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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永嘉诗学生态与赵师秀诗歌追求
永嘉诗学生态与赵师秀诗歌追求
摘要：
赵师秀是活跃于南宋中后期的“永嘉四灵”诗派成员之一。
赵师法晚唐是学界共识，从其《清苑斋集》中可感知，赵师秀诗歌题材以流连光景，应酬唱和为主，意境平和冲淡、清寒雅逸，格律对仗工整，专攻短章。
本文认为赵师秀的诗歌追求与永嘉的诗学生态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
在南宋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适宜选择晚唐诗风；永嘉优越的自然文化环境催进学习晚唐诗风；永嘉浓厚的禅道宗教氛围促进师法姚贾；赵师秀自身的才力、性格等主观因素决定了他宗法晚唐。
主客观因素互相作用，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赵师秀追求晚唐诗风，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关键词：
赵师秀诗歌追求永嘉诗学生态
赵师秀是活跃于南宋中后期的“永嘉四灵”诗派成员之一。
“永嘉四灵”包括赵师秀、徐照、徐玑、翁卷四位诗人，因四人都生活在永嘉（今浙江温州），且字里都带有一个“灵”字而得名。
“永嘉四灵”宗法晚唐是南宋诗坛独树一帜的诗歌流派，对前人，它改造江西诗派，去除其弊端；对后来，它启动江湖诗派而再创新、发展。
“四灵，倡唐诗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赵紫艺也”。
赵师秀被推为四灵之冠，在四灵中声望地位最高。
《围炉诗话》“永嘉四灵，赵紫芝为胜。
”《载酒园诗话》“永嘉四灵，赵紫芝最为佼佼。
”赵师秀诗学姚合、贾岛，尚苦吟，尊姚、贾为“二妙”。
所编《二妙集》选姚诗121首、贾诗81首。
绝大部分是五言诗。
赵师秀代表诗《岩居僧》中颔颈两联为“一鸟过寒木，数花摇翠藤。
茗煎冰下水，香炷佛前灯。
”诗句内容平和冲淡、清寒雅逸，格律对仗工整，极具姚贾之风。
关于四灵的诗歌风格及诗学作用，历代文人多有研究。
有关四灵诗歌追求的成因，人们多认为是为了纠江西之失，矫理学之偏。
本文试从永嘉诗学生态的角度浅析赵师秀选择宗法晚唐的原因，或可为研究赵师秀乃至永嘉四灵的诗歌风貌提供些许帮助。
一、特定时代背景下适宜选择晚唐诗风
1、政途无望，乐山水为诗
赵师秀生于1170年，卒于1219年，其生活年代适值南宋偏安于江南一隅之际。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举兵南下攻宋，同时金世宗完颜雍在辽阳称帝，金兵哗变，完颜亮被杀，南下之金军无功而返。
1163年宋孝宗继位，起用张浚北伐，遭到了符离之败。
隆兴二年（1164年），金兵再次大规模南下，迫近长江，宋廷与金议和签订了“隆兴和议”。
宋金进入南北对峙局面。
赵师秀便是在这样的屈辱的苟且偷安的历史背景下出世的。
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宋金对峙的相对和平的时期度过的。
待其成年，已是宋孝宗末年，多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孝宗梦想的中兴大业最终付之东流。
此后的光宗、宁宗昏庸懦弱、毫无作为，奸臣当道，朝政衰颓。
宁宗朝，外戚韩侂胄把持朝政，开禧二年（1206年）仓促发动北伐，未成。
主和派借机占据上风，向金乞求和议，签署了屈辱的“嘉定和议”，换得了南宋的苟且安生。
赵在其《题方兴化茔舍》中发出了感叹：
“但欲有言扶国是，不嫌无计作身防。
”此时如赵师秀一般义愤填膺的爱国人士也只能空有壮志，而得不到建功立业的机会，只得无奈长叹，以此释怀。
当然，南宋也是一个奸臣、权臣当道的政治黑暗的朝代，王渊、汪伯彦、黄潜善、秦桧、韩侂胄、赵汝愚、史弥远、贾似道……各个都权倾朝野、把持朝政。
