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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论文中医诊治疫病的学术源流研究

中医诊治疫病的学术源流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

本文通过对近三十年来中医疫病相关研究论文的分类、整理与分析，搜集中医疫病的概念和研究范围的相关论述，初步整理了目前中医药诊治疫病的学术源流及其理论体系的历史演化情况的研究成果，初步拟定了本研究的主体内容与研究目标。

关键字：

中医基础理论，疫病，学术源流，综述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疫病史鉴》，从西汉中后期到公元1840年，中国至少发生过314次疫病[]。

据张志斌《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公元前674年~1840年间，中国古代有史志记载的疫病发生998次；据梁峻《清史·医药卫生志·卫生防疫篇》，从1840~1911年有疫病流行39次。

中医药不断抗击疫病，也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成长起来。

确定中医疫病的概念和研究范围，研究中医药诊治疫病的学术源流及其理论体系的历史演化情况，对于今天的我们非常重要：

无论是面向过去，了解中医药诊治疫病的历史全貌，以史为鉴；还是面向现实，构建中医疫病理论体系，更好地指导中医药防治疫病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1、疫病的概念和研究范围

1.1疫病概念

什么是疫病，这是做中医诊治疫病的学术源流研究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只有弄清疫病的含义与范围，才能在研究中紧扣主题。

《中医疫病学》[]的观点是：

“疫病是由疫疠病邪引起的具有强烈传染性和广泛流行性的一类急性发热性疾病的总称。

”《现代中医疫病学》[]认为：

“疫病又称‘瘟疫’，是指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较大范围流行的一类疾病。

”

而《中国疫病史鉴》[]指出：

“在一些先秦的著作中如《礼记》、《淮南子》、《吕氏春秋》等等，均提到“疫”字，但没有明确的定义。

从《礼记·月令》：

“民殃于疫。

”“民必大疫，又随以丧。

”等条文来看，疫病的伤亡损害是比较严重的。

许慎《说文解字》提出：

“疫，民皆疾也。

”“皆”字说明疫之发病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这种广泛性是否与传染有关？

在当时的著作中找不到更充足的理由来肯定或否定。

只能这样理解，传染病的发病也具有广泛性，所以疫病包括了传染病在内，但并不局限于传染病。

……较早提出“疫”之传染性的是隋代《诸病源候论》，认为疫疠乃“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

”……如明吴有性《温疫论》说：

“时疫能传染于人。

”“病偏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疫病是指具有传染或流行特征而且伤亡较严重的一类疾病。

包括的病种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多种传染病，也可能包括某些非传染性流行病。

因为古代的记载相当笼统，要把它们再作区别是相当困难的。

”与此类似，《带您走进<温疫论>》[]认为：

“疫病是指具有传染或流行特征而且病死率较高的一类疾病。

”

上述几种通行定义的争议主要在于：

疫病同时兼具传染性和流行性，还是只具备其中一个特征。

笔者支持后者：

首先，从继承中医诊治疫病的学术思想这一角度看，我们应当尽可能依从前人对于“疫病”的理解，尊重他们的智慧，提炼其学术精华，充分发掘其理论与临床价值，从而让这些经验更好地运用于我们今天的中医诊治；其次，从还原中医诊治疫病的历史原貌这一角度看，古代相关记述较为笼统，在研究疫病相关学术理论的历史演化脉络过程中，我们需要搜集更为广泛的资料，尤其是在探究伤寒、温病之争历史真相等时，如果完全用现代视角强行区分，将会肢解历史，遗漏许多重要信息。

当然，笔者在选择相关历史资料时，将尽可能注意兼顾传染性与流行性二者。

此外，对于“急性发热性疾病”、“病死率较高”等关键词，笔者认为从上述两个角度出发，可以不在疫病定义中明确表述，但在资料选取时，在尊重原始文献的前提下，应尽量体现出来。

