小说的生态又是其结构。
不爱说话和沉默不语养育了其对面的能说会道，用小说中的话说：
“咱们自个儿说不起话，就不能怪别人有言在先了。
”说话是一种需求，像银饰铺的老高“做银饰时，爱边干活边跟主顾说话；不干活时，嘴便是闭上的。
边干活边说话，说的。
听别人说话也是一种需求，例如“遇上雨天，吴摩西不愿在家待着，便到隔壁老高的银饰铺串门。
串门不为别的，就为听老高说话。
吴摩西嘴笨，本不喜欢多嘴多舌的人，但老高是个例外。
别人认为老高是闲磨牙，吴摩西却不这么认为”。
更多的时候，这种需求还是一种摩擦和抗争。
老韩因为话多，一句句不过脑，句句是虚的；牛书道不爱说话，正是因为不爱说话，说起话来句句过脑子。
其实，不爱说话也是一种言语，既是一种秉性也是对嘈杂的无意义的爱说话的一种批评和不满。
大多数的时间杨百顺是在这种不满之中成长的。
相比之下，弟弟杨百利是个例外，喷空这种说话方式类似虚构的某种功能，是一种没人相信也没人需要相信的东西，因为它的功能不是传播宣传意义，而是一种自我满足和宣泄的情绪和态度借以表达的出口。
“喷空”总是添枝加叶，更多的时候是无中生有，它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是一种使用的价值而非表达的功用。
对杨百利而言，说话已不是传达或表示出某种意思的工具，我们不可避免地是话语的代理人。
话语是一种权力，言辞是一种力量，对杨百利来说，“喷空”是一种爱好，这种爱好已不是业余而是一种生活的美学，一种本能的无师自通的美学，是自身价值的展现。
为了寻找合适的对练者，他可以随意地改变自己谋生的活计；为了展现其话语的本能，他可以不合时宜地篡改任何聚会的主题，哪怕是自己兄弟的婚宴。
“喷空”是杨百利的生活方式，至于这种方式有什么意义那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让杨百利来评估“喷空”的价值，那几乎等同于让他跳出自身的影子来观察自己一样，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在某种意义上说，杨百利是小说中的小说家，故事中的讲故事人，是虚构中的虚构。
在杨百利热衷于“喷空”的背后，暗藏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的话，那就是两代人在不断的情感挫折中不懈寻找“说话”的朋友以摆脱孤独的人生境地。
很多论者在拿刘震云小说中的嘴说事，的确，刘震云的小说总是和嘴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研究者指出，他许多小说的开头总是和吃有关，比如《新兵连》，“到新兵连的第一顿饭，吃羊排骨”；《单位》开头，“五一节到了，单位给大家拉了一车梨分分”；比如《一地鸡毛》，“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官场》开头，“县委书记到省城开会，就像生产队长进了县城，没人管没人问。
四人住一间房子，吃饭到大食堂排队买菜。
三天下来，个个嘴里淡出鸟来。
”①而眼下的这部长篇讲的是嘴的另一种功能———说话。
《一句顶一万句》则更邪乎，说话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叙事舞台，不止是历史的舞台更是人生的舞台。
通过说话来讲故事，这是刘震云小说的形式，也是他的特色。
更多的小说是通过说话来探讨历史的绵延和人生的微妙，《一句顶一万句》不然，它致力于探讨的是关于说话的百年梦呓。
具体而言，造成孤独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
1.话语交流方式建构
外来语与本土语、生活的语言和虚构的戏文的语言以及人与人的对话和人与神的对话关系。
交流的单向性
《一句顶一万句》作者死乞白赖地要用几十万字证明一个理儿——那就是“说话”是个啥？
说话人与听话人真的能够成意义关联方吗？
“喷空”是“共时”与“历时”的混淆，“能指”和“所指”的错位，“印象形象”和“符号”的乱码。
“喊丧”是“活人”对“死人”的话语，而死人不会告诉活人他是否认可和喜欢这些话语的形式和内容。
作者对人间交往的阻拒性的理解表现在对吴摩西与父亲、兄弟、师傅、伙伴、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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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性生活的细节中。
哈贝马斯指出：
“理解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
”｛6｝吴摩西和牛爱国两个人各自在其一生中最终寻找的无非是一个能说上话的人，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
不幸的是他们都没有找到。
中国经验下的乡土另类叙事
双方地位的不平等，一个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目的
2.人性本能的利益自守
3.个体思想的差异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意为在心里想象的的东西表达出来总觉得有所欠缺，不如在心中的图画、声音那么完美。
文章也一样，要准确、传神的表达出自己的内心意图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啊
。
汉代扬雄《扬子法言·问神》中更有：
“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
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
元好问论诗云：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潘安仁为文，词采华丽，而字里行间似显已之志向高雅，淡泊于名利。
然其为人与此迥然，实心向魏阙，他为求功名，居然可以于权臣车马过后，望尘而拜，其低下如此。
南朝孔稚圭曾专门写过《北山移文》一文，讥其表里不一，致使山林蒙羞，读来颇有畅快淋漓之感。
中国文化传统历来重视文人的道德修养，强调作品与人品的一致性，故有“诗品出于人品”、“文为心声，画为心画”等格言。
4.偶然性因素的存在
面对孤独，不同人有不同的反映。
有的人意识到了，有的人却没有认识到，仍然生活在孤独之中而不自知。
1、转向虚无
和现实中的人相互之间不能交流，因为心里有话而找不到能说得到一块儿去的人，于是人们渐渐的将生活转到虚的一面。
2、麻木处之