朝廷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政治腐败。
正直的不愿攀附权贵的下层文人几乎无法立足，对其而言，南宋便是一个无望的时代。
赵师秀《九客一羽衣泛舟分韵得尊字就送朱几仲》中“慷慨念时事，所惜智者昏。
砭疗匪无术，讳疾何由论。
北望徒太息，归欤寻故园。
”陈述了文人心念国事而无能为力的无奈与苦闷。
赵师秀虽为宋太祖八世孙，但因申原沦陷避居永嘉，同样经受过颠沛流离之苦，与平民百姓无异，又耻于依附权贵，自然仕途不显，只做过州县级别的小官。
《春晚即事》“一身来作吏，白日算徒劳。
尘土侵衣重，年光如鬓牢。
”诗句中透露出了赵师秀虽为官吏却几乎无意的徒然无味与苦楚无奈。
自然赵师秀的诗歌从内容上就少有涉及政治、朝廷、君臣的篇章，甚至关乎战争、灾荒、官民矛盾的文字都是稀有之物。
仕途上无法创立建树，索性逍遥于世外，将精神追求寄托于山水禅寺。
《千日》“千日方过半，何因便得还。
就令凡事易，不及一身闲。
种术怜官地，登城忆自山。
苦吟无爱者，写在户庭间。
”逃离仕途，寻求自由，以诗言情已成为赵的不二选择。
《暮春书怀寄翁十》“未悔阔疏令事去，最怜乏绝坏身闲。
菖蒲九节今堪采，思尔逍遥涧谷间。
”如陶渊明一般归隐田园，或像九僧一样皈依佛门，其实是赵师秀在这种无望的时代里做出的无奈的退让性的选择。
时局上，朝廷的妥协退让换得了江南的相对安定，而南宋统治集团则建立了苟安江南的小朝廷，过着腐败奢靡的生活，终日沉湎于享乐。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情景，到了南宋末年更是有增无已。
理宗赵昀奢侈浪费，前辈难及。
尽管当时已是蒙古重兵压境，灾荒频仍，而皇室却照旧纸醉金迷，无异平时。
到南宋末年，上自皇帝、宰相，下至州县官吏，统治集团的腐败堕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这种稳定而奢靡的环境下，文学风气发生着变化，文人们也乐得清闲，逍遥山林，描写山林田园的文字盛行起来。
赵师秀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其诗歌题材上多流连光景、应酬唱和的闲适生活，缺乏深厚广阔的社会情怀和思想内涵，“所用料不过花、鹤、僧、琴、药、茶、酒，与此数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
2、江西流弊，宗晚唐纠失
除了社会时代这个大的背景环境的影响之外，当时文学界和思想界的一些动态也影响到了赵师秀的诗歌倾向。
此时崇尚精雕细琢的江西诗派已渐趋末流，时人称：
“近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事，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议论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
”中兴诗人们纷纷抛弃了江西诗派的理论，反对以书本才学为诗。
如杨万里在《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之二中有这样的观点：
“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
”随着江西诗派的流弊为人所知，晚唐诗便成为了诗人们追捧的对象。
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其《宋诗选注》中所说：
“一个学江西体的诗人先得反对晚唐诗；不过，假如他学腻了江西体而要另找门路，他也就很容易按照钟摆运动的规律，趋向于晚唐诗人。
”[1]赵师秀也应潮流之变明确地选择了宗法晚唐。
赵师秀与徐照、徐玑、翁卷商议：
“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
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
”四人遂组成诗派，尊崇晚唐诗风，矫正了江西诗派的偏失。