1.2疫病研究范围

关于疫病研究范围，笔者较为认同《中医疫病史鉴》的观点：

①文、史、医籍中以“疫”、“疫疠”记载的资料均属考查范畴。

②已被确认是传染病的其他名称或具体病名记载的资料，如“痘”——天花、“吊脚痧”——霍乱等等均属考查范围；不确定者，如“伤寒”、“时气”等等，则当资料中注明了传染或流行、伤亡较重等特点时，属于考查范围。

③具有地方病特征的记载，一般不属疫病考查范畴。

同时笔者参考《现代中医疫病学》等的观点，考虑在疫病防治史范例研究部分，细致考察虫媒（疟疾）、动物源性（鼠疫）、性传播（梅毒）、消化道（霍乱）、呼吸道（白喉）和其他（天花）这6类传染疫病。

同时笔者注意到方药中先生等[]认为：

“《内经》中所论述的‘中风’，‘伤寒’，‘温病’，‘湿病’，‘热病’，‘暑病’，‘疟’，‘肠澼’，‘霍乱’，‘疫疠’，‘痉’，‘瘈瘲’，‘疸’……等等，如以今天的认识来加以分析，其中绝大部分疾病都属于急性传染病的范围。

”等等，其观点也极具参考价值。

有研究者认为：

古代人物的疫病只是指那些口鼻而入的疾病，而梅毒、鼠疫、疟疾之类的都不属于疫病。

而我们按照现代的疫病范畴，同时考察古人对疫病认识的发展演化，经研究认为：

口鼻而入，称为“天受”；而历代所谓“传染”，则主要指接触传染而言，如《诸病》所说的多种“注”，上述类型的基本均属于疫病范围。

可以参考方药中先生《谈中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的病机学认识——兼论伤寒与温病学辨证的理论基础》一文。

万友生先生认为“伤寒之邪不仅可以外从毛窍而入卫分以及于肺，同时也可以上从口鼻而直入肺胃，既可见肺气失宣的咳喘等症，又可见胃气不和的呕逆等症。

我们不应偏执伤寒邪从毛窍而入和温病邪从口鼻而入之说，而主观派定其入侵途径”[]。

2、中医诊治疫病的源流研究

在目前的研究中，从疫病学史的角度，张志斌[]系统考察了中国疫病流行的相关情况，编制了《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她在疫病流行与中医温疫理论创新的相关性研究和中医瘟疫理论的辨病与辨证方面的思考颇有见地。

中研院《中国疫病史鉴》的中国古代防疫资鉴部分对历代疫病防治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刘景源[]对先秦至清代有关疫病学与温病学的主要文献及专著进行了评述，介绍了中医疫病学的历史沿革。

除此之外，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邓铁涛《中国防疫史》、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顾植山《疫病钩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温病学发生发展的角度，刘景源[]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温病学文献的版本源流进行探讨，对研究明清时期疫病学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聂广[]通过对宋代伤寒补亡的研究，探讨了伤寒学与温病学的源流关系，而张志斌[]研究了两宋时期的温病理论创新，两人都考察了庞安常、韩祗和和郭雍对温病学概念、因机和辨治所做出的创新。

《温病大成》前四部书目提要及第六部的“温病理论发展源流研究”[]部分有较为明晰的温病理论源流。

此外还有宋乃光《中医疫病学》、袁长津《现代中医疫病学》、刘平《带您走进<温疫论>》从疫病学学科建构角度简述了疫病学史。

上述著作从不同视角考察了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和中医药防疫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开展中医诊治疫病的学术源流研究和理论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能使我们较好地把握中医诊治疫病历史的主要脉络，提示其中的重点人物、著作与学术观点。

从各个历史时期来看，以下论著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1先秦两汉时期

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的《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三部著作。

王永庆[]、陈倩亮等[]先后论述了《内经》对温病学的贡献，并对《内经》中涉及的疫病病名、证候特点、诊断方法、病因病机、防治方法、预后转归等进行了阐释。

吴华芹等[]研究认为《伤寒论》不仅论述了伤寒病证,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论述了瘟疫证治,其对瘟疫的认识及治疗预防调护思想对后世疫病学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奠定了基础；张正昭[]探讨了伤寒、温病与疫病的关系；任应秋[]、黄煌[]则将后世对《伤寒论》的继承和发展做了系统考察。