面对孤独，也有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境地，又或者是意识到了却无心去摆脱。
3、不懈寻找
以写实笔调描述小人物的生存本相与困境，突现的是生活的琐碎、世态的荒谬、人性的丑陋。
“他的艺术世界是如此冷漠、冷酷，污秽可憎，荒寒彻骨，因为他写的不是现实的死亡，而是死亡的现实，不是人性的堕落，而是堕落的人性。
”——陈娟主编，记忆和幻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96页——面对显示持悲观主义态度，生活上幽默，然而作品中却透出悲观。
但《一句顶一万句》中却又重新肯定了抗争的积极性。
精神的流浪和漂泊消解了对话的可能性宛如一种宿命，每一步努力，最终走向的结果都是孤单。
中国人从来没有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思考过，哪怕是传教士老詹用近四十年的时间，在延津这一小片土地上终其一生传教，却也只发展了八个信徒，并且大多是迫于生存，几乎没有诚心信教。
但是因为在对孤独人生境地的摆脱过程中，这些麻木人群中的一部分却开始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小说中，无论是吴摩西还是牛爱国，在不断的与人对话中，总是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就是我是谁，我变成了谁，或者在遭遇情感挫折的时候，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不知有哪个人、哪个地方可以让他们投奔。
牛爱国也觉得自己不容易。
但他的不容易不是庞丽娜说的不容易，而是说话办事，一方总想着另一方，就没了自己的心思。
没自己的心思倒没什么，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出自自己内心，而是为了给别人看，牛爱国突然觉得没了自己。
自己没了，自己的心思也没了，那牛爱国成了谁呢？
人生最主要的就是要很具体地把握住个人的存在。
利用最简单的、感性的、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方法，希望利用普通的、实际的、具体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存在，解消自己内心中的苦闷与荒谬。
存在指此时、此地、此人的存在，是有血有肉的个人存在。
个人存在中有喜怒哀乐，经由喜怒哀乐才能体验倒真正人生。
语言、理性和逻辑无法揭示每一个人独特的个性，无法揭示人的真正存在。
对于后者，只能依靠每一个人本身内在的独特的主观体验。
他的个人是一种为恐惧、颤栗、悲观、绝望等消极情绪所支配的个人。
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是个人对自己的生存的最本真的体验。
正是这种情绪驱使人采取行动，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五、结论
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克尔凯郭尔曾说过，“孤独使人处于实存状态而具备不能为他者所取代的独特性”。
新世纪，我们一直标榜自由、个性，但真正的自我是个体摆脱与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彻底同化的个体化和分化过程。
在一个人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其他人可以是“助产士”，但是“分娩”最终还是个人自己的事。
正是孤独的情感体验使个体意识到自我和他者的区别，更加清晰地明了自己的存在，所以我们需要在众人喧嚣之中保留一方自己的净土，让自己能在独存的思考状态下保持自己的个性和本真。
毕竟，人虽然有言说、交流的需求和欲望，但人也是极易受他者影响的动物。
人们也许会在说话后把一件件恼人的烦心事码放清楚，但有时候也会因为他人的思想而丧失自我的主体性。
人生最主要的就是要很具体地把握住个人的存在。
利用最简单的、感性的、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方法，希望利用普通的、实际的、具体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存在，解消自己内心中的苦闷与荒谬。
存在指此时、此地、此人的存在，是有血有肉的个人存在。
个人存在中有喜怒哀乐，经由喜怒哀乐才能体验倒真正人生。
语言、理性和逻辑无法揭示每一个人独特的个性，无法揭示人的真正存在。
对于后者，只能依靠每一个人本身内在的独特的主观体验。
他的个人是一种为恐惧、颤栗、悲观、绝望等消极情绪所支配的个人。
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是个人对自己的生存的最本真的体验。
正是这种情绪驱使人采取行动，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注释：
【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
导言，转引自《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
【2】——《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6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20世纪中国文学史》黄修己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65页。
【2】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
【3】新世纪小说的大众文化取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张晓芳
【4】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论评；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1.8；庄汉新、邵明波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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