3、理学言道，重情感矫偏
思想界的动态同诗界动态一样也影响了赵师秀的诗歌选择。
到南宋中期，由于朱熹的努力，理学达到鼎盛。
虽遭“庆元学禁”，但在魏了翁、真德秀的努力发展之下，南宋后期理学再次兴盛。
在宋学发展之初，哲学与文学就构成一种并行关系。
因此，宋代知识分子多兼文人、学者于一身，哲学与文学呈一体化趋势。
在这一特定文化背景下，南宋盛行的理学自然对文学思想乃至创作走向产生影响。
理学家文学观的核心是文道关系，从本质上看，重道轻文是其总体规则，这样就忽视甚至否认了诗歌的艺术性。
宋理学家将“言志”与“吟咏性情”混为一谈，重理抑情，使诗歌成为了言理言道的工具。
并且朱熹一向贬抑唐诗，由此受到了诗界的一片诟厉。
为了纠理学之偏，赵师秀与同志者共同将学唐之风推向高潮，倡导学习晚唐诗那样将生活入诗，将情感入诗，又注重诗歌技巧，讲求平和清淡的诗艺之美，这样也就批判了理学家的言道为诗。
可见，赵师秀崇尚晚唐诗，是与其所处时代背景有必然联系的。
正如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所表示的：
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之中创作。
这种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创作范围。
二、优越的地域文化环境催进诗学晚唐
1、永嘉山水成创作源泉
永嘉的地理文化环境是影响赵师秀诗歌追求的又一客观因素。
永嘉的“永嘉”作为县名始自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
“永嘉”二字，是“水长而美”的意思。
永嘉古为瓯越之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多名山大川，环境僻幽，风景秀美，资源丰富。
界内楠溪江享有“天下第一江”的美誉，以水秀、岩奇、瀑多、村古、滩林美著称。
悠悠三里楠溪江，江流纯净澄碧、清澈见底，两岸叠翠峰恋，茂林修林，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如此美景不仅吸引了赵师秀闲逸于其中，而且也激发了他对自然的向往之情，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
如其《舟行寄翁十》中“江禽停晚树，涧水入秋潮。
”《送徐玑赴永州掾》“入署梅花落，过汀蕙草生。
”这些诗句都将浓厚的情愫灌注于永嘉的山水草木，永嘉的自然风光便成了赵师秀诗歌创作的源泉。
同时，永嘉的寺宇庙刹众多，僧道隐士多在这僻静幽美的山水之畔隐居，这也成为了赵师秀一个重要的诗歌素材，如《万年寺》“土栽芍药尤胜木，僧说猕猴极畏猿。
夜半空堂诸境寂，微闻钟梵亦成喧。
”《岩居僧》“茗煎冰下水，香炷佛前灯。
吾亦逃名者，何因似此僧。
”永嘉的地域环境成为了赵师秀诗歌的主要内容。
同时，永嘉的自然风光也滋养了赵师秀的诗歌旨趣与艺术风格。
僻静幽深的山水林木与袅袅玄虚的寺香刹音渐染了赵师秀的性情，抛开了忧人的战事与无望的仕途，他沉浸于这种安闲恬淡的山林生活，诗歌创作上追求平和冲淡、清寒雅逸的意境。
他的诗句没有浓艳夺目的色彩，没有豪迈壮阔的场景，没有高亢引吭的语调，没有慷慨激越的陈词，让人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清幽闲适的“和气”，一种圆润别致的“舒适”。
2、永嘉文化树诗风模范
除此之外，永嘉还是一块名人辈出、骚客荟萃的胜地。
永嘉历来人才辈出，文风鼎盛。
东晋南朝出任永嘉太守的历史名人有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和书圣王羲之、“山中宰相”陶弘景，到宋代又出现了“永嘉学派”哲学家叶适。
宋代永嘉共出过513名进士，史称此地为“小鲁”。
公元422年谢灵运任永嘉郡守，因郡中有名山水，肆意遨游，所到之处皆作诗歌咏。
他曾为楠溪江留下数篇诗作，《过白岸亭》、《登石室山》、《登永嘉绿嶂山》等只是如今可考的一部分，却已足见这位诗人对永嘉的喜爱。