此外，刘金华[]分析了周家台秦简医方，发现其中已有了颇多疫病内容。

2.2晋唐时期

这一时期的《肘后备急方》、《小品方》、《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和敦煌卷子都受到了较多关注，尤以《千金方》为最。

程磐基[]系统考察了南北朝前外感热病学理论和治法，蔡定芳[]则重点关注了王叔和、巢元方、孙思邈和王焘四人的工作。

朱广仁等[]、李延平[]先后论述了孙思邈在传染病方面的学术思想及其贡献，刘祖贻等[]则探讨了孙思邈的温病观。

张登本等[]研究了《外台》对仲景学术的继承和发展，着重考察了伤寒、温病分论的问题。

2.3宋金元时期

宋代的《局方》、庞安时《伤寒总病论》、朱肱《类证活人书》及郭雍的《伤寒补亡论》是受到关注较多的医著。

王雅丽[]系统考察了宋金时期寒温之争及其对中医学术发展的影响；董正华[]研究了庞安时《伤寒杂病论》对温热病的认识；王大鹏[]较早地系统研究了朱肱《类证活人书》，认为朱氏研究伤寒，除狭义伤寒之外，实包括了多种温热病；王兴臣[]研究认为郭雍之学术源于《内经》、《难经》及庞安时、朱肱，采撷诸家之论，创立新说，突出类证鉴别以补仲景缺略，充实发展了外感热病的理论体系。

易法银[]系统考察了金元四大家对温热病学说的贡献；曹洪欣等[]认为金元时期是中医温病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研究了金元时期温病学病名、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的基本情况。

田思胜[]较早研究了刘完素伤寒学术渊源和学术思想，认为“疫病的流行是完素变革伤寒的根本原因”；李凤莲[]认为张从正的攻邪学说为明、清温热学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李华安[]参考历史资料和李东垣自述，认为李东垣所论的并非内伤、外感，而统统是外感，大概包括感冒、流感、传染性肝炎或钩端螺旋体等，皆属疫病范围。

2.4明代

明代，伴随着温病学说之形成，《伤寒论》研究的对象、范畴、方法等为之一变，由广义伤寒病之研究，转而为针对《伤寒论》原文之研究，使得后世《伤寒论》研究深化、兴盛。

明及明以前的《伤寒论》研究，是温病学说形成之基础；寒温分化，标志着外感热病认识上的飞跃。

这一时期的王履、汪机、李时珍、万全、武之望、缪希雍和张介宾等医家受到了较多关注，而以吴有性为极。

研究者认为元末明初的王履在温病学发展史上扮演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如柴中元[]、丁光迪[]等。

对吴有性的研究主要从其对温病学建构的贡献、戾气学说、膜原学说、温疫诊断、辨证、治疗（汗下二法为主）、方剂、药物、调摄和学术影响方方面着力，如李洪涛[]对吴有性的温病传染观进行探析，程宜福[]、彭锦[]等对戾气学说的解读，张再良等[]从温疫与伤寒、杂气与六淫、攻下与承气等方面对吴有性学术观点和历史贡献的探讨，雍履平[]等对吴有性下法治疫的剖析，朱立鸣[]则发现吴有性认可补正为疫病治疗的必要手段，姚伟[]对《温疫论》方剂药物进行了统计分析，张之文[]分析了《温疫论》对温疫学说、卫气营血学说、湿热学说、伏邪学说等的影响。

上述研究论文，全面勾画了吴有性的学术源流与学术思想。

2.5清代至民国

清代至民国时期，喻昌、戴天章、叶桂、薛雪、杨璿、刘奎、余霖、吴瑭、王清任、王士雄、吴尚先、雷丰、柳宝诒和张锡纯等医家的治疫学术思想较受现代研究者的重视，如刘雪堂[]对喻昌伏邪论等的探讨，李霞[]对刘松峰治疫思想及避瘟除疫方药的分析。

