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三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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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三一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三）

（一）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港澳暂时处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之外，其经济史学的发展走着一条与大陆不同的道路。

台湾港澳的中国经济史研究，1949年以前基本上是空白。

1949年，一批史学工作者迁至港台，港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才逐渐展开，但七十年代以前，仍然比较冷落。

二战以后，由于发展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史的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1]。

七十年代，重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风气传到了台湾；台湾本身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经济史研究发展的某种动力，而新一代的经济史研究者也逐渐成长起来。

以上这些因素，使得七十年代以后台港地区注意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比较多了起来。

与“文革”结束前大陆史学界相对闭塞的情况不同，台港史学界与西方学术界的联系和交流比较多，有些学者取得了外籍，但仍在台、港兼职或讲学。

在这种氛围下，一些学者较早把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和计量方法等运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较早把研究重心由经济制度转向经济发展2]。

注意台湾地方经济史的研究3]、注意中国与海外经济文化联系的研究4]，也是台港地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

八十年代以后，台港地区与大陆学者的联系、交流和合作逐渐加强，重视大陆学者研究成果的评介和出版。

台港地区没有专门的的经济史研究机构，有关研究者主要散布在中央研究院的经济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各个大学。

台港地区也没有成立研究经济史的学术团体，但经常举行各种学术会议，它成为有关研究者联系和交流的重要方式。

八十年代初，台湾曾经组织过两次规模较大的中国经济史暑期研讨会。

1993年底刘翠溶、伊懋可（Marle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5]。

近年，中央研究院由院士王业键、刘翠溶牵头，举行中国经济史的双周研讨会，已经进行了两年。

台湾、香港没有专门的中国经济史刊物，有关研究成果主要在上述各研究机构的集刊（最重要的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各大学的历史学报上发表。

1971年，停刊三十多年的《食货》复刊，主编仍为陶希圣。

复刊后的《食货》改为月刊，以“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致力于中国历史与社会的研究”相号召，内容从社会经济史扩展到整个史学，从以古代为主扩展到包括近现代，但社会经济史的论文仍占相当的份量。

台湾等地一些重要经济史研究成果，首先是在这里发表的。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院的《新亚学报》和《新亚研究院学术年刊》，发表这方面的成果也比较多。

在前些年创刊的以中青年史学家为骨干的《新史学》中，也常常能看到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

港台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开创者和带头人是全汉升。

1949年以后，他先后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任职。

他的研究重点转移到明清经济史上来，从货币、铜银币材、物价变动、国内外贸易、人口移动等多方面探讨，把明清经济史的研究推展到一个新的境界；而对清代粮价史研究用力最勤。

同时他还是最早研究中国工业化历史的学者。

6]台港地区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有成就的学者还有不少，他们各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和学术风格。

劳干利用汉简资料对汉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别开生面7]。

刘翠溶利用族谱资料研究明清和近代的人口迁移，工作相当细，其成果将具有长久的意义8]。

梁庚尧着力于宋代经济史的研究，尤其是南宋农村经济的研究9]。

赵雅书着力于对农业史和宋代田赋制度的研究。

刘石吉、范毅军等着力于市镇的研究。

杜正胜的先秦秦汉史研究更加偏重于社会史方面，代表作是《周代城邦》和《编户齐民》，仍然可以归入广义的社会经济史的范畴。

在香港地区工作或工作过的学者，除全汉升外，谭宗义的汉代交通史研究，宋叙五的汉代货币史研究，孙国栋、宋韶光唐宋人口、专卖、货币等方面的研究，亦有可观的成绩。

一些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美籍华裔学者，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许倬云着重于经济史与社会文化史的结合，把他的研究置于对历史作整体的理解和把握之下。

他对汉代农业作了深入的独具特色的研究10]；他的《求古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中也包含了不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

何炳棣对中国农业起源及其特点11]、中国人口变化及土地数字的考证12]等方面作了开创性的工作。

王业键继承了全汉升的传统，在清代粮价史等研究中做出突出的成绩13]；最近正在致力于整理大陆和台湾清代至民国初年粮价系统资料，利用电脑建立大型的清代粮价资料库。

赵冈把西方经济理论与传统的史学方法相结合，在经济制度史、人口史、棉业史、城市史等方面均有成果问世。

此外，郝延平对中国历史上“商业革命”、刘广京对中国早期近代化颇有影响的研究，也涉及古代经济史问题。

作为旅美学者一代宗师的杨联升，在他涉猎广泛的学术领域中，也包括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颇见功力的研究14]。

五中国经济史学自本世纪初产生以来，已经走完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道路。

它的发展，尤其是近二十年的发展，得力于思想理论的更新，现实需要的推动，新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以及各学科的交流、协同和融汇等；这些因素提供了学科发展的推动力，形成了学科发展的生长点。

回顾这一历程，给人以启迪。

面临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应当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的继续发展呢?

今综括时贤所论，参以已意，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明确学科的双重任务经济史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从经济与社会文化、人与自然的的关联中阐述历史上经济运行的过程及其机制的。

中国经济史学除了学科自身的建设以外，还应负担起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为现实服务，另方面为理论建设服务。

形象地说，中国经济史学一根扁担要挑两头。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时代的需要息息相关的。

经济史研究者应当通过自己诚实的、实事求是的独立研究，为现实提供可靠的借鉴。

虽不可能也不需要事事人人直接为现实服务，但研究者胸中总应装着现实，为学为文要有时代感。

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指导，首先是马列主义的指导；但经济史研究者不应消极被动地接受理论，而应积极主动地推进理论，尤其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独立地经历了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不但为经济史研究、而且为经济理论建设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素材；经济史研究应该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

当前，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经济研究和经济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脱节的现象，应当改变。