苏东坡虽然未能亲身抵临，也在《寄题兴州晁太守新开古东池》中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自言官长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
”后人将谢灵运与陶渊明并称，渊明独得田园之趣，灵运独得山水之美，二人的美名与永嘉山水有着不解之缘。
今人所作《永嘉新赋》将永嘉的人文佳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右军手泽，历千载而与日月争其光辉；谢客诗篇，越百代而为山水增其荣色。
陶公隐逸，借石室修真，数卷真诰传天下；永嘉一宿，假报身弘法，一曲证道示众生。
……戴仲达重注六书，《说文》尤嫌不足；郑伯熊学宗事功，道义方信是虚。
张五高才，春山翻做丹青；黄公落拓，江风尽入画图。
荆、刘、拜，杀，杂剧乃诸戏之祖；生、旦、净、末，昆曲为天下所宗。
”[2]永嘉深厚的文化底蕴熏陶启迪了赵师秀，永嘉的文化名人，尤其是谢灵运，深深地影响了赵师秀。
谢灵运高雅不俗的人生情怀与显赫卓著的“山水诗鼻祖”的诗名都让赵师秀心驰神往。
赵师秀也模仿谢灵运登山临水，欣赏永嘉独特的山水文化之美，创作大量安闲淡雅、简约清丽的山水田园诗歌。
这样，赵师秀的诗歌风格倾向就渐渐向和婉幽深的晚唐诗风靠拢，赵崇尚晚唐诗人的清净淡然便也无可厚非了。
赵师秀清雅秀润的诗风带有明显的永嘉特色，是在永嘉山水美景与人文佳境的双重影响下的自然结果。
从其诗歌内容、意境到诗歌风格，都与永嘉独特的气息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三、浓厚的宗教氛围促进师法姚贾
南宋后期除了有文学界与思想界的风气波动以外，宗教文化的演进与合流也是当时极为重要的一个时代现象。
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与道教的发展也深深地影响到了赵师秀的诗歌创作倾向，今人对此研究尚不够广泛，故单独提出以详细分析。
1、释家禅学陶冶诗情
佛教在浙东地区素来就有较深的根基，佛教传入中国之处，永嘉因其地理优势成为佛教文化的滋生与弘扬地。
虽然唐代武宗灭佛，但到宋时又得到中兴。
南宋时，随着杭州成为佛教中心，永嘉的佛教也极为兴盛，释家僧侣与庙宇寺刹的规模与数量几乎可称得上前所未有。
赵师秀活动的浙东地区就有南宋的四大佛刹：
温州龙翔寺、天台国清寺、金华宝林寺、奉化雪窦寺。
时人虽没有集聚遁入空门，但面对内忧外患，多选择以参禅顿悟的途径来缓解愤懑之情，寻找精神上的解脱与宁静，一时间参禅悟禅蔚然成风。
赵师秀在这种氛围中，亲身接触并体悟着佛教的思想与文化，渐染于释家的生活态度与思维方式。
在其诗作中，有关寺庙僧人的作品占有相当比重，诗歌直接以寺名为题的就有《万年寺》、《翠岩寺》、《雁荡宝冠寺》、《桃花寺》、《信州草衣寺》、《龟峰寺》等多例，诗中提及的佛教徒有“岩居僧”“吴僧”“石门僧”“北山僧”“五峰僧”等数位，访僧谈禅更是其诗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茗煎冰下水，香炷佛前灯。
”（《岩居僧》）是与僧友品茶敬佛；“住院吴僧老，相迎忆旧逢。
”（《翠岩寺》）是逢故僧相迎忆旧；“城郭经寒近佛生，偶来高顶作山行。
竹房冷落无僧在，独倚阑干听晚莺。
”（《巾子山作》）是寻佛不遇听莺冥想悟禅……当然，赵师秀本身也接受了某些佛教理论，在其部分诗篇中，诗句透露出较深刻的禅意。
《移居谢友人见过》“有井极甘便试茗，无花可插任空瓶。
”从中能感悟到释家“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空无思想。
赵师秀作诗，意象集中于花、鹤、僧、琴、药、茶、酒等，后人批评其取径过狭，格局太小，这的确是赵师秀作诗局限所在。
但结合禅佛对其诗歌理念的内在渗透来看，这似乎又是一种必然。
佛教徒多选择清幽静谧的山林这样的远离尘嚣的自然之中，其中的景物都是禅诗的创作素材。
对人生境遇极度失望的赵师秀欲以参禅获得精神上的解脱，自然就会像僧人一般亲近山林，崇尚隐逸，展现出清逸淡泊的情怀，取径狭窄也是难免的了。
由此可见，赵师秀的诗歌选材受到了佛教思想文化的影响。