但其中最受重视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深入的毫无疑问是叶桂和吴瑭这两位医家。

朱相如[]、王道瑞[]等追溯了叶天士学术思想之渊源、阐释了其卫气营血辨证和诊治温热病的特点，陆文彬等[]较早探析了叶天士温病“存津液”之经验，彭学敏[]等对叶天士诊治疫病尤其是舌诊相关创见进行了总结。

俞景茂[]、张发荣[]、许家松[]等对吴鞠通的学术渊源（《内经》、《伤寒论》、叶天士）、学术思想（寒温之辨、三焦辨证）、治则治法（清热保津、救治昏厥）、承创方药（银翘散、加减正气散等）等进行了全方位论述，傅景华[]、王剑发[]等系统考察了吴鞠通三焦辨证体系的特点、三焦分治之法及其与卫气营血辨证的关系，江杨清[]、李宇俊[]等专门对吴鞠通养阴护津法进行了探讨，刁人政[]指出吴鞠通攻邪用辛凉苦寒等法、扶正用甘寒咸寒等法，邱德文[]等对《温病条辨》中的方剂结合三焦辨证和治法进行了分析。

上述研究从各个角度勾画了中医疫病诊治的历史长卷，颇具创见，为我们开展此次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文献、理论支持。

3、中医诊治疫病的基础理论历史演化研究

陈艺[]认为中国医学对于疾病之诊断与治疗方法可分为二大体系:

一为“万病一法”;一为“一病一法”。

“一病一法”为探讨疾病之个别原因、局部关系，以之制定之治疗方法。

“万病一法”为探讨疾病之共通原因，整体关系，以之制定之治疗方法。

如刘河间之基本理论实为“万病一郁”论，子和依“万病一毒”论，东垣持“万病一气”论，丹溪抱“总持万病”论。

笔者以为这一观点颇具启发性，万病一法乃探求诸病的根本因机、关系，从一个立足点出发，构建整个辨治理论体系；而一病一法为针对疾病具体临床表现的治疗经验的积累，依从万病一法之原则，指导具体的遣方用药。

笔者拟于研究中兼顾“万病”因机辨证与“一病”具体辨病，系统梳理疫病辨证体系之演化和具体疾病诊治之发展。

3.1疫病辨证理论历史演化

刘兰林等[]对六经辨证、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做了总体系统的研究，认为六经辨证形成于前，详寒略温；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继承于后，详温略寒，均是以外感热病为认识对象的辨证理论，为中医学界所公认的外感热病的三种辨证方法。

3.2疫病诊治理论历史演化

在疫病病因方面，方药中等[]指出历代医家的认识基本上从正邪两方面来着眼，内因是正虚，而外因是邪盛，这个邪古人主要归于“六淫”或者说“六气”，后来则经历了从伏邪到新感、从六淫到疫毒和戾气的变化；顾植山[]则详细论述了“三虚”致疫和“六气”病因学说的历史发展，认为戾气学说从整体观念角度看是一种倒退。

而对于疫病病机学的认识，方药中[]认为一般从邪气性质与传入途径的关系、邪气性质与临床表现及疾病定位的关系、邪入深浅与正气强弱之间的关系，李际强等[]则从六经病机、温热病病机、湿热病病机和温疫病机进行了分论。

此外，“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等经典原文也得到了较多关注。

疫病诊断除通常的手段之外，以舌诊受到最多专门研究，如李福海[]认为通过舌诊可辨别温病性质、判断卫气营血的病变部位、津液之存亡以及温病的传变、转归及预后。

治法方面，甘温除热、保津养阴等治则和汗、清、下法受到了较多关注，刘涛[]认为在温病治疗中首先应理清祛邪与扶正的关系，张莉云等[]认为无论解表、清气、清营凉血、通下还是滋阴诸法，首要都是“给邪以出路”。