（2）调整研究的重点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表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点经历了一个转换的过程，即由以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为主向以经济发展、与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有关的问题为主转换的过程。

这种转变，不但发生在大陆，而且也发生在台港；反映了一种必然的趋势。

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与革命战争时代和建国初期生产关系急剧变革时代不同，现代化是当今中国时代的主题。

适应这种变化，中国经济史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应把“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作为自己的中心课题。

新时期已经形成的一些热门课题，如传统农业与现代化、小农经济及其现代化改造、历史上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等，均可视为这一中心课题的子课题。

这些研究还刚刚开始。

围绕这一中心课题开展研究，有利于对中国传统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入探讨，有利于进行理论的概括，可以为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建设创造条件和提供某种基础。

一句话，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史学挑两头的任务。

围绕这个中心，研究时段的重点应放在明中叶以后，因为从这时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起伏跌宕而迄今尚未完成的过程，这是与现实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时代。

自然，其它时段的研究也不应割弃。

（3）加强薄弱环节，建立学科的两翼新时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虽已大大拓宽，但发展仍不平衡，仍然存在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如社会再生产中的消费环节，部门史的某些手工业部门，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史，国家对经济的参预和国家经济职能的发展，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经济史等。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经济史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相互交流和碰撞中发展起来的“多元交汇”的体系。

我们过去比较重视对汉族和比较发达地区的研究，相对忽视对少数民族和比较落后地区的研究；比较重视对农耕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相对忽视对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研究。

这既不适适应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也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少数民族经济史和海洋经济史亟待加强，它们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两翼。

既有主体，又有两翼，中国经济史学才能更好地腾飞。

（4）正确处理经济与社会文化和自然的关系上文谈到，经济史学界形成了提倡以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史研究和强调社会史和经济史结合的不同流派，这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生动活泼的表现之一。

应当继续实行百花齐放、兼容并蓄的方针。

鉴于我国经济史研究的队伍中学历史出身的比学经济出身的为多，目前似应提倡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这也是经济史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

但经济史本质上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不能把它变成经济理论的演绎。

同时，经济史也不能孤立地研究经济。

我们承认经济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但不应该对此作孤立的、机械的解释。

唯物史观的前提是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

因此，历史上实际上的没有独立存在的经济过程，它总是和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的。

研究经济史切忌见物不见人，决不可忽视社会和文化的因素。

同时，人的活动又不能离开自然，经济史还应注意人和自然看的交互作用，研究经济与生态的关系。

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究天人之际”。

当前，人类在经济取得迅猛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经济与社会文化协调、人和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日益为人类所关注；综合性研究成为科学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交叉融合的趋向。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史研究更应注意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长期发展趋势的考察。

（5）适当提倡长时段的研究建国以来，历史研究主要是按断代进行的，经济史研究亦大体如此。

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繁，按断代收集材料和进行研究有其方便之处，也是很自然的，断代经济的研究为今后经济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但断代研究也有其局限性。

经济史不同于政治史，政治史表现为大量政治事件的堆积，经济史虽然也要研究一些重大事件，但主要要搞清经济结构、经济形态和经济过程，比较适于中长时段的研究。

经济史若局限于一个断代，往往看不清来龙去脉和长期趋势。

如果有部分研究者能打破断代的局限，缩小范围，拉长时段，作前后贯通的专题研究，以至“通古今之变”，对经济史的发展将大有裨益。

这也可以采取协作的方式。

如果我们在横的方面注意对经济、社会、文化诸因素的综合考察，在纵的方面努力作贯通古今的专题或地区的研究，则大有利于整体的综合研究。

（6）继续在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上下大工夫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料的发掘对经济史学科发展关系至大。

中国经济史资料的蕴藏，无论文献档案、考古文物，或近现代仍存在于民间各种资料，均十分丰富，是无尽的资源；但目前已经发掘利用的只是一小部分，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仍然是当前十分繁重的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资料书不可能获得短期的经济效益，当前出版相当困难，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致使不少研究者不肯或不敢在整理资料上下大工夫。

这种状况，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积极予以解决；否则，将会严重影响学科发展的后劲。

电脑的应用给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利用开辟了崭新的前景，这也给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提出了新的问题。

（7）端正学风，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比较突出的是片面追求数量相对忽视质量的倾向，急功近利、贪大求全的浮燥空气在蔓延；摊子铺得过大，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各自为战，重复劳动；学术批评和反批评的空气淡薄，不良作风和失范行为有所滋长等。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四新”的要求，建立学术规范，开展学术批评，端正学术风气，以保证中国经济史学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但学界的浮燥空气和失范行为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能光从个人方面找原因，还应该在推动学科发展的机制和措施方面作一些检讨。

看来，经济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一个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问题。

应当强调精品意识，实行精品战略，加强统一规划和相互协调，使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由某种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

（8）继续破除教条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指导分不开的。

但我们也受到过教条主义的严重干扰。

文革后生动活泼局面的出现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

但破除教条主义的任务并没有结束。

现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能利用的理论工具多为外国货，其概括的历史模式所依据的素材并不包括中国历史。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不自觉地以外国的模式或观念来衡量以至剪裁中国的历史，尽管他主观上未必如此。

摆脱形形色色的西欧中心论的影响，真正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掌握中国经济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共识。

但是，在各种理论蓬拥毕集、思想空前活跃的情况下，在部分学者中也出现了“淡化”以至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因此，在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之际，要不要和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又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

我们认为，就指导经济史研究而言，还没有比马克思主义高明的理论。

我们应当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当然，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方法，而不是教条，尽管它是最高层次的带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论，主要是唯物辩证法。

至于马克思从西欧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历史模式，我们应该分辨其中所包含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同时我们应该在新的学术实践中，通过对生动多姿的中国经济史料的分析，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史学，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生命力，从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