在此种生活方式下，以僧为友，以僧为师也是一种自然结果，有过早年出家为僧经历的贾岛也自然成为了赵师秀的师法对象。
赵师秀的诗歌风格便源于贾岛的如禅语般的平和静穆、言简意远。
赵师秀的生活方式、精神理想与诗歌审美逐渐融为一体，这都与佛教的出世态度、修身养性的观念形成一致。
在诗歌风格上，赵师秀自觉认同了姚贾的清苦诗风，追求诗歌意境的“空”与“清”。
佛教的人生苦难观讲求从人的主观认识上忍受苦难，化“苦”为“不苦”，这也渗入了赵师秀的诗歌审美理念中，贾姚苦吟诗风便成为了其宗法对象，且以“苦吟者”作为代称，如《后哀》中：
“寄言苦吟者，勿弃摄生诀。
”若想化“苦”为“不苦”，就要保持一种空无心态。
释家主张“一切皆空”，得失成败亦是虚幻，不必执著于俗世的羁绊，应随缘自适。
佛教也十分看重“清”，在空无的基础上，追求的是佛性的清净，“清静”是佛的本性，也是成佛的必要条件。
要做到清静，就要放弃对世俗欲望的追求。
赵师秀面对腐朽的朝廷与无望的前途，也积极用人生空幻的观念改变挫败的愁苦，追求本性的清静，不再执著于仕途上的得失。
《冷泉夜坐》中“清净非人世，虚空是佛心。
”就是在佛教空无观、清净观的影响下形成的人生态度与诗歌追求的体现。
2、道家风骨修养诗风
同时，宋朝统治者多好道，尤其宋徽宗迷信道教，自封教主，道教在永嘉也十分盛行。
宋初南宗紫阳派鼻祖张伯端始创了内丹学。
南宋符箓道教也极为兴盛。
南宗受符箓派影响推行雷法，符箓派也受到了南宗影响，宋室南迁后逐渐兴起的神霄、清澈、明净等新道派也都兼行内丹学。
南宗以及符箓派的理论和方法成为南宋道教的主流。
赵师秀不仅在生活中与道教人士有所交游，而且在诗中对南宗雷法、内丹派、神霄派等都有所体现。
《沈洞主》“案上阴符卷，应逢骊母传。
”便是赵师秀酬谢习练雷法的道士沈洞主的诗作。
《赠孔道士》中“访师行郡远，爱竹透庵寒。
见说丹炉内，黄金化不难。
”是写访孔道士观其炼丹；《赠易道士》中“诗好当开板，灵丹不化银。
旧山新筑观，惟梦得归频。
”是将作诗与炼丹相联系，表达了惟愿在观中流连的情感。
赵师秀定是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就连性情上也有体现。
周密《齐东野语》记载：
“端平间，周文璞、赵师秀数诗人春日薄游湖山，极饮西林桥酒垆，皆大醉熟睡。
忽有髽髻道人过之，哂曰：
‘诗仙醉邪？
’”赵师秀之清狂飘逸可见一斑。
而且他笃信性命双修的道家理论，在《哀山民》中有这样的诗句：
“多愁积如山，令君心不闲。
残疴故未去，涩啬肠腑间。
”他分析徐照、徐玑早逝的原因是没有做到性命双修，而无法长寿。
赵师秀所处年代，正是佛道两教文化思潮合流之际。
道教学说素来就有“三教合一”的思想，道教是在吸收佛教、儒家思想的过程中完善形成的。
佛道关系一直是在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演进的。
在佛教盛行的时代，道教常与儒家共同抗佛，但也吸取了佛教虚、空、玄思想，实际是一种援佛入道。
佛教虽排挤道教，但也在隐性的接纳道教的一些教义。
在统治者佛道并重、儒学地位显著的宋代，随着道教依据“三教合一”思想空前吸纳佛儒思想，佛道思潮的合流成为了一必然趋势。
赵师秀在佛道文化的熏陶中，寻找与其诗学思想相契合的观念，其诗歌风格中的清、静、虚、空的本质追求与圆融自如的佛学精神、阔朗清虚的道家风范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
可以说，“正是在禅道两大宗教思潮合流过程中，在禅、道、诗的交汇点上”，[3]赵师秀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诗旨、诗风。
四、自身主观因素决定追求晚唐诗风
虽然时代、地域、宗教等外在因素都对赵师秀的诗风有所影响，但所有的外在条件都是在主观的接受下才得以发挥作用。
赵师秀自身的资质才力、审美接受理想、性格特征等主观因素对其诗歌追求的决定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因为留存资料有限，今人很难把握其主观选择的特点及作用。