3.2.4伤寒温病之辨

伤寒温病之辨是历代研究的热点。

张登本等[]指出历史上伤寒与温病关系的演变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

《内》、《难》时期的寒温一统、统于伤寒，仲景直至孙思邈的寒温分论、时有交叉；而从《外台》开始，伤寒温病各行其道。

戈敬恒[]对《伤寒论》和温病学进行了系统考察，指出寒温之争的根源是受到历史局限和自然科学条件的限制，《伤寒论》并非只为伤寒而设，其方剂能统治外感热病，六经辨证可用于一切外感热病但并非尽善尽美，而温病学的发展是对《伤寒论》的诊断、辨证和方药的补充，寒温统一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3.3疫病预防理论历史演化

中国人民在防治疫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吴大真等[]认为隔离检疫制度是控制传染源的重要举措、良好的卫生习惯是保障、药物预防是关键。

马有度[]则将中医防疫经验归纳为搞卫生、灭虫害，早隔离、避毒气，慎饮食、喝开水，顺四时、适寒温，勤锻炼、常强身，预用药、防邪伤。

高明明[]搜集了中国古代消毒与防疫史料，归类为熏蒸法、涂抹法、佩挂法、服药法、隔离法、人痘接种法。

4、结语

本课题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伤寒论》、《温疫论》、清四家（如吴鞠通一人相关论文306篇），重点突出，但对整个疫病证治发展的全貌关注不够，源流梳理不足。

在基础理论部分，热衷于对“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等经典原文或汗、下、清、滋等治法临床应用的探讨，对诊治理论历史演化情况缺少系统整理。

外感病，尤其是其中的各种急性传染病，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其所造成的危害之大，是任何其他疾病不能比拟的。

考察一个民族的医学发展源流，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就是这个民族与外感病或急性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

不止如此，笔者认为这种斗争也成为中医学术发展的最重要动力。

危重病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为疫病。

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从宋之前艰辛的学科构建到宋金元之后轰轰烈烈的学术创新，疫病的诊治在历史上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多数时候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寒温之辨不止是疫病诊治史上的主流，也是整个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主流。

中医的发展壮大正是因着一代代医者充分汲取前人智慧，尊古而不泥古，继承发扬的结果。

而我们今天研究疫病史，也正抱着同样的目的！

今天因为社会环境和医疗环境的变化，中医已经失去了危重病的诊治机会。

中医要破除人们对其不能治疗危急重症的错误认识，重新获取危重病尤其是急性病、疫病的诊治权力。

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笔者认为中医疫病证治源流主体研究应分历史时代完成防疫、治疫思想源流研究，以中医疫病学术发展为主体，分别以代表医家、医著和疫病基础理论历史演化为主要考察对象，兼顾社会、文化、风俗及其他（如宗教、符咒等）。

此外，还应从历史演化的视角，把握中医疫病证治的全貌，包含主要单病病种的证治源流（这是总论与分论、概要与细节的关系），也必然要涉及中医疫病证治中的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方法、治则治法、传变转归与预后、预防调摄及方药等的历史演化情况之分析。

最后，应对疫病代表著作研究开展重点研究，拟选取40部重要中医疫病相关著作，200部一般著作进行研究，兼顾重点与一般，主流与支线。

研究目标应为描绘中医诊治疫病的历史脉络及其基本理论的学术源流，指出重要医家的历史贡献，证明与疫病的斗争为中医学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探究中医疾病史研究的范式。

笔者认为：

我们要研究历史，不只是为了获取前人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资料的充分占有，分析和感悟，去思考，然后得到知识，而这个时候知识就变成了智慧。

真正重要的正是这种智慧——在大疫带来大问题时，总能千方百计去妥善应对、救助生命的智慧；不被大疫带来的大不幸击倒，反而能不断创造出新的中医理法方药的智慧。

这种智慧就是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就是中医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