本文试从赵师秀诗作及诗论入手浅层次分析其自身特征对诗歌追求的影响。
1、才力不足而为小
虽然以赵师秀为首的永嘉四灵在南宋文学史上书写了不可磨灭的一笔，但相对于诗骨陈子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甚至江西诗派的黄庭坚来说，在后人的评论中，赵师秀、徐玑、徐照、翁卷四人的创作就显得难登大雅之堂。
在江西诗派流弊尽显，文人们纷纷选择重尚唐风的时期，赵师秀又为何舍弃最具唐诗特色的盛唐诗风作为宗法对象，反而选择渐入唐诗末流的晚唐诗风作为效仿的不二之选？
同样是延袭晚唐诗风，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的诗歌成就又在赵师秀之上，原因何在？
其实这主要缘于赵师秀自身的资质才力有限。
钱钟书先生在其《宋诗选注》中提到了叶适与朱熹的争论：
“叶适认为：
‘杜甫强作近体，当时为律诗者不服，甚或绝口不道。
’朱熹批评过叶适，说他‘谎话只是杜撰’，又批评过叶适所隶属的永嘉学派说：
‘譬如泰山之高，他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
’他说杜甫‘强作近体’那一段话，正所谓‘只是杜撰’；他排斥杜甫而尊崇晚唐，鄙视欧阳修、梅尧臣以来的诗，而偏袒庆历、嘉佑以前承袭晚唐风气像林逋、潘阆、魏野等的诗，正所谓‘只是小’。
”[4]的确，赵师秀并不是灵感如泉涌的才子，他只是一个情感平和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生活不够丰富广阔的普通儒生，无法走以情感为诗的路线，虽然反对“资书以为诗”，但又缺乏大家的实力，学习晚唐诗也是一种量力而行的选择。
从四灵在商议组建诗派，确定师法路线时的话语中，我们可推测出赵师秀选择唐诗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兴趣，而是为了“名家”，这也是无法“达则兼济天下”退而“穷则独善其身”的选择。
而选择晚唐诗则是因为“昔人”之诗着力处在“浮声切响，单句只字计巧拙”，具有可操作性。
晚唐体以近体为基本形态，偏爱五言律诗，易于操作。
近体诗对天赋的要求不像古体那么高，要求的是勤奋。
并且律师极为注重颔颈两联的对仗，则“忽视”首尾两联，许多诗人仅因一两联佳句而出名。
这些都在赵师秀的考虑范围之内，依据自身有限的才力，结合对晚唐诗特点的分析，赵师秀在晚唐诗的田地里开始了耕种。
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九四《野谷集序》中记载了赵师秀的一句著名诗论：
“古人之诗文，大篇、短章皆工；后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联一句擅名。
顷赵紫芝诸人尤尚五言律体，紫芝之言曰：
‘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
’其为言如此。
”这反映了赵师秀专攻短律（五言律诗）的创作风格，同时也道出了赵师秀“做”诗所追求的形式上的“苦吟”——专以炼句为工，句法又以炼字为要。
刘克庄在《林子显（诗）序》称赵师秀为首的四灵“苦吟过于郊、岛，篇帙少而警策多”（《后村大全集》卷九十八）。
赵汝回《瓜庐诗序》称其作诗“冶择淬炼，字字玉响，杂之姚、贾中，人不能辨也”。
五言专诚的赵师秀在苦吟方面较姚贾有过之而无不及。
《冷泉夜坐》“众境碧沉沉，前峰月正临。
楼钟晴听响，池水夜观深。
清净非人世，虚空是佛心。
却寻来处宿，风起古松林。
”在《瀛奎律髓汇评》中纪昀评此诗：
“自然清妥，四灵诗之意境宽阔者。
《诗人玉屑》谓‘听’字初作‘更’字，‘观’初作‘如’字，后及改定，便觉精神顿异。
”并且他还称道：
“四灵皆以炼字为宗，而师秀才力稍富健。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清苑斋集》）除此之外，《大慈道》“小寺鸣钟晚，深林透日微。
”《送邓双卿》“江满帆侵树，山高烧入云。
”这些都是精心锤炼的佳句。
当然，赵师秀刻意苦吟，也是因为才力不济，不可依才情为诗，故勤奋钻研锤炼，因狭出奇。
2、心性平和尚晚唐
赵师秀虽才力有限，但凭借习得姚贾的苦吟在文学上颇有造诣。
平和的心态、淡然的性情是赵师秀宗法晚唐的又一主观因素。
赵师秀一直仕途不顺，长期沉于下僚，但面对这些一直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即使有数首表示对当权者的愤慨和对时局的无奈的语句，但读来只算作牢骚碎语，称不上豪言壮语。
可见赵师秀性格上有别于盛唐人的昂扬自信、激情浪漫，而是一种经过节制约束的清淡平和。
自然，有这样的性格，也就有同样的诗歌审美情趣。
赵师秀所辑的《二妙集》、《众妙集》中收录的诗歌词体和平，表达含蓄，与其说平和含蓄是贾岛、姚合与大历诗人诗歌特点，不如说是赵师秀选诗标准，是其诗歌审美标准，是其诗歌创作的倾向。
赵师秀强调诗歌体格的平和，敛情约性，尽量规避激烈的怨伤情感。
吟诵唐诗，明显体会得到，盛唐诗句代表着一种阔大广远、蓬勃开展的进取精神，高调外现；晚唐诗句代表着一种嶙峋清寒、悲而不哀的淡泊情怀，低调内敛。
杨万里高度赞评晚唐诗具有“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温柔敦厚之旨，即透露着委婉讽喻的质疑。
心态平和的赵师秀更倾向于工夫纤细、诗调平稳的晚唐诗，而弃绝了气魄广大、格高语壮的盛唐诗。
赵师秀的诗清而不枯，淡而有味，呈现出一种平和恬淡的气象。
赵师秀也自觉追求着诗歌词体的平和。
他认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因素是心源澄净，不纠世纷，淡然处之。
在《哭徐玑》中他称赞徐玑“淡然安贫贱，心夷语自秀”。
只要保持淡然平和的心态，诗句也就清新灵秀。
《送徐玑赴永州掾》“莫因饶楚思，词体失和平。
”只怕徐玑到了荆楚被熏染，作诗失掉了平和之意。
韦居安在《梅磵诗话》卷中记载：
“杜小山耒尝问句法于赵紫芝，答之云：
“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
”赵师秀超脱淡然之态尽显。
将不露强烈感情锋芒作为佳作好诗的标准虽有偏颇，但这决定了赵师秀宗法晚唐的诗歌追求。
“不染世间如菡萏，只留胸次著潇湘。
”（《赠源长老归自湘中》）“残风忽送吹营角，声引边愁不可听。
”（《多景楼晚望》）“有约不来夜过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约客》）这些诗句所营造的意境都充分显现了赵师秀诗歌审美理想——平和恬淡。
结语
综上所述，赵师秀在适宜的时机、适宜的地域、适宜的宗教背景下培养着适宜的性情，而这种平和淡然的性格又决定着时代、地域、宗教因素的影响发挥。
赵师秀在诗歌创作上宗法晚唐是在主客观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概括来说，是永嘉诗学生态影响了赵师秀的诗歌追求。
赵师秀崇尚晚唐，复归晚唐是一种必然。
虽然赵师秀在现代评价不高，但在南宋永嘉，他成为了诗坛的领军人物，为诗歌发展做出了不可否认的推动作用。
注释：
〔1〕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160页。
〔2〕杨大力，《永嘉新赋》，。
〔3〕赵平，《宋代道禅演进与永嘉四灵诗旨的形成》，《台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4〕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220-221页。
参考文献：
〔1〕赵平校点，《永嘉四灵诗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2〕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3〕钱钟书，《谈艺录（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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